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海玲：獻給武漢 一次遙遠的回望

仲夏的東京還處於新冠疫情紅色警報中，我坐在電腦前寫一點關於武漢的事情。除了少時跟隨母親乘輪船從上海去重慶時途經停泊，我並不曾去過這個城市。我只知道我的外婆說話是湖北鄉音，以及我很多次從大人說的舊事似曾知道與這座城有關。

1994年5月的《黨史天地》以及武漢地方志里有一篇《發生在漢口德潤里的槍支案》（作者趙曉琳）：“1971年，漢口德潤里29號，一排民國初年建造的里弄式民居。一戶民家中發現一顆子彈，報案後，幹警來撬開了二樓的木地板。眼前的情景使在場的人都驚呆了，只見地板和天花板之間，整齊地平攤着一排排子彈和一支支手槍。市公安局刑警隊得到消息趕到現場，逐一對這些槍支彈藥進行拍照清理。打開包裝紙，看到槍上塗着黃油，揩去油泥，槍支閃閃發亮。包裹的報紙，是民國14年8月27日的。

大批量武器出現在民宅，政府立即立案偵查。德潤里槍支案成為懸案。

時間移到1978年，武漢市革命文物辦公室籌辦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紀念館，工作人員到北京徵集文物資料。他們訪問了董必武的夫人何連芝。與何連芝一見面，何便欣喜地說，我正要找你們，我要向你們引見一個人。隨後向來人介紹了一個正在她家的中年婦女。何連芝介紹道，這位女同志叫周夢萍，現在重慶工作，原來家在武漢，正有事來了北京。周夢萍的父親周宇笙，在董必武的教導下參加的革命。”

外婆周夢萍1952年攝於香港。她說話一直沒有改過武漢鄉音

周夢萍是我的外祖母。我初次見她是在重慶。我一度以為我媽媽的家族世世代代是重慶人。外婆從重慶到香港，之後與外公賭氣而回重慶，僑務政策落實後再赴香港，一生雙城記。原來她初長成在武漢。

周宇笙是我的外太外祖父，我不曾見過，甚至也未曾聽過名字，倒是通過網絡搜索，將那些聽大人說話而來的斷斷續續的記憶，與資料結合在了一處。

周宇笙是在漢口開銅器店的，門口掛着“周新記”招牌，他是銅器店主，不知如何的緣由，結識並聽從了董必武的教導，成為漢口地委的地下聯絡員。從一篇《董必武對北伐的貢獻》文章中我搜到他的名字：“董必武善用各種關係開展對軍閥的策反工作。首先是利用中共漢口地委秘密聯絡員周宇笙對陳堯鑒進行策反。”

《發生在漢口德潤里的槍支案》裡還有這樣的內容：“董老在周家舉行過重要會議，其中一次是以女兒做10歲生日作掩護。大革命失敗時，董老對周宇笙說，今後黨要搞武裝鬥爭，要利用社會關係為黨搞武器。這樣，周便根據董老的囑託，一直為洪湖革命根據地購置武器。周夢萍記得，她多次幫助父親用油紙包紮槍支子彈，包好後，藏在地板下和煙囪里，等洪湖的同志來取。取槍的人叫趙文允。在周的記憶中，最後一批槍支購回去以後，形勢越來越緊，到處是白色恐怖，洪湖根據地一直沒人來取。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周家搬到重慶，後一直沒有回過武漢。”

這篇文章最後是：“以上情況，足以證明，德潤里29號德武器確係武漢地下黨組織為洪湖革命根據地所購置的。至此，一樁懸掛10年的武器疑案終於真相大白。如今，這批武器大部分被武漢市博物館收藏，其中有兩支手槍成為洪湖革命博物館和湘鄂西革命歷史博物館的珍貴展品。”

武漢民國初期老里份民居

在我閱讀了這些資料後，才明白從前我外婆念叨的很多事情有怎樣的脈絡。記憶中我外婆經常提起一位何姥姥，是董必武夫人何連芝，我亦找到一封複印件，是她和朱端綬（也是一位革命老人）聯名寫給重慶市委的信，“周夢萍同志1953年懷着一片愛國之心，帶着孩子從香港回到重慶。就因為她是從香港回來的，受到歧視，家人都受到影響。她的父親是共產黨員，參加過辛亥革命……到1938年周宇笙同志在重慶找到了八路軍辦事處和董老，安排了周宇笙同志在化龍橋開設湖南豆腐店，在這段時間也為我黨做了不少工作……”。我仿佛看到在武漢的民國初期住宅里，一個十來歲的少女如何將槍支子彈包裹，而以她十歲生日宴為名，董必武先生和一些人，在她的家中秘密開會。這些浮現的畫面很象影視劇里的場景，因而我寫來感覺十分遙遠，恍若隔世——自然，這一切與我本是隔了那樣漫長的時間，以及空間。

我並無從知曉我的外婆和外太外公他們曾是如何以一腔信仰和熱情而鋌而走險，我堅信他們一定是帶了美好願望和信念。

無論如何，因了我的外太外公，因了先人延綿的血脈，而有了我的生命。這一點如此確鑿。我因此，要向我不曾踏上過的土地，那座感覺有很多美食的繁華美麗的城市——武漢，獻上一次深情的回望。雖不曾走近，卻已是回望。

我在令和二年的日本，寫下北伐時期的武漢祖先舊事，有幾分時空交錯的會心，和對世間因緣際會的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