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之岳：潛伏陣營的“最大謎題”

盧荻

戴笠手下的“一員干將”

沈之岳，1913年2月生於浙江省仙居縣。1930年5月進入南京中央軍校第八期第二總隊交通科學習。1933年進入上海復旦大學就讀。沈之岳受共產黨同學耳濡目染，開始積極參與支持工人運動。沈進入浦東煤炭公司當工人，之後作為罷工運動的帶頭者，被國民黨當局拘捕入獄。

沈之岳之所以成為軍統特工，其過程有點讓人啼笑皆非。按時興說法，他是“被軍統”的。被捕後他從容自若而又子虛烏有地搬出某個國民黨大員臨時做自己的親戚，把一幫老特務唬得團團轉又核查不便，最終沒敢造次，使他免受了各種酷刑。

真相大白後，特務處認為這小子真是人小鬼大。這件事傳到戴笠那裡，戴素好奇才，遂幾次與沈深談。沈終被戴笠說服，加入國民黨特務系統，接受戴笠單線秘密領導。戴笠指示沈之岳加入中共組織，潛伏其間。

此後，為了提高沈的業務水平，也為了將來給他一個合法的晉身之階，戴笠將沈之岳送入自己控制的浙江警校學習。這期間沈之岳加入國民黨。警校畢業後，沈以李國棟之名進行特務活動，破壞過光明讀書社等中共外圍組織。沈之岳善於偽裝，又讀過馬列書刊，自學過俄語並通曉英語，槍法也很準，自認為文武雙全。

據曾長期擔任毛澤東警衛工作、建國後擔任過公安部部長的王芳回憶，沈之岳“雙手沾滿中國共產黨人的鮮血，抗戰初期在上海、杭州誘殺過七八位中國共產黨黨員”。（《王芳回憶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潛入延安

1937年春天，儘管國共達成第二次合作協議，國民黨當局對中共顧忌猶深。戴笠長期觀察沈之岳，認為他成熟穩重，心細如髮，足以承擔重任，命他深入延安，一則潛伏到共黨組織的心臟搜集情報；二則相機謀殺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只要能殺掉一個，他的任務就算完成。

沈之岳於1983年1月接受台灣及香港傳媒專訪時，親自口述其進入延安的經過：1938年春，戴雨農命沈深入延安。沈表示，他曾為共黨做過各種艱苦的工作，騙取信任後，申請去延安紅軍大學（後改名抗日軍政大學）。他的申請很快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接到了軍委主席毛澤東和總書記張聞天署名的電報，命他到西安見葉劍英，由葉派人送他到延安。沈之岳收到介紹信時，心裡十分納悶：西安明明是東北軍、西北軍剿共總部的所在地，葉劍英怎麼如此大膽，在虎穴會見他？等沈之岳到了西安，才知道楊虎城部已和中共合作無間，把國民黨政府撥給西北軍的物資和糧食，供給延安使用。（曹佐才《國民黨第二代諜王沈之岳》）

據王芳回憶：1938年4月，沈之岳化名沈輝，隨着一個教授訪問團來到延安。他自稱是訪問團中蕭致平教授的私人助手。由於蕭致平長期同情中共，與毛澤東也有私交，因此到達延安後一行人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接見。沈輝表現得謙恭溫順，總是少言寡語，與兩位教授保持距離。

30天很快過去了，蕭致平、劉永川離開延安。不想沈輝卻堅決要求留在延安，就地參加革命。邊區保衛處按照規定對其實行嚴格的政審。周興處長與他兩次談話，試圖發現破綻。保安處結束了對沈輝的政審後，周興出於強烈的責任心，又請陪都重慶中共黨組織進一步協助調查沈輝在“中央大學”的情況。此前戴笠早已花大功夫為沈在中央大學做了工作，他的所謂學生身份有充分的證明。

在抗日軍政大學，沈之岳任勞任怨、艱苦樸素、樂於助人，開會學習積極發言。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認為他很出色，在抗大當着羅瑞卿教育長的面表揚沈之岳，認為他是國統區來延安青年的表率，要求同志們改變對來自國統區進步青年存在的某些偏見，幫助和培養他們。大約是康生的賞識起了作用，沈之岳在抗大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據台灣方面載，沈之岳“以特別優異的表現，被共黨所賞識，升任他為區隊長。沈因‘紅大’同學甚多，故與共黨中央各機關要員交往密切。一面乘機介紹同志多人參加其他訓練機構受訓，一面搜集中共中央機密情報，密報戴（笠）先生”。（《戴雨農先生全集》）

沈畢業後任八路軍留守兵團中校參謀，分配到中央機關擔任收發工作。後來沈聲稱自己曾做過毛澤東的秘書。軍統特務當了毛澤東的秘書？這可是極其重要的大間諜！《中國秘密戰》一書作者為此曾向當時中共中央警衛工作負責人汪東興、劉堅夫等人打聽，他們都肯定地回答：毛澤東沒有用過沈之岳這個秘書。又詢問曾經長期負責反間諜工作的凌雲，才打聽清楚；原來，沈之岳確實曾進入延安，1938年8月在抗大二期學習，而且混入共產黨組織。後來看到延安政審嚴格，此人就悄悄溜了，所謂“擔任毛澤東的秘書”完全是吹牛！（郝在今《中國秘密戰》，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但汪東興等人的說法只是一家之言。王芳在回憶錄中留下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沈之岳“後來甚至一度進入中共中央機要部門擔任收發工作。不久引起毛澤東的懷疑，於是把他外調到浙江白區工作”。試問，如果不在毛身邊工作或為毛所熟悉，沈怎麼能“引起毛澤東的懷疑”，並把他打發到浙江去？

值得一提的是，在延安，沈之岳還與江青（藍苹）有過一段交往。沈之岳比江青遲半年進入延安。因為兩人都曾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並且被捕入獄，因此可說是舊相識，在延安相見當然感到分外親切。沈輝籃球球藝精湛，在延安很引人注目，而且他還有一架“萊卡”相機。江青喜歡拍照，因此常和沈輝一起。

潛入延安後，沈之岳悄悄展開他的情報工作。中共中央發布的若乾重要文件以及其他重要情報，都被秘密傳遞到重慶。日後接受傳媒訪問時，記者詢問沈：延安距重慶何止千里，共黨組織如此嚴密，怎樣傳遞情報呢？沈說，一位老頭經常在延安城裡攜帶一隻缺嘴茶壺賣油茶，正是他負責情報交通。

謀殺無法得逞，“皖南事變”為國民黨效力

沈之岳潛入延安謀刺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等人，這一陰毒計劃何以沒有實施？原因有三：一則延安成立了中央警衛營，加強了對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保衛工作，使他難於下手；二則因沈之岳在延安潛伏時間短，前後不到一年；三則因沈是戰略特務，不是泛泛之輩，他審時度勢，不急於一時之功。

某日，沈之岳在自己住的窯洞前的老榆樹下發現有同夥來找過他的標記，這是他潛入延安前與毛人鳳定下的規矩。一張摺疊起來的煙盒紙上用暗語寫着兩行字，約他次日中午去甘泉縣杜甫祠堂一晤。沈之岳不由得心驚肉跳，他取出火柴燒了紙條，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他考慮再三，還是沒敢去，與這個未曾謀面過的同夥的聯絡也就暫時中斷。

1938年，陝甘寧邊區保安處發現，在延安寶塔山下面的古寺里有一個僧人形跡可疑，常和一個小雜貨店老闆接頭。邊區保安處立即對僧人實施了抓捕，原來這個僧人是中統派往延安的特務，名叫孟知荃，已在延安秘密潛伏了兩年時間。邊區保安處將和孟知荃接頭的雜貨店老闆以及他的同夥抓捕歸案。

經過審訊，其中一名特務供述說，“軍統”已派了一個特務潛入延安，任務是刺殺在延安的中共最高領導。這個消息讓周興寢食難安，此時的延安三教九流會聚，茫茫人海之中如何尋找一個潛伏的特務。周興一方面加強安全保衛工作，成立了中央警衛科；一方面由邊區保安處全面出動，並發動群眾展開地毯式搜索，然而一年多過去了，始終沒有絲毫線索。

在暗殺行動的最後時刻，沈之岳始終沒有和其他人接頭，而是選擇了靜觀其變，僥倖地逃過了搜捕。

沈之岳為何離開延安？王芳說，主要是沈之岳引起了毛澤東的懷疑，因而在1939年派他到浙江白區。而沈之岳1983年1月10日在接受專訪時親口表示，他長期潛伏在中共地區，共黨不僅沒有懷疑他，並且非常信任他，毛澤東派他協助收編新四軍。

國府軍事委員會於1937年10月發布收編江南共黨游擊隊為國軍新編第四軍的命令，並派葉挺和項英為正副軍長。翌年1月，中共在南昌成立新四軍軍部，並分派幹部到各處從事收編工作。

沈之岳說，他被毛澤東派到第三支隊，協助張雲逸司令工作。而台灣“國防部情報局”也印證了這一說法，新任新四軍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相偕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請示機宜，同時請求指派原籍江南地區的幹員協助新四軍的整軍工作。

當時中共中央認為沈系浙江人，特選派他隨葉、項至江西，協助籌組新四軍司令部，並在閩浙贛邊區收編過去紅軍的“散兵游勇”，兼負責軍中與民間的組訓工作。王芳和沈之岳兩人回憶的共同之處就是，沈是奉毛澤東之命去新四軍的。

在新四軍期間，沈之岳“一面替共黨工作，一面與戴先生派去的同志密切聯繫，暗中密布組織，搜集中共黨與軍中機密情報”。1941年1月5日，葉挺和項英率領新四軍北上至茂林時，遭到國民黨軍包圍襲擊，葉挺被國民黨扣押，項英等遇害，新四軍番號被取消，是謂皖南事變。對此事，台灣方面說：“„„是因為共黨軍事密謀外泄於國民黨的緣故。也正是沈之岳預先布置在新四軍內部的秘密組織，所發生的作用。”

台灣知名學者徐宗懋說：“一些史學家認為，皖南事變中就是沈之岳將新四軍動向的情報傳遞給戴笠的。”（徐宗懋《黃杰與鄭洞國》，《老照片》1996年第81輯）

沈之岳在皖南事變中活動頻繁，也曾露出馬腳，但由於他十分機靈，沒有留下把柄。

沈之岳何時結束其潛伏歲月？據他在1983年在台灣接受訪問時透露，某次，他推薦的敵後工作人員不慎暴露了身份，他被迫返回重慶。1941年冬天在戴笠引薦下，蔣介石單獨召見了沈之岳，嘉勉有加。戴笠立即任命沈之岳為軍統局第一處科長。（王豐、曹佐才《“潛伏”戰國共各勝半場》）這是沈之岳在國民黨軍統系統中第一個見光的職銜。

原軍統大特務沈醉回憶說：“據說沈之岳去過延安兩三次，他曾在張國燾主持的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工作過。他當時在軍統中很受戴笠和鄭介民、毛人鳳等的重視。他和我常拉‘同宗’關係，私人間雖有點感情，但他對他去延安的情況卻談得很少。”（《沈醉回憶作品全集》，九洲圖書出版社1998年版）由此推測，沈之岳很可能曾在延安和新四軍之間擔任過聯絡員之類的工作。他可能於1939年離開延安，並沒有暴露身份，照舊“為黨工作”，途經國民黨控制區就是他和軍統交換情報的機會。只是，在共產黨面前，他是抗大二期畢業生“沈輝”；在國民黨面前，他是軍統特務“李國棟”。沒有人知道這是同一個人。

1943年，軍統局成立東南特偵站。沈當站長，併兼任軍事委員會忠義救國軍淞滬指揮部政治部主任。沈從後台走到了陽光下。共產黨那邊也就瞞不住了。中共至此才得知他已為國民黨工作，從此視之為叛徒。

從1933年被戴笠說服成為特務工作者，打入中共駐上海組織，到1941年冬天回到重慶，沈之岳深入中共組織及中央核心歷時9年。曾與沈之岳共事的張愛萍對沈有過如下評述：“沈之岳9年共產黨員資歷當中，7年是模範黨員。他個性跟周總理很像，內斂、溫柔而含蓄。”（曹佐才《國民黨第二代諜王沈之岳》）

蔣經國的心腹

1949年3月解放軍開始渡江，大批國民黨軍撤往舟山。這時，沈之岳的新職為保密局“蘇浙情報站”站長。他不會想到，在舟山站的這一年的任職過程，會成為畢生政治生命的又一轉折點。

1950年3月，保密局破獲了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共諜案”。蔡供出中共華東局指派的女地下黨員朱諶之。

朱攜帶包括台灣戰區戰略防禦圖在內的重要軍事情報跑往舟山後，準備俟機搭船，前往上海。台北的保密局密電舟山的沈之岳，命令他務必逮到朱諶之，否則中共大軍很可能會利用朱諶之傳遞的情報登陸台灣。沈之岳立即地毯式過濾舟山島上四五十萬軍民，終於找到朱諶之的下落，予以逮捕。吳石“共諜案”隨之水落石出。沈之岳立了大功，蔣氏父子由此對沈印象深刻。

更令蔣介石、蔣經國印象深刻的是，浙江解放後，他們十分擔心共產黨會進行報復，對蔣家毀家挖墳。沈之岳竟然“心有靈犀”，給兩蔣送來一份特別的禮物；蔣氏故鄉奉化溪口的最新照片。

“潛行溪口拍照”到底是誰幹的，雙方說法不一。台灣方面的史料稱沈之岳策劃了此事，“派人”前往大陸拍照。這一說法得到大陸原公安部部長王芳的證實：國民黨敗退台灣後，沈之岳曾隨胡宗南在大陳島擔任情報站站長。當時，他派人潛回蔣介石故鄉奉化，將蔣母墓、豐鎬房、報本堂、雪竇寺的諸多景物，拍成照片，獻給蔣介石。蔣介石甚為稱讚（見《王芳回憶錄》）。不過王芳還有另一種說法，他說沈之岳這個人很狡猾，曾經“親自”跑到溪口給蔣介石拍照片送回去。他還提到沈之岳潛入的細節，說沈是化裝成教師完成這一拍照。蔣介石從照片看到蔣母之墓、豐鎬房、雪竇寺等皆安然無恙，極為舒心，沈的飛黃騰達自此而始。

這時，把持台灣特工系統的蔣經國需要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首席特工。數宗奇功，使沈之岳成為蔣氏父子頗為青睞的人選。1950年5月，蔣介石任命沈之岳為“總統府資料組”石牌訓練班副主任，協助蔣經國辦理培養特務幹部的石牌訓練班。這也是沈之岳與蔣經國關係愈趨緊密的時期。日後沈之岳任大陳防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4年多時間裡，蔣經國多次到大陳，與沈朝夕相處，漸漸感情深厚。

1956年底，沈之岳被派到香港，被任命為“中央委員會南方工作組組長”，一直到1958年春天才結束。沈之岳這趟任務是為何事？顯得十分神秘。1958年春，沈之岳結束了香港的任務回台灣接任調查局副局長。1960年冬天，蔣氏父子又調沈之岳為“國防部情報局”副局長（作者按；“情報局”前身是軍統局、保密局），併兼任國民黨中央第二組副主任，連任中央委員16年。

1963年4月20日，沈之岳潛至澳門，設立特務機關，部署對大陸進行襲擾、情報活動，並試圖刺殺當時出訪柬埔寨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時任公安部部長王芳回憶說：這一回，沈之岳化名孫子超，在澳門新新酒店、同盟酒店各開一個房間，實際住在“中二組”澳門特一組的駐地。沈特離台前夕，我們就搞到沈入澳後活動任務、接見人員、與台灣聯絡的信件和電報等情報，經我華南辦事處直送北京。當時，中央決策層曾考慮將沈之岳從澳門捉拿來大陸歸案，給蔣介石父子以顏色看看。後採取較緩和的措施，即由公安部通過外交途徑，將沈在澳門和一批特務的活動情況，通知澳葡當局，澳葡當局逮捕了一批特務，將沈之岳驅逐回台„„（《王芳回憶錄》）

後來，沈之岳在蔣經國的極力推薦下，於1964年6月調任“調查局”局長。沈之岳由此獲得台灣“調查局之父”的稱謂。

1979年3月，沈之岳屆齡退休。但蔣經國不讓沈之岳離開身邊，聘其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後，立命隨從為沈在“總統府”蔣經國的辦公室隔壁設置連間的辦公室。直到蔣經國去世，沈之岳始終是國民黨當局最受倚重的特務系統元老。

“一事二主，兩邊無傷”？

1990年沈之岳罹患末期前列腺癌，又於1993年11月轉移擴散至肺部。這期間，沈之岳接受夫人、台灣京劇名旦徐露的勸告，到北京尋訪名醫診治。

赴大陸旅行期間，沈之岳下榻北京釣魚臺國賓館。大陸方面曾有意接見沈之岳，但他客氣地婉拒了：“我來北京就是來看病，不為別的。”他堅持不接受大陸方面的招待，旅館費用全部自掏腰包。而往昔老同學張愛萍特意安排了明代名醫李時珍的後人為沈之岳治病，併到賓館和沈聊天。

“大陸方面本着‘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政策，由鄧小平接見了沈之岳”。（徐宗懋《黃杰與鄭洞國》，《老照片》）前國家主席楊尚昆也與沈夫人徐露會面，說他希望多了解沈之岳離開大陸後去台灣期間的經歷；對大陸方面而言，台灣時期沈之岳的記錄是一片空白。

1994年2月，沈之岳病逝台北，享壽82歲。這名隱蔽戰中的人物，從此走進歷史，也帶走了許多不留存於任何檔案的秘密；他是國共兩黨兩軍潛伏陣營里最大的謎題之一。

沈之岳昔日部屬池蘭森將軍，在台北刊載的追悼文章中有過這麼一段話：“„„傳出中共前國防部長張愛萍對沈之岳先生的評語是：‘智勇雙全，治國有方，一事二主，兩邊無傷。’„„”香港著名記者陸鏗在回憶錄里也披露：“國民黨直至90年代中期才從„„張愛萍輓聯中發現沈原來是一個潛伏在國府心臟、製造冤案以博取信任的陰謀家。”（《陸鏗回憶與懺悔錄》）

但張愛萍的輓聯語意模糊，寓褒於貶，不能確指。其一可以解釋為沈效忠國共兩黨，其二可以解釋為他臣事蔣家兩代。

沈之岳究竟是單純的“軍統特務”，還是“雙面間諜”，甚或是潛伏台灣至死都未被國民黨發現的“紅色特工”？這樣的疑團，有待更多的史料公布，有待更多的學者、讀者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