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奏摺曝光始末 中國義士夜闖日本皇宮

　　歷史帝國訊《田中奏摺》是日本侵華的黑計劃，因而是日本政府的最高機密。如何將此奏摺公之於眾，讓世人了解日本政府的狼子野心成了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本文披露了這一鮮為人知的過程。

　　《奏摺》曝光一片譁然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時事月報》刊出一條讓世人震驚的新聞：《驚心動魄之日本滿蒙積極政策——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明確表示“過去的日俄戰爭實際上是中日戰爭，將來如欲控制中國，必須首先打倒美國勢力，這和日俄戰爭大同小異。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倘若中國完全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亞細亞、印度、南洋等地異服的民族必然會敬畏我國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認識到亞洲是屬於我國的，而永遠不敢侵犯我國。這是明治大帝的遺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國存立的必要大事……”該《奏章》全文6706字，分5大章節和1個附件，從軍事行動、經濟、鐵路、金融、機構設置等方方面面，對侵略行動作了詳細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無不彰顯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吞中國及整個亞洲的狼於野心。

　　《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亦即歷史上所稱的《田中奏摺》。

　　《田中奏摺》一經披露，立即引起了世界範圍的譁然和震動，各國輿論紛紛表示驚訝和譴責，中國各地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抗日浪潮席捲全國。

　　田中義一與“東方會議”

　　田中義一，1861年出生於日本長州藩的一個士族家庭，從小深受長州軍閥山縣有朋的影響，具有瘋狂的侵華野心。1892年，他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先後參加過甲午中日戰爭與之後的日俄戰爭，從陸軍參謀逐步升為陸軍省軍務局長、參謀次長、陸軍大臣，軍銜晉升為陸軍大將，繼山縣有朋後成為日本陸軍長州軍閥的統帥與新一任巨魁，他長期從事侵華可行性的研究工作，熟讀《大清一統制》與《曾文正公全集》，有“中國通”之稱。從1913年開始，他公開赤裸裸鼓吹侵華，首先是割裂與霸占中國的東北地區——日方稱之為“滿洲”，宣稱：“大陸擴張乃我民族生存的首要條件”，日本政府“必須確定經營滿蒙的大方針”，將“滿蒙”變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在日本軍部的支持下，1927年4月20日，田中義一上台組閣。在這屆政府中，田中義一除擔任首相外，還兼任外務大臣與拓殖大臣(即殖民大臣)，親自掌管對外擴張事務。他任命主張“滿蒙第一主義”、積極鼓吹以“外科方案”解決“滿蒙問題”的強硬派侵略分子森格為外務省政務次官，分掌外交實權；他們與日本軍部的法西斯分子勾結密謀，策劃加緊侵略與分割中國東北的陰謀計劃。

　　1927年，田中義一擔任首相不久，就主持召開了一個研究積極侵華政策的內閣會議——“東方會議”。會議由田中義一親自主持，由森格外務次官策劃與組織召開，日本駐中國東北、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南京等地的使領館要員與駐蒙特務機關首領，以及日本駐中國東北的關東軍長官、南滿鐵路總裁等參加了會議。這次歷時11天的會議是日本對華關係史上一次至關重要的侵略決策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制定“對華政策的根本方針”。會議確定以將“滿蒙”從中國分離出去為根本方針的日本國策。會議公開發布了一份《對華政策綱領》，這份文件措辭含蓄隱晦，但其基本內容與精神實質則是“征服滿蒙侵略中國”。

　　“東方會議”閉幕不久， 1927年8月16日，日方又在其占領下的中國旅順、大連召開會議，研究落實“東方會議”所確定的侵華方針的具體步驟，調整對華外交工作，修正分離與侵占中國的整體系統計劃。1927年年底，田中義一首相將上述“東方會議”與大連會議的全部結果及其制定的侵華方針與計劃寫成奏摺，上呈裕仁天皇。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

　　炙手可熱的《奏摺》與蔡、王英雄

　　《田中奏摺》上呈後，田中義一即拋出會議宣言，向世界宣稱：“中國內亂能波及滿蒙，紊亂治安。帝國因有特殊地位與權益，不論亂自何方，帝國決予以適當之處理。”

　　田中義一的會議宣言拋出後，立即在世界範圍內引起極度震盪。“這一宣言對世界各國猶如晴天霹靂，頗為震驚，都預料日本行將占領東北，然後用‘以戰養戰’ 方式，征服中國和南洋。因之各國情報人員到達東京一地者，即達二千餘名之多，企圖偵察‘東方會議’及‘大連會議’的真實內容；東京警視廳為此增加外事警察三千名，嚴密監視，郵局稅關添員千餘名，檢查郵件，並在海軍部內新設間諜速成學校，招募學生九百名，實施訓練。這時駐上海的英國記者已探知田中首相業已密奏日皇，決定武力併吞東北。世人對于田中密奏內容非常關注，因此奏摺成為追求對象。其後外電又傳田中密奏已經蘇俄由日本外務省高官手中取得，代價三十萬日元。當時我外交部長王正廷對于田中密奏，當然也亟欲一知，秘密派員專赴東北哈爾濱，欲截購蘇俄買去之件，準備出價五十萬現洋。又傳美國也願出款二十萬美元，志在必得，但結果都成泡影。”

　　成功獲取《田中奏摺》的是這樣兩位英雄：蔡智堪、王家楨。

　　蔡智堪，原藉台灣苗粟縣人，1888年出生於日本一個華僑家庭，4歲時改姓山口，長大後在日本經商，開設“蔡豐源貿易行”，因經營得法，成為日本商界的巨富。但他雖身在異邦，卻心繫中華，不忘祖國，時刻關心着中國的存亡興衰，為祖國的獨立進步、繁榮富強而盡心盡力。早在清末，他就加入了同盟會，以財力積極支持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反專制政府的民主革命活動。1915年袁世凱復辟帝制，他不惜錢財疏通日本警察當局，掩護蔡鍔將軍經日本返抵雲南，發動討袁護國運動。上世紀二十年代，他應好友、革命黨元老李烈鈞等人的委託，密切關注日本的侵華政策動向，提供日本的各種情報。他與東北地方當局張作霖父子也建立了秘密聯繫，多次將獲取的日本軍政情報密報給他們。在這同時，蔡智堪還以“山口”為筆名，在日本報刊上多次撰文，忠告日本朝野泯除侵華思想，修睦中日邦交。

　　王家楨，黑龍江雙城人。北京大學肄業。1924年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經濟科。曾任張學良的外交秘書主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常務次長。1930年為接收威海衛專使，次年任出席國際聯盟會議中國代表。後任外交委員會委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5年出席舊金山聯合國成立大會，任中國代表團顧問。建國後，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研究員，第二至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1928年6月4日，日本駐東北之關東軍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張作霖。田中政府又派出特使林權助對張學良威脅利誘，企圖阻止東北“易幟”與全中國統一。日本田中政府上台一年多對中國野蠻的侵略行徑，引起了東北地方政府新上台的領導人張學良的深深憂慮與不安。

　　張學良是有愛國心的軍人。他在其父張作霖被炸死後，於1928年6月上旬化裝從北京回到瀋陽。當時東北政局危急，日本關東軍虎視眈眈，張學良處境艱難。他審時度勢，很快決定了基本方針。他一方面為其父發喪，並宣布在瀋陽戒嚴以穩定東北局勢，挫敗了日軍乘亂奪占東北的企圖；另一方面，他派人與南京國民政府談判言和，準備改旗易幟，歸順國民政府，實現全國統一，以對抗日本的壓力與粉碎日本分裂、吞併東北的陰謀。與此同時他撥出專款，派出各種人員，通過不同渠道，加緊搜集日本對華政策的情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計、不惜一切代價獲取《田中奏摺》的內容。

　　“東方會議”閉幕不久，1927年8月16日，日方又在其占領下的中國旅順、大連召開會議，研究落實“東方會議”所確定的侵華方針的具體步驟，調整對華外交工作，修正分離與侵占中國的整體系統計劃。1927年年底，田中義一首相將上述“東方會議”與大連會議的全部結果及其制定的侵華方針與計劃寫成奏摺，上呈裕仁天皇。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

　　炙手可熱的《奏摺》與蔡、王英雄

　　《田中奏摺》上呈後，田中義一即拋出會議宣言，向世界宣稱：“中國內亂能波及滿蒙，紊亂治安。帝國因有特殊地位與權益，不論亂自何方，帝國決予以適當之處理。”

　　田中義一的會議宣言拋出後，立即在世界範圍內引起極度震盪。“這一宣言對世界各國猶如晴天霹靂，頗為震驚，都預料日本行將占領東北，然後用‘以戰養戰’ 方式，征服中國和南洋。因之各國情報人員到達東京一地者，即達二千餘名之多，企圖偵察‘東方會議’及‘大連會議’的真實內容；東京警視廳為此增加外事警察三千名，嚴密監視，郵局稅關添員千餘名，檢查郵件，並在海軍部內新設間諜速成學校，招募學生九百名，實施訓練。這時駐上海的英國記者已探知田中首相業已密奏日皇，決定武力併吞東北。世人對于田中密奏內容非常關注，因此奏摺成為追求對象。其後外電又傳田中密奏已經蘇俄由日本外務省高官手中取得，代價三十萬日元。當時我外交部長王正廷對于田中密奏，當然也亟欲一知，秘密派員專赴東北哈爾濱，欲截購蘇俄買去之件，準備出價五十萬現洋。又傳美國也願出款二十萬美元，志在必得，但結果都成泡影。”

　　成功獲取《田中奏摺》的是這樣兩位英雄：蔡智堪、王家楨。

　　蔡智堪，原藉台灣苗粟縣人，1888年出生於日本一個華僑家庭，4歲時改姓山口，長大後在日本經商，開設“蔡豐源貿易行”，因經營得法，成為日本商界的巨富。但他雖身在異邦，卻心繫中華，不忘祖國，時刻關心着中國的存亡興衰，為祖國的獨立進步、繁榮富強而盡心盡力。早在清末，他就加入了同盟會，以財力積極支持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反專制政府的民主革命活動。1915年袁世凱復辟帝制，他不惜錢財疏通日本警察當局，掩護蔡鍔將軍經日本返抵雲南，發動討袁護國運動。上世紀二十年代，他應好友、革命黨元老李烈鈞等人的委託，密切關注日本的侵華政策動向，提供日本的各種情報。他與東北地方當局張作霖父子也建立了秘密聯繫，多次將獲取的日本軍政情報密報給他們。在這同時，蔡智堪還以“山口”為筆名，在日本報刊上多次撰文，忠告日本朝野泯除侵華思想，修睦中日邦交。

　　王家楨，黑龍江雙城人。北京大學肄業。1924年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經濟科。曾任張學良的外交秘書主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常務次長。1930年為接收威海衛專使，次年任出席國際聯盟會議中國代表。後任外交委員會委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5年出席舊金山聯合國成立大會，任中國代表團顧問。建國後，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研究員，第二至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1928年6月4日，日本駐東北之關東軍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張作霖。田中政府又派出特使林權助對張學良威脅利誘，企圖阻止東北“易幟”與全中國統一。日本田中政府上台一年多對中國野蠻的侵略行徑，引起了東北地方政府新上台的領導人張學良的深深憂慮與不安。

　　張學良是有愛國心的軍人。他在其父張作霖被炸死後，於1928年6月上旬化裝從北京回到瀋陽。當時東北政局危急，日本關東軍虎視眈眈，張學良處境艱難。他審時度勢，很快決定了基本方針。他一方面為其父發喪，並宣布在瀋陽戒嚴以穩定東北局勢，挫敗了日軍乘亂奪占東北的企圖；另一方面，他派人與南京國民政府談判言和，準備改旗易幟，歸順國民政府，實現全國統一，以對抗日本的壓力與粉碎日本分裂、吞併東北的陰謀。與此同時他撥出專款，派出各種人員，通過不同渠道，加緊搜集日本對華政策的情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計、不惜一切代價獲取《田中奏摺》的內容。蔡智堪夜潛日本皇宮

　　1928年6月的一天，蔡智堪正與中野正剛等人在私宅飲酒，家中下人接到從中國瀋陽寄來的一個郵包。打開一看，竟是一塊大點心。中野十分喜歡中國口味，加上幾杯酒後興致正濃，於是，毫不見外地對蔡智堪說：“中國的大餅可否轉贈於我?”

　　因為當時國內通常用郵寄食品的方式傳遞消息，蔡智堪機智地說：“此餅並未煎過，食之有害。”待飯後，蔡智堪送走了日本朋友，立即將這個來自瀋陽的大餅切開，看見了一張紙條。這張紙條是時任東北外交委員會委員的王家楨的親筆手書，上寫：“英美方面傳說，田中首相奏章，對我頗有利害，宜速圖謀人手，用費多少不計。樹人。”“樹人”是王家楨的大號。

　　當時，蔡智堪只知道田中決定武力攻占東北，尚不知田中在“東方會議”後，親自擬定奏章密呈裕仁天皇的事。蔡智堪知道這是日本的最高機密，絕對不容易拿到。由於蔡智堪已經加入日本籍，萬一事情敗露，肯定要付出生命代價。蔡智堪反覆考慮，認為使用 “間諜手段”風險太大，決定運用國民外交手段，利用日本民政黨和政友會的矛盾，通過民政黨人的幫助拿到田中奏摺。

　　於是，蔡智堪以私人身份，宴請前內務大臣、民政黨的床次竹二郎和田中內閣的外相永井柳太郎。床次和永井都是蔡智堪多年的老朋友，在金錢上也有往來。日本政黨黨首中許多人是很窮的，他們對外還要講排場，所以開銷很大。尤其是床次、永井以及內閣大臣牧野伸顯伯爵等人，他們不僅吸鴉片，而且還喜歡喝中國的五茄皮酒。蔡智堪經常請他們喝酒，並不時提供一些經濟資助，所以關係處得比較密切，說話也比較隨便。

　　蔡智堪認為永井是最容易接近秘密奏摺的，於是他先向永井提出，請永井幫助搞到《田中奏摺》，在自己主辦的《日華》雜誌上發表。沒想到此話一出，永井竟一口回絕。蔡智堪無奈又找機會和床次講了：民政黨要扳倒政友會，就應該揭發田中極力主張的武力占領東北的政策，這樣國內外都會向田中內閣施壓。

　　床次說：“《田中奏摺》對滿蒙固然利害，但是要想搞到它十分困難，容我再想想辦法。”幾天后，床次來見蔡智堪說：“皇道派元老認為，田中武力吞併滿蒙，將引起國內軍人的革命，危及萬世一系的天皇。元老們正為此事進退兩難。我將利用這個機會謀取奏摺。”又過了幾天，床次來說：“牧野伸顯伯爵稱：中國政府如敢將《田中奏摺》公表國際，元老們方可利用英美等國的輿論，阻止田中發動武力入侵。中國如能應允這一點，牧野密許你去抄寫。”蔡智堪立刻將此情況秘密函告王家楨。

　　幾天后，王家楨以“王川”名字，電匯五千元，並有簡短電文：“病床費5000元奉返，其病如要至歐美醫治者，余擔保負責。”蔡智堪見到電文很高興，於是和床次拿着電文去見牧野伯爵，牧野看後也感到高興。他當即讓妻弟山下勇約妥皇室書庫官，夜間潛入抄寫《田中奏摺》。

　　後來，蔡智堪老人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到：“民十七年(1928)六月某日的一個夜間，11點50分鐘，我攜帶皇室書庫專用的黃色冊皮大小型三四十張、綠色繡線數團、銀錐三支、大小針一包，扮作一個補冊工人，執帶牧野伯爵交來的金盾圓形的‘皇居臨時通行牌’(編號七十二號)，由山下勇領路，到達皇城。原來預定從‘西丸大手門’入宮，因皇室書庫便在這個門內；後來決定由‘紅葉山下御門’進入，因為‘西丸大手門’外‘斷足橋’很長，四面樹木不足遮掩。由‘紅葉山下御門’入門後，距皇室書庫約走五六分鐘，我進入書庫的時間是零時50分。”

　　《田中奏摺》是用日本內閣奏章專用的“西內紙”精繕而成，約六七十張，標籤上寫着“田中首相奏章”。蔡智堪將民政黨總裁專用的很薄的碳酸紙鋪在原件上，用鉛筆描寫。第二天夜裡，還是同樣進入皇宮。經過兩夜的時間，終於將《田中奏摺》全部抄完。

　　為了儘快將如此重要的情報轉送國內，蔡智堪將抄寫的《田中奏摺》秘密藏在皮箱的夾層裡面，從東京親自護送回到瀋陽。在小西關外王公館，他親手將《田中奏摺》抄件交給王家楨。王見後大喜，立即將此送達張學良將軍。回來後，王家楨方為蔡智堪慶功洗塵。次日王家楨前往南京政府報告。蔡受命繼續監視日本方面的動靜，也隨即返回丁東京。

　　《田中奏摺》是由王家楨翻譯成中文的，張學良立即讓王家楨到官銀號印刷所，用上等白紙印刷了兩百冊中譯本，立即呈送南京國民政府，並發給東北官員。因為是絕密文件，當時只有少數高級官員才能看到它。

　　此時，恰逢“泛太平洋會議”在日本東京召開。日本代表在會議上大放厥詞，令出席會議的中國代表義憤填膺。民國政府決定在會上公布《田中奏摺》，以揭露日本侵略擴張的陰謀。

　　國民政府在得知日本百般抵賴的情形後，立即將《田中奏摺》交給南京的《時事日報》，該報於1929年12月將《田中奏摺》全文公諸於眾。《田中奏摺》的公布不但震驚了中國，也轟動了全世界。

　《奏摺》披露之後

　　《田中奏摺》披露後，日本方面立即矢口否認，稱《田中奏摺》是中國偽造的。一方面抓緊泄密追查，山下勇等28名皇室書庫官員全部遭到免職，蔡智堪也身陷囹圄，數百萬美元家產也被日本當局沒收。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才獲得自由返回台灣省定居。

　　1932年，經歷“九·一八”事變後的中國政府在國際聯盟大會上，控訴了日本當局的侵略行徑和野心，並舉出了《田中奏摺》這一罪證，日本當局百般抵賴。然而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和之後的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無不印證了《田中奏摺》陰謀企劃的全盤實現。

　　1955年9月29日蔡智堪因病逝世於台灣台南，國民黨為其舉行隆重的追悼會，並由蔣介石頒發褒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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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專家在華辯歷史：《田中奏摺》是否偽造？

　　環球時報·環球網1月8日報道為期兩天的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第三次全體會議6日在北京結束。兩國學者經過友好討論，預期在年中東京舉行的第四次全體會議上提交雙方的共同研究報告。日本媒體報道說雙方學者在“田中奏摺”等具體歷史事件上還存在分歧。

　　啟動中日共同歷史研究是中日兩國政府於2006年達成的共識，2006年底舉行了第一次全體會議，去年3月在東京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雙方共同確定了研究題目並撰寫論文。在5日開始的本次會議上，雙方分成“古代史”和“近現代史”兩個小組，就已完成的論文進行討論。

　　“雖然存在白熱化爭論，但都是在友好坦率的氣氛下進行”。日方主席、日本前駐聯合國副大使北岡伸一在聯合記者會上如此總結此次會議。而共同社6日在報道中稱，此次會議雙方談及了南京大屠殺和“田中奏摺”問題，並援引與會者的話說，日本一直認為“田中奏摺”是偽造的，中方提交的論文對此事有所涉及，“雙方加深了相互理解，但意見並沒有靠近”。日本NHK電視台則報道說，在日中戰爭(即日本侵華戰爭)為何擴大的問題上，中日也有不同意見，日本認為是“偶然事件頻發”所致，而中方認為全面侵華是日本有計劃的部署。

　　此次會議中方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步平6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歷史認識比歷史問題更重要。討論死傷的人數固然無可厚非，但更重要的是要分析為什麼會發生，以及怎樣避免不幸的重演，這是學術討論的主要目的。 “我們的研究創造了這種共同思考和探討的環境”，步平說。

　　相關報道泉州發現“田中奏摺”(東南早報2004年9月18日報道)

　　早報訊(記者黃墩良文／圖)今天是九·一八事變73周年紀念日。昨日，記錄着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的書本在泉州現形。

　　昨日上午，記者在市民曹先生家裡看到了這本已歷經半個多世紀的書，其封皮上寫着“日本田中內閣侵略滿蒙之積極政策”，書的右側上“生死關頭，不可不看” 8個大紅字特別醒目，一個大紅感嘆號斜向左下角。左下角還寫着“閱後轉贈他人”6個字。除封皮外，內文占了50頁，還附有一張當時東北三省的鐵路分布圖。雖經歷幾十年春秋，該書還保存完好，字跡清楚。

　　翻開書一看，字體為繁體字，豎行編排。仔細閱讀書裡的內容，可以看到“惟欲征服支那 (當時日本對中國的蔑稱)，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的字樣。書裡詳細記載了日本怎樣從經濟、文化、軍事、政治等對東北三省進行全面的侵略，特別是怎樣從鐵路入手，全面控制東北三省的經濟命脈。書中還分析了日本自身的國情。書的其中一頁寫着“田中首相致宮內大臣一本喜德請代奏明積極政策。昭和二年(即民國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並有田中內閣總理大臣、外務大臣和鐵道大臣的署名。

　　據史學界推測，該書記載的正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裡面的內容，時間應該是《田中奏摺》出台不久，想必是當時的中國人為了喚醒國人而出版的，目的是為了揭露日本的狼子野心。據此推算，該書已經有了70多年的歷史。

　　遠在內蒙古出差的原華僑大學歷史老師、現泉州晚報海外版編輯林少川先生說，《田中奏摺》暴露出日本侵略東北三省進而控制全中國的險惡用心。今年是“九·一八”事變73周年，中國人當不忘歷史，毋忘國恥。

　　據曹先生介紹，此書是他的舅舅蘇先生去年送給他的，平時自己也經常閱讀，充分感受到當時日本侵華之狼子野心。隨後記者採訪了蘇先生，他說，此書是50年代初，自己在如今的文化宮一帶舊書攤上購買到的，當時覺得書本很有價值，雖然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但是還一直珍藏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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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6月，日本田中內閣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制定了《對華政策綱領》，公然將中國領土分為“中國本土和滿蒙”。會後田中義一向天皇提出《帝國對滿蒙之積極的根本政策》(也就是所謂的田中奏摺)，稱“惟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為實現這一陰謀，日本蓄意製造了皇姑屯事件、萬寶山慘案等，為侵略中國製造口實。1931年9月18日，日軍悍然發動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蔣介石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對日本侵略者妥協退讓。(墩良輯)

　　關于田中奏摺的疑點和爭議

　　是指在1929年曝光，據稱由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1927年7月25日呈給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題為《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主要內容為：

　　確立以滿蒙為侵略擴張基地的戰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則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是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

　　確定以美、蘇為假想敵國。“然欲以鐵與血主義實保中國東三省，則第三國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動起來而制我，斯時也，我之對美角逐勢不容辭”“將來欲制支那，必以打擊美國勢力，為先決問題”“我國為獨立計，不得不與美一戰”“將來在北滿地方比與赤俄衝突。”

　　歪曲歷史，否認中國對滿蒙之主權。“所謂滿蒙者，依歷史，非支那之領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區域”“我國此後如有機會時，必須闡明其滿蒙領土權之真相與世界知道；待有機會時，以得寸進尺方法而進入內外蒙，以新其大陸。”

　　提出要盡力擴大日本在滿蒙的權益。包括鐵路建築權、土地商租權和交通、外貿、金融權，以及在滿蒙的各個部門設日本顧問或教官。

　　要求改變滿洲鐵路經營體制，以欺騙世界輿論。“南滿鐵道之一舉一動往往而累及內閣，皆因南滿鐵道之組織雖為半官半民，其實權皆操諸內閣之手，是每每欲發展於滿蒙之時，國際間每不滿南滿鐵道公司為一經濟公司，而竟看作政治的純然機關。”“故擬南滿鐵道公司根本變更，將南滿鐵道公司之附帶事業中，擇其利多益大事業悉數提出為獨立公司，暗附南滿鐵道公司之勢力而急進滿蒙……為帝國使命而猛進。”

　　關於偽造說

　　1930年，日本的外務省向中國國民政府抗議，稱田中奏摺是偽造。

　　有歷史研究者認為田中奏摺是蘇聯情報部門偽造的，目的在於引日本“南進派”侵略中國和東南亞，遏制日本侵略勢力“北進派”侵略蘇聯，從而緩解蘇聯東西兩面面臨的反侵略壓力。

　　反對偽造說的觀點

　　日方投降之前曾大量銷毀證據，從此種行為推測不排除其銷毀此證據的可能性。

　　日本後來的戰略行為與《田中奏摺》所敘極為相似。

　　該奏摺在戰敗之前是機密內容，而此類內容經常在一定時間後銷毀。

　　支持偽造說觀點

　　日本某些歷史家認為這個奏摺是偽造：

　　一直以來都只發現奏摺的漢文版本，而不見日語原文。但支持奏摺真實性的人認為日本投降前銷毀了大量文件，田中奏摺可能也在其中。

　　作為“日本圖謀世界征服的證據”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提出，可是美國籍辯護律師反駁稱“文章的記述矛盾點多”，另外盟軍在日本的檔案當中從未發現過該文件的存在。結果，有關“日本圖謀世界征服的證據”不足，沒有成立(值得注意的是此條理由僅見於日人的作品裡，未見於第三方史證)。

　　一個日本歷史家推測，製造了田中奏摺的，就是收到奏摺文本的張學良秘書王家楨。王家楨本人曾經聲稱文件的獲得是通過一個在日本政友會重要人物家裡當抄寫員的台灣人蔡智堪秘密抄寫下來的。

　　疑點：文中提到田中在歐美旅行之歸途受到中國人攻擊。→是在上海遭到朝鮮人攻擊。無弄錯自身經歷可能。

　　疑點：文中提到大正天皇協議打開山縣、有朋等9國條約策。→當時大正天皇已死。無簽約可能。

　　疑點：文中提到中國政府鋪設吉海鐵路。→上表文時間為昭和2年，中國鋪設吉海鐵路是上表後兩年後的事。

　　疑點：本年(昭和2年)予定於東京開辦國際工業電気大會。→當時沒有這個大會，倒是國際工業動力會議首辦於昭和4年10月。

　　疑點：此上奏文不符日本上奏文的格式。

　　疑點：此上奏文之用句，與日本當時的用詞大相逕庭。

　　疑點：田中因為東北事件處理不當，被天皇一怒之下革職，沒有機會上奏。

　　疑點：內容、日期表記錯誤極多。

　　疑點：雖有諸國語言，卻獨獨沒有日文版，非但原文不存，連傳述版皆無。

　　疑點：台灣商人偷偷潛入日本天皇皇居，躲匿書房二日，抄寫翻譯而出。→如何潛入？

　　2005年12月1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與日本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訪問團舉行座談會時，日本研究所所長蔣立峰提及"例如關於《田中奏摺》的真實性問題，中國史學界也是眾說紛紜，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田中奏摺》為後來偽造的。”(參見《中日歷史觀座談會紀要》吳萬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