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中國首次民主學潮——鄧小平的“黃金十年”初步探討（三）

作者：巴山老狼

一九七九年底，中共短暫開啟了極少量的“民主選舉人大代表”後，其後的五年，中共因實施“包產到戶”政策，解決了幾億人吃飯的大問題，同時也解決了幾億人穿衣、吃肉、副食品供應的大問題。相對於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人民對鄧小平及胡耀邦這幾年實施的政策滿意度是很高的。一九八四年，中共建政三十五周年。鄧小平閱兵並舉行群眾遊行進行慶祝。慶祝流行的大學生隊伍打出“小平您好”的大幅標語。鄧小平在中國的個人威望達到了頂峰。

一九八五年，鄧小平的改革進入了第六個年頭，隨着改革的進行，共產黨的大大小小的黨、政官員們利用手中的權力聚斂錢財並暴富的醜陋行徑引起了全國各階層民眾的強烈不滿，共產主義獨裁專制體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在人民面前，反獨裁、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再次成了知識界和青年學生的熱門話題。

一九八五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回首四十年，不禁使每一個炎黃子孫心氣難平、感慨萬千！當年的戰敗國日本，在一片廢墟的焦土上，在三十七萬平方公里土地就居住了一億人的狹窄空間中，在礦產資源極度貧乏、且得向戰勝國美國賠償巨額資金的惡劣生存環境中，竟擠身為世界最發達國家之列，人均收入兩萬多美元。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經濟、科技強國。反觀中國，一九四五年作為戰勝國就已擠身世界四大列強，地大物博的中國其經濟發展的硬環境遠遠在小日本之上。但四十年過去了，當年的戰敗國成了世界最強國之一，當年的戰勝國成了世界最貧困的國家之一，人均收入僅二百多美元！

我們西南的鄰邦印度，其人口是中國的三分之二以上，但國土僅是中國的三分之一還不到，且中部是高原、沙漠，自然資源貧乏，國內民族矛盾尖銳、教派衝突不斷。可是自五十年代初擺脫英國殖民統治後，建立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其國民巨大的創造力得到充分的釋放，短短的三十多年就發展成了一具初具規模的現代化國家。其人均國民總產值超過中國。

東南亞各國在二戰後埋頭致力於發展經濟，到八十年代初其經濟水平僅次於日本、韓國、中國台灣、香港等地，人均收入在三千美元致七、八千美元不等。

在世界的其它國家，東德遠遠不如西德，朝鮮遠遠不如韓國，同為中國人的台灣省，一九五Ｏ年時，經濟發展水平與大陸相差無幾，人均收入同為幾十美元，到一九八五年時已達一萬多美元！共產黨的鼻祖馬克思不是說先進的社會制度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嗎？那麼被共產黨吹噓為“最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為什麼被“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制度遠遠地拋在了後面？每一個中國人都在問：這究竟是為什麼？

想當年，日本人明治維新的成功，使小小日本從此走上了富國強兵之路，成了亞洲霸主。而稍晚在中國的百日維新卻失敗了，失敗的中國在內憂外患的夾擊下，成了誰都可以隨意凌辱的東亞病夫。痛定思痛，國人終於認識到：是社會制度的落後，造成了今日中國的方方面面的極度落後。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只有變革舊的政治制度，民族才有復興的希望。只有實現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國家才有強盛之時。

以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紀念和“九、一八”事變五十四周年為契機，在北京和全國各高校爆發一場愛國民主學潮。莘莘學子們走上街頭大聲吶喊。

九月十三日，北大物理系研究生貼出了第一張關於“九、一八”的大字報《我們該怎樣紀念“九一八”》。文中提出：“今天。我們中國人民可以不念舊惡，與日本人民友好往來。但是，對日本政界少數人掀起的美化侵略戰爭、復活軍國主義的逆流，卻不能再容忍下去。”

大字報貼出不久，即有另一位同學在下面加注了一條情緒激烈的批註：“我們北大曾以友好地接待過中曾根和幾百名日本青年，但友好的舉動並未感動這個海盜民族。同學們，不要再沉默了。難道我們北大的學生只敢因晚上關燈這種事而示威遊行嗎？！！”

這張大字報立即引起了全校學生的注意。但校方怕由此引發出更大的事，於當晚將大字報揭下。此行徑引起了學生們的強列不滿。

北大學生的情緒引起了中共高層的關注，生怕由此引了出又一場大規模學潮。中共北京市委對此向北大的黨委提出了四點意見。北大校方於九月十六日以校研究生會和學生會的名義發出聯合公告，力圖疏導學生。但校方這一做法引起學生們的強烈反感：學生們不過貼了幾張大字報，你們為什麼這樣緊張？學生的行動是愛國的，你們還要壓制，我們偏偏堅決要求去天安門廣場。隨後又出現大批的大字報，這些大字報已遠遠超出了紀念“九、一八”的意義，其內容變成了向共產黨的專制政權爭民主、自由和人權。

也就在十六日下午，校方遵照中共當局的指示向全校學生作國際形勢報告時，遭到學生們的起鬨、喝倒彩、吹“噓”聲。更有三分之二的學生中途退場。中共當局在北京大學不得人心可見一斑。

為制止學生們將在九月十八日到天安門廣場的遊行示威，北大校長丁石孫於十七日下午向北大兩千多學生幹部、共產黨骨幹作報告。當晚北大學生貼出了大字報，號召學生們第二天到天安門廣場去遊行集會。同時在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也出現了要求學生自發到天安門遊行的小字報。

九月十八日這天，中共當局如臨大敵。下午兩點左右，幾千學生在校南大門集結。準備遊行向天安門進發。同時校方組織學生幹部組成人牆，並關閉南校門，把學生們完全阻止在了校園內。就在遊行學生與阻止學生上街的共產黨學生骨幹嚴重對峙的時候，中共當局出動大批公安人員後，終於把一場示威遊行扼殺在搖籃中。

自九月十八日夜開始，一輪新的大字報論戰又開始了。中共當局雖在白天成功地阻止了學生的上街，但由此而引發出來的對整個共產專制的聲討，對民主自由的呼喚卻是令他們始料不及的。由此而產生的校園震動和社會影響更是遠比“九、一八”紀念日前學生要求遊行示威大得多。

九月十八日當晚，遊行組織者“遊行董事會”貼出《有感於“九一八”紀念遊行未遂》的大字報，對校方和學生幹部阻止遊行的行為強列不滿。

九月十九日和二十二日行後又貼出了《彈劾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法院判決書》，控告校長丁石孫、校團委及學生會幹部違反憲法，並判決停止他們的政治權利十年、八年、四年。

九月二十日一份大字報宣稱：“民主與專制戰於北大，專制勝！但這沒有完！專制受奠祭的時刻也該到了！”“我要我民主，我要我民主！堂堂中華民主不可無！我們要大聲疾呼，還我民主！還我民主！”“外面雖是秋風落蕭蕭然而北大的民主春筍象雨後一樣何其多，民主的趨勢方興未艾，且以雷霆般的腳步走來……”

九月二十一日，一份題為《我的話》的大字報，對共產黨開國以來的專制進行了強烈的聲討：“在黑暗的、專制的年代，中國人民渴望自由，他們堅信：‘秋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麼！’”

……

象這樣內容的大字報每天都有幾十份。

面對學生的民主呼聲，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採取了與學生們勾通並疏導的方針。九月二十八日，國家教委、中宣部、共青團中央、北京市委召開了北大問題座談會。會後，一大批中共副部級以上的高幹到北京市各大學與學生們座談。這既是一種懷柔政策，也表明當時中共高層對學生爭民主呼聲持開明的態度。整個事件，沒有一個反獨裁專制的學生被捕。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巨大的進步！如果是毛澤東時代，所有貼大字報的學生與想遊行的學生們肯定會被抓捕進監獄！

此時的鄧小平比起一九七九年抓捕魏京生時的鄧小平顯然要開明與包容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