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台北阳明山的国民党高干训练班──“革命实践研究院”，有一位特级军事教官，国民党高级干部见了他得恭敬地称他“老师”，要向他 敬礼。这个人是黄面孔，乍看上去颇像中国人，还有一个中国的名字，可是他压根儿就不是中国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本侵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　

蒋介石“准其以劳绩赎罪”

1945 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终战诏书》，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当时，蒋介石妄图在美国武力援助下，垄断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但他的军队主力远在西南大 后方，短时间内难以远奔至华北、华东、华中、华南沦陷区接受日本投降，而八路军、新四军又拒绝他“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于是蒋介石遂企图利用冈村宁次手 下的百万日军，“保持现有态势”──拒中共武装部队于敌占区之外，将日军所有的武器装备及沦陷区的一切，悉数为他的军队所接受。冈村宁次十分明白蒋介石的良苦用心，立即复电，表示谨遵命令，“与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中共”，将“武器弹药、军需品等”，完全交付中国政府军，“为充实中央政权武力做出贡献”、“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断然处罚之”。

1945 年8月27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奉蒋介石、何应钦之命，飞赴南京建立“前进指挥所”，为受降做准备。当冷欣跟冈村宁次接洽时，冈村宁次露骨地 建议，愿以128万在华日军的战斗部队帮助蒋介石打共产党。据白崇禧透露，冈村宁次的建议深获蒋心，给予“嘉许”。后来因美国人反对以及其它种种考虑，蒋 介石才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运用投降的百万日军去“勘乱”、“剿匪”。8月31日，随冷欣一道赴南京的侍从室参议邵毓麟约见冈村宁次，转达蒋介石对冈村宁 次的承诺，即“准其以其劳绩赎罪，免以战犯惩处”。何为劳绩？即“必须完整无缺地向国民政府移交占领地盘、武器弹药、军需物品及各种设施，凡不法扰乱治安 者，不视为蒋委员的部队，应断然采取武力自卫，毋庸踌躇。”冈村宁次连声允诺：“我将全力遵守蒋委员长训令，不负蒋委员长期望。

果然，以后当八路军、新四军在敦促日军缴械投降时，日军非但拒不执行，还以武力相对抗。华北、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不得不通过激烈战斗才收复为日军所盘踞的一些城镇。

受降仪式何以不交日本军刀？

1945 年9月9日上午9时，侵华日军向中国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冈村宁次不但幸逢蒋介石的“不念旧恶，以德报怨”，而且代表中国战区接受日本 投降的主官，竟是他的“中国好友之一”的何应钦。何应钦跟冈村宁次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而且私交颇深。曾代表蒋介石与日军妥协，签署《何梅协定》，成 为人所共知的亲日派。诚如冈村宁次后来在回忆南京签降时所说的“向中国友人中最亲近的何应钦将军投降，颇有安全感、轻松感。”

按理，在神圣的受降仪式上，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最典型的动作应是双手托起曾经指挥官兵屠杀中国人民的军刀，面向受降的中国将领鞠躬，然后拱手将军刀上交，这也是投降的标志。然而，在南京受降仪式上，冈村宁次却没有交出军刀，成为令目睹受降大典的中国人和盟邦友人的最大遗憾。

原来，9月8日，何应钦飞抵南京，当晚便派他的参谋王武秘密到冈村宁次住处告诉冈村宁次，参加投降仪式时可以佩带指挥刀，但必须在抵达礼堂、进入投降席之前 将指挥刀私下呈缴何应钦，否则就不要带军刀。带与不带，可由冈村宁次自己选择。冈村当然不愿成为当众呈缴指挥刀的败将，而宁肯当“不带军刀的将军 ”。

按盟军统帅部规定，投降一方向受降一方行三次礼，受降一方均不回礼。然而，当日方的小林参谋总长向何应钦呈交降书敬礼时，一向对日军奉若神明也自甘对日本军人矮半截的何应钦，居然起身答礼，引起一片哗然。

受降后，在与冈村宁次的会见中，何应钦就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向冈村宁次袒露真言，发表了一段“高论”：“我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产党势力 做大。此事不幸为我言中。我任军政部长以来，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实意图，因此，遂启战端，诚不胜遗憾之至。”

蒋介石亲自抚慰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

比起日本前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土肥原贤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梦想当中国皇帝的板垣征四郎 等人来说，冈村宁次运气要好得多了。这些人作为日本甲级战犯，于9月11日，就被进驻日本的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下令逮捕归案。而冈村宁次却得到蒋介石的格外“ 关照”。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共曾提出了一份战犯名单，把冈村宁次列为头号战犯。各界一致赞同，纷纷吁请国民党当局迅予拘捕交法庭公审。蒋介石对此却置若罔 闻，以至于东条英机等战犯在东京落入法网之后，国民党政府照样承认败军之将冈村宁次的指挥权，只是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改为“中国战区日本善后总联络 官”，其原有的官邸、卫队、座车，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享用。木子新闻蒋介石刻意安排最亲日媚日的何应钦去受降，就是要通过何应钦向被打败的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表示“亲近”、“友好”，使其为己所用，结成反共盟友。

12月13日，由重庆飞抵南京的蒋介石立即派人通知冈村宁次来陆军总部会见。上午9时半，冈村宁次按时到达，蒋介石面带微笑，对这位降将问候有加：蒋介石（下称蒋）：“你身体健康吗？生活上如有不便，请勿客气地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方便。”冈村宁次（下称冈）：“深感厚情，生活蛮好。”蒋：“从何总司令处得悉，接收顺利进展，殊堪同庆。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冈：“目前没有，如发生困难，当即奉告。”蒋：“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实为至要。”冈：“完全同意。”以上这段话，出自冈村宁次的回忆录。冈村在回忆录中还说：“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见，以好言相慰、和蔼近人，深感敬佩。”感激之余，冈村宁次匠心独具， 专门为蒋介石、何应钦撰写了一篇《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的军事论文，阐述国共军队的战略战术和作战特点，建议国民党军队如何利用共产党军队的弱点，采取 特别战术予以应对。

设计逃脱国际军事法庭审判

1946年9月19日，驻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宣布，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冈村宁次被列为战犯，驻日盟军总部几次照会国民党政府，要求将冈村宁次遣送日本受审。冈村宁次自知罪孽深重，死刑在所难免，终日忧心忡忡。冈村宁次免受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蒋介石召集军政要人商讨对策。几经斟酌，蒋介石最后拍板．借口遣返工作尚有许多事情未了，仍需冈村宁次留下处理。 1946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冈村宁次大将不得归国，但不得拘留，仍以联络班长名义，配属参谋若干人，于当地生活。

蒋介石肆意包庇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第一号战犯冈村宁次，激起举国共愤。中共《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文章，予以无情揭露、鞭挞，其它报纸也 同声响应。1946年12月29日《大公报》发表合众社17日电：“第一号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对中国人民犯下烧杀掠夺等严重罪行，而蒋主席却待如上 宾，为此正受到延安的责难。”

在舆论压力之下，蒋介石不得不把冈村宁次交付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但在公审之前，国防部王俊中将奉命透信给冈村宁次：“根据国际情况，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将您和松井太久郎列入战犯名单，但暂不归国受审。为了敷衍舆论，也可能移交军事法庭审理，但审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毋庸挂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要求引渡冈村宁次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照会中国政府，要将冈村宁次引渡日本，出庭为受审的甲级战犯。蒋介石指示外交部，以冈村宁次身患疾病推托。 1948年3月29日，冈村宁次经蒋介石特许，转赴上海疗养，被安排住进一所非常幽静的王宅，对外绝对保密，淞沪警备司部派出便衣军警，对王宅实行严格保护。

48 年8月23日，人们期待3年已久的对冈村宁次公审终于幵庭。在法庭上，冈村宁次百般推诿狡辩，拒不认罪。最令旁听者愤慨和不能容忍的是，由国防部战犯处理 委员会为冈村宁次选定的辩护律师江一平竟然以辩护为名，为冈村宁次歌功颂德，建议免罪。冈村宁次对辩护人敢于大胆为其辩护，深表感激。以至于事隔多年后的 1961年，冈村宁次赴台北，曾专门拜访江一平，对其再度表示谢意。

冈村宁次申明“有病”，要求保外就医

不久，冈村宁次申明“有病”，要求保外就医，很快就得到国防部恩准，由监狱搬出，仍住 进王宅。何应钦、荡恩伯力主判处无罪何应钦召集战犯处理委员会、司法行政部、战犯军事法庭诸方官员幵会，讨论对冈村宁次的最终判决。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主张判冈村宁次无期徒刑，而何应钦跟被 冈村宁次称为另一个“中国好友”──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荡恩伯则主张判其无罪。为此，荡恩伯特地面见蒋介石，力陈冈村宁次在停战时有功，应判无罪。即使在 法律上构成犯罪，鉴于当前国内外形势，从反共前提出发也宜宣判无罪。蒋介石大致同意何应钦、荡恩伯的意见，但提出：“虑及舆论及国际影响，勿作实时宣判而 以待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