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路军到远征军——一个老兵油子的传奇经历ZT

　　岳建平简历：1914年出生，1933年参加红军。西路军失利后乞讨回川，充壮丁参加中国远征军赴印缅作战，辽沈战役后期又重归解放军。20世纪80年代开始享受红军老战士待遇。
　　雨后巴山，阳光明媚。岳建平额上的抬头纹缓缓地蠕动，仅存的两颗下门牙随嘴张合。岳建平的记忆力好到了极点，以至于起初我们怀疑，他是不是也像此前采访过的一个老红军那样，把书上电视上看来的统统当成了自己的事。事实上，岳建平从未看过听过那些故事，也从未跟人这么仔细地描述过当年。他脑海中关于长征、关于战争的记忆，如同一个未曾启封的巨大宝库。当90岁的岳建平完整地背出幼时私塾习得的《孟子》全文，当双目几近失明的岳建平在****簿上写下挥洒自如的大字，我们确信，这个农居山乡的老人，不一般。
　　“从本心来讲，不想提过去的事。打仗害人呐！”屋外水牛“哞哞”在叫，他有些不安。岳建平打过的仗太多了，从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川、甘、滇、湘、沪、辽等20个省市打到印度、缅甸；他用双脚走过万里长征路和河西走廊，也坐过美国人的飞机和军舰。
　　1933年正月初四，19岁的岳建平到县城逛庙会。在红军驻扎的茅草屋前，他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机关枪。“那么大的枪，子弹恐怕要用簸箕来装！”惊奇不已的岳建平被连队留下来吃午饭，招待了顿“大品碗装的肉”。吃完肉，岳建平决定不走了，要当红军的机枪手。
　　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岳建平的战斗生涯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我们那个团，特别能打。”在反“六路围攻”的战斗中，岳建平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九军25师75团，获得了“攻如猛虎”荣誉称号。带着缴获的一挺歪把子机枪，真正的张之洞兵工厂的“汉阳造”，岳建平开始长征。
　　过草地前的会师，岳建平见到了长途跋涉而来的中央红军。
　　一天，团里突然下命令，要战士们背上枪到一方面军的驻地前走一趟。“他们只说要振作精神，衣服穿整齐，走得威风些。”岳建平和战友们只顾走路，昂首挺胸，脚下生风，但谁也不知道这究竟是干啥。过了几天，岳建平才从别人的议论中模模糊糊地闹明白，那天是“张国焘让我们在毛主席面前显摆显摆，展示我们的武力和士气”。
　　岳建平隐约觉得，这样的“显摆”似乎不是好事。没过多久，队伍急转南下，毛泽东领导的一方面军则先行北上。“张国焘一闹分裂，害得我们多走了多少路，多打了多少仗哟！”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的岳建平用一句“万水千山重重叠叠”来形容因为分裂而更加漫长的长征路。
　　两过夹金山，岳建平眼见许多战友在自己身边倒下。第一次，“走着走着就觉得没阳气，走不动了”，岳建平伸手去拉坐在路边歇脚的战友，发现他“眼皮还有动静，身子已经硬邦邦的了”。部队北上再过雪山的时候，比上次有了经验，大家吃了不少牛肉和藏粑御寒。没想到，这次有了“阳气”，却又因为不消化胀死了人。“有的人捂着肚子就倒了，死的样子比中弹还惨！”岳建平说。

　　草鞋，单衣。1937年元月的河西走廊，狂风漫卷，呵气成冰。岳建平裹在疲惫的西路军里苦行。
　　干柴洼一仗，红9军军部险些被敌骑兵给端了。古浪一役，部队折兵过半。要不是一匹骡子替岳建平挡了子弹，“恐怕早就没有今天了”！困守永昌时，弹尽粮绝，他手中仅有的5发子弹，坚持了一个月。梨园口一役，红9军政委陈海松率兵坚守梨园口外的小山包。岳建平还没爬上山，敌人的骑兵已将他们一连人马同大部队冲断。陈海松身边只剩下十来个警卫了，岳建平拼命向政委靠拢———1936年底在徒涉一条冰河时，他掉进湍急的河流，是陈海松伸手把他拉上来并给他披上了自己的大衣。深谙“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岳建平想要保护他的救命恩人，却已晚了。他还没来得及冲上山头，就眼睁睁地看见陈海松被敌人的排子枪打死。
　　讲到这里，岳建平一阵呜咽。
　　岳建平被赶来增援的30军救了，副总指挥王树声决定带领他们上山打游击。可夜里行军时，他和其他200余人竟然同王树声走散了。
　　“冷哟，没有吃的，请首长给我们想想办法……”大雪纷飞，旷野里弥漫着人们低回的抽泣声和伤员的呻吟声。站在队列前的那位干部突然蹲下来，独自抱头痛哭了起来。好久，又站起来，吸了吸鼻子：“首长找不到了……他把我们弄丢了……大家各逃生命吧……”岳建平“哇”地哭出声来。同志们呼天抢地，久久不愿散开。
　　在雪山里躲了三天三夜后，岳建平被搜山的敌人俘获。几天后，来了一群敌骑兵，说是来练靶的。岳一行10人便被拉出来，成了活靶子。
　　岳建平排在第七，当第五个倒下时，围观的老百姓抓住了敌人的枪，“莫打了！莫打了！好可怜！”敌人这才骂骂咧咧地作罢。
　　1937年6月，岳建平也不知什么原因，竟被释放了。“你们运气来了，蒋介石打电话说不杀你们。”有人这样告诉他们。
　　凭着记忆中在一所小学墙上看过的中国地图，岳建平用了整整5年时间，靠做工和乞讨回到四川老家。
　　岳建平回到老家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来抓壮丁，岳建平对两个兄弟说：“反正我命苦，让我去吧。我见过战火，有经验。”
　　在云南的国民党14师里呆了半年，他稀里糊涂地上了飞机。只听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战事吃紧，岳却闹不懂，美国飞机咋会把他们送到了印度。衣服也全都变了样：美国罗斯福呢子大衣、英国黄卡其外套好几套，雨衣、毛衣、钢盔、胶鞋一大堆，甚至还有双锃亮的英式皮鞋。“好安逸哟！”穿了几十年草鞋的岳建平，做梦也没想到打仗还能过上这么幸福的日子。
　　两年前，10万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5万人在撤离时死亡和失踪在热带森林：某卫士班散宿于林中，次日晨仅剩一地白骨，血肉成了过路巨蚁果腹之物；某工兵排奉命搭桥，误入沼泽，蚂蟥翻涌，成千上万，工兵尽成骷髅……
　　作为第二次入印缅作战的远征军一员，岳建平则幸运多了。他们在印度丛林中搭起了大帐篷，吃上了美国罐头、印度蔬菜和英国的咸鱼，发了驱虫药水和美国红茶，“美国红茶吃了不长脚气”。高鼻子的美国人给他们上课，管他们的生活起居。天晴时，抹上驱虫药水、带上“嘎拉刀”在丛林里练习按图行进；下雨就钻回帐篷抽英国雪茄。最妙的是周末闲逛印度小镇，苦行僧人、缠头侍者、双熊打滚、猩猩吸烟……每样事物都让他目不暇接。
　　就在岳建平乐不思蜀的时候，远征军与日军在国际物资进入中国的咽喉重镇———缅甸密支那搏杀日激。中国远征军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将军，不得不匆匆结束新14师在印度甜蜜的适应性训练，命部队空运至密支那。
　　密支那战斗中，岳建平的部队负责外围搜剿残敌。搜山的岳建平动不动就扣动他的卡宾枪扳机，“子弹多得是，打得过瘾！”一次，听见前边树丛有声响，他抬手就是一枪。走近一看，是个胖鬼子，已经断了气。听说鬼子的蘸水笔很精致，一掏口袋，只摸出几块发霉的牛肉干。这是岳建平第一次见到日本兵。
　　1945年春夏，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发起了最后一次攻势作战，矛头直指国民党空军基地———湖南芷江。岳建平所在的新6军再次紧急空运增援芷江。在空军掩护下，中国军队全线反击，日军兵败如崩。
　　8月14日，芷江机场南隅。抬木头的，搭架子的，运竹子的，编篾席的……岳建平和他的战友们个个挥汗如雨。他们要在最短时间内突击搭建占地近1000平方米的棚舍———上面通知说，日军投降签字典礼要在这个临时棚舍举行。
　　眼看投降签字仪式就要在芷江举行，岳建平部队又被紧急空运南京。“听说是为了和共产党部队争地盘方便，但这又与改签字地点有啥关联？”岳建平搔搔秃了一多半的脑袋瓜，他至今也没想明白国民党为啥突然改换受降地点。
　　作为战后首批抵宁的中国军队，岳建平和他的新14师战友占尽了胜利者的风光。9月5日一下飞机，岳建平吓了一跳，机场上日本兵跪了一地。紧接着，日军在雨花台向中国军队缴了械，新14师就这样从日本人手中接管了南京城。
　　能为受降典礼站岗，岳建平很激动：鬼子终于投降了，攒够钱就可以回家娶媳妇了。他有点后悔馋嘴时买了只南京板鸭，后悔“图阔气”买了支蘸水笔。
　　日军投降代表乘坐的3辆汽车，从岳建平面前缓缓驶过。他提了提枪，伸长了脖子。令他失望的是，站得太远，“根本看不清冈村宁次在哪个车上，看不清那些日本坏蛋的表情。”
　　1946年初，岳建平随部队坐美国军舰到了秦皇岛，取得了铁岭、锦州、辽中、沈阳、新民等地。到沈阳后，部队要与东北民主联军交火，而岳建平知道，这民主联军就是“过去的红军”。“我是从红军中出来的。红军打仗舍得死！我才不去当炮灰！”岳建平很犯难：打仗吧，不愿白白送死；逃回家吧，路费又不够。思来想去好些天，办法终于有了。
　　1946年8月开始，沈阳城里一家叫“福来聚”的饭馆便多了三五个常客，到店里就大口吃肉，大声划拳，大碗喝酒。而最终掏腰包的，总是那个叫“岳建平”的。半年后，买通了几个长官的岳建平从作战部队调到团军需处当了一名给养员。
　　解放军势若破竹。东北国民党军队最高指挥官卫立煌乘专机匆匆逃离沈阳，次日解放军便向巿区发起猛攻。岳建平暗自庆幸，同时开始安排退路。他先是弄了套便装，因为他知道“共产党的部队是不打老百姓的”。然后他利用职务之便，搞了几十袋面粉卖给老百姓。可钱还没拿到手，解放军就攻进城来了。
　　讨款的路上，他被一名解放军干部拦住了。了解到岳建平的经历后，那个干部动员他参加解放军。岳建平提出了个要求：要回那几十袋面粉钱。干部一拍胸脯：“包在我身上！”果真，没过几天，当岳建平再次穿上解放军服装时，那干部给他拿来了150元东北币。
　　岳建平随解放军开赴平津战役战场，最后到了桂林。建国初期，海军航空学校在青岛成立，他被调至学校后勤部门。岳建平只干了两年，他太想回家了，太想成家了。1952年退伍回家时，他38岁。镇上给他在供销社安排了售货员工作。没出三个月，一位寡妇带着幼女与他成了婚。他与妻子生了两个女儿。岳建平很遗憾没有生个儿子，但三个女儿都很孝顺，老伴死后，自己跟着小女儿一家生活。小女婿在边境作战中立了个三等功，高炮把他的头震呆了，眼睛也失明了。到现在，身体有所好转，但“就是不爱说话，只一个劲地埋头做活路”。
　　六年前，岳建平的眼睛失明，仅剩下微弱的能够辨路的视力。家中唯一的那台14英寸黑白电视放在女儿的卧室里，老人不看也不听。农忙时，坐在晒场边不时吆喝几声，吓跑偷食的鸡鸭；农闲时，就靠在墙根儿晒太阳。从青岛回来，老人再也没出过一次远门。
　　当记者讲到“9·11”事件、伊拉克战争、朝核危机时，老人先是直咽唾沫，再是不住摇头，最后，拐杖“嗵”地拄在水泥地上，“呼”地站了起来，“打打打！有啥好打的！现在这样子，不是挺好的吗？”岳建平眉头紧锁。
　　岳家新盖的红砖小楼上下两层，每层三间。除了自用，还剩一间租给了村上的医生当诊所。“租出去，一年还有200块的收入呢。”老人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