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及其對秦的影響

簡介：趙武靈王名雍，戰國時趙國的第八代國君。公元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他做了27年國君之後，把王位傳給次子趙何，就是趙惠文王，自稱為主父，人們也把他叫趙主父。公元前295年，在趙國統治集團的內訌中死去。班固在《漢書·古今人表》中分九等褒貶歷史人物，把趙武靈王列為第八等，也就是“智人”中的最下等，那是囿於正統儒家的偏見。其實，趙武靈王是戰國歷史上一位精明能幹的封建君主，是古代屈指可數的軍事改革家，為趙國的強盛做了很多事情。他眼光遠大，思想敏銳，勇於學習。別人的東西，好的就學習，自己的東西，不好的就改革。他所進行的軍事改革，改穿胡服，學習騎射，就是向他的敵人學習的結果。這一改革對於戰國歷史，特別對戰國軍事史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及其對秦的影響
何清谷

趙武靈王名雍，戰國時趙國的第八代國君。公元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他做了27年國君之後，把王位傳給次子趙何，就是趙惠文王，自稱為主父，人們也把他叫趙主父。公元前295年，在趙國統治集團的內訌中死去。班固在《漢書·古今人表》中分九等褒貶歷史人物，把趙武靈王列為第八等，也就是“智人”中的最下等，那是囿於正統儒家的偏見。其實，趙武靈王是戰國歷史上一位精明能幹的封建君主，是古代屈指可數的軍事改革家，為趙國的強盛做了很多事情。他眼光遠大，思想敏銳，勇於學習。別人的東西，好的就學習，自己的東西，不好的就改革。他所進行的軍事改革，改穿胡服，學習騎射，就是向他的敵人學習的結果。這一改革對於戰國歷史，特別對戰國軍事史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

當趙武靈王登上歷史舞台的時候，正是齊、秦兩強東西對峙時期。齊國自從公元前341年馬陵之戰以後，代替魏國稱霸關東；秦國由於商鞅變法的成功，躍為當時最先進的強國，虎踞關西，力圖打出函谷關。趙、韓、魏、燕等都成為兩強爭奪的對象。趙國曾在公元前353年被魏國攻下邯鄲，國都淪陷三年，損失慘重，經過20多年才恢復了元氣。魏國馬陵之敗以後，已一蹶不振。韓、燕更弱。“同憂者相親。”趙、魏、韓、燕為了保全自己，都有聯合起來抵抗兩強的願望。趙武靈王則是這個聯合運動的積極支持者和組織者。

公元前314年(武靈王十二年)，齊宣王乘燕國內亂發動武裝干涉，占領了燕國。燕是趙的東北鄰國，如果讓齊國占領燕國而不受懲罰，勢必下一步就會向趙國開刀。趙武靈王深感不能坐視，努力進行伐齊存燕活動。他派趙莊去聯合諸侯“合從，欲伐齊”[1]。魏、楚也積極響應，“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2]。由於外有“諸侯將謀救燕”[3]，內有燕國人民奮起反抗，迫使齊國不得不從燕國撤兵。這場鬥爭的結果大煞了齊國的威風，提高了趙國的地位。

為了打退秦國向關東的發展，公元前319年(武靈王七年)，魏相公孫衍聯合趙、魏、韓、燕、楚五國抗秦，打到函谷關。這次五國抗秦雖然並不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教訓了秦國統治集團，使他們認識到關東為所欲為的時機還沒有成熟，不得不暫時把戰略重心轉向擴充後方，向巴蜀、義渠用兵。公孫衍的合縱抗秦活動，和趙武靈王的支持是分不開的。有人說，公孫衍雖為魏相，“實趙任之外相”。公孫衍也說：他“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和他商量事情[4]。張儀曾對武靈王說：“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5]。可見張儀也承認武靈王在聯合抗秦中起了重要作用。幾十年以後，魏牟對武靈王的孫子趙孝成王說：“王之先帝，駕犀首(公孫衍)而驂馬服(趙奢)，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避)其鋒”[6]。魏牟把趙武靈王駕馭公孫衍合縱抗秦與趙惠文王用趙奢大破秦軍並提，認為兩者同樣收到使秦避其鋒的效果。這些材料都說明，趙武靈王是公孫衍最有力的支持者。

但是，五國聯合行動很不好搞，魏、韓、楚變化無常，燕昭王別有打算，趙國的實力也不足以承擔這種風險。隨着齊國的日趨孤立，秦國的戰略重心轉移，趙武靈王意識到繼續捲入大國紛爭的旋渦對自己不利，應該致力於加強軍隊建設，以便鞏固邊防，擴充後方。趙國在趙武靈王時的疆域大體有今陝西東北部，山西北部，太行山的東南山麓，北至河北省張北縣南，南至河南省北端。強鄰逼境，胡人騷擾，四面受敵，後顧之憂非常嚴重。武靈王十九年，曾多次和大臣談到這種不利形勢。

武靈王說：“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強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

又說：“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7]。

武靈王對“秦、韓之邊”很擔心。秦與趙原來並不接壤，自公元前328年魏國把河西割給秦國後，兩國才在今陝西靖邊至宜川的黃河西岸形成一條邊界。秦國多次從這裡越過黃河進攻趙國，如武靈王十年，秦攻取趙的中都(今山西平遙縣西南)及其附近的西陽；十三年，秦攻取趙的藺(今山西離石西)，俘虜將軍趙莊。趙國當然應該加強對這條邊界的防禦。那麼，趙和魏的邊界線最長，和韓只在上黨地區有一段插花地，武靈王為什麼不提和魏國的邊界，卻提到和韓國的邊界呢?其實，韓、魏本身那時都不可怕，防韓也是防秦。韓國對秦最缺乏抵抗能力，武靈王說這話的時候，正是秦國攻取了韓的宜陽(今河南宜陽西)，接着攻下黃河北岸的武遂(今山西古城)，並在武遂築城，準備作為秦的軍事據點。秦從武遂北上，經過上黨就可以進攻趙國，這是秦國進攻趙國的另一條道路。

趙國的東南與齊國毗鄰，在現在河南省南樂縣至河北省滄州市西南有一條很長的邊界線。齊國不時企圖越過邊界，蠶食趙國。武靈王元年，齊進攻趙的平邑(今河南省南樂縣北)，俘虜了趙將韓舉[8]。以後由於趙國救燕的成功，齊國的鋒芒受到遏制。但齊國在趙武靈王眼裡仍然是趙國的頭號敵國。

中山確實是趙國的“腹心”大患。中山的老祖先是北方游牧部族白狄的一支，春秋中期從陝北進入太行山以東，稱為鮮虞。春秋末年開始建立中山國，戰國前期國都在顧，即今之河北定縣。公元前406年被魏國所滅。公元前378年中山復國[9]，遷都於靈壽，在河北省平山縣三汲公社發現了古靈壽城遺址。中山的疆域，大致包括今河北省保定地區南部和石家莊地區大部，位於太行山東平原。中山國除東北角與燕國為鄰外，三面都和趙國毗連，好像袋鼠一樣包在趙國的東面腹部，其戰略地位可以“控太行之險，絕河北之要”[10]。隔斷趙國從邯鄲到代地的南北通道。更可怕的是中山充當齊國的打手，在齊國的支持下多次侵犯趙、燕土地。據趙武靈王說：“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暴吾地，繫纍吾民，引水圍，微社稷之神靈，則幾於不守”。這事大約在趙肅侯時代。在今河北高邑縣東，是趙與中山長期爭奪的地方，趙武靈王三年，在築城[11]，以防中山，但不久還是被中山占去了。在齊宣王對燕國進行武裝干涉的時候，中山也是齊國的幫凶。據中山王時的銅鼎銘文所記：中山國相邦司馬用打起討伐子之的旗號率師攻燕，奪取燕國土地“方數百里，列城數十”[12]，這當然也威脅到趙國的安全。這個司馬用就是司馬喜。據《戰國策·中山策》記載，司馬喜是親趙的。趙國為了使中山脫離齊國的控制，曾幫助中山稱王，和司馬喜有許多往來。王對司馬喜的親趙活動非常不滿，說：“吾老用奔走不聽命”，“恐隕社稷之光”，指責司馬喜親趙是不聽他的話，會讓中山國丟臉。還警告司馬喜：“鄰邦難親，仇人在旁”[13]。王說的“鄰邦”“仇人”，顯然就指的趙國。齊國在侵燕挫敗之後，越來越重視利用中山這個打手。由於地理和政治的關係，趙國不能不對中山特別提防。武靈王把防中山和防齊是聯繫在一起的。他在位的第17年，即親自出巡趙國伸進中山的據點九門(今河北正定東南)，在九門築了一座望台，站在望台上瞭望齊和中山的動態[14]。他認為齊和中山進攻趙國，既可能從陸路來，也可能從水路來。如果從水路來，齊國溯黃河西上，可以進入趙國的東南角；中山溯漳水中段的薄洛津南進，可以襲擊趙都邯鄲。趙國當時卻“無舟楫之用”，對黃河和薄洛津還無法控制。

趙國最嚴重的後顧之憂是東胡、林胡、樓煩。東胡因居匈奴以東而得名，在燕國以北的廣大地區過着游牧生活。自從趙襄子領兵越過現在山西寧縣武縣西面的句注山，占領了代地(今河北蔚縣)，在代北邊界築城，其要塞叫無窮之門(今河北省張北縣南)[15]，東胡就成了趙國東北角的鄰居。林胡、樓煩都在趙國西北部，與趙地交錯雜處。林胡也稱林人、澹林、澹襤，分布在今黃河以西內蒙古自治區的伊金霍洛旗一帶。樓煩大體分布在今山西岢嵐縣以北，內蒙古自治區大青山以南。東胡、林胡、樓煩合稱三胡。

三胡都是游牧部族，精於騎射。趙武靈王每與齊、秦、中山發生戰爭，三胡便從背後襲來，趁火打劫。東胡的騎兵從無窮之門進來，騷擾代地；林胡、樓煩的騎兵則縱橫馳騁於趙國西北山區，大肆擄掠。趙國當時只有車兵和步兵，“無騎射之備”，對三胡簡直沒有辦法。

基於以上情況，趙武靈王為了保護自己“社稷”，就必須加強軍隊建設；而要“強兵”就必須進行軍事改革。趙武靈王改革軍事制度是從兩方面下手的：一面組建騎兵部隊，“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一面在黃河和漳水兩岸訓練水兵，發揮“舟楫”的作用，“以守河、薄洛之水”[16]。趙國多山少水，訓練水兵只是在個別地方的權宜之計，胡服騎射才是加強其軍隊建設的根本措施。

二

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是一場重大的軍事改革，它和戰國時期其他國家的改革一樣，首先經歷了一場革新和守舊的思想鬥爭。

趙武靈王顯然接受了當時改革思潮的影響。他理直氣壯地反對復古，堅持革新，認為“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法)古”。這幾乎是借用商鞅斗甘龍的原話。他反對從書本出發，事事在本本中找現成答案，脫離實際，墨守成規。如說：“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17]。指出靠書本知識去趕馬車，就不能掌握每個馬的特點；把古代的制度搬到今天，就不能適應變化了的實際。他主張從當時的實際出發，從趙國的利益出發，研究新情況，制訂新措施，凡對自己國家不利的東西，就堅決改革。他說：“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18]這種斬釘截鐵的語言充分表現了一個改革家大無畏的氣概。

如何對付游牧部族的騷擾，是春秋以來的老問題。北方的游牧部族，在草原的逐水草而遷徙，在內地的則“分散居谷”。每個男子都是從小練成的騎兵，“兒能騎羊，引弓射鼠鳥”，“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19]。由於騎術特別熟練，裝備十分簡單，不用馬鐙鞍可以操縱馬匹，並在馬上拉弓射箭，非常自如。胡人的上層統治者很富於掠奪性，經常對農業地區發動掠奪戰爭，春秋戰國以來邊胡地區累受胡馬踐踏之苦。華夏人的戰法是車戰，車戰只適宜平地會戰，胡騎一鑽進山谷，車戰就無法施展。正如顧炎武說：“戎翟之雜居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間，兵車之所不至。齊桓、晉文僅攘而卻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車故也”[20]。趙國原來的主力部隊依然是戰車和步兵，而且裝備笨重，與三胡那種輕捷而長於運動的騎兵作戰，處處被動挨打，一到山谷和草原就更不中用了。已往的經驗教訓，使趙武靈王認識到用老辦法對付三胡是無效的，“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21]。要抗擊三胡，如果沒有一支能騎善戰的騎兵，就無法向山地和草原進軍，就不能指望作戰的勝利。他從抗胡的實際需要出發，決心拋棄傳統的兵制，學習他敵人的長處，模仿胡騎的訓練和裝備，建設自己的騎兵部隊。

然而，向胡人學習，在當時卻是“離經叛道”的行為。趙武靈王的這一決策，除肥義、樓緩等少數人支持外，“群臣皆不欲”，特別是趙氏貴族如公子成、趙文、趙造、趙俊、趙燕等，或公開反對，或消極抵制。這些守舊思想僵化，盲目自大。他們認為華夏地區是“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行義也”。總之，自己的一切都好，胡人的一切都壞，只能以夏變夷，不能以夷變夏。趙武靈王不怕反對，不怕譏笑，寧願“負遺俗之累”，“任驁民之怨”，毅然決然進行改革。他首先帶頭穿胡服，然後對大臣們進行耐心說服。他派趙給公子成做工作，碰了釘子，他就親自登門去勸說。趙文、趙造想不通又不敢說，他就啟發他們大膽講話，然後有針對性地給他們講道理。對於搬出先王之道來抵制的，他就說五帝三王都是不斷變法的，只有夏桀、殷紂不變法才滅亡了。改革軍制是繼承趙襄子的抗胡事業，反對改革就違背了老祖宗“簡襄之意”。對於盲目自大的，他就具體分析趙國的不利條件，反覆陳述改革的好處，不改革的壞處。只有趙燕在三令五申之後還不穿胡服，他才進行嚴厲的批評。他基本上沒用高壓的辦法，而是用擺事實講道理的辦法，把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解決得較好，把阻力變為助力。如將軍牛贊當初建立騎兵部隊想不通，經過他的說服，後來成為獨當一面的騎兵將領，在戰爭中立了大功[22]。

胡服騎射是哪一年開始推行的?據《史記·趙世家》記載：武靈王從公元前307年(武靈王十九年)開始下胡服令，招騎射。以後陸續採取了許多措施，發布過多次命令。如公元前302年(武靈王二十四年)，命令他的長子和將軍、大夫、軍官都必須穿胡服，就是因為貴族大臣拒穿胡服而重申的胡服令。

對於胡服騎射開始推行的時間，史學界有不同意見，需要略加考訂。楊寬先生的《戰國史》第153頁和修訂稿《辭海》趙武靈王條，都把胡服騎射開始的年代訂為公元前302年，比《趙世家》遲了五年。根據是《竹書紀年》載：魏襄王十七年(前302)“邯鄲命吏大夫遷奴於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戍吏皆貂服。”這條史料是可信的，但據以訂胡服騎射開始的年代則是錯誤的。首先，所謂“又命”云云並非“始命”，顯然是重申胡服令。而且倘訂此為始令，同時下令“遷奴於九原”就說不通。趙國在西北原控制的地區在山西岢嵐縣以南，九原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以西，屬於林胡的活動範圍。由於武靈王十九年“招騎射”，有了向胡地進軍的騎兵，二十年才“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23]。榆中在九原以南，趙軍占九原應是這次“西略胡地”的戰果。只有趙國的控制能力達到九原，才能在二十四年“遷奴於九原”。既然遷奴於九原在胡服騎射推行後第五年，那麼同時下的“又命”皆貂服，絕不是胡服騎射的初令。再者，《竹書紀年》固然可以校正《史記》所載戰國史事年代的錯誤，但它畢竟是以魏國為主的編年史，對趙國的歷史免不了有漏記的，況且此書宋時已經佚失，今本是清儒從許多注家引文中輯成的，不可能恢復《竹書紀年》的原貌，散佚的史料在所難免。因此，不能認為凡是《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中沒有，而《史紀》中有的史料都不可信。第三，《史記》中的錯誤年代多數在《史記》本身就暴露出事理不通，或幾處的年代互相矛盾。但《趙世家》記武靈王十九年“始出胡服令”、“招騎射”，同時記有大量相聯繫的活動，是互相依存，不是事理不通。《六國年表》也記在此年趙國“初胡服”，這與《趙世家》完全一致。與此相矛盾的記載沒有。基於以上理由，可以斷言，公元前307年開始胡服騎射是毫無可疑的。

所謂“胡服騎射”就是模仿游牧部族騎兵的訓練和裝備，組建輕騎兵部隊。其具體內容是很豐富的。在“騎射”方面，武靈王採取了以下措施：

1.“招騎射”。

趙國原來的兵制是“國有固籍，兵有常經”，人民按固定不變的兵籍，到一定年齡就被征去服兵役，軍隊按地區編制。這是徵車兵和步兵的辦法。騎兵卻需要難度很大的騎馬射箭技術，從頭訓練很不容易，按原來的兵制就無法在短時間內組建騎兵部隊。但是，在靠近胡人的地方，人民為了保衛家鄉，保衛生產，自發地“習其兵”，“便其用”[24]，學會了騎馬射箭。因而國家就採取打破“固籍”，不分地區，以優厚的待遇招募會騎馬射箭的人充當騎兵。

2.把步兵改編為騎兵集中訓練。

武靈王二十年，在“西略胡地”時占領了原陽，把原陽作為集中訓練騎兵的“騎邑”，趙“破卒散兵，以奉騎射”[25]。所謂“破卒散兵”，就是打破步兵的編制，“以奉騎射”，就是把步兵改編為騎兵。原陽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東南，這裡北部是群峰起伏的陰山，南部是水草豐茂的草原，東面的大黑河河谷是胡人出沒的通道。騎兵需要經常練習騎術，進行乘馬通過起伏地、超越障礙、長途奔馳、實戰等項目的訓練，在原陽是最適宜的。所以，趙武靈王派將軍牛贊專門在原陽訓練一支能獨立作戰的騎兵部隊。

3.收編胡兵。

據《趙世家》載：武靈王二十年，命“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致作招引解，顏師古註：“致，謂引而至也。”“致其兵”就是招引、收編胡人補充騎兵。趙固在代地主持招引胡兵，趙武靈王在黃河東面又收編了一部分樓煩兵。趙國用胡兵補充自己的騎兵，實行以胡制胡，擴大了自己的騎兵部隊。

4.用胡馬。

騎兵的戰馬要求長得剽悍、善跑、機靈而有耐力，但中原農業區的馬匹早已退化成笨拙的牲畜，用於駕車還不錯，一般不適宜做戰馬用，因而趙國需要從氣候和青草適宜於馬匹生長的畜牧地區得到馬匹來裝備騎兵。趙武靈王打敗林胡，迫使“林胡王獻馬”。趙國之所以把代和原陽作為訓練騎兵的基地，原因之一是“地邊胡”，容易得到畜牧區的馬匹。後來蘇秦給趙惠文王寫信說，如果秦軍從上黨攻趙，扼住句注山和常山的這條農牧業分界線，那麼“代馬胡駒不東”，畜牧區的馬就“非王之所有”[26]。可見，趙國的騎兵一直用的是畜牧區的馬匹。

5.騎兵配備的武器是弓矢和劍矛。

據《史記·匈奴傳》載，胡人用的武器“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刀是短劍和小矛。趙騎兵的武器裝備也模仿胡人，遠距離或衝鋒時騎在馬上彎弓射箭，短兵相接時就靠白刃格鬥殺傷敵人。關於騎兵帶劍的資料，見《釋名》說：“本胡服也，趙武靈王服之。”是劍鞘，既佩帶劍鞘當然也就用劍。《莊子·說劍篇》說：“昔趙惠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趙惠文王繼承了其父武靈王胡服騎射的傳統，騎士練習擊劍也應該在武靈王時就有的。洛陽金村出土的銅鏡上，刻畫着一匹駿馬背上蹲着一個披甲戴胄的騎士，一手持劍和老虎搏鬥。這雖不是趙國的遺物，但也提供了騎兵能夠用劍的形象資料[27]。

推行“胡服”是一次模仿游牧部族的服裝進行改革。趙武靈王把傳統服裝改為胡服，對騎兵來說，是為了適應騎馬射箭和爬山涉草地的需要；對貴族大臣來說，是為了革除他們因循守舊的積習，增強抗胡的觀念。在這方面，缺乏詳實的記載，只能從零散的文獻資料中略知大概。

1.王冠

一種叫貂蟬冠。據應劭《漢官儀》說：漢時的貂蟬冠始於趙武靈王行“胡服”。胡廣說：“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就是用黃金璫裝飾王冠，冠下垂兩條貂鼠尾直達胸前，以表尊貴。另一種叫雞冠。《淮南子·主術訓》載：“趙武靈王貝帶雞而朝，趙國化之。”顏師古說：雞是“鳥”，就是“尾毛紅赤”的野雞。雞冠是用野雞的羽毛裝飾的王冠。

2.武冠

《後漢書·輿服志》載：“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係為緄，加雙鶡尾，豎左右，為冠雲。”“鶡者，勇雉也，其斗對一死乃止，故武靈王以表武士”。這可能是軍官的帽子。帽子上有一圈纓子而不下垂，用青絲繩做帽帶子，左右插着兩根野雞翎子。這種帽子也叫鶡冠，鶡是產於上黨的一種勇猛好鬥的野雞，用來象徵武士的勇敢精神。

3.爪牙帽子

《中華古今注》說：“搭耳帽之制，本以韋為之，以羔毛絡縫。趙武靈王更以綾絹皂色為之始，並立其名‘爪牙帽子’，蓋軍戎之服也。”這可能是普遍士兵的帽子，原來胡人用皮做，武靈王改用黑色綾絹做。這種帽子像爪牙一樣緊緊扣在頭上，大概為適應北方防禦風沙的需要。

4.變履為靴

《學齋佔畢》第二卷中說：古時“有履而無靴，故靴字不見於經。至武靈王作胡服，方變履為靴”。《釋名疏證》說：“靴，跨也。兩足各以一跨騎也。本胡服，趙武靈王服之。”《實錄》說：“靴始起於趙。武靈王好服短靴，黃皮為之，漸以長靴，軍戎通服之。皂靴之制，自武靈王始也。”《典略》說：“秦世參用絲革靴，本趙武靈王易初服，令有司衣袍者宜皂靴”[28]。綜上所說，為了便於騎馬和涉草，武靈王把鞋改為皮靴。他起初穿黃皮短靴，後來發展成長靴，規定從軍官到士兵都必須穿靴子，穿長袍的文官也要穿黑靴子。

5.改重甲為輕甲

游牧部族都是輕騎兵，這時的鎧甲一般用皮做，由於裝備輕而動作靈活。趙軍原來穿的都是銅或鐵做的重鎧甲，很笨重。所以武靈王說：“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戰國策》鮑本註：“趙甲重，不若新甲之輕”。武靈王把原來的重甲改為輕甲，以適應實戰的需要。

6.騎兵穿的上下衣

《莊子·說劍篇》說：趙惠文王的劍士穿的“短後之衣”，這應是武靈王時沿襲下來的。據王國維推論，趙騎兵的衣服應該是“上褶下[29]。褶是上身袷衣，是褲子。洛陽金村戰國墓所出的銅人俑，上衣掩及膝蓋，窄袖，束帶，下穿褲子[30]，可能就是上褶下。

7.貴族大臣的服裝

貴族大臣的服裝似乎變化不小，趙武靈王三令五申要求他們穿胡服，多次賜給他們胡服，他們反對胡服最為激烈。但這種胡服究竟是什麼樣式，不清楚。只知道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31]。師比，顏師古註：“胡之帶鈎也”。腰裡的帶子用黃金做帶鈎，這也是胡人貴族中的一種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