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飘浮的神灵

　1、打谷场上的角色

100年前，在中华帝国北方萧瑟的荒野之中，一个小戏班子开始走乡串户地演唱。他们每到一处，衣衫褴褛的农民就会簇拥而来。妇女们远远地聚集着，她们没有资格看戏，但是，她们可以听见那吱呀呀的歌唱之声。而那些距离很近看着表演的青壮年农民们的眼睛发出异常兴奋的光芒。

冬日昏昏没有暖意，寒鸦在枯黄的树枝上嘶哑地叫，艺人弦子颤抖的声音传出很远。戏 唱完了，天黑下来，青年农民们和艺人们一起围着猛烈的篝火吃着由村社提供的翻滚的热粥，呼噜呼噜喝粥的声音在帝国北方的夜空下显得格外奇特。片刻，呼噜声停了，弦子声接着响起来，第二出戏又开始了。

戏班子唱的两出戏的戏名是：《鞭花记》和《柳条记》。戏文唱的不是皇帝、大臣或一个忠诚的武将，也不是员外、书生或一个富家的小姐。戏文里所唱的主角是一个名叫阎书芹的农民，跟随在这个农民身边的角色依旧是一群农民。帝国北方的农民都认识阎书芹，跟随在阎书芹身后的那些人他们也都熟悉，甚至戏文里面还有他们自己。农民们第一次在戏文中看见自己的形象，这使他们本来就不断膨胀的自我感觉在这一刻更加明确清晰起来。

戏剧里所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前些日子：一群青年农民在首领的率领下奋不顾身地进攻——参加进攻的人草帽下插着一根柳条，他们听从首领甩响的鞭花控制攻击的节奏。农民们攻击的目标是教堂。

19世纪末，在帝国北方最荒僻的乡村里，在低矮的茅草泥屋之间，常常可以看见两样显著的建筑物：玉皇庙和教堂。玉皇庙往往摇摇欲坠破旧不堪，因为它在这片土地上已经站立了几千年。而教堂毫无例外是簇新坚固的，因为它在这片土地上刚刚盖起来。

帝国的山东和河北两省沿黄河两岸相交错。山东冠县北十八村和河北威县的沙柳寨之间的毗邻地带是一块“飞地”——由于处在省县交界处，远离政府衙门的管辖，农民们称这样的地方为“插花地”。在这块土壤沙化严重和生活极端贫困的土地上，不止一处的“飞地”有一个统一的大名称：十八村。山东邱县十八村、临清十八村，河北南宫十八村、曲周十八村。

冠县北十八村实际上包括了24座村庄，其中有一座村庄叫做梨园屯。屯里的农民为了一块属于村庄公产的土地官司已经打了三十多年。

根据官方史料记载，这起土地官司首先发生于1869年，即同治八年。那时，爆发于帝国南方的大规模的农民造反运动刚刚平息，太平天国的首领们为帝国农民们创造的“皇上帝”以及太平盛世的理想依旧幽灵一样游荡着。而在帝国的北方，农民们却和另外一个“上帝” 打了起来。洋教士建立的天主教会多年来手段虽然单一但是有效：神父给最饥饿的人发放救济粮，为最贫苦的单身汉找媳妇，帮助最软弱的人和官府打官司，无偿为垂死的人看病，建立不收学费的学堂——条件只有一个：入教。同治年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发展的教民人数已经很庞大了，在那一片的诸个“十八村”中，居然已经分离出二十多个“教民村”，洋教士不但成功地让帝国的农民每天进入教堂听神父布道，甚至有的神父竟然是中国人了。

势力逐渐庞大起来的教民提出了一个要求，要和不信教的村民分割玉皇庙的公产：土地。教民也要有一个集体活动的场所。教民和村民经过协商，双方最后达成协议：不信教的村民分得庙产38亩，教民分得3亩。这个协议由梨园屯乡绅主持签署。但是，当教民们开始盖教堂的时候，矛盾发生了：教民们有破坏或者拆除玉皇庙，扩大盖教堂土地的企图；同时，不信教的农民们普遍地认为，那些教民们私分了洋人们给的银子，个个因此发了财，于是，他们坚决反对盖教堂。他们的公开口号是：以汉教战胜洋教。

什么是“汉教”？农民们说不清楚-农民们也没有愿望把属于自己的“教”弄明白，他们原本也不是因为“教”的不同而愤恨的——由最细微最实际的利益矛盾引发的不同社会群体的争斗，最后形成最激烈最血腥的政治冲突，这是中华帝国历史上农民骚动千年不变的轨迹 。

帝国农民的精神首领从来不曾是“教”而一直是“人”，是那些在乡村里被称之为“首领”、“村首”或者“士绅”的人。这些人是农民，但绝不是“佃农”。他们往往占据着最好的良田并且出租土地；或者他们就是乡村里的“知识阶层”，有能力包揽乡村中的道德评判和是非定性；还或者他们既不认识汉字也没有土地，但他们强壮而蛮横，是村庄里正常生活秩序的认定者和执行人。以上这些人，是帝国农民中日常活动最活跃、思想和行为最危险的一个小小的阶层。

如果没有洋教的入侵，帝国农民中村首们的日子是美妙的。清末，内外交困的帝国政府让庞大国土上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偏僻的村野出现了政权的空白。县乡里甲等权力机构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来管理复杂危险的村野事务，于是把维护地方秩序、处理乡民纠纷甚至催纳钱粮租税的权力“下放”给了乡村里的士绅村首们。这些掌握着农民命运的乡村士绅们与官府衙门之间形成的是一种没有文字契约的默契。帝国政府从不鼓励官吏下乡，认为县衙门的官吏往往会激化矛盾而容易产生民变。县令三年才会到他的那些村庄巡视一回，而每回也就是在村庄的会所里抽上一袋旱烟。帝国农村里的士绅村首们组成的权力机构，被帝国农民们称为“二衙门”。

洋教士和入教的中国农民们首先触及的正是这些士绅村首们的利益，因为已经拥有一些“权力”的教会在乡村里的某些利益的分配上和士绅村首们的利益相重叠了——因为洋教会已经侵入了士绅村首们赖以生存的地盘。

冲突因此不可避免。

这个时候，帝国北方乡村戏文中唱的那个主角出场了。阎书芹，一个严格地说是个半农民的人物，因为他并没有始终以土地为生。他曾贩运过私盐，生意被官府切断后，结交了一群最贫苦的青年农民，开始热衷于习练一种强身的“武功”，号称“红拳”。

在中国帝制的历史上，历朝统治者绝对禁止民间结社，朝廷对民间的习武组织更是严加禁止，违反者将受到最严厉的制裁，对其首领的刑法是“凌迟”，即用利刀把一个人活生生地割碎。乾隆、嘉庆年间，类似“追索红拳和金钟罩术士”的案件史书中连年有载。但是，太平天国农民军势力的迅速蔓延，使大清朝廷对民间结社的法度突然放宽了，朝廷的目的是想组织和利用地方民团来抵抗太平天国农民军的起义，因为帝国的正规军已经被事实证明不足以平定天下了。后来成为帝国陆军骨干的“湘军”、“淮军”等都是由此时的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

阎书芹带领一批贫困户，组成了一个“护庙”团体，叫做“十八魁”。这绝对是一群真正一无所有的农民，其中的阎书芹因自己的不幸而对生活充满怨恨，阎兆风是一个在庙里煮完狗肉再把吃剩的狗头放在神像头上的人，阎兆华更是又穷又横，大户们之所以不时地给他一点儿粮食，是怕他在他们的屋后放火，他还是一个贼，但他标榜自己偷远不偷近偷富不偷穷，且偷东西的目的是供养他的老娘，于是乡里人都把他称为有孝心的“侠偷”。如此一个“十八魁”，成了保护不信教的农民利益的“准军事组织”。

梨园屯的教民与村民关于玉皇庙产的官司，从县、府一直打到山东巡抚衙门。官司由村里的六位乡绅出面，三位进省闯衙门，三位留村想主意，全村不信洋教的农民纷纷捐款——“敛钱打官司”。很久之后，老人们还能够绘声绘色地向子孙们讲述当年的悲壮：梨园屯距离县城180里，官府审理官司的时候，村里有个“飞脚罗三”负责来回传信儿。罗三跑起来如腾云驾雾，一个来回“两头见太阳”。但是，无论“飞脚罗三”的腿脚多么飞快，官司却一直以村民的败诉告终。这就是史料上所称的梨园屯“六大冤”。

“十八魁”的护庙行动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很简单：官府不支持他们。冠县的县令名叫何士箴，农民们叫他“何糊涂”，因为他企图在帝国的农民和洋人的势力之间两面讨好。在处理“十八魁”护庙事件时，这位县令为了调解矛盾，平息事态，把附近村庄和邻县的头面人物都请到了梨园屯，这些人物包括曲周和威县的几个文武举人、冠县小王曲村的一位教书先生、陈固村的一位乡村医生。帝国乡村的这些村首们怎么能够与洋人和洋人支持的教会抗争？帝国的政府和军队不是都在与洋人的抗争中败下阵来了么？何况，“十八魁”是些什么人物？朝廷对洋人说了，他们都是暴民。对于朝廷来说，帝国臣民中有顺民，有暴民，没有公民。

官司越败，人气越愤。土地官司逐渐演变成了反对洋教的农民和信奉洋教的农民之间的直接冲突。1887年，梨园屯六位乡绅中的左建勋和刘长安带领几百名村民把洋教士带领教民运来准备建教堂的建筑材料搬运一空。这件事居然惊动了帝国的总理衙门，因为法国使馆为此向帝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五年后，这里的官司依旧在打，但是冲突已经升级，反对洋教的农民们请来了一个道士住在玉皇庙里做主持，为了防止信教的农民闯入，他们把乡练的枪械布置在庙里——这种武装的介入标志着更大冲突的爆发为期不远了。

官司又一次失败后，阎书芹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散漫的“红拳”看来不管用，应该投靠更有力量的“拳”。

“拳”，这个字几乎就是接下来帝国混乱时光的代名词。

当夜，阎书芹带领他的“拳”兄们走了，去寻找他们早就听说的另一个“拳”：梅拳。

梅拳这时几乎可以称做一个“教门”了，从明末算起它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他们有严格的师承传统和谱系师承，分为武场和文场，广泛分布于河北的冀州、河间、顺德、广平、大名各府和山东的临清、冠县、邱县一带。他们之所以一直没有被官府取缔，是因为他们的“拳”规极其严厉，其中包括不准江湖卖艺、不准接触女人、不准和其他教派发生联系等等。美国学者周锡瑞在其《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对“梅拳”的见解为：此“拳”是一个“纯粹的武术团体”。其实，在帝国的那个年代里，“纯粹的武术团体”根本不存在。被绝望的生活处境和不公平的现实逼迫得无路可走的农民们聚集在一起练习武术，绝不是为了弘扬什么“国粹”、“传统”、“文化”。一旦社会条件成熟，这类的民间组织往往是武装暴动的重要力量——帝国历史上数次农民起义无一例外。

威县梅拳第十四辈文场师傅赵三多是梅拳目前的当家人。他的身份是公开的，不少徒弟在衙门里当捕快。凭借着声望，他成为威县调解民间纠纷的首领。他是非暴力者，不赞成“十八魁”们的武装行为。他知道教民冲突已经在山东、河北交界的“飞地”地区公开化了，而他自己也是憎恨洋教的，因为洋教和梅拳的教义是冲突的。

赵三多的手下有一个名叫姚洛奇的拳手，在梅拳系谱中比赵三多长一辈，是个烧窑人，他成功地劝说了赵三多“举事”。当时，帝国北方大面积的旱灾令农民陷入生存绝境，而德国军队对胶州湾的占领更令国人愤懑已极。这时，阎书芹这个另外拳派的人登门行“弟子礼”了。他们诉说了在梨园屯庙产官司中的不满。于是，姚洛奇对赵三多说，无论是出于地方利益的需要，还是出于乡土道义的需要，都必须站出来反对洋教了。

为了不连累传承了几十辈的梅拳，赵三多决定脱离祖谱，表示与梅拳完全脱钩，而将愿意和自己一起“举事”的拳手重新组织起来，并为这个新组织重新起了一个拳名：义和拳。“顺清灭洋”，这是义和拳当时提出的政治口号。

义和拳，后来的义和团，就这样诞生了。

这是1898年的事，此时，正是京城的“康党”们逃亡和被杀的时候。

帝国政府无暇关注到在帝国的山东与河北交界处发生了什么事情。即使知道了，也只会认为 过是几个农民在和洋教士闹别扭。帝国政府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一点点火星，很快就要演变为铺天盖地的熊熊烈火，一直燃烧到帝国的都城北京，继而又燃遍了帝国的整个北方。

一年以后，另一个“拳”以更大的规模蜂拥而起。这个“拳”叫做“神拳”。

神拳没有红拳和梅拳那样悠久的历史和严密的组织，实际上它是黄河决口的黄水冲出来的一个临时组织。1898年，黄河在东阿县决口，淹没了东阿、荏平、高唐、聊城等州县，“漂没田庐，人畜流亡，不可胜计。”水灾中流离失所的农民们饥饿难耐地聚集在一起，如果再不信点什么，他们就活不下去了，于是神拳出现了。神拳信奉经过简单的仪式之后，神的力量就会依附在练拳者的身上，并且发生许多预想不到的奇迹。

“神拳”的首领是个叫做小朱子的青年农民。

小朱子，山东长清县人，出身贫苦，没有正式的名字。自幼随改嫁的娘四处漂泊，最后以“带犊子”的身份落籍在泗水县宋家河村。为生活所迫，30岁的时候又回到长清大李庄的舅舅家。他白天干活，晚上和青年农民一起练习神拳。随着加入的农民增多和影响的扩大，他开始在临近各县发展“神场子”，进而成为远近闻名的拳首。这个时候，他有了一个大名，叫做朱红灯。这个名字显然是“拳”众们对他的尊称。他的名声巩固于一次与教民的对抗行动：为了惩罚教民，他令教民出钱请来戏班子“贺神拳”，这个让教会很丢面子的事情使他威望大震。而令他地位陡升的是一次与官府真刀真枪的厮杀，史称“前杠子李庄之役”。

“前杠子李庄之役”起因于平原县已经激化起来的民教矛盾。随着德国军队在山东半岛的登陆和占领，洋教士们跟在军队的后面开始了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天主教各方济会和基督教美国公理会都在平原县建立了堂口和布道站，在穷困的农村吸收信教的农民并修建教堂。洋教士仿照中国农民的传统办法，在信教的人中选择有势力的人物充当教民的教首，这些教首在外来势力的支持下，不可避免地会和当地掌握权力的乡绅们在利益分配上发生纠纷。面对强大的洋势力，乡村的士绅们只好纷纷求助于民间神拳，甚至亲自加入神拳以寻求支持力量。终于有一天，民教双方火并起来，起因是教民控告不信教的农民抢了他们的财物，于是惊动了平原县令蒋楷。蒋楷虽然也是个憎恨洋教的人，但是，根据朝廷“就教屈民”的指令，他不得不亲自率领官兵前去逮捕拳民。1899年10月11日，平原县百名步骑勇役到达前杠子李庄，刚进村就见二三百拳民在朱红灯的指挥下正列队击鼓，随之即向他和他的官兵主动发起了进攻。官兵和县令谁都没有见过这样的进攻方式：拳民“四个人成一个圈，一圈跟一圈地滚动前进”。这是什么战术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与神拳的神灵之术有关。当拳民们“滚”到跟前时，一下子砍倒了官府的两名旗手，蒋楷见状骑马狂逃，步骑勇役皆惊散。

紧接着，又发生了另一场“战役”。朱红灯没有追上蒋楷，于是决定率领拳民们去进攻恩县刘王庄属于天主教会的教堂和庞庄属于美国公理会的基督教堂。原因是，在庞庄传教的是一个叫做明恩溥的美国牧师，拳民们听说这个美国牧师经常在上海的报纸上写文章，鼓动帝国政府出面镇压义和拳。明恩溥得知义和拳要来，立即和山东巡抚衙门取得联系，要求巡抚派军队前来镇压。于是，济南知府卢昌诒与亲军营管带袁世敦率兵前往。朱红灯的队伍在半路上遇到官军的探子，朱红灯释放了探子，并且让他转告卢昌诒和袁世敦：我现在回前杠子李庄，是为两位大人考虑；如果我们再和官军相遇，那大人就要自失颜面了。但是，袁世敦认为几个“暴民”根本不是官军的对手，依然下令追击，于是，官军与拳民在马颊河的河堤上相遇了。正是早晨，义和拳们正在河堤上吃早饭，突然官军围了过来。义和拳足有1500人，旗帜是红色的，拳手们的刀枪上都有红布装饰，而朱红灯更是头戴大红风帽，身穿红衣红裤。义和拳们照例是“轮圈”战术，几乎没有怎么交手，官军就逃跑了。但是，官军的另一支支援马队到了，和向后逃跑的官军会合在一起，重新杀了回来。这一回义和拳损失惨重，朱红灯带残部渡河脱身。

朱红灯能够同时与教会和官军两面发生“战役”，帝国农民创造的奇迹引得各地拳会一团一伙地投靠而来。所以，义和拳开始叫做义和团了，因为“团”字在中国是齐心合力的意思。

内外交困的帝国，衰败贫困的帝国，无论是朝廷政府还是地方官吏，谁都没有力量能够遏止在荒野中四处蜂拥而起的农民。没过多久，在帝国北方的大平原上，到处可以看见百十 成群的农民，他们的旗帜上都写着：义和神团。

2、帝国的“第二政府”

自明代以来，在中国穷乡僻壤间游历的外国人大多是传教士。他们刚刚进入这个帝国的时候简直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因为他们看见在这片国土上，无论多么荒僻的村庄，都会有一座庙，里面供奉着神灵的牌位。

传教士们认为：这是一个对神灵抱有虔诚之心的民族，这是“开垦上帝子民的一片沃土”。

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自己错了。因为他们走进了那些庙后，看见了一个令他们迷惑不解的现象：散落在中国乡村中的那些庙大都摇摇欲坠，粗糙破旧，里面的神像残缺得令人根本看不清“神”的神情。

如此的神庙代表着中国人对它的信仰徒有其表。

尽管文明发祥绝早、文化传统极其悠久，但是，在中国汉民族生活的土地上却从来不曾诞生过严格意义上的宗教。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儒家学说的天下，但是“儒学”不是一种宗教。宗教的最显著特征是对某个固定不变的神或者偶像的崇拜，而中国的儒学从它诞生之时起，其理论核心便是无神论。儒学其实是一种伦理制度的“课本”或“章程”。它主张控制社会秩序的力量不是来自信仰，而是来自自我道德约束。它的所有著述无不是关于道德的说教，这种说教不是用某个神灵的力量来规范人的行为，而是要求人在思索和领悟中教育自己。

如果说儒家学说还给了中国人一种值得敬畏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天”了。儒学在几千年里不停地告诉中国人要“知天命”。但是，儒家的宗师孔子和他一代又一代的信徒们，谁也没有把“天”到底是什么或者到底代表着什么说明白。中国的“天”绝不像西方的“基督”或“玛丽亚”——他们是有诞生、有身世、有生命悲伤或壮丽的历程故事的。而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中国人，无论是学问高深的学者还是目不识丁的村夫：“天”是谁？“天”是什么？他们定会认为问这种问题的人精神不正常。宗教往往把某种神灵拟人化，中国人也有这个习惯，但所不同的是，中国人可以把他们所能看见的或者想像的任何东西都拟人化，不仅仅是神灵。这种拟人化的泛滥，就是外国传教士们所不解的“泛神论”。中国人把“天”称做“老天爷”，这在中国仅是一个辈份的尊称——即使是如此具体了，中国人也无法回答自己头顶上那个无所不能地支配着他们命运的“天”是怎么回事，他们对本事大得他们都不敢得罪的“老天爷”也就是知道“它能够管理天气”。当然，中国人的“老天爷”还有一个夫人，叫做“土地奶奶”。

虽然“天”在中国不是一个神灵，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人照样敬畏“天”，他们认为人如果作恶，“天”定会知道，定会惩罚——这在中国人的心里并不是一种信仰，只是他们听惯了的一种道德说教。从唐至清，那些越洋过海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洋人们无不认为中国人最荒诞的举动也许就是祭天了——中国农历新年的某一天里，在帝国辽阔的国土上，处处烟火缭绕，从贫苦的农民一直到显赫的皇族，都要举行祭天仪式。但是，一直盯着中国人祭天的外国传教士看得明白：中国人给“天”供奉的食物仅仅是摆个样子而已，“没过多久，他们自己就把这些食物拿走了，而且很快就吃了”。中国人的祭天是扎根于汉民族集体性格和行为中形式主义的最典型的体现。

在中国，宗教有佛教和道教。

佛教是外来宗教。中国人接受佛教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中国人不抵抗外来的教义。佛教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古代印度，它主张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断除烦恼而成佛为最终目的。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时候，佛教开始向亚洲各国传播。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佛教传入中国，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的数百年时间，佛教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和普及到达了相当规模。隋唐后，佛教在中国产生了众多的佛门流派，对中国的哲学、艺术和民间风俗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但是，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它始终在中国的底层民众中徘徊不定，更重要的是，它始终没能进入国家权力的上层而成为统治思想。同时，对于对“入世”有着强烈欲望且一向重视生活享受的中国汉民族来讲，佛教教义所主张的“出世”仅仅是一种对于纷乱尘世的无可奈何的躲避，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是不会遁入佛门的。中国人是世界上家庭观念最强烈的一个种族，于是他们把归入佛门称之为“出家”，而“出家”在中国绝对是极其严重的一件事情。佛教在中国汉民族聚集的地域至今还有相当的影响，但它更多地体现在实用性很强的事物上，如美术、建筑和音乐。

道教是来自汉民族本土的一种宗教。公元142年，东汉顺帝汉安元年，道教被张道陵倡导于四川鹤鸣山。他规定凡入道者须出五斗米，故亦称“五斗米教”。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太上老君”，并以老子的著作《道德经》以及《正一经》、《太平洞极经》为主要经典。道教后来分裂出很多的教派，最后归为正一、全真两派，区别是前者的道士可以不出家，后者的道士必须出家。道教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伦理上主张“绝仁弃义”，这一切都和儒家学说形成对立。作为一种“教义”，道教与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需求距离更远。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汉民族的百姓也就信起什么来马马虎虎，用起什么来也是马马虎虎了。如果需要某种仪式了，比如增添人口或者亲人死亡，他们就请来“专业人士”：来的如果是个道士，他们可以说自己信道教；来的如果是和尚，他们也可以变成佛教徒。当然，如果道士和和尚一起来，在同一个场合做着不同的“仪式”，他们也不会感到有什么特别的不和谐，他们可以说自己“什么都信一点”。他们需要的只是自己的生活内容——非常实用却又是一种形式。19世纪，当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看见道士、和尚与中国的百姓一起进行某种日常活动的时候，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茫然，他们认为中国汉民族把两个互相矛盾的事件统一起来的本领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最后才知道，中国人原来根本不明白这两个事件之间的矛盾关系。

信仰需要虔诚的敬畏。既不能出于某种惧怕，也不能出于利益的需要。帝国的臣民们通常只有惧怕而没有敬畏。

一个外国传教士问一个中国人神是否爱他们，中国人的反应吓了这个洋教士一跳：中国人咯咯地笑起来。

“这是最幽默最放肆的大笑。”洋教士说。

没有敬畏情感的民族是心灵荒凉的民族。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因宗教而起的战争。中国每朝每代的揭竿而起和流血厮杀无不是受着最实际利益驱使而从不是为了精神追求。因此，作为引发一百年前中国巨大灾难导火索的帝国北方的宗教冲突，至今仍是一桩历史疑案。

西方宗教进入中国，最早有据可考的是从古长安挖掘出的一块石碑，名曰《景教流行中国碑》，碑上记载了大唐时期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往事。今天的中国人依旧对中国历史上大唐时代的国泰民安歌舞升平津津乐道，认为那是这个东方泱泱大国最鼎盛的时期，中国人的如此印象来自于华美的唐诗、唐乐以及那些出土的唐代玉衣锦画——虽然有着许多不识字人口，但在评价一个时期的国家景象时，却往往从文化的繁荣上开始描绘，这是中国历史中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而大唐确实是这个东方帝国敞开胸怀容纳百川的时代。可以想像到昔日长安古道上来来往往的外国客商、僧侣、游客、歌伎是怎样愉快地赶着路，因为世界上再没有一座城市能像长安这样让他们宛如看见整个世界。而在那些自由自在的外国游客中，那时就已经有了这样一群心怀特殊使命的人，他们远涉重洋来到东方，时刻准备为了信仰而献身，他们就是西方的传教士。

没有人知道西方传教士在大唐这个传教的黄金年代曾经在中华帝国内发展了多少基督教徒或者天主教徒。后来，除了在绘画和音乐中偶尔可以感受到他们确实踏上过这片国土外，其余的，他们没能留下任何踪迹。对宗教不感兴趣的中国汉民族没有特殊的理由是不大可能成为基督徒的。况且，那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已经很盛，一个著名的中国和尚到印度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中国皇帝亲自到大道边去迎接——即便如此轰动的事件发生了，让中国人真正感兴趣的依旧不是这个和尚取回了什么“真经”，而是关于他在旅途上种种离奇的历险故事，因为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帝国之外定是一个充满妖魔鬼怪的世界，敢到那个世界中游历一圈是很刺激的事情——安定富裕的时代不需要封闭，平和自信的社会才“夜不闭户”。强大的大唐对外来文化的宽容憨态可爱，那时，整个中华帝国的形象犹如大唐时期对美人的审美标准：丰满，微胖，懒散悠闲地斜坐着，睡眼惺忪地似乎永远在浅笑。

应该说，早期西方传教士在世界各地的传教历程是艰难的，至今，西方在记载他们活动的著作中依旧把到中国的传教称之为“东方的冒险”。西方教会把向世界“最蛮荒的地方”传播“上帝的旨意”当做最高的荣誉和责任。在古老的非洲、美洲和大洋洲，许多传教士死于恶劣的食物、严酷的气候、莫名的疾病，甚至充满敌意的土著的毒箭。在中国，至少在明代以前，到中国境内传教的西方教士被杀死的记载并不多。中国人不是土著。当外国传教士到达中国的时候，中国文化之发达曾经令他们惭愧。他们不得不深入到中国最偏僻、最荒凉 的地方，因为只有那里的人们也许才需要他们的帮助——接受一个外来的“上帝”。

明代，帝国政府实行“海禁”，除了禁止一切外国商船进入之外，同时也把传教士们进入中国的道路堵封了。1552年8月的一天，耶稣会创办人弗朗西斯·沙乌略行程10万里，几乎围绕着中华帝国的边境走了一圈之后，才在广州附近的一个中国小岛上登陆，可他就是无法登上中国大陆，四个月之后，他死在了小岛上。30年之后，那个叫做利玛窦的传教士来了，他以他身上的中国服装和很快就掌握了的中国语言终于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他成功地进入了中国。至此以后，凡是进入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几乎都学习利玛窦的经验，着中国服装，说中国语言，并且都取了一个中国名字。

至少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民教冲突的事情发生。中国人那时议论最多的不是西方的宗教问题，而是外国人进入中国后应该如何遵守“中国人的规矩”。所谓“中国人的规矩”，不是关乎法律的问题，而是有关道德和礼仪的问题。那时的中国人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比如，外国人见到中国官员甚至中国皇帝的时候，是否应该跪下磕头；外国人对中国有些事物的议论，包括妇女的小脚、科举、一夫多妻、鸦片等等，中国人是否应该给予回击；最激烈的，是讨论是否应该把这些洋人们请出去，因为他们的举止和长相实在令中国人看着难受：“他们信上帝，干吗不在自己的家里信？”

外国传教士们遇到了一个令他们景仰的中国皇帝：康熙。

1692年的一天，皇帝康熙生病了，疟疾，发高烧，御医们束手无策。被病情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康熙皇帝下了一道通告：凡是患疟疾的病人都可以进入皇宫治疗。皇帝此举的目的是广泛实验各种中药的药效以寻找治疗疟疾的办法。皇宫里的实验开始了，有不少外国传教士 在场观看，其中一个传教士记述了他看见的这样一个实验：一个和尚拿一碗井水在皇宫的空地上朝天地各个方向念念有词，“他做了一百种令异教徒感到神秘莫测的姿势”，然后让生病的人把井水喝下去。最后当然没有任何效果，这个和尚被皇帝赶出了皇宫。于是，在广东 传教的两个外国传教士接到谕旨：立即进京。传教士赶到北京后才发现，京城里所有的外国传教士正聚集在一起研究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皇帝决定要吃西药。康熙皇帝很可能是第一个接受西医治疗的中国人。在太监们和大臣们惊慌失措的眼光下，康熙皇帝喝下了传教士送 进来的一种叫做“金鸡纳霜”的药粉——一位法国传教士正好从法国带来了整整一斤。中国皇帝喝下西药的时候，就有太监和大臣大哭起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皇上就要被外国人毒害了——虽然皇帝是在四位甘愿一死的大臣先喝下去且一夜无恙之后才喝的。即使如此，也只有对国家的富裕、安定和强盛充满自信的皇帝才敢于这样做：这样的皇帝，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位。中国皇帝的高烧居然很快就退了，惊人的疗效让中国皇帝觉得传教士们个个是神仙——其实，在当时的法国，金鸡纳霜已经是一种治疗疟疾的最普通的常用药。

于是，在那段帝国少有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美妙时光里，中国皇帝的身边开始每天都有外国传教士走来走去。这些传教士中有的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甚至是获得了法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称号的人。院士们受到法国皇帝的资助来到中国，直接目的是勘察中国 地理，为绘制一幅精确的世界地图做准备，因为没有中国的世界地图就称不上是世界地图。至于绘制地图有没有军事上的目的不言而喻。另外的传教士是正宗的神甫了，他们想趁机“劝说中国皇帝入教”。皇帝已经在主持制订历法时在一个叫做汤若望的传教士那里领教了科 学的魅力，并且知道了传教“先驱”利玛窦这样的传教士。中国皇帝要他们当自己的自然科学教师。

中国的皇帝在紫禁城里亲自挑选了最大、最方便的房屋赏给传教士们居住，当然，传教士们也同时每天在紫禁城内品尝着中国皇宫内御用厨师们的精湛手艺。

传教士们每天上午和下午各两个小时和皇帝在一起。传教士们很辛苦，因为中国皇帝“上课”的地点是清漪园，就是后来成为颐和园的那个地方。因此，无论天气如何，传教士们都要从城里按时赶到“课堂”。中国皇帝学习物理、化学、外语、几何和数学，疲惫的传教士们发现，“中国皇帝的兴致很高”，他像一个中学生一样，在传教士们的指导下做化学试验：把一种液体混合到另外一种液体中去，并且观察混合后的反应。皇帝很快掌握了计算球体、锥体和多面体体积的方法。皇帝在高高的亭台上观察天空，想像着太阳、月亮和地球的运行轨道。皇帝跑到野外，用几何方法测量山的高度、河的宽度。传教士们对中国皇帝的聪明好学十分惊异，其中一个叫做白晋的法国传教士为此写信给他的皇帝路易十四：“康熙皇帝是一位与您在许多地方都相似的君主，就像路易大王您优于基督教诸王一样，他也同样胜于异教诸王。”

传教士把中国皇帝称之为“异教王”，看来，中国的皇帝没有被传教士们“发展入教”。更重要的是，包括中国皇帝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对西方宗教中所描绘的“天堂”不感兴趣。中国人认为，还是人间好。

康熙，帝国历史上惟一一位试图了解现代科技知识的皇帝，惟一一位对外来文化采取特别宽容政策的统治者。即使是他，允许也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无论什么“教”，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无论信奉的是天主、耶稣还是佛祖，都不能对帝国的现政权构成威胁，哪怕是舆论上的冒犯、诋毁和诽谤。外国传教士对中华帝国的文化、风俗等等多有议论，但是，议论到皇帝的头上就触犯了大忌——有的传教士居然认为中国的皇帝代表不了“天”，“天”应该是“天主”，因此，人敬畏的应该是“无所不在的上帝”，而不是人间的一个人，即使这个人现在是皇帝。

康熙五十九年，即1720年，天主教教皇派宗教大使嘉乐来到中国，和帝国政府协商在中国传教的事情。11月18日，康熙皇帝为了准备和教皇大使的会见，特地在清宫西暖阁召见了在华的一部分外国传教士，并且为此下了一道谕旨。谕旨中首先对传教士们在中国的“遵纪守法”“表扬”了一番：

尔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

康熙皇帝认为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但也没有什么妨碍，既然大老远地来了，念之不容易，所以恩赐他们可以在中国自由活动：

自西洋人航海九万里之遥者，为情愿效力，朕因轸 念远人，俯垂衿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致意。尔等索行之教，与中国毫无损益，即尔等去留，亦无关涉。

但是，洋教士毕竟议论到中国的“天”了，对此邪说，中国皇帝不能置若罔闻：

自多罗来时，误听教下阎当，不通文理，妄诞议论。若本人略通中国文章道理，亦为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识丁，如何轻论中国理义之是非。即如以天为物，不可敬天，譬如上表谢恩，必称皇帝陛下阶下等语，又如遇御座，无不趋跄起敬，总是敬君之心，随处皆然。若以陛下为阶下，座位为工匠所造，怠忽可乎？中国敬天，亦是此意。若依阎当之论，必当呼天主之名，方是为敬，甚悖于中国敬天之意。

康熙说那些胡说八道的传教士都是些无赖小人，他要求在中国的传教士们不许在帝国的土地上乱说：

多罗阎当等，知识甚浅，何足言天，何知尊圣。前 多罗来，俱是听教下无赖妄说之小人，以致颠倒是非， 坏尔等大事。今尔等教主差使臣来京请安谢恩。倘问及 尔等行教之事，尔众人公同答应：中国行教俱尊利玛窦 规矩，皇上深知，历有年所，况尔今来上表请皇上 安， 谢皇上爱育西人之重恩，并无别事，汝若有言，汝当启 奏皇上，我等不能应对。尔等不可各出己见，妄自应答，又致紊乱是非，各应凛遵，为此特谕。（黄濬：《花随人圣盫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73～74页。）

这道“谕旨”是中国皇帝对外国传教士的一次明确“警告”。康熙说那些传播“邪说”的传教士不但为中国的传统所不容，而且必将“坏尔等大事”——这句话很重要，并且意思明确：如果传教士们“坏事”，轻则要被驱除出中国，重则可能要掉脑袋——中华帝国刑罚的严酷是世界闻名的。

果然没过多久，外国传教士“坏事”了。一些对基督教怀有敌意的政府官员纷纷上疏，称：“此辈居心叵测，日下广州城设立教堂，内外布满，加以同类洋船丛集，安知不交通生事？乞饬早为禁绝，毋使滋蔓。”官员们的上疏有中国人和外来宗教格格不入的原因，而且还与外国传教士参与了中国宫廷里的政治阴谋有关。葡萄牙传教士穆经远就卷入了康熙末年皇子夺位之争，他毫不犹豫地支持了雍正的政敌，同时，其他的外国传教士暗地里支持了雍正的另一个政敌。于是，1723年，即位的雍正皇帝正式下令驱逐洋教徒，将各省传教士遣送 澳门或“暂令在天主教堂居住，不许外出行教，亦不许百姓入教”，“其天主教堂改为别用。”——教堂被改成了祠堂和粮仓。已经入教的中国教民被勒令弃教。到了乾隆四十九年，即1784年，中国皇帝下令对全国的传教士进行大搜捕，于是，在中国传教的外国传教士一时间都成了“游击队员”，他们在帝国政府的严厉打击中，靠着坚定的信仰“赖”在中国就是不走，继续从事秘密传教活动。不时有传教士被抓到并且被处决的消息传出，这些事件在嘉庆年间发展得最为严重，被西方宗教史称之为“中国教难”。在帝国政府的捕杀下，外国 传教士们仍“凛然”地传播着“上帝福音”，至1840年时，中国的天主教徒已经有30万人之众——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中国最偏僻地区中最贫苦的农民。

不可否认的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其中有传播现代科学知识的内容，对推动中国现代文化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的第一家翻译出版机构，就是由英国传教士麦度恩在上海设立的“墨海书馆”，翻译出版的书籍中除了宗教书籍外，还有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如1853年出版的《数学启蒙》、1855年出版的《博物新编》，这些书籍在中国中下层知识分子中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时人有诗云：“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遍宇内传。”中国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也是由英国传教士创办的，而传教士们在中国国内出版发行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是《蜜蜂华报》。中文报刊的主要阅读对象是中国人，其内容多为宣传宗教教义，但同样也大量介绍着西方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传教士们为了在中国广泛传教，还特别注意对上层官员的靠近，大量翻译了西方诸如“兵工学”等实用技术著作，对推动后来中国的“洋务运动”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许多学堂，这些被中国人称之为“教会学堂”的教育机构学费异常低廉，甚至免费吸收大批中国的穷苦孩子，中国现代的许多知名人士都曾就读于教会学堂。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很多医院，这是在中国最受欢迎和最受争议的举动。教会医院以免费就诊的实惠和西医的惊人疗效，在极度缺乏医疗条件和技术的中国逐渐被国人接受。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设的医院以治疗白内障而名声大噪。传教士们还开设了不少社会慈善机构，比如孤儿院、养老院等等。无论是设立教育机构还是医疗慈善机构，除了“帮助他人”的宗教情绪之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和中国人拉近距离，达到发展中国教徒以及符合本国其他利益的最终结果。这一点，传教士们并不掩饰，美国传教士伯驾曾经在他创办的“中华医药传教会”的宣言中明确地说：

本会的宗旨……是要鼓励在中国人之间行医，并将 赐予我们的科学、病例调查和不断鼓舞我们的发明等有 益的知识提供一部分给他们分享……我们希望，我们的 努力将有助于推倒偏见和长期以来所抱的民族情绪的隔 墙，并以此教育中国人，他们所歧视的人们是有能力和 愿意成为他们的恩人的……我们称呼我们是一个传教会，因为我们确信它一定会推进传教事业……利用这样的一个代理机构，就可铺更高处的道路，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和尊重，它有助于把我们同中国的贸易及其一切来往置于更向往得到的地位上，也可为输入科学和宗教打开通道。（《中国丛报》183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