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悲剧视野下的新疆骚乱

宋鲁郑

    冷战后南斯拉夫的解体，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这个解体的过程不仅产生了巨大的人道灾难，更使一个繁荣、富强、和睦的多民族国家变成充满敌意的潜在的巴尔干火药桶。经历了种族间血腥仇杀的各前南斯拉夫小国，在西方的高压下维持了暂时的平衡，一旦这种外在的力量消失，冲突势将再起。
    巴尔干半岛近代以来一向是欧洲的火药桶，二战结束后，以铁托为核心的南共决定建立多民族的南斯拉夫是有其历史合理性。也是彻底去掉这个火药桶引信的一种尝试。由于铁托的崇高威望、冷战时苏美两大集团的对立以及铁托采用的“弱塞强南”的策略，南斯拉夫迅速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强国：不结盟运动主席国、人均GDP超过五千美元，享有西方免签的待遇。然而，随着铁托的去世，特别是冷战的结束，南斯拉夫存在的历史条件发生动摇。一是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一刻，南斯拉夫也未能幸免。其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均把民主化当作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选择。而在选举中，打民族牌、民粹牌是最为有效和廉价的选举利器。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加盟共和国极端民族主义者纷纷走向执政的前台。尤其是在南斯拉夫时代受到抑制的最大民族塞族，更是出现了米洛舍维奇这种强硬的民族主义者，成为各加盟共和国离心离德的助推器。二是冷战时对南斯拉夫拉拢有加的西方，在苏联崩溃后，像对待中国一样，从过去的盟友转为遏制的对象。南斯拉夫倡导的不结盟运动，本身就是对西方权威的挑战，再加上其社会主义性质以及与另一个虽然民主化但仍然是西方心腹大患的俄罗斯的传统盟友关系（东正教、斯拉夫族），便逐渐成为西方的眼中钉。而强硬的米洛舍维奇的上台，更加剧了西方的不安全感。于是，当南斯拉夫民族矛盾在民主化后人为制造出来之后，便给了西方可乘之机。
    南斯拉夫解体的第一个多米诺骨牌来自波黑。波黑宣布独立后，刚刚获得统一不久的德国出于地缘政治和历史原因迅速予以承认，开始了西方肢解南斯拉夫的第一步。随后各西方国家相即跟进。当时波黑共和国共有三大民族：克族、穆族和塞族。占据人口多数的塞族表示，如果波黑宣布独立，也将独立成立塞族共和国。为自己争取独立的波黑却坚决反对塞族的独立要求。于是，波黑政府率先进攻宣布独立的塞族以及驻扎在波黑的南人民军。随着战争的演进，各方无不失去理性，从纯军事组织之间的对峙到开始种族屠杀。其中尤以塞族对平民的屠杀震动世界。然而，西方在这个时候再次扮演了不公正的角色。充斥媒体的是塞族对克、穆两族的种族灭绝罪行，这种一边倒的宣传，立即引发西方社会民众的强烈反弹，从而为西方的军事干预提供了强大民意基础。南斯拉夫的解体悲剧在1999年北约的空袭达到顶峰（中国也意外成为受害者）。为拯救流离失所的阿尔巴尼亚族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却又导致更大规模的塞族流离失所。而在这个过程中，波黑一幕又重新上演。西方可以支持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自治甚至独立，而境内的塞族再次剥夺了这种权力。
    其实南斯拉夫的解体悲剧本是可以避免的，这种大规模的人道灾难后果也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南斯拉夫能够坚持自己几十年来行之有效的富强、和睦的治国方略，而不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迷失了自己；如果西方不是出于一已之私，不鼓励、不支持、不参与甚至反对这种分离主义，南斯拉夫的人道悲剧是绝不会发生的。特别令人不齿的是，德国自己刚获得统一，对国家分裂应该有着切肤之痛，却居然率先发起了肢解另一个国家的行径！（就在今天，对中国事务知之不多的德国总理还呼吁要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宜。）
    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民主化后在泛滥而起的极端民族主义和西方的上下其手下，不过十年就分崩离析，教训实在惨痛。这对于同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实是极其珍贵的一面镜子。2008年3月14日和2009年7月5日，分别在西藏和新疆发生的大规模种族对立和骚乱以及西方的不公正表演，显示这种威胁并不仅是潜在的，而是迫在眉睫。
    中国进入二十世纪至今，近一百年来，总共四次和西方结盟：一战、二战、冷战和反恐战，横跨各种政治制度。然而，这种结盟和制度变迁并没有改变西方对中国内心深处的敌视和戒心。现在，虽然同为反恐盟友，来自新疆的恐怖组织也被西方列入黑名单。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中也俘获了来自新疆的恐怖分子。但美国却拒绝把抓获的恐怖分子引渡给中国。尤其不同的是，当中国新疆发生造成大规模伤亡、带有鲜明恐怖色彩的暴力事件时，西方政府没有像对待发生在美国、英国、西班牙的恐怖事件一样，对中国表示支持和声援，却居然保持了“中立”，要求双方克制，以对话和平方式解决（“9.11”时，美国可否允许或者接受这种声音？）。而媒体却更进一层，又拿出了当年在南斯拉夫的一套，刻意渲染维族的伤亡、突出他们的声音，并以没有证明的目击者的证言，渲染这是一起和平的游行。法国《解放报》更是以大幅维族抗议的妇女图片作为封面整版，而文章中更是违背事实的认定种族歧视是冲突的根源(众所周知，中国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享有优惠权)。《世界报》连续第二天在封面突出位置报道这场骚乱，而且充斥版面的是单方面引述维族群体的呼喊：“释放我们的丈夫、我们什么也没做，我们都是好公民，我们只是要活下去”。更为不可思议的是，《世界报》对热比亚做了专访，题目极为耸人听闻：“任何中国人都可以殴打或杀死维族人而不受惩罚”！并借热比亚之口称“七.五”事件是对维族人的屠杀。难道做为世界著名大报不知道中国政府的“二少一宽”政策吗？其颠倒黑白如此，用意何为？显然，在法国的媒体下，暴力的诉诸者已经变身为无辜者、受害者和弱小者。可以想象，对事件不甚了了的法国百姓看到这样有倾向性的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结论，整个西方在这样的新闻自由下会产生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在总结去年西藏3.14事件教训时，我曾提出即使中国新闻开放了，虽然会有一定的作用，但对于先入为主的西方来讲，绝不会达到客观报道的效果。这个判断在新疆骚乱中得以证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积相当于三个法国，富含石油等战略物资，更是通向中亚丝绸之路的核心组成部分，而且中国的核武器就诞生在在新疆的戈壁。对于中国来说，失去新疆是不可能接受的。所幸的是，中国不是南斯拉夫，西方媒体即使通过刻意的宣传煽动起类似于前南斯拉夫的民意，也不可能对中国进行军事干预（朝鲜为什么要不顾一切的拥有核武器，看看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下场就不难理解了）。然而，中国确实有必要反思过往的民族自治政策和寻找解决之道。
    冷战结束后，伴随第三波民主化大潮的还有极端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无论是极端民族主义还是恐怖主义都是非理性的，是任何制度和任何做法都无法解决的.或者像美国一样采取民族融炉的做法，或者像南斯拉夫一样解体。否则此类问题根本无解。中国目前沿袭的是前苏联的民族自治策略，从而使得各民族的特性人为突出，而不是像美国一样突出国家认同。法国对任何申请加入国籍的外国人，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国家和文化的认同（法国文化、法语水平和价值观）。中国目前采取的对少数民族政治怀柔、经济优惠的做法自然体现了一个大国的胸怀，然而现实表明这仍然不够，因此如何借鉴西方娴熟的使各民族融为一炉的做法更为迫切和行之有效。
    当然，从前车之鉴来看，唯一可以造成多民族国家解体的只有民主化。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前捷克斯洛伐克都是血的教训。就是中国的历史上也有同样的教训。清政府丧权辱国、丢土失地，都是战败所致，而到了中华民国时期，外蒙古就可以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宣布独立了。当然在维护国家统一上，西方向来是说一套做一套。美国的四大伟人之一林肯总统，为了维护联邦的统一，不惜违反宪法（宪法规定各州有权自由退出联邦），也要打一场血腥的内战，而且对南方采取焦土政策。英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一个无人小岛，不惜兴师动众，远涉重洋，与阿根廷大打出手，对要求独立的爱尔兰更是大开杀戒。西班牙对镇压巴斯克分离主义则一向是不遗余力。法国当年占领布列塔尼后，强行进行“法化”，禁止讲布列塔尼语。今天的加拿大甚至通过法令，剥夺了魁北克进行独立公投的权力。这些西方民主国家，要么是单一民族国家，要么是移民国家，还无法解决民族主义问题，还要依赖武力维持国家统一，请问还有什么资格兜售它们的民主药方？西方的历史，人类岂今为止的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了，当国家面临分裂威胁的时候，维护国家统一的唯一办法是武力，民主不仅起不到积极的作用，相反反而会成为国家分裂的催化剂。

    附：波黑战争。

    1992年2月19日，波黑在塞族抵制的情況下，就獨立問題舉行公民投票。投票結果顯示，約佔人口62.8%的穆斯林族和克羅埃西亞族支持獨立。3月3日，波黑議會在塞族議員缺席抵制的情況下宣布獨立，致使民族矛盾激化，4月6日，在歐洲共同體承認波黑獨立的同一天，波黑境內5個塞族自治區宣布聯合成立塞族共和國，獨立於波黑，但依然留在南斯拉夫內。塞爾維亞人的行動招致波黑政府的鎮壓，駐紮在波黑境內的南斯拉夫人民軍亦招穆斯林和克羅埃西亞兩族武裝的攻擊。4月7日，南斯拉夫人民軍出動飛機轟炸了克羅埃西亞族武裝力量的彈藥庫，武裝衝突驟然升級。衝突從首都塞拉耶佛向外蔓延，釀成全面內戰。1994年3月穆斯林和克族人同意共組聯邦，共同對抗塞族人。1995年11月21日各方簽署代頓和平協定，結束內戰，並把波赫分為波赫聯邦以及塞族共和國兩個政治實體。波黑內戰中共有二十萬人死亡，超過二百萬人流離失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