“文革”中我國究竟有多少作家自殺？那段歷史人們應該記憶猶新。我覺得應該把一些作家、藝術家和學者們自殺和他殺的真實情況寫出來，讓我們在血的教訓中，變得冷靜起來，堅強起來，歷史絕對是不該遺忘，更不應該是被歪曲的。

自殺的外國作家，如茨威格、川端康成、海明威、法捷耶夫等自殺的外國作家，這些人名氣很大，自殺了影響也大，但人數確實不多，自殺的原因都不是在某一個政治浪潮中被逼上絕境的。他們有的是在生命哲學上鑽進了ニ籃同，與世俗格格不入才自殺的，如川端康成；有的是疾病纏身，對健康失去信心而自殺的，如海明威；也有的作家是在愛情上受到打擊憤而辭世的，如美國20世紀被稱為最富才華最有創造力的女詩人西爾維亞·普拉斯（Sylvia platns1932年-1963年）；有的是，比如法捷耶夫，則是用別人的血染紅了自己的帽頂，出於畏罪抑或出於懺悔，加之對理想前途喪失信心而寧願選擇一死來解脫的，等等。總而言之，他們都是內心產生了某種不平衡，對生命失去希望和信心而選擇自殺，這與中國作家的因受政治迫害，人格受到侮辱，憤而自殺是不一樣的。十年浩劫中死於非命的作家學者和藝術界人士，那數字是驚人的，是駭人聽聞的，在世界歷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

寫到這裡，“文革”中就死辭生的作家們和演藝界人士那慘痛的景象，又跳蕩到我眼前，讓我們還是用事實來說話吧：

1976年夏天，“文革”尚未收場，在剛剛經歷地震災害的唐山，在一頂小帳蓬里，筆者正奉命協助詩人田間起草一篇電稿，是當時流行的所謂“致敬電”。後來終因兩人積極性不高，沒能寫出來。也許是大震後魚爛陸沉的悲慘景象和壓抑的氣氛刺激了詩人的心靈，他以低沉的語調，突然向我敘述十年前河北省作協主席遠千里的死……

他說，大約是1967年夏天，他和遠千里被造反派監管在一間房子裡。有天早晨，遠千里遲遲不起床，田間有點納悶，掀開他的蚊帳，那眼前的一幕使他差點憋過氣去：原來遠千里用須刀割斷了血管動脈，身上和蚊帳上都濺滿了鮮血……。他趕緊去找領導，遠千里的夫人、作家於雁軍聞訊趕來，面對如此悲慟的場面，她沒有哭，“大悲無淚”，人在極度悲慟時是沒有眼淚的，只喊道：“老遠，你不管我們娘兒們啦……”

遠千里不幸去世後，孫犁先生曾對他作過這樣的一個評價“這是一個美好的，真誠的，善良的靈魂。他無負於國家民族，也無負於人民大眾。”但那是一個“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年代，茫茫大地歸何處，美好理想化成灰，遠千里被逼走投無路，他不想當牛鬼，天天被批鬥，他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可是那種年月，冤獄遍地，不堪屈辱，又無處躲藏，陷於絕境，最後只好選擇了用自己的血肉之軀與邪惡作抗爭的一條路了。

1979年春夏之交，我從中越邊境回到昆明，來到離雲南大學不遠的蓮花池畔，去憑弔詩人、散文家、教育家李廣田先生。他是“文革”中不堪忍受造反派們對他的侮辱，在這裡投湖自盡的。我去的時候是一個黃昏，在湖邊我遇到一位釣魚歸來正在閒坐的老工人，他家就住在附近，他是那幕慘景的目睹者。聽我說我是來憑弔李廣田先生的，他說：“那天清早，聽說湖邊出了事，我和老伴匆忙趕來，見李校長（廣田先生時任雲南大學校長）躺在水邊的草叢裡……他是我們敬重的人，我的老伴立時就哭了……”

我看着黑沉沉的湖水，腦子裡卻想起多次聽昆明人說起的故事：那是1945年冬天，國民黨反動派對徒手學生製造“一二·一”慘案，當時李廣田先生是西南聯大的教授，他與著名的進步教授李公朴、聞一多、吳晗等一起，置生命安危於不顧，走在遊行隊伍的前頭，高喊“血債要用血來還”、“要和平、要團結、要民主”等口號。又與李公朴、聞一多、吳晗等一起，被特務列入準備暗殺的黑名單；我還想起他曾懷着滿腔熱情，撰寫了歌頌這個城市的著名散文《花潮》；想起他在建國之後，先在清華大學後在雲南大學，對祖國高等教育事業的貢獻……我和廣田先生只有一面之緣，那是50年代初，曾聽過他一次有關新文學的報告。而此刻，他那和藹可親的面容，又出現在我的面前。

當年國民黨反動派沒能殺死李廣田先生，而如今，他卻面對一夥無知的青年學生，在自己還沒有弄懂什麼是“革命”、什麼是“反革命”、什麼是“敵人”的情況下，就革起不該被革的人的命來，瘋狂地喊着“革命不是繡花，不是請客吃飯”、“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等口號，掀起了鋪天蓋地而來的批鬥之風。一時間，祖國大地上桂折椒焚，玉碎珠沉，如廣田先生般知識分子聚集的高校更是不能倖免。廣田先生的朋友有的自殺了，有的被害了，而他自己插翅難飛，無法躲過這場空前的浩劫，只好走上自絕不歸之路。

鄧拓先生1966年5月自殺身亡，這幾乎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當鄧拓含冤去世之前，那些有組織有預謀的口誅筆伐文章，就出現在報紙上和廣播上了。這篇篇殺人不見血的誣衊檄文和像泰山壓頂般置人於死地的政治帽子，使他無法承受，無法分辯，他只好捨身赴死了。然而在那篇批判小人的文章中，作者卻有這麼一段文字：“而中國作家，若尊嚴和生存只能選擇其一的話，那麼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會認為生存是最重要的。人在矮檐下，誰能不低頭。”“鄧拓先生……當他為三家村一員，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時，也只能低頭接受批鬥，而做不到殺身成仁。”

事情果真是這樣嗎？不是的。我是1980年才知道事情真相的：1980年春節剛過，前公安部副部長、青海省省長王昭被林彪在青海的死黨迫害致死十周年忌日，他的妻子韓琴譜大姐在家舉行了一個小型的追悼紀念會，我也應邀參加了。會上遇到鄧拓先生的夫人丁一嵐大姐。我曾猶疑多時，依然忍不住向她提問：“老鄧同志（新聞界都習慣這麼稱呼他）怎麼沒能過去這個坎？”對我的問話一嵐大姐沉默有時，然後沉痛地說道：“政治壓力太大呀，是非功過都顛倒了，真的假的分不清，他的身體又不好，料想經不住這風暴，也擔心我和孩子受他的連累……”說着，淚水已在她的眼眶裡打轉了。

於是，在那祖國大地萬民心驚膽寒的日子裡，鄧拓“寧使寸寸折，不作繞指柔”，勇敢地殺身成仁了。鄧拓先生憑他知識分子的良知，1957年因懷疑、抵制那場不該發生的“運動”，被扣上“死人辦報”、“書生辦報”的帽子，他預料這一次運動到了徹底清算他的時候，不會對他網開一面。據人民日報社的同志說，在他自殺前的一個深夜，鄰居見他站在桌子上，藉手電筒的光束欣賞自己珍藏多年的掛在牆角的字畫。“文革”前，他把自己高價收買價值連城的蘇東坡的真跡《瀟湘竹石圖》以及其他許多名人字畫無償獻給國家。他是多麼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藝術，多麼捨不得丟棄這一切！奈何蒼天不仁，他只能就死辭生，來維護自己的尊嚴和良心，撒手而去了。

當著名影星阮玲玉自殺後，魯迅先生曾說自殺是需要勇氣的話。他說“自殺其實是很不容易，決沒有我們不預備自殺的人們所渺視的那麼輕而易舉的。”在這裡，我自然不是提倡自殺，但我讚美自殺的勇氣，我讚美鄧拓先生那剛強的性格和浩然的正氣。“士可殺，不可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些古訓，在中國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烙得太深了。鄧拓年輕時即服膺明代于謙的詩“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間”，鄧拓先生以死明志，以死抗爭，以死洗刷自己清白之身的壯烈行為，是值得人們永遠欽敬的。

無獨有偶。繼鄧拓先生自殺不久，他的下級，曾任《人民日報》文藝部負責人的陳笑雨（集體筆名“馬鐵丁”的主要撰搞人），在報社蒙受數次批鬥，並在一次“牛鬼蛇神”游樓時逼他下跪請罪，還有人打了他一記耳光，且揪撕他的頭髮讓他抬頭看看“我是誰？”在這種深受侮辱的情況下，家屬也只好劃清界線，他面臨一種前有埋伏、後有追兵、四面楚歌的困境……那天黃昏，笑雨先生沒有回家，逕自來到從釣魚臺流出來的清水河邊。當人們尋他不見，想起他走出報社大門時，曾把一個書包扔在收發室，打開書包找出一個本子，上邊赫然寫着兩行字：“死了比活着好，死了更乾淨。”當尊嚴與侮辱相碰撞時，笑雨先生義無反顧，選擇了尊嚴。

又豈止是鄧拓、陳笑雨，還有現代新聞出版界的先驅范長江和金仲華兩位前輩，以及多年來雙棲於新聞界和文學界的楊朔和政論家姚溱兩位先生，都曾有過鄧拓、陳笑雨類似的思想軌跡，勇敢地結束了他們寶貴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