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作者：羽戈

这是一副无情对，上下联内容全不相干。上联所云杨三，本名杨明玉（一作鸣玉），兄弟辈中排行第三，故称杨三。他唱昆曲，演丑角，一般称昆丑，因其出身苏州昆班，亦称苏丑。同治、光绪年间的戏剧界，有“同光十三绝”之说，其中仅两个丑角，一是京丑刘赶三（刘保山），二即苏丑杨三。“杨三已死无苏丑”，意思是，杨三代表了苏丑表演的巅峰或绝唱。下联所云李二，即李鸿章，兄弟辈中排行第二，故称李二。他不仅被骂作汉奸，还被称为“清末第一汉奸”。杨三与李二对照，关乎一段史事，正须一一道来。 尽管不知作者为谁，这副对联的创作时间应可确定：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之後。愤怒的国人为了攻击他们眼中的卖国贼李鸿章，不惜拉出已经去世一年的杨三，甚至还虚构了一些故事。如刘体仁《异辞录》云：“平壤之败，诏夺文忠（李鸿章）三眼翎，褫黄马褂。次日，伶人赶三演《丑表功》，去保儿插诨云：‘我有汗马功劳，奈何夺我三眼翎，褫我黄马褂？’其时勤恪公（李瀚章）子经楚佑三明保入都，市井无赖怨赶三者，假佑三名，俟其出，执而鞭之，赶三寻死。”

这个故事当中，赶三被害死，只是假借李鸿章的侄子李经楚之名。百年过後，叶曙明写李鸿章大传，李经楚则直接成为凶手：“有个叫杨赶三的戏子，演剧《丑表功》时，在台上说：‘我有汗马功劳，奈何夺我三眼翎，褫我黄马褂？’刚好台下李瀚章的儿子李经楚（李鸿章长兄李瀚章的次子李经楚，交通银行首任总经理。）等人在看戏，勃然大怒，冲上去把杨赶三揪下台，送到官府里，打了一顿板子。不久，杨赶三惊吓过度而死。坊间流传一副对子：‘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更好笑的是，作者似乎把杨三与刘赶三混为一谈。

要辨析此中真伪，其实不难，只需翻翻杨三的简历。他生于1815年，死于1894年，绝无可能与1895年的李鸿章发生关系。所以说这是无情对，“杨三已死”与“李二先生”八竿子打不着，风马牛不相及（然字字对得工）。

且让杨三的归杨三，李二的归李二。这里要说的是李鸿章的汉奸问题。他背负汉奸之名，罪证大体有四：一是兴办洋务，二是外战主和，三是割地赔款，四是收受贿赂。第四点特指1896年《中俄密约》谈判期间，俄国人为了促成签约，向李鸿章行贿300万卢布（一说“50万卢布和25万卢布的贵重礼品”）一事，不过此案疑云密布，一来只有俄国人的孤证，二来与李鸿章谈判的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在其回忆录中一面坦言向李鸿章行贿，一面坚称“李鸿章当时在彼得堡没有得到任何贿赂”。对此，我们不妨追随陈旭麓、马忠文等历史学者的推论，姑且存疑。

第一点则可多说两句。晚清时期，在一些极端排外的国人——如义和团——眼里，不止办洋务的人，只要一个人与洋字沾边，譬如使节、翻译、留学生等，都是汉奸，用义和团的话讲，叫二毛子、三毛子（洋人叫大毛子）。哪怕圣贤如曾国藩，都不能免于骂名，遑论他的同乡、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不仅被骂作汉奸，被怀疑“诚不知是何肺肝”，“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还与李鸿章一样，被编入对联以羞辱：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更可怕的是，他死後依然不得安宁，1900年，义和团啸聚华北之际，刑部侍郎左绍佐趁势上疏，要求清算两大汉奸：“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此时距离郭嵩焘谢世已经十年。当然现在来看，彼时的汉奸，实则为开眼看世界的先知，这不是罪名，而是荣耀。

至于第二、三点，不妨合在一起说。无可否认，不论中法战争（1883年12月～1885年4月），还是中日战争（1894年7月～1895年4月），李鸿章都是主和派，而且是领袖人物。

以前说过，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抗日战争结束，这一百年来，大部分中外战争，都徘徊于“战难，和亦不易”（胡兰成语）的困局之中。战难，由于国力、军力俱不如人。譬如十九世纪80年代的中法战争，李鸿章判定“南北洋水师尚未练成，不能与法国角逐”。十九世纪90年代的中日战争，李鸿章的女婿兼幕僚张佩纶认为“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淮军名将刘秉璋之子刘声木直言道：“当时我国陆军万不能敌日本陆军，海军万不能敌日本海军，稍有知识者无不知之，不待智者也。德宗景皇帝（光绪）昧于外情，轻于尝试。文忠（李鸿章）久知淮军暮气甚深，海军又属新练，厌战主和，原属不得已之苦衷。”

和亦不易，除了要满足列强的贪婪胃口，还得化解朝野主战派制造的舆论压力，後者往往更其艰难。所以说，时人认为甲午战争系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还是低估了他；实质是“以一人敌两国”：日本和中国。

既然战和两难，作为国家重臣、北洋领袖，李鸿章所需考虑的问题，则在使中国的损失或牺牲最小化。如开战败北而赔款，与主和而直接赔款，哪个数目更小。以此来看甲午战争，可知其关节点，不在中国为什么战败，而是该不该开战。如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对李鸿章的深切批评：“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後（慈禧）仇外之淫威，下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就此说来，主和不是罪名，不敢坚决主和才是天大罪过。

战败之後，自然要签约，丧权辱国，在所难免。任谁去谈判、签字，都将是替罪羊，千夫所指，人皆欲杀。如果说签署《马关条约》，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兵败的责任人之一，不得不出来顶缸。那么签署《辛丑条约》，清朝的失败，几乎与他全无关系，八十老翁，扶病北上，则纯出于责任。这非但不是卖国，反而一派爱国的热忱。再如，与日本谈判，割地赔款，乃是朝廷的统一决策，李鸿章原本主张可赔款不可割地，“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到头来，他却成为最大的卖国贼，替整个朝廷买单。这已经不是奸臣为皇帝顶罪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更深的政治悲剧。

李鸿章晚年曾以裱糊匠自嘲：大清王朝如一间破屋，其一生功业，办厂、练兵等，则似裱糊匠东补西贴，勉强涂饰，将之敷衍为净室，待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这番话无奈而沉痛。庚子年北上之前，裴景福问他怎么收拾残局，他答以三点：剿拳匪以示威，惩罪魁以泄忿，第三则是赔款，“兵费赔款之数目多寡，此时尚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作得到否？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李岳瑞《悔逸斋笔乘》）。

这番话同样无奈而沉痛。然而，就是这么一位豪杰，一生被守旧派骂作汉奸，被清流党骂作汉奸，被义和团骂作汉奸，被愚昧的民众骂作汉奸，至死都不能摆脱汉奸的骂名。即便如此，其绝笔诗依旧忧国忧民，读之令人无语凝噎：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传英国代表80年代访华，和中国商谈香港新界99年租期届满的续租问题，被邓小平一口否决：“我不是李鸿章！”可见遗毒仍在（1840年，清廷代表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英国签《南京条约》，割让香港，与李鴻章（1823－1901）无关。新界是1898年租借给英国的，到1997年正好99年。）。後来撒切尔夫人访华时告诉邓小平，新界有99年租期；香港本岛是当年割让给英国的，没有租期届满一说。邓小平一下懵了，于是指着撒切尔夫人跟翻译说：“告诉这个婆娘，主权问题没得商量。”撒切尔夫人气得一出大会堂就在下台阶时跌了一跤。中国把这个镜头播放出来讪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