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節有話說：感恩是中華民族的傳統

   中華民族的始祖是有尊嚴的人。在一切物種中，只有人類知道感恩。靈長目動物中猩猩能夠直立行走。但是，仍是畜牲。下面將K.Jim博友連續摘轉十期的歷史資料匯集。這一份資料不涉及政治，宗教和教義。文章中提到國，共兩黨都授予榮譽給德國納粹黨員約翰·拉貝。為什麼？文章中給出了答案：1938年1月16日，德國納粹黨南京分部的負責人約翰·拉貝在日本大使館便宴上的發言中說“由於我們委員會（指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約翰·拉貝為主席）的絕大多數委員以前一直在這兒從事傳教工作，他們一開始就把戰爭期間不離開自己的中國朋友視為自己基督徒的責任……這就是促使我們這些外國人堅持留在這裡，試圖幫助遭受苦難的中國人的原因。”。文章中說得好，事實告訴了我們，任何人只要排除私慾，棄惡從善，遵循聖經就能夠為人類做出有益的貢獻。一切有益於人類的事都是在榮耀聖經，就是在榮耀上帝。就是通過具體事和具體人對上帝的榮耀，感恩上帝。感恩節就是感恩上帝的節日。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美元上面都有“IN GOD WE TRUST”。這與宗教界的信與不信無關。

   以下轉載“西學東漸，報效民族：中國的科學、技術與教育事業的寫真”全文：

西學東漸，報效民族：中國的科學、技術與教育事業的寫真

Faye Zhang ( Philadelphia, USA ),  Eevlyn Xing ( HHS,  USA )，黃若桉 ( San Diego,           USA )，Sophie Xing ( CMS, Cupertino, USA ) ,  張航程,  中國傳統文化學習小組等*

        見到清華大學生物館的院士牆以後思緒萬千。中國的知識份子去美國留學或受到過教會和教徒在中國辦學教育的人士眾多，不勝枚舉。現收集到與科學、技術和教育方面有關的一點歷史資料作為實例，供對中國科學、技術及教育史的學術研究參考。對於歷史資料的收集要由表及里，見物更要見人。一切知識都是由人繼承，發展和傳播的。在一切物種中也只有人類知道歷史，能以史為鑑。本文僅為純學術性資料收集，請勿與其它任何方面聯繫。人各有志，良莠不齊不屬本文討論範圍。文中的專家們僅為舉例，非學術貢獻和學歷介紹，更非科學與技術方面的名人錄，排名亦不分前、後；本文取材完全根內容需要，沒有其它任何考慮。

一. 退款建校， 培養人才

        走進清華大學生物學館，在醒目的院士牆前很多校友圍觀、議論。這是中國科學院首批當選學部委員（院士）中清華學堂1909-1928年畢業生的名單，共有36位，占首批當選學部委員236人的15.3%。清華大學的創建是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首批當選學部委員中的生物醫學專家有最早留美的動物學家秉志，對神經細胞的生長、中生代昆蟲的研究和鯉魚實驗形態學研究均獨具特色；中國植物形態學和植物系統學的開拓者、生物學家張景鉞，在植物形態學和解剖學方面做出了開創性工作；神經遞質研究先驅、建立蛙腹直肌定量測定乙酰膽鹼方法、發現腦內存在乙酰膽鹼和交感神經中存在大量乙酰膽鹼並提出“迷走垂體後葉加壓反射”學說的生理學和醫學家張錫鈞；中國植物生態學與地植物學的奠基人之一李繼侗，從事植物生理學中關於光色瞬變研究、揭示出植物組織間的相互制約關係與補償功能和對銀杏胚胎離體培養的研究；中國近代植物分類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陳煥鏞，對中國樟科、殼斗科、繡球花科、苦苣苔科、樺木科和胡桃科等的分類有開創性的見解、發現銀杉屬為孑遺裸子植物，被稱為“活化石”；動物學家、中國動物遺傳學的創始人陳楨，首次證明魚類的孟德爾遺傳、揭示了螞蟻築巢行為中的一些規律；中國植物生理學的奠基人、生物化學家湯佩松，在植物呼吸代謝方面提出了系統的觀點；中國近代植物學的主要奠基人錢崇澍，對蘭科、蕁麻科、豆科、毛茛科等植物進行系統的研究、開創了中國植物生態學的研究；中國昆蟲學創始人之一劉崇樂，在國內倡導開展了昆蟲病理及微生物防治、資源昆蟲等領域的科學研究以胡蜂科、瓢蟲科和寄生蜂、寄蠅、蜘蛛的研究；昆蟲學家胡經甫對中國襀翅目昆蟲進行調查研究，1938年發表了名著《中國襀翅目昆蟲》一書並且編寫了《中國昆蟲名錄》；真菌學和植物病理學家戴芳瀾出版了《中國經濟植物病原目錄》和《中國真菌總匯》對中國真菌學的發展、真菌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都起到了促進作用；農業科學家、植物病理學家塗治把草田輪作制介紹到中國為開創新疆農林牧業的生產技術、科學研究和教育事業做了大量艱苦卓絕的工作。這些學成回國的留學生們對本專業繼承、推廣、發展或開拓創新，回國以後都是國內各個相關學術領域的開拓者。本文例舉的所有專家學者在各自學科為民族或人類都做出了一定的學術貢獻。由於專家們的建樹過於專業，以下對於專家們的學術貢獻介紹從略。

        清華學堂1909 -1928年畢業生的名單中除了從事生物醫學方面以外，尚有著名流體力學家、理論物理學家周培源，物理學奠基人葉企孫、張鈺哲，化學家莊長恭、楊石先、曾昭掄，物理化學家黃子卿，近代氣象學家、地理學家竺可楨，化學工業、制礆專家侯德榜，建築專家梁思成和楊延寶，土木工程學家、橋梁專家茅以升，無線電子學家、水聲工程專家朱物華，土木建築結構專家蔡方蔭，大地測量學家陳永齡，礦床地質學家孟憲民，冶金與金屬材料專家周宏，電爐煉鋼專家周仁，語言學家王力，農村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陳翰笙，哲學家湯用彤，哲學、邏輯學家金岳霖。        就讀過清華大學的還有數學家陳省身、許寶騄、丁石孫、段學復、柯召、莊圻泰，核物理學家施士元、錢三強、王淦昌、何澤慧，力學和數學家、天體物理學家林家翹，物理學家彭桓武、周光召，大氣科學、地球物理學和空間物理學家趙九章， 晶體物理學家陸學善，化學家馬祖聖，電子學家陳芳允、馮秉銓，測試技術專家吳宗岱，航天工程專家史維，雷達與信號處理技術專家劉永坦。近代數理邏輯學家王浩，數學與力學家錢偉長 ，藥理學家陳克恢，生理學家、生物醫學工程專家劉曾復，細胞生物學家、經絡科學和四維生命活動科學模型的建立者張人驥，遺傳學和育種學家李先聞，植物病理學家鄧叔群，生物化學家張龍翔、張昌穎，結腹生物學家施一公，原子核醫學家王世真，無機化學家張青蓮，地球物理學家傅承、顧功、大氣科學和大氣動力學家朱抱真，計算機專家金怡濂，火箭技術專家屠守鍔 ，機械工程專家潘際鑾、溫詩鑄、林宗棠、周濟、王玉明、雒建斌、柳百成、汪家道、田煜，電氣工程專家孫元章，計算機科學專家唐稚松、馬維英，航天技術專家王永，發動機專家劉興洲，微電子專家黃令儀，大地測量學和天文學家夏堅白，工程熱物理學家寧幌，人類學家李濟、吳文藻，考古學家夏鼐，細菌學家和科普作家高士其，教育家黃鈺生、查良釗、蔣南翔，財經專家俞國華，… … 。僅有初中學歷的華羅庚被清華大學破格任用，在清華濃厚的學術氛圍中自學成才。水木清華造就出大量科學與技術精英。

        清華大學的校訓是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首任校長是1873年第二批留美幼童，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新不列顛中學畢業，曾就讀耶魯大學的外交家、教育家唐國安。第一批庚款留美的教育家梅貽琦於1931 – 1948年任清華大學校長，1955年在台灣新竹復校並任校長。留學美國的科學家、教育家顧毓琇曾任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國立音樂院（中央音樂學院前身）、上海市立實驗戲劇學校（上海戲劇學院前身）的創始人，還曾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國立政治大學校長。

二. 興學育人， 遍地開花

        由外國和教會在中國建立的大學還有：1565年培萊思神甫（Francisco Perez）在澳門建了一座聖母小堂，1572年改為學校，從1592年開始創辦聖保祿學院於1594年開學；1818年編輯首部《英華字典》，將《聖經》譯成中文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1839年與美國勃朗（ Samuel Robbins Brown）牧師創辦了澳門馬禮遜學堂，勃朗任校長；1845年美國傳教士麥嘉諦（D. B. McCartee）在寧波創辦崇信義塾，於1867年遷往杭州改名為育英義塾（Hangchow Presbyterian Boys' School），1897年設大學課程並改名育英書院（Hangchow Presbyterian College），1914年改稱為之江大學（Hangchow Christian College），首任校長是裘德生 ( J. H. Judson )牧師；1864年多個國家的教會聯合創辦了濟南齊魯大學，首任校長是英國牧師卜道成（Paul D. Bergen）；創建於1879年的上海聖約翰大學（書院）是美國主教施約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將聖公會1865年建立的培雅書院和1866年建立的度恩書院合併而成，1888年美國傳教士卜舫濟（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任校長；1871年美國教會在武昌文華書院招收大學生逐步發展成文華大學，並於1924年與1885年由英國教會在武昌開辦的博文書院（Bowen College）和在漢口創辦的博學書院大學部合併成華中大學；美國教會於1888，1891和1894年在南京創立匯文書院（The Nanking University）校長是美國傳教士福開森 （John Calvin Ferguson），又建立了基督書院（Christian College）和益智書院（Presbyterian Academy），1907年基督書院與益智書院合併為宏育書院（Union Christian College），校長是美國傳教士美在中（Frank E. Meigs） ，1910年宏育書院併入匯文書院成立金陵大學（Private University of Nanking）校長仍是美在中；1888年由美國教會建於福州的嶺南大學(格致書院)的首任校長是美國傳教士哈巴安德（Andrew Patton Happer），曾多次遷校1952年被併入中山大學，1999年由嶺大校友會在香港復建復名為嶺南大學；1901年美國教會在蘇州建立東吳大學在1905年招收大學生，1908年在美國田納西州註冊為“Soochow University”，首任校長是美國傳教士孫樂文（David L. Anderson）；1904年美國牧師海維禮（William Endwin Hoy）在湖南岳陽創辦求新學堂，1906年將求新學堂遷至湖濱改名為盤湖書院，1910年更名為湖濱大學（Lakeside College）；1903年教會在上海創建震旦學堂（Aurora University），首任校長是中國神甫馬相伯；復旦大學組建於1905年，原名復旦公學的組建者和首任校長也是馬相伯，教務長是留美的胡敦復；1906年由美國雅禮會建的長沙雅禮學堂的首任校長是美國蓋葆賴 (Brownell Gage) ；1905年英、美、加三國教會在四川成都建立教會學校，1910年華西協合大學開學，校長是美國傳教士畢啟（Joseph Beech） ；1906年英國與美國教會建立協和醫學堂，1915年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收購協和醫學堂，於1917年創辦北平協和醫學院( PUMC ),首任院長是美國富蘭克林·麥克萊恩（Franklin McLean)，1920年開辦護士學校沃安娜（Anna D. Wolf）任校長；1906年美國教會在上海辦浸會神學院，1909年開設浸會大學堂，1911年合併組建上海浸會大學，1914年將中文校名定為上海滬江大學，首任校長是美國傳教士柏高德（J. T. Proctor）；1910年美國教會在河南省周家口建立道醫官話學校，於1913年遷至上海稱三育大學，1925年遷往江蘇省句容縣，1931年改稱中華三育研究社，負責人是美國醫生教徒米勒耳 (Harry Willis Miller) ；1908年建立的華英女子學堂，1914年開始招收二年制本科生，1916年改稱華南女子大學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首任校長是美國傳教士程呂底亞（Miss Lydia Trimble）；1907年德國醫生教徒埃里希·寶隆(Erich Paulun)創建德文醫學堂（同濟德文醫學堂），1912年同濟德文醫學堂與創辦不久的同濟德文工學堂合併，更名為同濟德文醫學工堂（1923年定名同濟大學），埃里希·寶隆任上海同濟大學首任校長（同濟德文醫學堂總監督兼總理）；1910年由教會創辦的成都華西協和大學首任校長是傳教士約瑟夫·畢啟（Joseph Beech）；1915年美國教會辦的中國第一所女子大學金陵女子大學在南京開學，首任校長是德本康夫人（Mrs. Laurence Thurston）；1916年由教會創辦的福建協和大學（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開學，首任校長是美國傳教士莊才偉（Aduin C. Jones）；1917年教徒張伯苓與嚴范孫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教育，次年回國，籌辦私立南開學校（南開大學前身），專請留美的教育心理學家淩冰為大學部主任 ；1919年開始創辦北平燕京大學（前身是由美國教會1870年創辦的崇內懷理書院，1889年改名匯文大學，1864年創辦的貝滿女塾即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和1867年創辦的公理會潞河院，1920年三所學校合併為燕京大學）首任校長是出生於中國杭州的美籍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牧師；1912年教徒英斂之與馬相伯倡議創辦北平輔仁大學，1926年正式立案首任校長是美國神甫喬治·貝瑞·奧圖爾（George Barry O' Toole），1961年在台北復校；1921年法國教會創辦天津津沽大學（工商大學）首任院長是法國余溥澤神甫（ Jubaru ），1925年建成後法國裴百納神甫（Henri Bernard）任校長（現河北大學）；1929年五所教會學校即長沙雅禮大學、岳陽湖濱書院大學部、文華大學、武昌博文書院大學部和漢口博學書院大學部合併成立華中大學（今華中師範大學）；1951年香港教會創立崇基學院1955年註冊成立，張榮岳牧師是首任校牧，1963年崇基學院作為三成員中最大的學院合併為香港中文大學。此外，還有廣東協和神學院 ，… 。

   畢業於耶魯大學的美國傳教士彼得·帕克（Peter Parker）於1835年11月4日在廣州開設“廣州眼科醫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稱博濟醫院，這是中國第一所新式教會醫院，西方醫學自此正式傳入中國。1859年美國教徒嘉約翰（John Glasgow Kerr）醫生接替並於1866年該醫院又開辦博濟醫學堂，廣州博濟醫學堂也是美國人在中國辦的第一所醫學院，1886年孫文（中山）先生曾在此學醫；1880年由上海同仁醫院院長文恆理（H. W. Boone，美國教會醫生）創辦上海聖約翰大學醫科；1883年英國蘇格蘭傳教士司督閣（Dugald Christie）在瀋陽建立盛京診療所，1892年創立了盛京施醫院（盛京醫學院）和西醫學堂稱爲盛京醫學堂並任校長，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司督閣在營口與當地醫生和學生創建7所紅十字戰地醫院，1912年籌建奉天醫科大學（專門學校）並首任校長；1885年英國傳教士庫壽齡（Samuel Couline）夫婦開始創辦青州廣德醫院和青州醫學堂；1886年教會醫生在北平崇文門的孝順胡同開辦眼科診所。1899年美國教徒霍甫金斯·賀慶家族捐款在北平東交民巷東口(現北京同仁醫院地址)使館區內興建北平同仁醫院，1902-1927 和1935-1941霍甫金斯·賀慶曾任院長；1904年英國人在教徒羅伯特·亞盛頓（Robert Arthington）資助下在長汀縣城的東大街創辦教會醫學院亞盛頓醫館於1908年落成，1926年改名福音醫院，1931年福音醫院成爲中央蘇區的紅軍醫院，1932年毛澤東曾在此養病，1933年福音醫院搬往瑞金後改名爲中央紅色醫院；1902年美國台佛斯牧師在太倉創辦戒煙所和教會小學，1906年創辦惠中醫院，1908年美國傳教士柏佩蘭女士到瀏河行醫傳教，1921年擴建惠中醫院柏佩蘭任院長 ；1906年美國傳教士醫生胡美（Edward Hicks Hume）創建雅禮醫院（湘雅醫院）並任院長；美國傳教士惠更生（James R. Wilkson)在蘇州市創辦近代精神病治療機構福音醫院，1919年惠更生又建更生醫院並任院長；前面已經介紹1907年德國醫生創建德文醫學堂（同濟德文醫學堂）；1914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和留美的顔福慶與胡美醫生創辦長沙湘雅醫學專門學校任校長。據1936年《中華年鑑》統計，中國20個省共有教會醫院426所。在中國大陸很多大型醫院、醫學院校的前身都是外國或教會建立的，甚至有外國教授執教。中國自己建立的醫學院和附屬醫院的教學和老師們很多都與外國的教育有關，例如：1907年出生於馬來亞的流行病專家伍連德（Wu Lien-teh）出任天津陸軍醫學堂協辦（副校長），1910年作為總指揮率領中外防疫專家（中國醫學家有張文藻等人）成功控制了導致6萬人死亡的東北鼠疫。伍連德任1912年成立的國立北滿防疫處及附屬醫院總醫官，1915年，伍連德和顔福慶等人發起成立了中華醫學會，創刊《中華醫學雜》，伍連德任中華醫學會書記併兼雜總編輯，於1918年建北平中央醫院（現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並出任第一任院長，1926年創辦濱江醫學專科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的前身）並首任校長。再如，1908年中國自己辦的廣東光華醫社的首任校長是美國留學的醫學家鄭豪。1947年抗戰後，曾留美的生理學家英籍林可勝將各軍事醫學院校及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改組爲國防醫學院並任院長，同時籌建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

        1847年教會在福州創建福州格致書院；1864年9月美國宣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和夫人狄邦就烈（Julia Mateer）在山東創辦登州學堂；1865年美國牧師丁韙良（W. A. P. Martin）在北平創辦定崇實館（崇實中學）並任首任校長；1866年美國傳教士文惠廉（W. L. Boone）等在武昌創建文華書院（Boone School ） ；1867年美國教會在北平通州創辦潞河書院（潞河中學）美國傳教士謝衛樓 (Davelle Sheffield)任校長；1871年加拿大牧師喬治·萊斯里·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到台灣創建牛津學堂（理學堂大書院  Oxford College,  今真理大學），1884年又在牛津學堂東側建立第一個專門供女生讀書的女學堂 ；1871年美國教會在蘇州十全街設立存養書院，1879年遷至天賜莊改名博習書院（The Buffington Institute），後併入1982年創建的上海中西書院；1879年美國那夏禮（Henry V. Noyes）牧師在廣州開設蒙學取名中和堂，1988年改名培英書院，1919年改為協和中學（Union Middle School）；1874年英國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與教育家徐壽等籌建上海格致書院；1881年仲均安（Alfred G. Jones）、卜道成（J. P. Bruce）和懷恩光（ J. S. Whitewerigt）三位英國傳教士在青州創辦聖經學堂（ Theological Institute）；1884年英國傳教士庫壽齡（Samuel Couline）夫婦在青州創立青州中學（Tsingchow Boy’s Boarding School），1886年定名為青州廣德書院（Tsingchow Kwang Teh Shu Yun）；1895年美國傳教士孫樂文（David L. Anderson）創辦宮巷中西書院（Kung Hang School），1899年教會監理會決定在蘇州開辦一所大學孫樂文為首任校長，1901年3月蘇州東吳大學堂開學僅設中學班；1902年英國傳教士赫立德（Samuel Lavington Hart）創建天津新學書院（Principal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並首任校長 ；1911年美國傳教士碧盧夫人（Mrs. Lear Biglow）在廣州創辦慈愛幼稚園招收幼兒入學，1912年增設幼稚師範班碧盧夫人自任校長是協和女中的前身；1911年加拿大牧師馬偕的長子偕睿廉（George William Mackay）在牛津學堂辦淡水中學校（淡水高中）；英國教徒傅蘭雅（John Fryer）1921與1926年在上海先後辦盲童學校和傅蘭雅聾啞學校；1919年教徒徐仁壽在香港創立華仁書院；1917年法國教會創辦的北平佑貞女子國民學校正式建立，即佑貞女中，1923年又建立北平盛新中學（男中）；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校友於1956年在台灣創立金陵女中（Ginling Girls' High School）。外國及教會在中國各地興建的中、小學校數以千計，數不勝數。

        留美的教育家教徒晏陽初開創了中國平民教育，1922年晏陽初發起全國識字運動號召“除文盲”，1923年成立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任總幹事先後在華北、華中、華東、華西、華南等地開展義務掃盲活動，1930年晏陽初的經驗向全國推廣設立了鄉村建設育才院。 曾就讀上海聖瑪利亞女校的留美社會教育家俞慶棠1932年發起成立中國社會教育社，並被選為常務理事兼總幹事，創辦了140多所民眾學校。基礎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質和培養人才的關鍵。童年和少年時期如失去學習機會，各位專家們很難會取得已有的業績。

三.  根深葉茂  桃李滿園

        在中國科學院首批當選學部委員（院士）中生物學部一共有60位，其中，絕大多數曾經在美國留學、進修或受到過美國在華辦學的教育。除了清華大學生物館院士牆上的專家以外，還有曾在北平協和醫學院進修師從中國生理學兩位主要奠基人林可勝、張錫鈞的生理學家馮德培，有曾經赴美國學習進修的組織學家馬文昭，畢業於湘雅醫學院並曾在北平協和醫學院進修的內科學家張孝騫，畢業於北平協和醫學院的婦産科專家林巧稚、兒科專家諸福棠、胸外科專家黃家駟、內科熱帶病學家鍾惠瀾，就讀過清華大學的植物學家吳征鎰 ，就讀過福建協和大學和南京金陵大學的生物化學家王應睞，就讀過金陵大學的植物學家張肇騫、秦仁昌，就讀過湘雅醫學院醫學微生態學家魏曦，有就讀過華西協和大學的細菌學家、生物學家陳文貴 ，就讀過燕京大學的土壤學家李連捷，就讀過德國教徒創辦的上海同濟大學和同德醫學院的外科專家周澤昭 ，就讀過上海同濟大學的生物學家貝時璋、病理學家梁伯強和醫學家沈其震，就讀雅禮中學的獸醫學和微生物學家盛彤笙，就讀復旦大學生物學家童第周、昆蟲學家陳世驤。植物分類學家林熔曾就讀上海格致書院（格致中學）。除此以外，胸外科專家吳英愷，生理學家蔡翹，心理學家潘菽 ，動物學家劉承釗，真菌學家、農學家馮澤芳，農業學家徐治 ，土壤農業化學家，土壤學和植物營養化學家李慶逵，土壤學家侯光炯 ，小麥育種專家金善寶，植物病理學家戴芳瀾，農業微生物學家俞大紱，植物生理學家殷宏章，作物育種和細胞遺傳學家戴松恩等都曾在美國學習或進修過。在第二批（1957年）學部委員中生物學部有伍位。生物化學家、免疫化學家劉思職，微生物學家湯飛凡，生理學家張香桐三位都是留美的，醫學寄生蟲學家馮蘭洲畢業於教會辦的齊魯大學。

   1846年由美國傳教士布朗將馬禮遜學堂的容閎等三位學生送出國留學，容閎學成歸國後致力於派遣幼童赴美留學的教育計劃。他先後帶領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學。赴美留學的途徑很多，在生物醫學學方面曾赴美留學的科學家還有：社會學家、優生學家潘光旦（曾經任清華大學教務長），生物學家錢煦、徐安龍、饒毅 ，生物化學家唐敖慶、王德寶 ，生物化學和營養學家吳憲，生物物理學家莊小威、林克椿，生物物理化學家謝曉亮，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家梁植權、沈同、尚永豐，分子生物學家周芝、張元豪、袁鈞瑛，病理學、分子微生物學和免疫學家吳子丑，免疫學和微生物學家謝少文、何大一，神經生物學家蒲慕明，神經解剖學家盧於道、臧玉全，動物學家王家楫，遺傳學家李汝祺、徐立之，遺傳學家、生物統計學家李景均，植物學家胡先驌，遺傳育種學家沈宗瀚，遺傳工程專家黃翠芬，生理學家朱鶴年、趙以炳，生理心理學家汪敬熙，藥理學家陳克恢，藥學家潘世儀、林從敏，腦科學家蔡立慧，婦産科專家王淑貞，眼科專家陳耀真，骨科專家楊克勤，整復外科專家張滌生，公共衛生學家袁貽瑾 ，綠化學家廖俊智，… … 。物理學家吳大猷、薩本棟、顧靜徽、卓以和、吳健雄、丁肇中、崔琦、周美吟、何文程、江台章、葉永烜、王恩哥、沈元壤、朱棣文、陳學俊、薛其坤，超導體物理學家朱經武，宇宙線物理學家和高能物理學家蕭健，傳熱學家田長霖，傳熱學及納米技術專家陳剛，流體力學家吳耀祖，空氣動力學家錢學森、莊逢甘，物理學家、爆炸力學專家鄭哲敏，力學家范緒箕、高華健、胡海昌、姜複本，物理海洋學家文聖常、方國洪，水力學家黃萬里，生物力學家馮元楨，力學家和應用數學家談鎬生，航空航天推進與動力學家楊威迦，物理化學家傅鷹、吳學周、蔡啟瑞、張江樹，物理化學和無機化學家徐光憲，化學家薩本鐵、陳可忠、李遠哲、錢思亮、邢其毅、劉雲浦、李壽恆，數學家胡明復、趙訪熊、姜立夫、楊武之、申又棖、江澤涵、程民德、許晨陽、張益唐、廖山濤、樊映川、吳良森、陳繁昌、陳漢夫、黃達人、田剛，數理統計學家林少宮，統計學與人類學家吳定良，導彈專家林燁，核能專家盧鶴鈸，航空專家盧鶴申，飛行器專家馮培德，… … 都曾在美國學習過。鐵路工程專家詹天佑， 電腦大王王安，計算機專家姚期智、李開復，自動控制專家楊嘉墀 、張鍾俊，控制論專家何毓琦，信息學家黃煦濤，化工學家廖俊智、黎念之，工業微生物學家陳騊聲，泥沙運動及河床演變專家錢寧，地質學、礦床學家謝家榮，採礦專家畢祖培，冶金學家陳大受、林宗彩，冶金工程技術專家陸達，港口和海岸工程專家趙今聲，海岸與海洋工程專家劉立方，水利水電工程專家張光斗，電子工程專家王康隆，電工專家鍾兆琳，微電動機械系統(MEMS)的先驅戴聿昌，分子束外延、無線電技術專家蔡金濤，高壓研究專家毛河光，材料學家師昌緒、吳自良、方正知、王中林、劉錦川、周惠久、姚熹、翁宇慶，高分子材料學家徐僖，生物納米科技專家何明，納米材料學家彭笑剛、陳力俊 ，數位語音處理專家李琳山，電子學家葛守仁，遙感、地理學家李小文、馮景蘭，信息科學家劉必治、楊偉豪，土木工程專家林同炎、淩鴻勛，建築學家陳植、張永和，建築學家、城鄉規劃學家吳良鏞，航天技術專家任新民，導彈專家梁守盤，機械工程專家莊前鼎、吳大昌、胡國棟、程孝剛、賀陳弘、李培根、楊叔子，結構工程專家顧宜孫，熱能動力工程學家陳學俊，水資源、能源資源專家張東曉，熱力工程學家陳大燮，石油化工催化劑專家閔恩澤，飛行器專家李小光，農作物遺傳學家盧永根，鐵路運輸專家金士宣，教育家馬寅初、孟憲承、馬約翰、劉湛恩 ，國學家陳寅恪，語言和音樂學家趙元任，翻譯家巫寧坤，… … 等，中國各行各業中曾在美國學習過的專家舉不勝舉。

   數學家陳景潤曾就讀福建師大附中（前身是三所教會學校即英華中學、華南女中、陶淑女中於 1951 年合併）。陳景潤的啟蒙老師是福州英華中學高中畢業後在清華大學畢業的空氣動力學家和航空工程學家沈元。化學家侯德榜，經濟學家和教育家陳岱孫曾就讀福州英華中學（學堂）；教育家陳垣曾就讀教會學校廣州博濟醫學堂；作曲家和音樂教育家冼星海曾就讀廣州嶺南大學（Lingnan University，前身為1888年美國教會創辦的格志書院）；力學家徐芝綸曾就讀教會學校揚州明德小學；教育家陶行知曾就讀安徽歙縣教會學校崇一學堂；兒童教育家陳鶴琴曾就讀教會學校杭州蕙蘭中學；理論物理學家程開甲，生理學家方懷時，物理學家潘文淵曾就讀教會學校嘉興秀州中學；公路及橋梁專家曾景賢曾就讀教會學校北平匯文小學和匯文中學；汽車和內燃機專家潘承孝、地質及考古學家賈蘭坡、自動控制專家林士諤曾就讀教會學校北平匯文中學；提出“大健康”和健康學的奠基者張人駿曾就讀教會學校北平育英中學和盛新中學；工程地質專家谷德振曾就讀教會學校北平育英中學；物理學家黃昆曾就讀教會學校北平潞河中學；建築師沈勃曾就讀教會學校北平崇實中學；物理學家謝希德、王承書，有機化學家蔣麗金，婦產科專家張人樺曾就讀教會學校北平貝滿女中；兒科專家胡亞美曾就讀教會學校北平慕貞女中；物理學家鄧稼先、楊振寧曾就讀教會學校北平崇德中學；系統與控制工程及運籌學專家吳滄浦曾就讀教會學校廈門英華書院預科；物理化學家張存浩，化工學家侯虞鈞，雷達與信息處理專家毛二可，物理學家郭可信、章綜，返回式衛星專家林華寶，計算機專家夏培肅，生理學家潘其麗曾就讀教徒張伯苓（教會學校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創建的重慶南渝（南開）中學；內科專家卞萬年，眼科專家黎宗堯，建築家李景均曾就讀教會學校天津新學書院 ；數學家吳大任，航空航天學家卞學鐄，地學研究專家劉東生，地質學家關士聰、張文佑，物理學家鮑曉毅，戲劇作家和教育家曹禺曾就讀教徒張伯苓創建的天津南開中學；泌尿外科專家郭應祿曾就讀教會學校津沽大學附中；有“電影皇后”之稱的胡蝶曾就讀教會學校天津聖功女中；化工專家錢志道，病媒生物防治專家汪誠信曾就讀教會學校南昌豫章中學（前身為豫章備館）；神經生物學家李朝義曾就讀教會學校重慶廣益中學；地質地理學家侯仁之曾就讀教會學校德州博文中學（崇正學館）；數學家陸家羲曾就讀教會學校麥倫中學；建築學家貝聿銘曾就讀上海青年會中學和上海聖約翰大學附中；醫藥學家朱恆璧曾就讀上海青年會中學；光學及光學工程專家董太和曾就讀教會學校上海聖方濟學院；病毒學家聞玉梅曾就讀教會學校上海聖瑪利亞女中；化學家朱麗蘭曾就讀教會學校上海中西女中；化學家黃量，機械工程和壓力加工專家瞿文吉，教育家吳貽芳、薛正，作家和教育家冰心，作家廬隱、張愛玲，鋼琴演奏家顧聖嬰等等眾多女士均曾就讀過上海的教會學校。流體力學家林同驥曾就讀教會學校金陵大學附中；光學家王大珩，天體物理學家曲欽岳曾就讀教會學校青島禮賢中學；物理學家李政道曾就讀嘉興秀州中學在抗戰時期內遷至江西贛縣組建的贛縣基督教聯合中學（簡稱贛州聯中）；化學工程專家侯虞鈞、核化學家王方定、海洋石油工程專家曾恆一、生理學家潘其麗曾就讀教徒張伯苓創建的重慶南開中學；數學教育家張遠達曾就讀教會學校武漢的博學中學；水稻雜交育種專家袁隆平1930年出生於北平協和醫學院並曾就讀教會學校漢口博學中學；考古學家馮漢驥，圖書館學家裘開明曾就讀教會學校武昌文華書院；內分泌學家劉士豪曾就讀教會學校文華大學附中；獸醫學和微生物學家盛彤笙曾就讀教會學校雅禮中學；醫學專家劉同倫，教育家白希清曾就讀英國傳教士司督閣（Dugald Christie）創辦的奉天醫科專門學校； 數學家丘成桐，教育家陳玉樹曾就讀教會學校香港崇基學院；生物醫學家段崇智曾就讀教會學校香港聖若瑟英文小學和中學；醫學家鍾尚志、曾浩輝、簡悅威曾就讀教會學校香港華仁書院；社會學家陳紹馨，流行音樂歌唱家周杰倫曾就讀教會在台灣辦的學校淡水中學校（淡水高中）；醫學家蔡阿信曾就讀教會學校淡水女學校；歌唱家鄧麗君、演員和作家林青霞曾就讀教會學校台灣金陵女中；歌唱家蔡琴曾就讀台灣由曾就讀上海東吳大學法學的謝東閔成立的實踐家政專科學校；醫學專家黃寬曾就讀由傳教士創辦的澳門馬禮遜學堂；… … 。基礎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質和培養人才的關鍵。童年和少年時期如失去學習機會，各位專家們很難會取得已有的業績。一九四九年以前教會及教徒在中國創辦的中、小學數以千計，只能例舉一、二。而例舉的學校校友也只能介紹幾位。

        林業學家凌道揚，生理學家錢紹禎，電機工程專家章名濤，作家和翻譯家林語堂曾就讀教會學校上海聖約翰大學；生理學家林樹模曾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醫學院；病理學家胡正詳曾就讀上海哈佛醫學校；物理學家張國藩曾就讀湖北安陸縣城教會辦的崇文小學和上海滬江大學；生物學家貝時璋、病理學家梁伯強，醫學家沈其震，橋梁工程與力學專家李國豪，測量專家葉雪安，病毒學家侯雲德，外科專家裘法祖曾就讀德國醫生創建的上海同濟大學；外科專家周澤昭曾就讀上海同濟大學和同德醫學院； 物理學家王竹溪、錢臨照、李元傑，冶金熱能工程學家陸鍾武，物理化學家盧嘉錫，水利水電和岩土工程專家黃文熙，水利水電專家錢正英，教育家黃辛白曾就讀留美胡敦復等人創辦的上海大同大學 ；血液學專家王振義，熱帶病學家李宗恩，美術教育家徐悲鴻曾就讀教會創辦的上海震旦大學；生物學家童第周、昆蟲學家陳世驤曾就讀復旦大學（馬相伯神甫在吳淞始創復旦公學。）；骨科專家陳中偉曾就讀1952年由教會學校上海聖約翰大學，震旦大學和同濟德文醫學堂合併的上海第二醫學院；血液學家陳竺，遺傳學專家陳賽娟也曾就讀上海第二醫學院；在台灣倡議發展教育的謝東閔曾就讀教會學校東吳大學1915年成立的法科；細菌學家、生物學家陳文貴 ，婦產科專家樂以成曾就讀教會學校華西協合大學；植物學家張肇騫、秦仁昌，物理學家查謙，無機化學家戴安邦，植物病理學家俞大紱，醫學家戚壽南曾就讀教會學校南京金陵大學；金屬物理學家陳能寬，測繪學和全球定位系統專家劉經南曾就讀美國雅禮會辦的創辦的雅禮大學堂；生物化學家余寶笙曾就讀華南女子大學；生物物理學家沈淑敏，遺傳學家談家楨，腫瘤分子生物學家詹啟敏，人類學家費孝通，機械工程專家黃叔培，小說家金庸，教育家雷潔瓊、孫起孟曾就讀教會學校蘇州東吳大學；土壤學家李連捷，分析化學家梁樹權，昆蟲學家林昌善，物理學家張文裕，藥理學家金蔭昌、宋振玉曾就讀教會學校燕京大學；物理學家鄧昌黎，化學家郝履成，稀有金屬冶金及材料專家李東英，生物統計學專家魏立人曾就讀教會學校輔仁大學；心理學家郭一岑曾就讀教會學校北京匯文大學；內科學家張孝騫，血液生理學家易見龍曾就讀美國雅禮會辦的湘雅醫學院和在北平協和醫學院進修；醫學微生態學家魏曦，細菌和病毒學家李振翩，燒傷醫學專家黎鰲曾就讀湘雅醫學院；半導體材料學家林蘭英，鳥類學家鄭作新，有機化學家黃維垣，生物學家唐仲璋，園藝學家李來榮曾就讀教會學校福建協和大學；生物化學家王應睞就讀過教會學校福建協和大學和南京金陵大學；文學家和教育家老舍、史學界和教育家錢穆曾就讀教會學校濟南齊魯大學；骨科專家葉衍慶，麻風病學專家尤家駿，生理學家沈霽春，心血管外科專家蘭錫純曾就讀濟南齊魯大學醫學院；物理學家袁家騮曾就讀由Dr. Samuel Lavington Hart (赫立德)創辦的天津新學書院和教會學校天津工商大學；數學家陳省身、姜立夫、江澤涵、龍以明，物理學家吳大猷，空氣動力學家郭永懷曾就讀天津南開大學；文學和翻譯家陸蠡曾就讀教會學校浙江蕙蘭中學、之江大學附中和之江大學；理論物理學家束星北，數學家張理京，翻譯家朱生豪曾就讀杭州之江大學；…  … 。各個教會或者是教徒創辦的大學畢業生人數眾多，分布於各個領域，各自做出貢獻，文中只能舉例說明。

   抗戰期間1937 －1946年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兩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和五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和八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曾就讀西南聯合大學。

   蔣中正（介石）的貼身醫生熊丸曾就讀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毛澤東的貼身醫生李志綏曾就讀成都華西協合大學醫學院。

        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新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奠基人之一傅連暲曾就讀教會興辦的崇正小學、中西中學和汀州亞盛頓醫館；新中國首任衛生部長和中國紅十字會長李德全曾就讀華北協和女子大學，1922年任北平基督教女青年會（YWCA）學生部幹事；繼任部長錢信忠曾就讀同濟大學技師學校和附屬寶隆醫院。新中國首任中華全國體育總會主任是曾就讀上海聖約翰大學的體育教育家馬約翰。

四. 千變萬化  繁花似錦

        1949年以後，教會在大陸各地創辦數以千計的中、小學被改名、合併或者是取消。這些教會學校為後來的更名或者合併的中、小學學校奠定了基礎。

        1952年燕京大學被拆分至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民族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學院、協和醫學院和北京政法學院（現北京政法大學）；輔仁大學被拆分至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中央財經學院和北京政法大學。

        早期的北京大學生物系有留美的張景鉞、陳楨、李汝祺、李繼侗、胡徑甫、崔芝蘭等教授。生物系的學生必修生理學，北京大學生物系的生理學實驗室是由留美的張錫鈞親手建立並在1936年出版了《初級動物生理學實驗》（助手是生理學家李落英），遺傳學家牛滿江和原生動物學家陳閱增曾就讀北京大學生物系。1952年院系調整原來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三校的文、理院系學者雲集北京大學，奠定了北京大學理科的紮實基礎。1945年以後，北京大學醫學部的院長是曾經就讀美國教會始辦的潞河中學和留美的解剖學家馬文昭，生理學家沈雋淇和皮膚病性病學家胡傳揆等人；任藥學系主任的藥物化學家薛愚是教會學校齊魯大學的畢業生 ；1952年起先後任有機化學教研室主任、藥學系主任的王序是教會學校滬江大學的畢業生，生物化學教研室主任是留美的劉思職，生理教研室主任王志均在清華大學畢業、北平協和醫學院進修，… 等很多都曾留美或在教會學校學習過的老師們執教傳承。 藥學家屠呦呦曾就讀教會學校甯波甬江女中，1951 －   1955年就讀並畢業於北京大學醫學部（北京醫學院）。微循環專家修瑞娟和醫學專家鍾南山，免疫學家巴德年，心血管專家胡大一，神經外科專家王忠誠，神經生物學家徐群淵，生物學家吳虹，… … 等等也曾就讀北京大學醫學部。

        華東理工大學（華東化工學院）是我國第一所單科性化工院校，是1952年由上海震旦大學、東吳大學、大同大學等五所高校的化工系合併組建的；震旦大學的法律系進入現在的華東政法大學，震旦大學醫學院和聖約翰大學醫學等合併成立上海第二醫學院，其它學科分別併入復旦大學、上海第壹醫學院、華東師範大學、交通大學等等高校；聖約翰大學的其它學科分別併入同濟大學、交通大學、上海財政經濟學院（今上海財政大學）、華東政法學院（今華東政法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和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 。

        1953年以清華大學石油系、化工係為基礎，匯聚北京大學等高校的石油、石化等系科創立了北京石油學院，也就是中國石油大學的前身；1952年由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清華大學地學系等等高校地質系組合成立了中國地質大學前身的北京地質學院；中國礦業大學的前身是創辦於1909年的焦作路礦學堂後改稱焦作工學院，1931年焦作工學院成為國內唯一的私立工學院是以美國科羅拉多礦務大學、密蘇里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育體係為藍本，1953年曾經改名為北京礦業學院；在清華大學航空工程學院和四川大學、北京工業學院航空系合併的基礎上，成立了北京航空學院即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前身；1949年輔仁大學農學院併入北京大學農學院，並與清華大學農學院等三所大學的農學院合併成立北京農業大學；1952年在清華大學內正式組建了北京鋼鐵工業學院（後改名北京鋼鐵學院、北京科技大學），北京鋼鐵工業學院的採礦系、冶金系、金屬學系、機械系、物理化學系主任和煉鐵教研室主任和煉鋼教研室主任都是留學美國的；… … 。雖然，1949年以後原有的學校千變萬化，被改名或者是被拆散，不復存在。但是，原有學校的老師們卻在更大範圍內依舊培養人才，影響範圍更大也更深遠。1956年建立的首都醫科大學的終身名譽校長是北平協和醫學院畢業的吳階平，留美的外科專家戴士銘也曾經擔任過校長，學校中有不少接受過美國教育的老師培養出眾多醫學工作者，例如：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王辰曾就讀首都醫科大學。物理學家嚴濟慈的老師有曾就讀清華學堂的數學家何魯、留美的胡剛復和留法的數學家熊慶來等。計算機文字信息處理專家王選師從留美的江澤涵 、程民德等。著名的中國兩院，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的導師是留美的物理化學家、高分子物理學家錢人元；中國工程院院長李曉紅於1989 - 1991年曾在美國學習。大陸的大學幾乎都有在美國或是國內教會學校學習過的人執教，相傳。

   美國對中國教育事業的貢獻是多方面的，除了在我國建立大、中、小學校以外，還有，獎學金等學習和合作研究的經濟資助、來華講學、學術報告和學術資料交流等等。民間學術交往的事例也很多，例如：1979年美國國家科學顧問生物力學家毛昭憲、美國科學院院士生物力學家馮元楨、美國生物力學學會趙以甦等率領美國骨科及生物力學代表團（8位骨科醫生，9位生物力學研究者，其中有四位美籍華人）自費來訪，為推動中國生物力學和生物醫學工程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北京的學術報告會上出乎意外，將遇良才。代表團離京前曾在賓館專門安排與北京鋼鐵學院生物力學及人工關節科研組單獨進行了一次學術交流（張人驤，1979）。由於美國來訪學者、國際SPIE學會、和日本等專家教授們的支持，為北京鋼鐵學院生物力學科研組提出的“生物餃”、關節生物力學、人體雙向反饋和人體生命活動的研究（Zhang Ren-xiang, Lan Zu-yun, et al. 1987；Zhang Kui, Zhang Liang, et. al. 1992；Zhang Renxiang and Zhang Renji. 2007）與法國、日本和美國等十多個國家的學者們搭下了民間學術交流的橋梁。美國學者來華講學不僅帶來知識和技術。而且，通過直接接觸、了解接受或者是推薦中國學生出國學習的事例也不少，例如：1935年，美國數學家Norbert Wiener（諾伯特·維納）訪問清華大學時，注意到華羅庚的潛質，極力破格向英國劍橋大學的數學家 Godfray Harold Hardy（哈代）推薦沒有大學，甚至高中學歷的華羅庚到英國留學。沒有外國伯樂的推薦，華羅庚也不可能前往英國劍橋大學學習並成為中國的著名數學家。中、美還建立了中美聯合招考赴美物理研究生項目CUSPEA（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培養中國年輕的物理學人才。另外，通過個人與國外直接聯繫獲得學術資料、申請學校、聯繫導師、資助和支持也非常普遍，真是繁花似錦。中華民族對於滴水之恩，都會永記心頭。

五.  教師治學  飲水思源

   通過在海外留學或在外國在中國辦的學校中學習，培養出了眾多各方面的精英為中國的科學、技術各學科奠基和開拓。以上例舉的專家學者們只不過是冰山一角。美、英、德、法、日等等國家均曾在我國興建學校或接受留學或進修。其中，以美國為中國培養的人才占絕大多數。文中例舉的各方面專家大多數又都是教育家，代代傳承培養出人數眾多的有道德、有知識、有創見的科學、技術專家和各方面的骨幹建設者。  

   根據生理學家倪國壇、陳孟勤、黃醒亞、陸鍾琦、劉伯春，… … 的回憶文章，協和醫學院生理學系張主任講課內容根據研究進展經常更新，非常重視備課。在他每次講課前，當路過主任辦公室時都會聽到裡面的試講聲。實驗課要求每個學員必須個人完成經過主任認可的實驗報告。在學生全部完成合格的實驗報告後，主任才離開實驗室。老師要求非常嚴格 、嚴謹；在醫學院也只有在生理學實驗中培養科學實驗與研究能力，學生們私下都說生理學實驗是“鬼門關”。在研究論文發表以前要求要認真檢查實驗及結果，要仔細查考，反覆對照，排除所有疑點之後才可以立題、發表。婦產科專家林巧稚的評價是“治學嚴謹”。就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的進修生到生理學系也必須只閱讀主任指定的英文專業書籍（主任拿出自己的外文書籍放在工作室供學生閱讀），因為，當時的中文教科書內容太陳舊。大量從協和醫學院畢的著名醫學專家們和進修的生理學專家們就是這樣培養出來的，嚴師出高徒。營養學家侯祥川，生理學家柳安昌、盧致德、賈國藩、汪堃仁、孟昭威、呂運明，藥理學家周金黃，藥理和病理學家劉永，營養學家蘇祖斐，血液學家鄧家棟，外科專家曾憲九，眼科專家家張曉樓，耳鼻喉科專家徐蔭祥，神經外科專家關頌韜，骨科專家方先之、陳景雲、馮傳漢，內分泌學家朱憲彝，兒科專家吳瑞萍，醫學家盧觀全，… … 均曾就讀北平協和醫學院。北平協和醫學院自1924 – 1943屆共培養出310名醫學畢業生；至1948年護理專業培養了200余名畢業生。

   燕京大學是一所文、理並重的大學，校訓是：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務
（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自1925 - 1952年設立專門為北平協和醫學院培養學生的醫預科（系），醫預科主任博愛理（Alice M.Boring）是從協和醫學院調去燕京大學的。在醫預系三年不僅能受到自然科學的基礎訓練，還能學習人文社會科學知識，也鼓勵學生研修其他外語。因此，北平協和醫學院培養出的醫學和護理畢業生都與燕京大學的教育有關。燕京大學過去醫學預科的教育理念對今日的醫學教育仍然具有啟示意義。

   由教徒張伯苓與嚴范孫開辦的南開大學是文、理、工、商四科多元、協調、互補的綜合性大學，校訓是：允公允能，日新月異。張伯苓也是在中國最早倡導奧林匹克，重視體育和教授治學的教育家。1930年南開大學當時沒有物理系，有一位學生非常想學物理，在得知電機系有一位留美的物理學家顧靜徽教授以後經過申請與接觸，顧教授發現這位學生不僅好學，而且有潛質，為他一個人單獨專門開課，因材施教進行培養，並推薦他轉學至曾在南開大學任過教的北平大學饒毓泰教授。這名南開大學唯一的物理專業最早的學生，就是後來成為兩彈一星元勛的郭永懷。

   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重視人才，不拘一格。當初，在大多數人認為大學沒有設體育課的必要時，清華不懼冷言諷語聘請了體育老師，設立了體育課，留美的馬約翰成為中國的大學中首位體育教授。只有初中水平，也能夠進入清華大學數學系給大學生講課，就在這天方夜譚般的神話中，從清華大學走出了中國的數學大師。梅貽琦提出學工的人，要學人文，社會等等等多方面知識。在梅貽琦主持教務的大學造就了三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為兩岸的人才培養都做出了貢獻。

   中國私立學校中有許多是由留美或者是在國內教會學校學習過的老師執教如：1927年始建的天津公學1935年擴建為耀華學校，留美的嚴松章1928  －1934年和留美的趙天麟1934 －1938年任校長，校訓為：勤、朴、忠、誠。校內物理，化學和生物都有實驗室，重視實踐與動手能力。1949年以前高中理科教學用英文教材授課。學校重視體育，除了操場以外，還有體育館，健身房；有體育老師姚恩漢等，課外活動還外請體操和棒球教練；對音樂課也非常重視樂理的教學。學校培養學生全面發展和獨立思考能力。例如，英文老師在一堂課的開始說：昨天晚上做了一首新詩，就是十二個“噹”字，學生不解其意；然後，就開始正式講課。下課以後，同學們對這十二個“噹”字，獨立思考各有各的理解，其說不一。耀華1952年高中畢業（1949年初中畢業）生服務於各行各業。在北京工作的有北京地質學院，北京鋼鐵學院，北京礦業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的老師們和外地各類學校的老師們培養出下一代工程師，專家，教授和院士；還有在工業，醫學等部門；也有軍藝的老師，中央戲劇學院教師和編劇培養下一代藝術家們；還有在國家體委女排，… 。曾就讀天津耀華學校的還有，火箭系統控制專家梁思禮，物理學家金建中、于敏，化學家孫家鍾，工業結晶專家王靜康，地質學家郝詒純，雷達專家王越，有機化學家陳克潛，無機化學家王夔等。

   在階級鬥爭年代，外行領導，思想改造的大形勢下，冶金機械專家沈玖珩不受外界影響，一直堅持到生產第一線通過實際測試與工人結合解決生產問題，在調換學校以後，仍堅持對不同類型的現場進行測試研究。教師不僅要專，而且要有比較寬的知識面，教師不能僅僅教學也要做科學研究。而且，不應該局限在一個專業，要適應不同專業才能不斷取得成果。1959年秋季北京鋼鐵學院開展教育革命，師生停課下工廠改造思想，改造教學。“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學員在分秒必爭的軋鋼生產車間選擇結合生產的課題，即動手又動腦，進行真刀真槍，一竿子插到底，從無到在生產線上完成一台新設備試生產的全部過程，寫出設計計算說明書，試驗總結和完成結業任務，進行學術報告。與此同時同，還穿插進行某些必修課程的講授安排，培養出了機械工程專家李坦等多位教授和高級工程師 ，以及鍾倔院士等。實踐證明，師生團結， 發揮老師治學就有可能培養出人才。這個實踐是在特殊環境和特殊條件下進行的，對當今工科院校是否仍具有參考價值？

   發現華羅庚潛質，在經濟上幫助和培養華羅庚的老師、翻譯家王維克不忘師恩，在1934年居里夫人逝世時曾在上海的報紙上發表《憶我的老師居里夫人》。五十年代王維克遇到逆境，此時華羅庚已經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但是，華羅庚在成名以後並沒有嫌棄和遠離老師，而是不忘師恩，幫助老師並給老師介紹了翻譯工作。

        積極參加五四愛國運動被撲，留美學成不顧高薪報效祖國，專心科學研究與教學；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批鬥、工人抄家、關押、勞動和去四川劍門高山當赤腳醫生後，身患重病臥床不起，多虧當地兩位教徒、中學教師鄭昌榮和方均發現幫助。在回北京以後，張錫鈞難忘師恩與友情，以口述並親自寫出了幾篇回憶文章留給後人。其中，在 “回憶客座教授坎農在北京的日子” 中記述了1933年在美國，張錫鈞應哈佛大學生理學系主任坎農( W. B. Cannon )教授邀請到家中作客，並帶領參觀了實驗室。1935年坎農教授應邀來華期間耐心傳授，親手示範實驗並指導研究生。在 “懷念Carlson教授” 一文中介紹了導師，美國芝加哥大學生理學系主任A. J. Carlson破格接受正在半工半讀，攻讀醫學博士學位的張錫鈞同時攻讀生理學博士（哲學博士），並於1926年成為同時攻讀和獲得醫學與哲學雙博士學位的第一人。Carlson提供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學習環境，專門配了一把主任辦公室的鑰匙給張錫鈞供在下班後及節假日可以自由使用。在蘇聯生理學家巴甫洛夫( I. P. Pavlof )為了答謝十月革命以後美國科學家對蘇聯科學研究的支持訪問美國時，Carlson教授讓張錫鈞展示狗的新陳代謝實驗與諾貝爾獎得主相識。1935年張錫鈞出席第15屆國際生理學會議期間巴甫洛夫邀請包括張錫鈞在內的中、美生理學家參觀實驗室和家訪。1953年Lilly Research Lab,（美國禮來研究實驗室）終身研究員林從敏在參加世界生理學大會期間，諾貝爾獎得主Sir H. H. Dale曾經說他很關心張的工作和張的近況；張錫鈞的導師Carlson說 “張是我最好的學生之一，你們年輕人要比他更好才是。”（林從敏，1999）。Carlson對我國人民非常友好，生理學家林可勝、張鴻德等等也都是他的學生。林可勝與張錫鈞回國以後同在北平協和醫學院生理科任職，共同創建了我國的實驗生理學，共同編寫的實驗生理學教材是我國各醫學院生理學實驗的蘭本，並直接為我國培養出眾多生理學和醫學的高級人才，為人民健康和提高生存質量做出了積極貢獻。在慶賀張錫鈞教授誕辰和從事教學科研工作60周年的大會上，當知道英國學術雜誌以封面刊登紀念，以及意大利G. Pepeu，以色列I. Parnas，美國J. Nicholls，美國C. L. Harris，日本Kumi ASHAWA等等外國教授們的紀念文章和眾多海內外中國專家們的紀念文章以後，大家都期待着張錫鈞的奮鬥經歷介紹。但是，出乎意外的是張錫鈞以 “飲水思源” 不忘師恩與友情為題介紹了經過文化大革命保存下來的國外老師和同事們的珍貴照片。其中，有A. J. Carlson,  J. H. Gaddum, Sir H. H. Dale, H. W Florey, W. R. Hess等。據搜索，張錫鈞在國內出版的刊物中還發表了回憶E. S. Schafer, E. Reid, J. J. Abel, 吳憲，林可勝和巴甫洛夫等等學者的文章。經張錫鈞推薦留學人員很多，唯獨沒有自家子女。張家接待來訪的學術交流外賓的家宴與禮品全都是自費，這也是當今值得一提的家風。在大陸，全國大張旗鼓宣傳人民幣“萬元戶” 向錢看期間。張錫鈞和夫人教育家高月川徵求子女同意捐資以萬元為單位的全部美元存款（工資）為獎勵優秀青年生理科學工作者的基金。中國的老專家們為提高人類的生存質量和健康水平，以實際行動無私奉獻，潤物無聲 ，報效民族的事例很多，不勝枚舉，這裡就不再贅述。

        走筆至此，突然想起曾經被扣上“右派”帽子的燕京大學畢業、清華大學教授應用數學家李歐和夫人（動物形態學家王平）以及子女將一批祖傳的歷史珍貴文物（包括光緒皇帝硃筆親批殿試“皇榜”等等）無價之寶捐給秀山縣，留給子孫萬代。在《經絡科學》專著（張人驥，潘其麗等，2010）中引用了王平保存珍貴家藏的醫學家王易門拍攝的經絡銅人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多次抄家的東南大學建築系教授、教育家李劍晨於1995年將畢生繪畫精品120幅（中國畫）捐獻給江蘇，留給後人學習、參考；… … 。以上這些老專家們都是自幼受對中國的傳統教育，沒有獲得過獎金、科研經費提成和特別照顧，靠教師工資養家糊口的兩袖清風、心繫民族、不貪營利、不慕虛名、勤奮奉獻、高風亮節的中國學者們的真實寫照。也有很多專家們在獲得獎金後捐獻或以各種方式資助需要者，回報民族的事例也屢見不鮮。因篇幅有限，無法一一列舉。

六.  契合實際  授人以漁

   西方來華的傳教士人數眾多，目地、觀點、做法與效果也不盡相同。下面僅舉幾個實例進行簡單介紹。

1. 翻譯聖經

        傳教士傳播的內容應當忠實於經典原義，絕對不可以人意代替經典。

   1813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將《聖經》新約翻譯完成並在廣州出版，1823年將新約與舊約聖經合併出版名為《神天聖書 》。1831年德國傳教士郭士立（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到澳門，在馬禮遜逝世後，郭士立等人修訂馬禮遜的《神天聖書》，1838年對舊約修改以後訂名為《舊遺詔書》。對新約進行多次修訂，最後訂名為《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

   1842年美國傳教士婁理華（Walter Macon Lowrie）抵達澳門，1845年轉往寧波翻譯聖經。

   1848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到上海與美魏茶、慕維廉、艾約瑟（Joseph Edkins）等傳教士在上海創建墨海書館，印刷出版中文書籍。麥都思在墨海書館得王韜協助，將聖經翻譯成中文（深文理聖經）。

        1885年美國的富善（Chauncey Goodrich）牧師開始翻譯聖經（和合本），1890年參與七人委員會，負責翻譯聖經，1917年全部聖經翻譯定稿，1919年出版。他還將聖經翻譯成蒙古文出版。

        1968年12月25日 意大利神傅雷永明（Blessed Gabriele Allegra OFM）主持的思高聖經學會出版了《聖經》的思高譯本。

2.  知己知己

        1836年 美國的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牧師來華居留時間長達47年 。他重視對中國傳統學習，他對比儒家的三綱五常即：儒教之所重者五倫，而基督教亦重五倫。他還認為，儒家講“仁”，而基督教的“愛即是仁也”；儒家講“義”，“上帝以義為喜”；儒家講“禮”，而《聖經》要人們“以禮相讓”；儒家講“智”，《聖經》中稱“智慧之賦，貴於珍珠”；儒家講“信”，《聖經》中則有“止於信”，即“信”是最高美德。1876年，清政府為表彰林樂知在譯書和教學方面的貢獻，特授予他五品頂戴官銜，後又欽加四品銜。

   1839年蘇格蘭的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牧師於1841年開始着手翻譯並出版中國古典哲學經典。

        1850年到1855年美國丁韙良牧師不但系統學習了《尚書》、《易經》、《詩經》、《春秋》、《周禮》、《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等儒家經典， 而且對漢語方言、音韻、訓詁等也進行了研究。丁韙良對中國古典哲學和文化的深入了解贏得了中國人民的尊重。丁韙良對中國文化的態度是，孔夫子可以稱為“至聖”，人們可以在禮儀中向孔夫子像敬禮，而且認為中國基督徒可繼續遵守祭祖的儀式，甚至對佛道亦持開放態度，認為佛教是“為基督教作準備”的。1898年12月31日京師大學堂正式開學，開學之際，為照顧外國教習，首任管理學務大臣孫家鼐同意傳教士們不必參加祀孔典禮，但西學總教習丁韙良卻帶領外國教習參加了祀孔活動，並當着中外來賓的面，向孔夫子像鞠躬，為的是“對這個中國文化最重要的象徵，表示他們的敬意”。丁韙良認為，要想成為中國教育中的一分子，就必須要與中國文化認同，祭孔正是表明自己的這一立場。

3. 隨鄉入俗

   英國傳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穿中式服裝並曾經提出，剃鬚留辮以融入中國社會。

        1873年美國傳教士夏洛特·迪格斯·“洛蒂”·蒙恩（ Charlotte Diggs "Lottie" Moon）到山東省登州，她逐漸認識到越少西化，越多認同中國人，就越能降低中國人對外國人的好奇，而向福音開放。她開始穿中式服裝，採納中國風俗，尊重及欣賞中國文化和學問。結果換來中國人對她的愛戴和尊敬。

   美國傳教士郭顯德 (Hunter Corbett)在煙臺地區長達56年之久，他積極融入中國社會了解民情，熟讀四書五經，常以儒家學說與人理論，時人送其綽號為郭麒麟。郭顯德夫婦根據當地具體所缺在山東興學，創辦煙臺第一個幼稚園，在煙臺建醫院和博物館，並且兩度在山東主持救災工作，曾經獲得政府授予的獎章。

   第二代傳教士美國的棣慕華( Charles E. Devol )為國際知名的植物學家， 1903年10月2日出生於江蘇省六合縣，一生熱愛中華文化，常以江蘇六合人自居。

4. 授人以漁

   美國的丁韙良牧師在任同文館總教習期間，根據中國沒有法制的國情，於1876年組織同文會館開館時最初的學生聯芳、慶常、貴榮、杜法孟等與丁韙良合譯了一部德國學者馬頓斯的西方國際法著作《星軺指掌》( Charles de Mavens. La Guide Diplomatique. 1832. ) 出版，這是中國近代引入的第一部敘述外交制度的專著。1863 －1864年丁韙良翻譯美國人惠頓所著的的《萬國公法》（ Henry Wheaton .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1836）出版，該書受到恭親王等人的賞識，由總理衙門撥專款付印。1880年丁韙良組織聯芳、慶常、聯興、貴榮、桂林等合譯瑞士布倫智理的《公法會通》( Johann  Caspar  Bluntschli.  Le  droit International  Godifie.  1868. )於1880年由同文館出版。聯芳、慶常等後來都成為外交人員。丁韙良於1898被授予二品官銜，1899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授予丁韙良名譽法學博士的學位。

   1580年意大利的利瑪竇（Matteo Ricci ）神甫來到中國傳教，也傳播了西方先進科學，他是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1607 年利瑪竇與中國教徒徐光啟合作翻譯他在在羅馬學院學習時用的課本，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前六回的譯本，還翻譯了德國天文及數學家、教徒克拉烏維斯（Clavius,Christoph ）所著的《實用算術概論》（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1583年），內容是四則運算、分數至比例、開方、正弦餘弦等，由教徒李之藻筆錄，清朝時錄入四庫全書；關於應用幾何、測量方面的《測量法義》附《勾股義》， 由徐光啟筆錄；《圜容較義》和 天文學知識《渾蓋通憲圖說》均由教徒李之藻筆錄。他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等技術知識，他的著述對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

   1619年德國神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抵達澳門。1623年成功地預測了當年10月8日出現的月食，後來又成功地預測了1624年9月的月食。他採用一種羅馬關於月食的計算方法，計算出北京子午圈與羅馬子午圈的距離。為此，完成了測算日食和月食的《交食說》。 1629年他還用中文寫了一本介紹伽利略(Galileo Galilei)望遠鏡的《遠鏡說》。在教徒徐光啟主持下，他參與測量並繪製了大幅星圖的工作。 1634年12月在徐光啟和湯若望主持下完成了《崇禎曆書》，共計46種137卷。1639年1月6日，崇禎皇帝對湯若望等人的治歷工作十分讚賞，親賜北京南堂耶穌會所御匾一方，上面親書“欽褒天學”。1640年他還同中國學者李天經合作，翻譯了1550年德國礦冶學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撰寫的論述16世紀歐洲採礦、冶金技術的巨著《論礦冶》（ De re Metallica)。

        1659年比利時神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抵達澳門。1669年他撰寫《曆法不得已辨》，《測驗紀略》（1669年）和《歐洲天文學》（Astronomia Europea，拉丁文著作）（1687年）；1672年在北京製造出三輪蒸汽車。

        1813年蘇格蘭牧師米憐（William Milne）夫婦抵澳門以後曾經負責創建馬六甲英華書院，1815年，梁發牧師隨米伶先到馬六甲英華書院學習，後到書院印刷所工作，和印刷工蔡高一起發明了中文鉛字活版印刷。還協助米伶創辦出版世界上第一本中文近代宗教期刊《察世俗每月統計傳》，並撰稿和編輯。梁發是第一個參加近代化中文報刊的編輯和出版工作的中國人。

        英國傳教士台約爾（Samuel Dyer）牧師1827年用大量時間研究和完善漢字的金屬活字，他設計和鑄造的三千個金屬漢字活字，十分精美，準確，實用。他還出版過一本漢字活字體型選編《作印集字》。1828年底前往馬六甲負責英華書院的印刷所事務，同時鑄造中文活字陽文鋼模、陰文銅模、以便鑄造漢字金屬活字。香港首份華文報紙《遐邇貫珍》（Chinese Serial）就是用英華書院的漢字活版印刷廠印刷發行的。當時台約爾設計由英華書院鑄造的中文活字，世界聞名。

   西方傳教士提倡男女平等，在中國辦了各類學校，尤其是創辦女子學校。中國的婦女解放也是來自西方，十八世紀來到中國山西的英國女傳教士瑪麗·馬丁(Mary Martin)成立天足會，解放婦女纏足，女傳教士艾偉德（Gladys Aylward）也積極宣傳婦女不再纏足和反對納妾等等。

5. 無私奉獻

        1896年蘇格蘭傳教士、醫生蘭大衛（David Landsborough）前往台灣彰化、渡溪和坐橋開設診療所。貧童周金耀腿部潰瘍，無法長皮。蘭大衛割下妻子連瑪玉（Marjorie Landsborough）宣教士大腿皮膚移植到周金耀的腿部，傳教士愛人如己的切膚之愛令人起敬。蘭大衛之子、出生在中國的蘭大弼（David Landsborough Ⅳ）傳教士、醫師為彰化基督教醫院第九任院長，亦曾在福建泉州惠世醫院任院長，父子兩代在中國奉獻達70年之久，蘭大弼在彌留之際，以台灣話說出最後遺言：要照顧艱苦人（窮人）。

   美國傳教士韋棣華（Mary Elizabeth Wood）大學讀圖書館專業，畢業後於1889年受聘為巴達維亞的里奇蒙德紀念圖書館（Richmond Memorial Library）館長，任職十年之久，於1899年5月16日抵達武昌，1909 年建立文華學校圖書館，1910年建成文華公書林，是中國第一所現代新型圖書館，它對公眾開放，除文華大學師生外，武漢三鎮的民眾也可入館。為方便讀者，實行開架閱覽制。她強調圖書館的服務和社會教育作用，經常舉辦演講、讀書會、故事會、音樂會等活動。她於1914 年創立巡迴圖書館，定期更換新書，充分利用本身的館藏與資源來服務讀者。於1914 年和1917年她先後選送沈祖榮和胡慶生赴美在紐約公共圖書館學校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School，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校的前身)攻讀，在1918年學成回國的沈、胡兩位的協助下，她開始籌建圖書館學校。1920年，文華大學圖書館學校 (Boon Library School) 正式開辦訓練專門人材。1929年獲教育部批准更名為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簡稱文華圖專），為國內第一所圖書館專門學校。她爭取到500,000美元建立國立北平圖書館和該館10年的維修費以及三年，每年5,000美元的贊助，作為教員薪俸及獎學金之用。

6. 親如一家

   1931年徐州出現了嚴重的洪澇災害，美國教會的徐州坤維女醫院及徐州基督醫院等聯合其它10多家醫院共同組成了防疫委員會，進行夜以繼日的防治。1938年河北台兒莊戰役打響之後，徐州教會醫院把收容和搶救傷病員作為光榮使命，致使一批批國軍傷病員經過醫院治療後重返殺敵抗日前線。1932年徐州及周邊發生重大霍亂疫情，傳教士葛璧璽（美國傳教士葛馬可夫人Henrietta B. Donaldson）帶領坤維女醫院同仁和教會醫院一起積極參與地方當局防疫滅疫。

        貴州畢節地區威寧縣石門坎小山村是一個苗族非常貧窮荒涼的地方，沒有文字。1905年美國傳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來到石門坎帶來投資在烏蒙大山深處石門坎蓋起了學校教室、足球場、還建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在苗族建立了石門坎小學（光華小學）；柏格理在中國最早提倡婦女解放，創辦女子識字班。據資料統計至1949年，從石門坎小學畢業的學生中有四千多名小學畢業生，幾百名初、高中生和中專生。其中，有三十幾名大學畢業，還有博士。苗族醫學專家吳性純，中、小學就讀於雲南教會在烏蒙大山深處創辦的石門坎光華小學和昭通私立宣道中學（後為明誠中學），1921年考入華西協和大學牙醫學院，由於家境貧寒受到教會的經濟資助，於1929年成為中國當地苗族首位獲得醫學博士者。在完成學業後毅然回到家鄉奉獻愛心，曾任石門坎光華小學校長，並創辦全國苗族歷史上第一所平民醫院石門坎平民醫院。1950年以後，吳性純任昭通地區人民醫院副院長，兼任昭通地區衛生學校校長，培養下一代衛生事業的各類人才。生活在石門坎的苗族青少年在教會創辦的學校學習以後脫穎而出，文盲成為學者，平民變為博士以後，不少人又反哺故土。一位傳教士不僅僅傳播了知識、培養了人才、還普及了農村衛生教育。1915年，石門坎地區流行傷寒，柏格理在照顧病人時不幸染病身亡。

七.  伸張正義  見義勇為

        英國的鴉片侵略與日本的武裝侵略直接影響到中國的各個方面，對中國人民傷害之大罄竹難書。

        1832年美國傳教士高理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傳教士先驅》發表文章抨擊英國鴉片貿易對中國的影響，將鴉片描述為“折磨中國社會最大的罪惡之源”，並對在中國毒品的嚴重泛濫進行了揭露。美國傳教士公開在西方雜誌上評論，使美國人民客觀地了解到英國輸出鴉片對中國人民的危害。

        英國教徒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1875年主編《China’s Millions 》（億萬華民）雜誌，刊載許多宣教士來稿，記述鴉片貿易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悲慘結果，記錄了當年來中國的傳教士們反對鴉片毒害中國人民，堅持社會公義。1888年海班明和傳教士馬雅各（James L. Maxwell）在英國共同發起成立了Christian Union for the Severance of the British Empire with the Opium Traffic （促使大不列顛帝國棄絕鴉片交易之基督徒聯盟），由海班明出任幹事。海班明還發公開信給英國四萬五千名牧師以及所有國會議員，竭力推廣反鴉片運動。

   1878年英國傳教士李修善（David Hill）和德治安（Turner）到了山西平陽府傳播聖經。蓆子直入教，後來成為牧師。蓆子直在自己戒毒品鴉片成功以後，在山西平陽府建立天招局戒毒，並逐漸擴展到山西、陝西、河南和直隸四省，共開設45個天招局。

   1897年美國傳教士法伊莎（Dr. Isabella French）醫生到達南京，隨即展開醫療服務工作。 1901年秋天定居於江蘇六合與美國傳教士棣法（George F. DeVol ）醫生一起投入婦幼醫院為那裡的民眾施診醫病，他們在六合租了房子作為住院病房，並幫助吸毒人戒除鴉片。

   美國傳教士韋棣華認為庚子賠款的本質是一種勒索，而非償還債務。所以，美國應把當時已獲得的六百萬美元賠款歸還中國，用來發展中國的文化教育，尤其是發展圖書館事業。1923年她親往美國國會遊說，呼籲通過法案將庚子賠款的剩餘金額退還給中國，以作教育與文化專用。她在華府的五個月期間曾親自拜會82位參議員和420位眾議員。1924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將庚子賠款六百餘萬美元的餘項全部退還給中國，作為推進教育文化事業之用，成立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基金會首先決定以500,000美元建立國立北平圖書館，並同意負擔該館10年的維修費。基金會又在中國各地設立其他6所公立圖書館，並且為文華圖專提供3年每年5,000美元的贊助，作為教員薪俸及獎學金之用。民國總統黎元洪（1864-1928）於1926 年譽之為“中國現代圖書館運動的皇后”。       

八.  患難相助 真情難忘

        日寇侵略中國，在中華民族危難之時愛人如己，拔刀相助顯真情。

        1937年5月美國教徒、退役飛行員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協助中國發展空軍，他是在中國參加8年抗戰的美國軍官。1937年10月他建立了國際志願隊（簡稱國際中隊，飛虎隊）。1938年8月，根據教徒宋美齡的要求，陳納德去昆明籌辦航空學校，訓練中國飛行員。抗戰期間，在三年多的戰鬥中，陳納德指揮的第14航空隊戰果輝煌。日本空軍高橋中將說：14航空隊在中國給他們造成了60 – 70%的損失，如果沒有空軍力量的打擊，我們或許能去我們想去的任何地方。陳納德將軍和飛虎隊隊員為中國的抗戰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曾經獲得中華民國青天白日大藍授帶勳章。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數日內在上海有八十多萬難民。法國傳教士饒家駒（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 S. J.）神甫提出了設立“南市難民區”的建議。經過他奔走，得到英、美、法等國駐滬使館支持，並取得中日交戰雙方的同意後於11月9日在上海南市建立的難民區正式建成。成立的當天就收容難民2萬多人，最多時曾有收容所130余所，收容難民10萬人以上。難民區由以饒家駒（當時任國際紅十字會難民救濟委員會負責人）為首的外籍人組成監督委員會負責管理。

   第二代美國傳教士費吳生(Dr.George Ashmore Fitch ) 牧師於1883年生於中國蘇州，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殺期間，任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南京國際安全區副主任，他親臨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後，侵華日軍於南京及附近地區進行長達數月的大規模屠殺。1938年1月23日費吳生冒着極大風險將曾參與救助中國難民的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 John Magee ）牧師拍照的膠片縫在駝毛大衣的襯裡內，帶往上海。這份長達8卷的膠片是有關南京大屠殺罪行唯一的真實紀錄，是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

   1937年日軍進攻南京前夕德國人約翰·拉貝（John Rabe）和十幾位外國傳教士、教授，傳教士、醫生和商人等共同發起建立南京安全區，並擔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他不懼危險、奮不顧身和盡其所能地抗議和阻止侵華日軍對中國人民施暴。作為南京國際安全區主席的拉貝和其他國際友人一起保護了超過25萬中國人的生命。1938年2月拉貝離開南京，中國國民政府授予拉貝三色彩玉勳章（編號98）。4月15日，約翰·拉貝回到德國。日本是德國的同盟國，拉貝不顧個人安危，連續舉行報告會揭露日本屠殺中國人民，將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滔天罪行公布於世。他於6月8日直接寫信給希特勒，提交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報告，為中國人民伸張正義。拉貝曾經一度被德國秘密的國家警察蓋世太保（GESTAPO）逮捕 。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拉貝因曾是納粹黨員而先後被蘇聯和英國逮捕。拉貝失去工作，僅能煮菜湯、啃乾麵包。他確留給後人的是，25萬未受日本軍國主義蹂躪的中國人民；在日本的同盟國，公開揭露日本在南京城區內殘暴罪行和有500多個案例證明南京大屠殺重要證據的《拉貝日記》。1996年12月拉貝的外孫女萊茵· 哈特夫人將2000多頁的《拉貝日記》副本首次向外界公開，鐵證如山，很多內容可與其它資料互為佐證。

        美國傳教士明妮·魏特琳（Wilhelmina "Minnie" Vautrin）1937年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校園組成留守委員會任代理院長期間，在日本軍隊南京大屠殺和殘害中國民眾之時她積極營救中國難民，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奮力保護了數以萬計的中國婦孺和難民。1938年國民政府授予采玉勳章。她是 南京大屠殺的見證者 ，記錄了南京大屠殺日本軍國主義的殘忍罪行的魏特琳日記。

       1938年5月，日寇進占徐州時，大約有2500余名中國婦孺為免日軍蹂躪，逃入教會學校（王陵路婦女學道院）及教會醫院避難。由於中國籍守門人員均將被日軍射殺，美籍傳教士葛璧璽（美國傳教士葛馬可夫人）和彭夏麗不顧個人安危親守學校大門，日軍雖然將刺刀伸進鐵門卻未能進入。

        英國獨立女傳教士艾偉德（Gladys Aylward）1930年10月18日自英國隻身出發，花費了所有的積蓄，乘船和火車穿越蘇聯，後又取道日本，最終到達中國天津、北京，然後又長途跋涉到達山西陽城縣，接替年老的衛理會傳教士珍妮·勞生（Jeannie Lawson）。1936年艾偉德加入中國籍，抗日戰爭爆發後該地區被日軍侵占，她幫助救治中國難民和傷員，並將日軍行蹤通知中國方面。1940年艾偉德帶領94名孤兒在戰時環境下脫離淪陷區。艾偉德是一位身高一米四五，體重不足40公斤身軀嬌小的弱女子，卻以超凡的勇氣、毅力和愛心作出了不平凡的帶領近百名孤兒從山西經過河南，歷經27天的長途跋涉到達陝西扶風。她們翻山越嶺穿過日本軍隊的封鎖線，最終無一人掉隊。就在這個令人興奮的時刻，艾偉德卻住進行了醫院。她在醫院一醒來就問“我的孩子們在哪裡？”。她帶領的全部孤兒都被安置在教徒宋美齡創辦的孤兒院內。1949年她得到資助回到英國家鄉看望，結果從此再也回不到她無私付出的中國大陸。於是，她前往台灣，於北投（後遷木柵）創立了艾偉德兒童之家（後改為伯大尼兒少家園）收養孤兒。這是一位在中國大陸鮮為人知用母愛之心，以實際行動曾經幫助過中國人民，一直保持中國國籍的英國人；舉世聞名的“小婦人（The Small Woman）”。

   1942年2月美國根據租借法案提供10架C-53，於3月美國第十航空隊在新德里成立，建立一條自印度至中國的專用航線，組織空運和提供後勤支持。根據美國官方統計，美國空軍在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的援華空運中，為中國空運各類戰爭物資65萬噸。美國空軍在駝峰航線上共有超過500架飛機墜毀（包括C-46及C-47），468個美國和46個中國機組犧牲，共計超過1,500人。

   在日寇蹂躪下的中國百廢待興，美國羅斯福總統發起成立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1943年11月9日，44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華盛頓簽訂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協定》，決定成立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成立的目地是為了幫助在二戰中受害嚴重，而且無力復興的同盟參戰國戰後重建。其中，受害最嚴重的中國成為最主要被幫助的國家，救濟資金和物資主要來自美國、英國和加拿大。此舉，對當時滿目瘡痍的中國，猶如雪中送炭。

   １９３７年８月３日美國紅十字會（美紅會）開始連續不斷援助中國，1937年10月英國紅十字會和德國紅十字會也開始不斷援助中國，1937年12月蘇聯紅十字與紅新月會，1937年比利時紅十字會，1938年7月菲律賓紅十字會等等都分別援助過中國；挪威、瑞士等國的紅十字組織也都有積極行動。1938年１月２４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致函美紅會，呼籲其在國內募捐百萬美金，用以救濟中國受難民眾。美紅會會長戴維斯（Norman Davis）也籲請美國人民踴躍捐款援助中國。１９３８年６月２０日，第１６屆國際紅十字大會在英國倫敦舉行，時任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戴維斯對日軍的殘暴行為予以譴責 。１９４０年５月，羅斯福總統夫人代表美紅會發表演說，呼籲美國民眾捐助戰爭救濟金，希望美國民眾能夠慷慨解囊，愛鄰如己。國際紅十字組織在道義聲援中國的同時，始終以財力、物力、人力等資源援助中國，援華物資種類繁多，不僅有醫藥和糧食等戰時稀缺物資，而且還有布匹、罐頭、牛奶、兒童玩具等生活用品。國際紅十字組織的人力援華，從１９３８年以來持續不斷，１９４２年達到高潮。來華服務的醫護人員達百餘人，包括以白求恩［加拿大醫生亨利·諾爾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的父親是牧師，母親是傳教士；白求恩 曾就讀教會創辦的多倫多大學（後來脫離教會），白求恩 於1938 －1939年以實際行動將愛傳播給當時備受侵略的中國人民。］為代表的加、美援華醫療隊，受印度國大黨派遣援助中國的印度醫療隊和“西班牙大夫”。其中，“西班牙大夫”在華參加救護工作時間最長，其成員也最多。

九.  同仇敵愾  臨危不懼

   教徒佟麟閣（凌閣）將軍1933年在長城抗戰中輔佐宋哲元進行戰鬥，取得喜峰口大捷。日本《朝日新聞》評價說：“明治造兵以來，皇軍名譽盡喪喜峰口外，遭受60年來未有之侮辱”。1933年5月，佟麟閣參加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任第一軍軍長兼代理察哈爾省主席，跟隨教徒馮玉祥將軍馳騁察省，打擊日寇收復失地，為察哈爾省光復作出貢獻。1936年佟凌閣出任第29軍副軍長兼教導團團長駐紮南苑（今北京豐臺區）。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佟麟閣等第29軍主要幹部表示抗戰。1937年7月28日在抗日戰爭平津作戰中武力相差懸殊，佟麟閣將軍堅守陣地，指揮二十九軍繼續抵抗，不幸陣亡。後獲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二級上將。抗戰勝利後，北平南溝沿改名為佟麟閣路，以示紀念。佟麟閣將軍是中國在抗日戰爭中殉國的第一位高級將領。

        北平協和醫學院生理學系主任，出生於新加坡的英籍（後入美籍）林可勝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英國參軍，參加過戰地醫護工作。在盧溝橋事變後，於1937年將北平協和醫學院生理學系、中國生理學會及英文版《中國生理學雜誌》交給張錫鈞負責後，專心準備並組織協和醫學院醫療救護隊和中國紅十字總會救護隊奔赴抗日的最前線救死扶傷，醫療隊中有協和醫學院的老師，協和醫學院的醫生和學生。林可勝還將美國援助的藥物和器械發送給北方的抗日軍民。

   在盧溝橋事變後的一年中，根據資料介紹全國108所高校中有94所遭日軍破壞，其中25所因損失慘重被迫停辦，繼續維持的僅有83所。為使國家戰後恢復、經濟建設和科學發展所需人才的不至於中斷，內遷大西南的高等學校約為56所 。內遷合併的西南聯大培養出了一大批傑出人才。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燕園被封。12月9日司徒雷登開始了他近四年的囚徒生活。北平燕大被日本摧殘、解散的消息，傳到戰時首都重慶，燕大校友群情激憤，校友們一致決議，立刻在後方復校。並推舉留美的教育家梅貽寶為代理校長及代理教務長，1942年10月1日，成都燕大正式開學。

   在淪陷區，曾經受到過日本憲兵隊追查的張錫鈞不顧個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險轉移並保護了中國生理學會和與林可勝共同創辦的英文版《中國生理學雜誌》收到的全部科學研究論文來稿和財產，以及林可勝等人的私人財產。《中國生理學雜誌》是當時國內刊登反映中國生命科學研究最高水平的英文版學術刊物。抗戰勝利後《中國生理學雜誌》得以及時復刊，並對外發行。國內、外學者對於一位不顧生命危險保護科學研究成果和高效率編輯出版學術雜誌的科學家予以普遍稱讚。並且，及時重新建立實驗室開展教學及科學實驗研究；開辦多種生理學師資班，培訓班，以及後來創建為培養宇航員的宇宙生理學專業。

        在淪陷區，清華大學學生在參加“一二·九”遊行後，在抗日烽火中一起騎着自行車去南京請願。就讀天津新學中學的抗日除奸團成員張人龍在被日本憲兵隊關押出獄以後，仍到外地繼續宣傳團結抗日、除掉漢奸；很多受到教會有關教育的青年如：北平協和醫學院教授馬文昭的長子馬繼龍等人投筆從戎參加中國赴緬遠征軍浴血奮戰，直接抗擊日本侵略者；在北京淪陷以後，經濟學家高捷三的第三代、輔仁大學的高伯彭，以及石毓溥（楊柳青石家）等人仍舊以各種方式宣傳抗日；天津的高仲彭等青年人步行尋找抗日隊伍。曾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的蔣百里將自己的轎車捐給國家支援抗戰，他的夫人華籍日本人左梅（佐藤屋子）變賣首飾等趕製軍衣及購買繃帶和紗布送往前線，並救護抗日傷員。 一隻以中國版圖的雄雞面對着東北的太陽呼叫，喚起沉睡民眾抗日的徽章。以及，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令很多老年人記憶猶新。

   物從其類，人與獸涇渭分明。敬天法祖、重視道德修養、勤奮嚴謹、誠實守信、遵守規則、尊師循“道”、不慕虛名、牢記感恩是中華民族的傳統。古訓中有，“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詩經·衛風》）。 “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傳。”（《荀子·大略》），要“敬天，法祖，無二道也。”（《明史·四十八卷》），要尊師，重“道”（張若菲，邢軒瑄，黃若桉，邢妤珮等. 2015）。“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記·禮運》），“公生明”（《荀子·不苟》），公與愛的教育影響人的一生。國際主義精神源於和、公與愛。只有拋棄個人和小集團的私慾才能為公，也才能生明並付出愛心，體現人性，具有國際主義精神和人類和諧相處。1938年1月16日，德國納粹黨南京分部的負責人約翰·拉貝在日本大使館便宴上的發言中說“由於我們委員會的絕大多數委員以前一直在這兒從事傳教工作，他們一開始就把戰爭期間不離開自己的中國朋友視為自己基督徒的責任……這就是促使我們這些外國人堅持留在這裡，試圖幫助遭受苦難的中國人的原因。”。事實告訴我們，任何人只要排除私慾，棄惡從善，遵循聖經就能夠為人類做出有益的貢獻。頑固不化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德國的法西斯和中國人中的欺師滅祖，欺世盜名，失去民族傳統者也僅僅是少數。正確理解並遵循聖經內容，有益於人類發展與進步。中華民族永遠不會忘記和感謝在危難時刻幫助我們的人；為人類健康與提高生存質量和做出所有有益貢獻的所有人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商書·說命中》）。最後，以“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論語·中庸》）共勉。

十.  結束語

   本文以生物與醫學為主，兼顧其它，僅作為對中國科學史、技術史與教育史學術研究的參考。見物，更要見人；見人，更要見人之所為。本文介紹與中國科學和技術有關之事，而非介紹個人，更與個人信仰，背景或者是其它方面無關。由於，民間收集到的資料有限；僅是在大海里自由泳撈針，難免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好在，歷史事實永遠存在，不會改變。本文根據內容需要和收集到的資料多少確定篇幅長短，請勿與其它任何方面聯繫。深知歷經滄桑，大陸民間藏龍臥虎，由於缺乏資料，只能割愛。對於外國對中國科學、技術與教育事業發展的作用不應一孔之見或以個案否定全局，應當理性地給出實事求是的評價。文中沒有介紹的國家和專家是因為沒有收集到資料，沒有其它原因。應特別指出的是，美國是一個 IN  GOD  WE  TRUST 的非宗教國家，也是對中國沒有領土要求的國家；也是收集到資料最多的。文中的宗教和教徒是指以聖經為經典的教會與教徒。外國人和中國人一樣有好、也有壞；人無完人，做事有對、也有錯。對於個人或者是集團（黨派，團體）的問題，就只能是個人或者是集團的問題。文中的中國專家僅僅是考慮有一技之長的個人；外國人也只是僅僅考慮對中國人民有具體幫助的個人，對於國家也只是就事論事。至於外國對中國科學、技術與教育發展的功過是非，請讀者“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周易·繫辭上》）吧。由於1949年以前的歷史在1949年以後在大陸公開消失，被人遺忘；外國人興建數以千計的各類學校已不復存在，或是合併更名。目前收集到的資料難免有誤。文中包括了部分外籍人士（包括外籍華人）。為了不至於因姓名羅例多，而感覺枯燥無味。其中，也例舉了幾位熟知的非科學、技術與教育界的名人。要再次特別強調：本文只為拋磚引玉，就事論事、回顧真實的科學、技術與教育歷史，無興趣於其它任何方面。中華民族的始祖是有尊嚴的人，只有人類知道歷史，也只有人類有正確的唯物史觀。至於，文中例舉的教會、教徒、傳教士、中國人和外國人在其它方面如有違常理或問題，則據情確認後另當別論。如有冒犯，純屬無意；先致歉，請見諒。文章不足之處，尚望及時指正。

參考文獻 （從略）

* 提供和參加收集本文歷史資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