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玄之争”还有许多话要说，咱们还是先说说个体方面的原因吧。1928年，废止中医的事端与一位“大人物”有关，即早年为铁血革命家，革命成功后身居高位，到后来又沦为大汉奸的汪精卫，当时北伐刚刚成功，建都南京，汪当时还在武汉，据当时抗争组织者陈存仁先生回忆，汪到处作演讲，大谈日本的明治维新。第一件事就是废止汉医，中国要效法日本改革，就要废止中医。在他支持下，由余云岫起草的提案中这样写道：“今日之卫生行政，乃纯粹以科学新医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今旧医所用理论，皆凭空结构，阻碍科学化，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云云。汪派言论的错误在于把中医理论与科学启蒙对立起来，他们的中医观与废止举动完全是一种政治姿态，一种照搬日本变革办法的盲动(就汪本人的求医行为来说，并不排斥中医，尤其是晚年)。稍稍了解一些日本近代史的人定会知道，在日本采取废止汉医的举措是中医与荷兰医学龙虎交争的反弹，应了《红楼梦》中的一句谚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1849年，阿部伊世发布《(荷)兰方医禁止令》。1858年霍乱流行，汉医治疗不力，将军德川家也传染此病，无奈又发布《(荷)兰方医解禁令》。1883年，西医势力大增，把持卫生行政，发布医师开业规则，并未明令禁止，但严加限制汉医，规定年轻(30岁以下)汉医需加考若干西医科目，强令其研习西医知识，称之为“软刀子”扼杀，但这种集体参学西医的行动又有中西医沟通的意义。再说力倡废止中医的前台人物余云岫(余岩)是一位名医(留学日本)而不是一位职业政客，虽然他废止中医的主张错了，但他有别于汪，他曾花气力研究过中医典籍，写过《灵素商兑》、《医学革命论》等学术论争与政治狂言参半的书，于他似乎不能简单对待。我的意思是要系统地研究他的著作，厘清其思想与学术脉络。

○：你说到中医的命运与近代史大人物有关，我还想补充几位。一是孙中山，他是香港西医书院最早的毕业生(仅两人)，尽管他们思想倾向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但其个人求医行为却是偏嗜西医的，他直到肝癌晚期才在宋庆龄等人的劝说下接受名中医陆仲安的侍诊。新文化运动的几位主将如胡适、鲁迅、周作人都曾经对中医不恭，一方面是因为其留学生身份、知识、价值背景与传统中医相抵牾；另一方面是早年的经验，如鲁迅幼年时有为父亲肝病求医的经历积淀，以致于周氏兄弟谈论医药的杂文中都少不了嘲讽、针砭几句中医。这对世俗学风与价值观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名人效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