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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首蔡元培
送交者: 余东海 2019年05月21日20:49:26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祸首蔡元培

独尊中道,始于上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历代圣王所传承,作为中华道统,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和中华文明的支柱。后被暴秦废弃,由董仲舒先生和汉武帝恢复,持续至清。民国初,再次被蔡元培废弃,至今未复。

 

1912年初,由蔡氏任教育总长的教育部公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否定了清政府“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规定“小学废止读经”。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指出:“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

 

其实,清季学部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并不中正,应将尊孔、仁民、爱国置于忠君之前。但是,蔡氏之言,却是混扯。忠君思想,既适合于君主制,也适用于君主立宪、儒家宪政和民主制。民主国家,总统就是君。尊孔与宗教自由,亦毫无冲突。主体文化一元化与文化市场多元化,相辅相成。

 

后来教育部重申“废止读经”规定并废除跪拜孔子之礼。1912年7月,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教育部提出了《学校不应拜孔子案》,阐述了禁止学校拜孔之三条理由:

 

“前清学堂管理通则有拜孔子仪式,施行以来,窒息殊多。孔子并非宗教家,尊之自有其道,今乃以宗教仪式崇奉于学校之中,名为尊孔,实不合理。此学校不应拜孔子之理由一。教育与宗教各有目的,不宜强合为一,今以似是而非之宗教仪式行于学校,既悖尊孔之义,尤乖教育目的,此学校不应拜孔子之理由二。宪法公例,信教自由为三大自由之一。今以学校拜孔子之故,致令他教之弟子,因信仰不同,不肯入学,既悖宪法公例,尤与教育普及大生障碍,此学校不应拜孔子之理由三。有此三理由,故学校之中,宜将此项删去。”

 

三条理由似是而非,都不成立。其一,拜孔表示对中华至圣先师的尊崇,并非把孔子当做宗教家;拜孔典礼是中华特色的大礼,并非宗教仪式,不能相提并论。其二,拜孔是崇拜圣人、信仰中道的特定礼仪象征,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和信仰,建立健全人格的美好,与教育目的完全一致。其三、宗教自由不能扩大化,不能扩大到学校来。换言之宗教自由不适用于教师和学生。

 

奈何当时教育部被反儒分子把持,随后公布《普通教育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除”并废止拜孔仪式。时亦有有识之士对此提出批评,如上海《时报》发表社论说:蔡元培为首的教育部“所汲汲以为先务之急者,乃惟是学堂罢祀孔一事”,蔡元培之所为“举数千年来流传之道德学术伦理,拉杂而摧烧之不快”。可惜反儒大势已成,恶潮汹涌澎湃,至今尚未消停。

 

虽然清末民初反孔反儒恶潮的掀起,有其时代背景和社会潮流,但不能因此推卸那些反儒先锋的个人罪责,不能因此取消蔡元培的废止读经拜孔的罪责。

 

有人认为蔡元培有过也有功,例如他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曾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他对近代与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值得肯定,诸如此类,故不宜过度批判。

 

殊不知,儒眼相看,所谓的功,未必是功。在教育上,他利用教育总长的职权,把中华教育之根、君子人格之本给铲除了,还配谈教育吗?其言论亦大多似是而非,如“兼容并包”的教育主张就是错误的。思想自由,不可无主体文化和主导思想;兼容并包,岂能兼容邪说、并包恶道?

 

这些问题兹不详论,这里只强调,蔡氏于反儒恶潮,不仅推波助澜,而且勇为祸首,其罪大矣,即使有功,难掩其罪。

 

春秋谨始,慎之于始,谨始以正其开端,春秋大义也。因为谨始,所以疾始,为恶始见于《春秋》者疾之。“君子之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公羊传·僖公十七年》)孔子对始作俑者的憎恶,正是《春秋》疾始之义的体现。

 

《左传成公二年》记载: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翰桧。君子谓:‘华元、乐举于是乎不臣。臣,治烦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争。今二子者,君生则纵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恶也。何臣之为?’”

 

鲁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去世。开始厚葬,用蚌蛤和木炭,增加陪葬的车马。始用人殉葬。用很多器物陪葬,椁有四面呈坡形,棺有翰、桧等装饰。孔子认为:“华元和乐举,在这里有失为臣之道。臣子,是为国君去掉繁乱、解除迷惑的,因此要冒死去谏诤。现在这两个人,国君活着时,由着他去随心所欲;死了以后又增加他的奢侈,这是把国君抛弃到邪恶里去。这算什么臣子?”

 

华元和乐举,是宋国不错的大夫,尤其是华元,历事昭公、文公、共公、平公四君,堪称宋国四朝元老。长期任右师,掌握国政,颇为贤能。可是,由于他们为宋文公厚葬又用殉,开了两大恶例,故受到孔子的严厉批判。比较而言,蔡氏之功远不如华元和乐举,蔡氏废止读经之罪,远远超过厚葬和用殉。

 

蔡氏曾在光绪年间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后又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可见其人不无儒学知识。知儒反儒,罪加一等。作为民初反孔反儒四大祸首,蔡氏之罪最大!2019-5-4

首发于崇儒学会公众号

 

附随笔:四大祸首

小文《祸首蔡元培》中提及四大祸首,其余三人是鲁迅,李大钊,陈独秀。与蔡元培一起,可称为蒙启四丑、反儒四愚、反华四贼。三界菁英反孔反儒,必然沦为蒙启之邪师、中华之乱臣和民族之贼子。四贼中蔡元培名列第一,理由详见拙文。鲁迅反儒不如李大钊陈独秀,然影响最大,极其恶劣,危害最为深广,故次之。

 

李陈两个,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又是某帮两大思想先锋和政治领袖,俗称“南陈北李”,本宜一视同恶。然陈独秀晚年,虽未触及根本,毕竟有所反思、忏悔,故次于李。有人提议加入胡适为五。窃以为胡适虽反儒,然有功于自由主义,与四贼有所不同,不宜相提并论。至于其它反儒派,名声影响有限,姑不列入。此亦首恶必办、胁从不问之义。2019-5-8

 

三界精英的责任

东海批判蒙启派及祸首们的时候,常有人论及时代背景、时代潮流、时代风气、时代局限、时代需要等等。殊不知,反孔反儒的后患、流弊和恶果会因时而异,但错误不会因时而异。也就是说,反孔反儒在任何时代都是错误的。

 

一般民众被时代牵着鼻子走,可以理解,三界菁英的鼻子则必须胸中自有定盘星,不能随波逐流。《庄子·刻意》说:“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这就是随波逐流。这是道家保身之道,非儒家修身之道。

 

儒者绝不为祸,却乐于为福,力为福始,不待文王而兴,虽无文王犹兴。富贵不能诱,感而不应;威武不能屈,迫而不动。该起则起,不该起则不起,一切行动听良知的指挥。以此标准衡量,五四群英可有合格者?

 

对于时代,既要与时偕宜,又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超越性,独立于时代风气之外,超越时代潮流之上,既具有时代的眼光,又不受时代的局限。具备了这样的文化道德修养,才有资格和能力为师为政,为国家精英和时代先锋。至少至少,作为三界菁英,纵不能为民族之福星,也不能为国家之祸先,不能圣贼不分、正邪颠倒地误导民众,把社会和政治导向邪路。20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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