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逝夜潭：张贤亮的右派情结和假右派帽子

张贤亮《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一文。近22000字，其中绝大部分篇幅是纪念所谓的“身份识别制度”，为得是要证明张贤亮是“右派”。

因为“正式文件”证明，张贤亮只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为此，张贤亮竭力强辩，“22年来我明明是被当作"右派分子"对待的”；为此，张贤亮十分着急，“怎么办呢？”。

于是，张贤亮开始怪罪“文字”和“汉语”。张贤亮说：“当年的文字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汉语就逐渐被搞乱了，汉语的词语逐渐失去原本的意义而被另一种"崭新"的意义替换了，更有大量的词语变得粗糙，变得模糊”。

张贤亮举例，“其实，我们现在说的"拨乱反正"，有很大部分在于词语上的"拨乱反正"。其中很多我们已经"反正"过来了。正因如此，所以现在我用同样的词语来表达就会让今天的读者难以理解。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系统，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词，可是其词义往往不亚于古文和现代语文之间的差别”。

张贤亮还举孔子例，“孔子说了句"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被置疑了上千年，就因为"女"在古文中常作"你"和"你们"解，而现代汉语只当"女性"和"妇女"讲，所以孔子在地下至今不得安身”。

于丹把这句解为“女小孩子和男小孩子为难养”。是于丹，还是张贤亮的“语言系统”，需要拨乱反正呢？

张贤亮感慨道，“因而，我觉得写这篇文章要比写小说吃力，在我企图说明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还要把这个问题所涉及到的词语也加以解释。同时，作为一篇个人记录，我也不想从已经披露的历史材料中搜寻依据，虽然这已经很方便，敲敲键盘点点鼠标即可，并能减少难度且更为可靠。可是那样一来，文章就成了资料的堆积，失去感觉和感受的色彩，而我正是要写一代甚至两代人的真实感受。现在披露的历史材料包括种种红头文件，在当时都是极其神秘的，只有极少数人掌握，绝大多数人只能受其摆布，即使陷入绝望的境地也莫名其妙，无处求告。”

张贤亮“感觉和感受”到，胡说八道，有时候也是很“吃力”的。但是张贤亮不气馁，不罢休。为了“感觉和感受的色彩”，为了“要写一代甚至两代人的真实感受”，张贤亮更加起劲地造假，说瞎话。

张贤亮说，“所以，我以下的文字可能与历史资料有出入，但它虽非"历史"却是"史实"。这是让历史学家永远头疼的难题："历史"往往与"史实"不同。”

张贤亮绕了这么大圈子，说了这么多莫明其妙话，其目的是要把正式的历史文件中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的史实，说成是他的“历史”，但是这“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的历史却不是他的“史实”。而“右派分子”不是他的历史，却是他的“史实”。真是莫明其妙，张贤亮才是在搞乱文字和汉语。不仅“今天的读者难以理解”，昨天的过来人也难以看懂。

张贤亮“搞乱”、搞“粗糙”、搞“模糊”文字和汉语，就能证明张贤亮是“右派”吗？不能。于是张贤亮继续怪罪起其他。

怪罪定其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的“正式文件”是写在“一张只有巴掌大，纸质脆薄，比现在公共厕所里放的最差的厕纸还差”的“不经磨损，不耐存放，只写个便条，写信都不用它”的“用稻草造的“雪莲纸”上。”

张贤亮忿忿不平，“而这劣质的"雪莲纸"却奇迹般地在我档案中静静地陪伴了我22年之久，拿出来还灿然如新。”

右派不右派，和纸张的好坏有什么关系呢？不知道张贤亮有没有考证过当时划为右派的正式文件的纸张是不是好一些。而即使这纸张对不起张贤亮，“22年之久”，“拿出来还灿然如新”，上面的黑字还是看得清清楚楚，写着张贤亮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

于是张贤亮又怪罪人，“问一位当年主持把我打成"右派"的前领导，问他当年为什幺把我定为"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他（前领导）笑着说：你只发表了一首诗，没有其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年纪又轻，我们研究了一下，尽量照顾你的政治前途，就订个"坏分子"算了，"坏分子"总离政治错误远一点吧”。

前领导确实“宽厚”，在划张贤亮“坏分子”时，一定还读过“年纪又轻”张贤亮，“反动学生”、“偷窃分子”、“经常旷课”、“高三面临毕业时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临毕业前作为"反动学生"兼"偷窃分子"被开除””等个人档案。在张贤亮看来，这些当然还是“"历史"往往与"史实"不同”的难题。

当年的“正式文件”证明张贤亮不是“右派”，而是“坏分子”；当年的领导也证明张贤亮不是“右派”，而是“坏分子”。

即使如张贤亮说的，“后来"地富反坏右分子"统通在一个菜篮子里，最后"一锅烩"了。到了地狱，不分你是吊死鬼还是饿死鬼，都是一律同样对待的”。地狱怎么样不知道，但知道“一锅烩”了，杂碎还是杂碎，萝卜还是萝卜。同样，“右派”就是“右派”，“坏分子”就是“坏分子”。要不然张贤亮为什么要费这么多时间和脑力，要把“坏分子”往“右派”栽呢？

奥妙在于，“当“这劣质的"雪莲纸"却奇迹般地在我档案中静静地陪伴了我22年之久，拿出来还灿然如新”，证明张贤亮不是右派，而是坏分子的时候，“麻烦也就来了，如果我是"坏分子"，我就不在专门针对"右派分子"而制订的中央文件的范围内，按1978年另一份中央文件精神，"坏分子"早就该"甄别"了。”

虽然像其前领导说的，坏分子是张贤亮的“一笔财富”，张贤亮仍要削尖脑袋从坏分子往右派堆里钻，因为“右派”将是张贤亮的更大笔财富。

张贤亮费了一万多个字，胡搅蛮缠地反复要证明自己是右派，最后才很无奈地轻轻说一声，自己是“舆论上的"右派分子"。

搞不到真的“右派”帽子，搞一顶虚构的“舆论上的右派分子”的假帽子也过瘾。为了这顶虚构的假“右派”帽子，张贤亮费了乱糟糟的一万多个字。显示其不仅是一个搞乱文字、搞乱汉语的行家里手；还是一个编造“史实”，伪造历史的行家里手。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舆论上的右派分子”这顶帽子。

张贤亮很看重这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虚构出来的“舆论上的右派分子”的假右派帽子。文章中，张贤亮把这顶假右派帽子，摆在自己的第一顶帽子的位置，摆在有“正式文件”的“坏分子”真帽子、“反革命分子”真帽子，和其他没有正式文件的虚帽子的最前面。

读张贤亮这篇纪念改革三十年的文章的结论只能是：过去和现在都证明，张贤亮当右派是不够格的，只能给右派丢脸。张贤亮真正的帽子就两顶，“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但就像革命胜利了，投机分子会蜂拥钻营到革命的大旗下一样，右派翻天了，肮脏龌龊也自然粘附汇淤到右派的旗帜上。不同的是，革命毫不留情地甄别改造清除自己队伍中的投机分子，而张贤亮却仗着右派的旗帜当官弄权，敛财致富。

张贤亮在改革开放后才祭起的强烈的右派情结，是为了能投靠右派，在右派的旗帜下集合，拉右派做虎皮，包住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真面目，去攻击过去年代，搞乱改革总结，攫取个人私利。

张贤亮因为不是真右派，所以往往比真右派更严厉、更卖力；更激情、更疯干。

2008-2-26

星逝夜潭：张贤亮，“偷窃分子”开除出校说

《星逝夜潭：张贤亮的右派情结和假右派帽子》一帖，有论坛不放帖，有论坛放帖了又删掉。允许张贤亮伪造假冒假右派帽子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不允许批评张贤亮伪造假冒假右派帽子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有点意思。是这样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吗？

就像革命得成，不允许伪造个人革命历史混入革命队伍一样；就算右派翻天，也不允许伪造自己的假右派帽子，招摇撞骗、欺世盗名。这是所有时代和所有人的起码道德和准则。批评伪造假冒假右派分子帽子，不给真右派分子丢脸，真的右派分子也会赞同。右派即使再好，伪造假冒假右派分子帽子都不好。论坛应该放帖。

三十年来，张贤亮吃尽了伪造假冒假右派帽子的甜头。在其《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中，除了赞美纪念其伪造假冒假右派分子帽子的劣行外，还想为其在中学被学校开除讨取说法，隐匿其历史上“不良少年”的劣迹。

这也是人之常情，情有可原，但是欲以攻击诬蔑过去年代和过去的学校、老师、同学，以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私利，就不好了。

张贤亮说：“还在上中学时候，学生宿舍常丢东西，老师找不到小偷，但又必须找一个出来，因为正值暑期，高三班面临毕业，在毕业典礼之前需要有一个反面教材来进行反面教育。找来找去，只能找我顶罪：一、因为我是班上最穷的学生，又没有资格领助学金，穷就有偷东西的可能；二、我也确实不好，经常旷课跑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看小说，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三、丢的只是墨水、邮票、信封、信纸、袜子之类的东西，不够向公安局报案的条件，这种顺手牵羊的事神探李昌钰也查不出，只能靠学校自行破案。而按惯例，任何单位破案的方法都是在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中间排查。刚好，我这个穷学生居然是班上唯一的"资产阶级分子"，又是"关、管、斗、杀分子子女"，我当小偷的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于是，临毕业前我就作为"反动学生"兼"偷窃分子"被开除。还在青少年时代我就受了黥刑，脸上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给以后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础。（现在，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仍说我曾是个"不良少年"，在文学史上留下不良记录。）”——看到其中悻悻的“仍说”二字了吗？

张贤亮《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一文，约22000字，其中绝大部分说的是所谓“身份识别制度”。张贤亮说，填表格时，其自己填写的家庭成份是“资本家”，“其实是“官僚资产阶级”，填“资本家”降了好几格”。张贤亮说，“从此“资本家”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

张贤亮时时处处都以其出身成份，作为对过去时代的攻击，对今天时代的招摇。其手法是伪造历史，挑动仇恨；其目的是混淆是非，为自己翻案。这次也不例外地以其出身成份作为被学校开除的原由，攻击赌咒过去，糊弄讨好今天：“刚好，我这个穷学生居然是班上唯一的"资产阶级分子"，又是"关、管、斗、杀分子”的子女”，于是，“我当小偷的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了。事情是这样吗？

一、家庭成份没有影响张贤亮在解放后读到高三。

张贤亮1936年生人。“1949年解放时刚上初中”。也就是说张贤亮的中学6年是在解放后上的。在当时，在刚刚解放的新中国，能够读的起书，能够读到高中毕业的人，不会多。普通工人、农民更不会多。张贤亮“资本家”和“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刚解放就上初中，一直读到高三。新中国没有歧视难为少年青年张贤亮。就是今天的中国，贫苦人家子女读到高三也不容易。所以，至少在当时，张贤亮抱怨的所谓“身份识别制度”没有影响张贤亮读到高三。张贤亮是新中国，是五星红旗下读出来的第一批知识分子。

二、张贤亮的中学同学和老师。

只有比较富裕殷实的家庭的子女，才有可能在解放前夕就读到小学毕业，紧接着在解放后立即进入中学。这些比较富裕殷实的家庭，也就是张贤亮所谓的“身份识别制度”中家庭成份比较高的。能够当中学老师的人，也一定是解放前就读书，大部分人读到大学毕业，小部分人也至少高中毕业，才能胜任中学老师。这些人的家庭成份也不会太低。所以，张贤亮的整个中学期间主要是和这些张贤亮所谓的“身份识别制度”中家庭成份比较高的同学和老师相处打交道。而张贤亮在中学期间，乃至现在，还所怨恨，所过不去的，却就是这些人。

张贤亮在工人农民堆里闹不清，一生抱怨不休。在知识分子圈里也混不出来，年纪轻轻就闹了一个“偷窃分子”，“开除出校”的人生开局，弄的老了老了，还是抱怨不休。

张贤亮说自己是学校同学和老师（谁能说老师就不偷东西了？）中唯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里，张贤亮说的“资产阶级分子”是一个模糊概念。张贤亮经常搞这一套，其独搞的“舆论上的“右派分子”帽子”即是睁眼说瞎话的著名例子，以搞模糊虚假，以达造假目的。

唯一的“关、管、斗、杀分子的子女”也许有可能。这除了说明解放时“关、管、斗、杀分子”很少，不说明其他。而很少的“关、管、斗、杀分子”，其子女即使“经常旷课”、即使“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仍然可以读到高三。而即使没有所谓“身份识别制度”的今天，仍然有好多人，即使没有经常旷课，即使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及格也读不到高三。张贤亮还抱怨什么呢？

“关、管、斗、杀分子”，过去一般说的是“杀、关、管”，这三者的概念很明确，很容易掌握界定。“杀、关、管分子”中，包括所有不值得同情的，对新社会极端仇视的杀人、放火、投毒、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分子，以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张贤亮加进去的“斗”，就模糊了，不容易界定掌握。如果加上模糊的“斗”，张贤亮还只是班上唯一的“关、管、斗、杀分子的子女”，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三、家庭成份高的同学，一般学习成绩都比较好。

不说其中有没有先天遗传因素，至少有两个后天有利因素，一是家庭有比较好的学习条件，比如家中必有文房四宝，以及多少不等的家庭藏书和字画等；二是家庭有比较好的学习氛围，比如家中大人一般都懂的识字断句，以及从小就受到“诗书继世久”的传教等。这些家庭的子女，自幼能比较早地接触到书籍、书法、绘画、音乐，以及读书功名成就的熏陶等。因此比一般工农子弟和其他一般家庭出身的子弟，有更优越一些，学习成绩能更好一些的条件。

这样家庭的子女，人之常情，也不想自己的学习成绩比其他一般家庭和贫苦家庭出身的学生差，至少不差太多。这也使得这些学生，更努力刻苦学习。这诸多因素，都促使在学校里，家庭成份高的学生的学习成绩一般都比较突出、比较好。

张贤亮“资本家”、“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读书竟然读到“高三班临毕业前，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部不及格”的地步，匪夷所思，搞什么搞。

四、至少在解放初期，家庭出身成份不太影响升大学。

在五十年代，至少在张贤亮就读高三的1954年或1955年，一般家庭，特别是工人、农民等贫苦家庭出身的子女，能读到中学，读到高中毕业的毕竟不多，因为那必须在解放前就读到小学毕业。因此，那时候的大学招生即使想使用所谓“身份识别制度”，排斥家庭成份高的学生进入大学，也是不可能的。

而实际情况应该是，解放后，大学的数量是在增加的，大学的招生数量也在增加，大学生的读书费用则减少到几乎到低廉免费的地步。那么，在当时中学读书的出身成份比较高的学生，将有比解放前更多的机会升入大学深造。是这样吗？

相信只要公布当年的大学录取学生的出身成份统计资料，一定支持本文的说法。作为连续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张贤亮，有很好的条件取得详细资料数字，用事实说话。而不是象怨妇一样，价日里没完没了，冗长空洞地长吁短叹，恶毒咒骂。

而张贤亮的“高三班临毕业前，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部不及格”，不要“身份识别制度”，张贤亮自己就把自己进入大学的大门关掉了。而张贤亮却没完没了地怪罪于“身份识别制度”，毫无自知之明，自省之心，不知羞耻到这等地步。

就算谁都可以怪罪“身份识别制度”，就张贤亮不行。即使事情如张贤亮所说，也轮不到张贤亮来说。由张贤亮来现身说法，打抱不平，犹如请流氓为良家妇女申冤诉情，呵轿护驾。还是哭错坟头，烧歪高香；装神弄鬼，惹鬼进宅。

五、张贤亮为什么在临近高三毕业时被开除。

1、张贤亮说“因为我是班上最穷的学生，又没有资格领助学金，穷就有偷东西的可能”。对穷的错误解读和抵触，以张贤亮之小人之心，度天下人，始终是张贤亮所有错误思维和行为的根源。这里不多说，多说可能为张贤亮招来更多公愤。

现在仍有这样的学生，因为某种原因，对学校、对老师，乃至对社会产生抵触情绪，于是仇恨学校、仇恨老师、乃至仇恨社会。但是这些年轻的学生，却天真的认为，可以用不学习、不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逃学、旷课、上课不听讲、不做作业、或者故意乱七八糟地做作业等等，来对抗老师，报复学校和社会。拿自己的青春和宝贵的学习时间和机会，开青春和人生的玩笑。

张贤亮对自己“资本家”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家庭，因为解放而没落，从富足优裕的家庭生活，以及显耀光鲜的社会地位，突然间破败跌落，是不是有不理解、不接受？是不是有怀恨在心？是不是有仇恨和报复的想法？这些仇恨和报复的想法，是不是白天黑夜，无休止、不间断地噬啮扭曲影响着张贤亮的情绪、性情和学习成绩？至少现在张贤亮是不接受的，是仇恨的。

2、到图书馆看小说，是此前乃至今后所有“经常旷课”和“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的学生的最好和最体面的理由。

而张贤亮因为经常跑图书馆看小说，所以“经常旷课”，以至““高三面临毕业时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这恐怕不能怪罪张贤亮深恶痛绝的所谓“身份识别制度”吧？而张贤亮也不会是在高三班面临毕业时，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才突然间全不及格的吧？

“经常旷课”，严重违反无视学校的规章制度，严重扰乱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在学生中造成很不良的影响。这不轻松，不好玩，不体面。

不知道在现在的中学，学校和老师是怎样面对“经常旷课”，长期“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的学生。这样的学生是不是能高中毕业？是不是能熬到高中毕业？现在流行的所谓学校里的“小混混”一词，是不是说的类似人？不知道。

年轻时候的张贤亮，还使人联想起大清完蛋后的一些八旗弟子。张贤亮象不象完蛋了的旧制度的纨绔子弟？

3、谁在偷窃？什么样的人在偷窃？

张贤亮说，“还在上中学时候，学生宿舍常丢东西”，“丢的只是墨水、邮票、信封、信纸、袜子之类的东西，不够向公安局报案的条件，这种顺手牵羊的事神探李昌钰也查不出，只能靠学校自行破案”。

好家伙，“这种顺手牵羊的事神探李昌钰也查不出”。也就是说，“这种顺手牵羊的事”，只有天知地知小偷知，连神探如李昌钰也不可知；而李昌钰是什么时候的什么样的人啊，也就是说当时根本就无人可知；也就是说即使学校知了，“自行破案”了，即使不是张贤亮遇上，也是冤假错案。于是张贤亮自己给自己“不良少年”的劣迹平反了。顺手还给了开除他的学校一耙子：学校对张贤亮搞冤假错案。这就是张贤亮惯常使用的障眼迷糊法。事情是这样吗？

一、这些东西偷了没有用，不能用，只能“顺手牵羊”，乘隙偷来，寻隙扔掉；二、偷这些莫明其妙的东西，不够报案条件，公安局管不到。这样的小偷，偷的忒离奇，想的忒周到。

搞这样损人不利己事情的，只有心有怨恨，唯恐天下不乱的小心眼，又有点心计的人。这样的人，一心希望学校最好能经常出一点事情，闹得同学间人心惶惶，互相猜疑，不得安宁。于是没有事情也要想方设法搞出一点事情，于是经常喜欢搞搞这些小动作，恶作剧，偷着乐。

张贤亮，有点像。

当然学校不会仅凭“有点像”，想来还有其他说法。但是对搞老虎门之类的人来说，结果还是一样。张贤亮拒绝一切说法。对张贤亮来说，即使不是张贤亮偷的，即使是其他人偷的，即使是神探出世也不管用。而偷东西却又确确实实存在，于是张贤亮只能学耶稣一样走上十字架。

张贤亮说：“于是，临毕业前我就作为"反动学生"兼"偷窃分子"被开除。还在青少年时代我就受了黥刑，脸上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给以后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础。”。

这里，张贤亮说的是“反动学生”兼“偷窃分子”，而不是“偷窃分子”兼“反动学生”。不要小瞧其中的“兼”字。这里张贤亮既不用逗号，也不用顿号，而是自行塞入一个“兼”字。张贤亮不是很喜欢“正式文件”吗？在开除处分张贤亮的正式文件中绝对没有这个“兼”字，这个“兼”字是张贤亮的又一个伪造假冒历史的证明。

张贤亮又一次使出障眼迷糊法，其开除主要的是因为“反动”，仅凭“反动”就可以开除了。所以，“偷窃”仅仅是“兼”，是附加的，强加的，冤假错的。张贤亮是很细心的，张贤亮的小聪明、小心眼用到家了。只是张贤亮自以为高明，忽视了天下人，天下小心眼人不止张贤亮一人。

张贤亮说：“于是，临毕业前我就作为"反动学生"兼"偷窃分子"被开除。还在青少年时代我就受了黥刑，脸上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给以后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础。”。虽然有点象无奈挣扎哀鸣，但其中“给以后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础”，“基础”之说，倒是有点象老实话。

其一：很难想象，做学生时即心有怨仇，经常旷课，不思学习，不学无术，抱有严重的“破罐子破摔”心态的张贤亮，在此后的劳动工作中，能很快痛改前非，遵守劳动纪律，努力学习业务技术，认真勤恳工作。

其二：即使在没有所谓的“身份识别制度”的今天，无论国内国外，个人的各种不良记录和劣迹，还是很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工作的。这些影响，会造成这些人生活和工作中的一些挫折和不顺利，这些挫折和不顺利再可能反作用于这些人，加剧这些有着不良记录和劣迹的的人的不良心思和劣迹行为。可以这样解读张贤亮吗？

所以，张贤亮的最有效平反，最好从在中学被认定为“偷窃分子”开除出校，开始平反。

而这个反就算能平，若按张贤亮所说，能平也变得难平，不让平。李昌钰还没有出来查，张贤亮就信誓旦旦地说李昌钰也查不出来，好像张贤亮比李昌钰更能似的。如此，谁敢接这个茬？就是有人敢接茬，也没有用，也瞎忙一场。还有谁比李昌钰更有权威，本事更大？绕了这么大圈子，正是张贤亮想要的。即使真相，也万万不能白于天下。

张贤亮为什么这么自信呢？只有事情是张贤亮自己做的，张贤亮才能这么自信。这有点像荒唐的“老虎门”，及其荒唐的周老虎们。“机关算尽太聪明”。

这些都是张贤亮很遥远的年轻人时候的荒唐事情了，本不值一提。只是张贤亮自己花里胡哨地叨叨不休、念念不忘，并还一本正经地与很严肃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扯在一块。打着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幌子，肆无忌惮地用假冒伪劣攻击过去的整个时代，给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抹黑，给右派分子抹黑。

花起花落，云披云览。闲来一笑说。

2008-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