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我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要掌握政策界限

1 在文化、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由于当时“报纸上整党的消息发得少一点，清除精神污染的文章、消息发得稍微多一点，于是就有各种议论。有的嫌不过瘾、不带劲，甚至想采用过去搞政治运动那一套。有的又顾虑很多，担心1957年反右又来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又来了。一些外国记者，有的是好意，有的未必是好意，道听途说，引申夸张，甚至无中生有，说我们这次整党、清除精神污染，势必像过去那样又要搞政治运动"。这是我在1983年11月28日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全国广播电视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的。会上我还讲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若干政策界限，一共十条意见：1、整党、清除精神污染的目的；2、划清国内国外的界限，划清有益有害的界限；3、清除精神污染的消息、报道、评论，要在邓小平同志讲的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范围里做文章；4、正确处理党内外关系；5、什么叫黄色，什么叫淫秽物品；6、关于艺术表演；7、同宗教问题有关的一些政策界限；8、要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9、实事求是地、满腔热情地宣传我们的建设成就，表扬人民中的好人好事；10、这次整党、清除精神污染，绝不要重犯过去"左"的或右的错误。

这个讲话稿整理出来以后，12月8日，送给邓小平，请他审阅指示。同时也送给了胡耀邦。12月13日，邓小平让他的秘书王瑞林把讲话稿退回。王瑞林在退回的附函上说："小平同志说，这篇讲话是好的。关于雇工问题，后来小平同志又对我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听其自然，看两年再说。"后一句话的意思是要我不再谈雇工问题。

我在11月28日的讲话中，关于雇工问题是这样说的："农村经济政策，像雇工，党员雇工，社队企业承包，都出现了新情况，都有不同意见在讨论。要继续执行中央的方针，对那些不同意见的问题，要再看一看。所谓看，就是要做深入、细致、全面的调查研究，把情况搞清楚。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们在报纸上、新闻里头发表了一些不谨慎的东西，证明效果不好。后来发现，写文章的同志自己对情况也不清楚，马列主义的理论准备也不够。要进行调查研究，积累、整理、分析材料，在内部展开不同意见的充分讨论，对这样的讨论不要压制。但是，调查材料，不同意见，一律不在公开报刊发表。"这段话的目的是不再公开讨论和公开宣传报道雇工问题。

2 在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中全会以后，我在宣教部门做了两次传达，给理论工作的同志也做了两次传达，在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讲了一次话，题目是《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掌握清除精神污染的政策界限》(1983年12月7日)。主要意思是说：在工人里面，对反对精神污染问题，只是做正面宣传，正面教育，不要去批判、反对或清除精神污染。还召开了一次文艺评论工作者的座谈会，我在会上谈了如何开展对西方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的评论工作的问题(1984年2月11日)。谈了四点意见：一、思想战线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二、对西方学术著作、文艺作品展开评论，是一项紧迫的工作；三、做出规划，有步骤地前进；四、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评论西方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

上述我的这些讲话、传达，总的精神是：宁可慢些，不要过分。这就是我当时的总的指导思想，一定要接受"文革"的教训，不能重复"文革"的错误；不能先放手发动，然后再来规定政策，在学习、批评过程中，都要注意掌握政策。

3 在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

二中全会以后，我和乔木在书记处会议上第一次就讲了：这次反对精神污染，一是要和刑事犯罪区别开来，刑事犯罪按刑法论处，反对精神污染是作为一个思想问题来解决；另外一条界限是，对批评、反对搞清理精神污染的人，一定要同敌我矛盾区分开来。党内同志思想认识上的错误，理论观点上的错误，即使是严重错误，也是属于党员中、人民中的思想问题，这是同志内部、人民内部的问题。这两条界限，在学习、讨论中，在报刊宣传中，一定要严格地划清。一些敌对分子、非法组织有意把水搅浑，也用精神污染的办法来进行反革命煽动。特别详细地讲了：政治问题不都是敌我问题。政治问题有两类，一类是敌我之间的政治问题，另一类是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反对或清理精神污染，不能把那些犯了错误的同志都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应该看成是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因此，在方法上就是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对犯错误的人，要给他们时间，要做工作，也要等待。我在邓小平同志那里谈话时还讲到：要准备有若干人在这次会议(指二中全会)上不通，以后长时期里也不通。

那时候，我也和记者谈过几次，精神都是这样一个意思。当然，我当时有个想法，我想在划清政策界限后，就能使工作正常地进行下去。胡耀邦同志没经书记处会议讨论，没向胡乔木、邓力群打招呼，更没有报告邓小平同志和政治局常委，到12月底，就在全国叫停了。这个事就没继续下去，就是后来所说的只搞了28天，究竟这28天从哪天算起，搞到哪天，我也搞不清楚。到了1984年邓大姐讲话，先念讲话，赵紫阳作了政府报告以后，这个事就基本结束了。

十一 邓小平和胡耀邦之间出现不同意见

这个时候我和乔木都感觉到，在清除精神污染问题上，邓小平和胡耀邦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可以看得出来，胡耀邦对邓小平提出的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是消极地加以应付。我对此采取的做法是：尽可能消除邓小平和胡耀之问的不一致之处，使胡耀邦和邓小平一致起来。

邓小平把我的讲话稿退回来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14日，胡耀邦找人民日报社社长秦川、新华社社长穆青、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去中南海勤政殿谈话。吴冷西把谈话的记录稿拿来给我看。我把胡耀邦谈话中与邓小平、陈云讲话中不一致的地方都删去了。实际上我是帮胡耀邦的忙，遮掩了他的真实观点，在稿子中看不出来错误的观点了。

删改以后，我就把胡耀邦谈话的清样稿送还给他，在稿子上面写了一段话：“这是吴冷西同志交给我的笔记，经我修改，送你审阅。郑必坚同志做了一些修改后退我，照印的。另附两个材料。一是秦川同志在人民日报传达你的讲话的记录稿，一是人民日报编委扩大会讨论这个传达时的会议记录。送上供参阅妥存。”经过我修改的胡耀邦谈话，12月23日在中宣部的《宣传动态》发表了。下面摘录其中一些内容："清除精神污染还要继续搞下去，但要防止两种干扰。一种是'左'的思想干扰，一种是封建思想的干扰。这两种思想容易使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因此，要注意八个问题：第一，不要干涉人家的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第二，歌曲方面，我们提倡有革命内容的歌曲，提倡昂扬向上的歌曲。对不是淫秽的，不是色情的，没有害处的抒情歌曲及轻音乐，不要禁止。第三，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即使有点色情描写也不要紧。我们要禁止的是专门描写性生活的作品。、第四，电影、戏剧、舞蹈、曲艺、杂技等，凡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滥禁乱砍。第五，节假日中，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少数民族舞。第六，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第七，要在初中、高中开设生理卫生课，讲生理卫生知识。第八，是从正面提出加强两个文明建设。"秦川看了这个修改稿后，就到处散布说他还有自己的版本。

这时，胡乔木从外地回到北京，我把胡耀邦的这个谈话给他看了。他说：你改得远远不够。胡乔木把胡耀邦谈话中与邓小平的思想不一致的地方，都划了杠杠。现照抄如下：

二、关于清除精神污染问题

清除精神污染，前一段搞得急了点，走了点样。小平同志讲话提的是思想战线，其中又主要是理论文艺。后来，发了36号文件，实际上把矛头指向社会、指向人民。小平同志讲，思想战线不能放毒。后来，乔木、力群同志感到有些问题，打了几次招呼，开始讲政策界限，提醒得对，这不是纠偏，也不能说走了弯路，只能说中间拐了个弯。

……看来，搞理论的人不一定能搞政治，理论家不一定都是政治家。

清除精神污染，为什么会走样？万里同志讲，主要是“左”的和封建的思想的干涉。根本原因是太无知。

三、关于统一思想的问题

统一思想无非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对社会主义有无信心。……二是敢不敢改革和创新。十二大提出开创新局面，现在这声音很淡薄。清除精神污染、整党、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到底主要目标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实现四化。

思想统一主要是上面两个问题，人道主义、异化，统一不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经济是最主要的。

五、关于宣传问题

1、宣传党中央，主要抓三条：中央的集体领导；集体领导中的核心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起核心作用的是小平、陈云同志；中央的第一线是书记处。不要孤立宣传小平同志，这样并不利。小平同志是中央集体领导的核心，但小平、陈云同志，还有我胡耀邦不在了，地球照样转。小平同志的旗帜是我先举的，但这样宣传，小平同志也不会赞成。我们再不要搞什么题词了。

2、......你们要把改革宣传好。人道主义、异化再发两三篇就行了。

4、小平同志讲话发表之后，不一定发很多文章。报纸主要用新闻事实说话。

5、人民日报理论文章我不爱看，报纸和刊物要有分工。小平同志批评理论工作最大的毛病是理论脱离实际。长的文章可以放在《红旗》上。

六、关于胡绩伟、王若水同志

……有人说他(指胡绩伟)和中央完全不一致，我看不能说他和中央不一致。

七、外边有些谣传，请人民日报同志注意。

从胡耀邦谈话记录中乔木划杠的地方可以看出，胡耀邦对于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同小平同志颇不一致。

十二 胡乔木《关于人道重义和异化问题》的发表和邓小平对此文的好评

1984年元旦，邓大姐发表了新年祝词。这个祝词是我们为邓大姐起草的。这是对小平所持态度的一个肯定和支持，同时也是对分歧的另一方意见的一个批评。1984年春节时，先念同志讲话，其内容和邓大姐的祝词一致。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也就在这时发表。

乔木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在1983年12月中旬写好了。1984年1月3日，他应邀在中央党校发表演讲。1月7日把文章送邓小平，并随文章送去一封信，把有关情况作了汇报。乔木信中写道："全稿三万多字，长了一些。但因涉及的问题至今还没有一篇比较有分量的文章加以解答：党内外都有这样的要求，所以很难用短篇来讲清。文章是集体创作，四易其稿，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采取的是参加讨论的形式，态度力求和缓。已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请审阅。党校要求在该校所出《理论月刊》公开发表。究竟要不要发表，在党内发表或党外发表，并请中央决定。"

邓小平看了乔木的文章，很满意，说这篇文章是对前一段反对精神污染工作的总结。1月11日作了以下批示："乔木同志：这篇文章写得好，可在人民日报发表或转载。由教育部规定，大专院校必读。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参加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

十三 胡耀邦对"清除”的提法提出异议

1984年1月24日，胡乔木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邓小平的批示也传达下去了。理论界进行了讨论，在大学生中也开展了教育活动。但事情没有完。主要原因是胡耀邦的态度没有变化。

1984年2月11日胡耀邦到上海。在从飞机场到市区锦江饭店的途中，他与陪同的人谈到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时说，我曾经和几个同志议论过关于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是不是合适。小平同志讲话中，讲了十一个字：思想战线不要搞精神污染，是十分正确的，也是有严格政策界限的。后来我们在决议中，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恐怕不够合适。当然，这不是追究哪个人的责任，我们都是举过手的。精神污染就像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一样，是无法清除的。所以，这个提法理论上站不住，实际上也办不到。这点意见请你转告国栋同志，请他们也研究一下，推敲一下。

当时陪同胡耀邦的是阮崇武，他于1985年9月接替刘复之任公安部部长。阮从上海回来后搞了个材料，而且强调，这个记录稿是回来追忆的，可能不准确，但意思是不会错的。阮崇武强调"意思是不会错"是对的。因为很快胡耀邦又讲了同样意思的话。

2月17日晚，胡耀邦在石家庄同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谈话时说：小平同志说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个命题是正确的，但做法有问题。有些省委书记就对此有意见，说清除精神污染从一开头做法就不对，报纸上铺天盖地。36号文件是我同意签发的。现在看来，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不妥，像宗教也是一种精神污染，就不能说清除。接着，胡又说：唯心主义能够清除吗？个人主义能够清除吗？还是反对或抵制精神污染比较妥当。

胡乔木看到胡耀邦这个谈话材料以后，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要我查一下“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的由来。我请人查的结果是：

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用的是“清理”。

邓力群起草、胡乔木修改的中央1983年36号文件中央《通知》中无"清除"字样，有"清理"字样。

1983年10月12日邓力群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发言、10月18日在宣传文教单位传达二中全会精神会议上的讲话，均没有"清除"的提法。

1983年1O月21－26日，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10月24日、25日、、26日、28日陆续发表有关报道，题为《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胡耀邦同志在会上讲话》。据报道，彭真同志、邓颖超同志讲话均有"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报道还说，"胡耀邦同志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许多党外同志在座谈会上就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两个方面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胡耀邦讲话是在1O月26日。

1O月23日，王震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大会和全国党校第四次科学社会主义教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清除"的提法。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震的这个讲话。

11月1日邓力群在宣传文教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话中，有"清除"的提法。

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这篇文章是按胡耀邦的意见写的，《人民日报》也转载了。

12月12日，胡耀邦的讲话题目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在此前后，特别是以后，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谈话中，许多都有"清除精神污染"的字样。

十四 胡耀邦与邓小平的意见相反

1984年2月20日胡乔木把我们查的结果，送胡耀邦、赵紫阳阅。他们都圈阅了。按理说，查清了，也圈阅了，这件事该结束了吧。可是，1984年3月18日胡耀邦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的谈话中依然故我。胡耀邦说，反对精神污染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主要是指思想战线上的问题，指我们的同志在宣传、广播和文艺工作中不能搞精神污染。但后来在宣传中走了样，出现了扩大化，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现在我们已经不用这个提法了，而是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与此同时，邓小平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胡耀邦会见日本访华团之前半个多月，即2月28日，邓小平同薄一波有一个谈话。当谈到胡乔木1月3日的文章时，薄一波说，国内外反映很好。邓小平讲，反映不一，有些人还在准备反驳。邓小平说，前一段清除精神污染是完全必要的，看来镇住了，把文艺界、思想界的一些人的气势压下去了。又说，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一时间闹得很厉害，我说过，他们实际上是搞自由化，现在这样就可以了。我讲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长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也将会是长期的，因此反对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将是长期的。

3月14日，小平同志同乔木和我谈话。在谈到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时指出：过去一段时问。精神污染搞得很厉害。我说过，那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二中全会后，整一下精神污染，很有必要，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风刹住了。起码现在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再搞二中全会以前那一套了。同精神污染的斗争，是长期斗争，要做长期的工作。

十五 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关于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上的分歧

事情实际上并没有完。夏衍看到胡耀邦3月18日同日本访华团的谈话后，就在文艺界广为传播。"美国之音"的记者嗅到了气味。4月12日，“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温尼•科里(Wayne Co-rey)在电话中向外交部新闻司提问"中国的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是否还在进行？"外交部新闻司就根据胡耀邦对日本访华团讲话的精神，起草了一个答复稿，其大意是：前一段清污搞错了，以后不再搞了。外交部还算慎重，他们把答复稿打印出来送中宣部，问对这个答复稿有什么意见。我看了这个稿子后，认为这个答复与十二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与邓小平的讲话、与我们过去所讲的，都不一样；乔木也认为这个稿子发出去后，会使党外和海外的人感觉到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就让中宣部按照中央的精神重新起草了一个答复稿："前阶段清除精神污染，很有成绩，我们予以充分肯定。今后还要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4月17日稿。我在4月26日致胡耀邦、李先念同志并姬鹏飞同志和外交部函中是这这样写的："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向十分重视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和发展对外文化交流的时候，也不能不注意区别各种事物对我国人民是否有利。精神污染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有时放肆些，有时收敛些。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只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去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确的，并收到巨大成效。只在去年11月一小段时间内，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一些违反中央政策的毛病，经中央同志多次划清界限，这一问题早已不存在。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今后仍将实事求是地继续进行。因精神污染这一现象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不可能清除净尽，所以今后将不再用'清除'的提法。"4月28日，赵紫阳批示赞成我们的修改稿，要求"按中宣部4月17日建议新闻司的口径回答"。胡耀邦同意赵的意见，请启立同志办。启立通知中央办公厅速交外交部。

十六 《政府工作报告》对反对精神污染的肯定

赵紫阳关于外交部答复问题的批示，实际上是维护了邓小平的意见。5月15日赵紫阳在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对1983年反对精神污染讲了一段话，对清除精神污染总的给予肯定。他说："去年举行的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曾指出思想文化领域要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随后，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和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又进一步着重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思想文化领域"为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刹住了前一时期极少数人搞精神污染的歪风，依法查禁了淫秽书刊"。在反对精神污染中，由于"对某些政策界限讲得不够清楚，以至有些地方和单位一度出现过某些不恰当的作法"，但一经发现，"就及时予以纠正。群众要求美化精神生活是完全正当的"，决不允许把它同"精神污染混淆起来。实践证明，严肃而又正确地反对精神污染，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发扬纯朴、奋发向上的社会风尚具有积极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国家一项长期的根本任务"。本来，乔木认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不讲这个问题，但赵紫阳自己特意讲了这段话。这样，反对精神污染工作就告一段落了。

十七 事情并未终结

真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关于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并没有到此终结。以后还不时掀起波澜。

1 胡耀邦个别传达邓小平的两句话

198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的80寿辰。我到北戴河参加祝寿活动后，在那里住了几天。有一天，胡耀邦在和我个别谈话中跟我说：邓小平最近讲了两句话，我没敢在会议上传达，是个别通知，今天跟你个别说一下。一句是，清除精神污染名誉不好；另一句是，思想政治工作决议三年不作。后来外面把第二句话传成"三年不做政治思想工作"。

2 胡耀邦把问题提得相当尖锐

此后一直到1984年12月底中国作家协会四大召开前，肯定反对精神污染和否定反对精神污染，互相斗争、彼此较量，而否定的力量越来越占优势，反对精神污染的力量越来越受到压制，而且受压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这期间正在筹备召开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一天，贺敬之跟我讲，关于作协会议的准备情况要向总书记报告一下。我同意了。我把他关于人事安排和召开座谈会讨论作协四大报告的意见与打算，同胡耀邦讲了。胡表示同意贺敬之的意见。我向胡耀邦汇报之后，贺敬之他们就在京西宾馆开了一个三四十人参加的座谈会。丁玲、冯牧、刘绍棠、赵寻等人参加了。开会时，这些同志讲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议论纷纷。丁玲发表了一篇很好的讲话，表示她对文艺界现状感到担忧。会上，赵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有点楞头楞脑地说，他看到了夏衍到处送的胡耀邦在3月18日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的谈话，感到总书记对精神污染的提法跟中央的精神不一致。总书记不与中央保持一致，我们的工作怎么能做得好呢？后来冯牧把这些内容通过他的渠道报告了习仲勋，习仲勋又报告给胡耀邦、胡启立、乔石。这样一来，惹火了胡耀邦。

京西宾馆的座谈会结束不久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胡耀邦、胡启立、王兆国、习仲勋：，可能还有乔石，并特意把贺敬之也叫来了。这次会议我参加了。会议开始后气氛很紧张。胡耀邦把问题提得相当尖锐。当然，他没有直接提到赵寻的发言。接着习仲勋发言说，在京西宾馆的座谈会上，居然有人出来反对总书记，说总书记不同中央保持一致。他们还讲，这是一次黑会，没报告中央书记处领导，是无组织无纪律。这给贺敬之的压力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发言说：耀邦同志，他们要开这个会，我不是在北戴河向你报告过吗？你不是同意了吗？怎么能说没有向中央书记处领导报告呢？我这样一讲，会议的气氛缓解了，胡启立又出来打圆场。这样，事情算是过去了。

3 胡耀邦等提出"三个失误"、“两个不提”、“一个无效”

1984年12月2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对将要召开的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和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准备在大会上作的报告进行讨论。这次会议既不通知胡乔木参加，也不通知邓力群参加。

胡耀邦在会议讲话中有一段专门谈关于精神污染问题。他说：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化，把范围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了“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上，造声势。后来我们发现了就较早刹了车。这个问题以后不提了，根本不提了。在这里，胡耀邦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的“三个失误”。

会上，张光年汇报作协四大的筹备工作，当说到报告中没有提清除精神污染时，胡耀邦插话说，可以不提。万里接着说，自由化的问题说不清楚，以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提了，只提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影响。胡耀邦同意“不提”清除精神污染，万里又加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结果就有了“两个不提”。

接着，讨论作协的选举问题。本来，按照书记处的决定，作协大会的准备，除了讲话、报告之外，最重要最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人选的确定问题。为此做了八、九个月的工作。是以宣传部为主、吸收作协和文联的有关同志搞的。上、下调查、访问，访问了单位、党委，还有个人。所采用的这个办法，实际上与全国妇联、全国工会是一致的。到了这个时候，人选名单还没提出，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应该说，提出人选名单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细致的。可是，当会议讨论到人事问题时，夏衍问：原来准备的作协人事方案怎么样啊？是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胡耀邦说：人事管理要区别两种情况：一是有党委直接领导的部门，二是群众团体和民主党派。对于后者，我们的党组织根本不要去干涉。对人民团体和科学研究所的党的工作要管。但文联作协要选什么人，根本不必去干涉，即使没有选好：让作家们自己负责……“我们不要干预。作家们觉得要有多少副主席，就选多少，不要干预。人事名单如果是党的部门定的，要撤掉。既不是指令性，也不是指导性，是无效性。胡耀邦在这里又提出了一个“无效性”。
4 作协四大开糟了

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就按着“三个失误、两个不提、一个无效”这三句话的指导思想，开了一个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结果会议开得一塌糊涂。会议选举的结果是，巴金当选为作协的主席，他是老作家，党内没有什么更多的意见。刘宾雁当选为第一副主席，成了排在巴金后面的中国作家协会领导。

李先念同志的女婿是部队作家，参加了这个大会。回去以后向先念同志反映了大会的情况。先念同志后来对我说：这个会实际上是一个反党的会。结果弄得胡耀邦自己也感到闯了祸了。而夏衍却说：这次作协代表会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

作协四大混乱情况影响到文艺界其他一系列会议。1985年4月18日中国剧协第四次会员大会在北京举行。当时我出席了开幕式，还讲了话。习仲勋、宋任穷、乔石也出席了。在开会过程中，吴祖光说，提出清除精神污染是中华民族的耻辱。由于吴祖光等在会上大闹，弄得赵寻干不下去了。剧协的会没开好。

作协四大开糟了，这是胡耀邦始料不及的。他没有想到会搞成这个样子，于是赶紧来纠正。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他强调"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提创作自由，并不等于说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部对于作家的不论什么样的作品都必须加以发表和出版"。他还说：我们党对新闻界的最重要的要求，"我认为就是要有鲜明的正确立场，要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讲到反对精神污染问题时，他还不愿意放弃他的观点。他说："'精神污染'这个词一般人比较生疏，可能在国内外引起这样那样的误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样就更是如此，并且在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这个名词。但是这决不是说，反对精神污染的原则有什么错误；更不是说对于真正的精神污染即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我们可以不抵制，不反对。"这个讲话经过胡乔木的修改，在《红旗》杂志1985年第8期上发表了。乔木把胡耀邦讲话中的意思改成：以后少提、甚至于以后可以不提(精神污染)。

后来邓小平知道了。1985年，准备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文件时，邓小平要修改、整理他自己的讲话，就不愿找胡乔木了，而是把我找去了。邓小平没讲胡耀邦，他说：胡乔木讲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以后不要提了？我不收回我的那个讲话(指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将来编我的《文选》，我要原样不改地收进我的《文选》里面去。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学生闹事问题时再次强调了这个话："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人我的论文集。"

胡耀邦实际上不同意邓小平的讲话，但他总是说邓小平讲话的题目是好的，是我们在执行中走了样。同时，在中央书记处内部用各种方法整邓力群。我过去说过，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打。他不敢直接不赞成邓小平，而认为邓力群可以整。

84、85年的事情，后面再展开讲。

5 我对胡耀邦一篇讲话不满意

1985年1月25日，宣传部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请胡耀邦去讲话，题目为《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个题目倒没什么，但离开了当时的主题，当时的一个主题是：学习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研究改进宣传工作。在胡的讲话里讲了一大段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剥削阶级消灭了、不存在了，还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影响如何如何，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接着，胡耀邦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一句不太恰当的话，公安政法部门和宣教部门，还有一个阶级斗争的幽灵在游荡，这种状况可不能低估。在那次宣传部会上，我这个人也太不会应付了，胡耀邦讲完后，我什么都没说，就说了一句：散会。会后，宣传部里面有几个反对派，理夫、王惠德等几人在一起嘀咕：邓力群对胡耀邦不尊重，胡耀邦做了重要讲话，邓力群什么话也没说，就宣布散会了。就这点而言，我确实处理得不太恰当，不会应付。因为当时听了他的讲话，心里确实不太高兴。在类似的另一个会上，我准备了一个提纲，在会前，送给了胡耀邦，胡耀邦说：不看了。退了回来。

6 对反对精神污染，胡耀邦一有机会就批

对于精神污染这件事，胡耀邦一直记在心里。1986年11月26日，在上海党员干部会上，胡耀邦在讲话中，又提到精神污染问题，说：反对精神污染，我们让小平同志到现在还背着黑锅。他的意思是我们给小平同志搞的。他还说：在二中全会上，刮起了一股批评周扬的风。"文革"中周扬被整得那么苦，现在发表了一篇讲话，在二中全会上被批得这么厉害。让个别同志找他谈谈，就行了嘛。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要周扬公开作自我批评是邓小平要求的。胡乔木想办法，在1984年春天，以新华社记者采访的形式，周扬做了个自我批评，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他又把它提出来。所以说，在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上，胡耀邦一有机会，就要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以至于到这个时候，还气愤地替周扬打抱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