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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声音——与朋友论政书简 (1)
送交者: lesson 2010年11月07日15:55:23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另一种声音——与朋友论政书简


袁庾华

(本文部分曾刊于《历史与再造》杂志)


  “睡眠是甜蜜的
  成为顽石更是幸福
  只要世上还有罪恶与耻辱
  不见不闻,不知不觉
  与我是最大的欢乐
  不要惊醒我
  啊!
  讲得轻些。”


  ——这是油画家毛本华教授在讲到文艺复兴“三杰”不同的性格和经历时所引用米开朗琪罗的一首诗。毛老师吟诵之深情,颇有些象他的个性,尽管这才是我和他的第二次接触。

  我的朋友、也搞了几十年的油画的陈宗铭将毛教授推荐给我们这个临时“讲座”时曾专门介绍说,毛教授是为了“逃避下海”才从省文化厅要求调到纺织工学院的,也不愿意当官。学院考虑他是1966年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的,聘他为(服装)系主任时,他曾因此和他的朋友、学校一领导人搞得很不愉快(这次来接他,我也目睹了他对该校某负责人的冷淡状)。但是他却热情地为我们这个讲座牺牲了两个周末,没有要一分钱的讲课费。第一次来接他时,我曾向他介绍了这个讲座准备邀请的学生情况,他十分警惕其中有那么多方面人物,可他一走上讲台,随即就使所有学生们感到他是能够接受任何挑战的。何止是他的专业,其史观、宗教、哲学、社会观等也受到在座一些专业学者的较高评价。出现在画面上的许多雕塑、建筑、绘画作品,是这些学生们大都熟悉的,但是,一置于他所讲的系统中,就会有更多、更新的收获。看着他坐在讲台上,一手轻松自如地控制着幻灯画面,一手那么恰当、那么优美的配合,听着他较为准确的“距离化”讲述,以及有时根本不需要控制的爱憎分明的情绪化褒贬,尤其是那线条十分清晰、蕴含多少可供您思索的面都表情,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他的“王国”。

  在课外的时间,他十分愿意回答大家所提出的任何问题,积极地参加各种讨论,态度也越来越放松。在我问到美术史家总结“文革”的红色波普现象时,他用准确的概念和个人当时的体验——人们当时确实是真诚的——予以坚决的否定,也纠正了我——毕竟是门外汉——的错误印象和认识。当我用毛泽东、江青都喜欢油画及他们十分具体的指示使油面较少受到“破四旧”的冲击的事实和宗铭争论时,他的“裁判”也是十分公正的。他十分关注社会,不过又总是在进一步展开时,好像心理上老遇到什么障碍……。当他用路易十五时代一一对照我们正议的当今中国的社会现象时,我本来顺嘴就要为邓接上那名句言:“我死后那怕洪水滔天!”却突然改变,轻声背诵了上首诗的最后一句:

  “小声点,不要把我吵醒(我当天所听到的他的译句)。”

  ——随即,车内出现短暂的沉寂,我知道这是人们对我猛降“两个八度”的迷惑不解。

  其实,几个小时以来一直留在我脑海里的这首诗,已经接通了我在读了您的上封信、以及又重读了前二封信后一直没有理清的思路,这也成了当夜我思维的主旋律。如果不是以后的变化,我也基本上确定了第二天要动笔回信的基调,我不再打算和您过多的争执。但是第二天一早,《读书》老主编沈昌文先生在赴法国前打来电话,委托我接待新加坡一客人,待事毕,我又匆匆去了北京。北京的讨论偏偏又有“被邓成功腐蚀了的这一代大学生”的话题,而且在几个场合都极为大家所重视,引起我对这一问题较多时间的深入思考——其中有对一年多来我们之间的谈话、通信、通话的效果的反思,更有作为朋友必不可少的真诚和责任,——使我终于确认了自认为较负责任的选择。麻烦的是,这封信也将因此而过于冗长,这主要是对您提出的几个政治问题——应该说,它们颇具代表性——交流一些不同的意见,其中必不可免的偏见和不够准确的地方,望您指正。

  一、政治和搞政治的人

  “政治”的概念,大概要数孙中山的说法最通俗、也最能说明问题,他说:“政治就是众人的事”。也就是说,这是在社会中生活的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不关心的事。这些年来,人们“忽略”了一个简单的常识,全社会对政治的关心,不也正是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尽管走向制度化、成熟化还要有一个过程,但“民主化”的过程则只能从这里开始。相反,转移、淡化,甚至熄灭全社会的政治热情,正是惧怕民主、扼杀人们的民主意识。应该说这是识别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一个民主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包括西方部分代议制国家),人们经常所谈的政治,实际是指“搞政治的人”,或者叫专业从事政治的人,也包括在政治中混饭吃,甚至经营政治的人。前后这两种“搞政治的人”,就是中国现代语言中常说的政治家和政客(据说英语中也有这种区分,但也有将前者称为“政客”,把后者称为“官僚”的,我是按中国人的习惯)。中西方的伦理观都认为,政治家必须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理想,尽管根据形势、条件,会有局部的调整,甚至暂时的妥协,但都不会根本抛弃、背叛其政治理想。而政客或者根本就没有,或者可轻易的抛弃、背叛政治理想,唯实用、地位、利益是图。前者大概是人世间最困难的一种职业,也非议较多,其成功率可能最低。后者,只要入门,则是最容易混的职业,人们反而能够习以为常,而且就一般意义上的成功率来说,也是较高的。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其功过是非一时会使人难以认清,尤其是无产阶级政治家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是对历史负责的,人们对他的认识就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甚至需要正、反两方面的反复比较。而所有政客的嘴脸手法大部雷同,不过他们粗俗的承诺、收买也都是有限的,欺骗总是不能长久的。为什么“放下筷子骂娘”?一是被错误刺激起来的各种欲望是不可能一再满足的;二是人们也吃出了其它味道。首先是不放心——无安全感;其次是代价太大,既要损人、损子孙,也要损自己——正在被扭曲得不象个人;三是已醒悟到真正得“大头”的,正是许诺人自己,他们及其子女、家族所得是一般人的百倍、千倍、甚至万倍。看来“先富起来”的正是他们自己。今天,一个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走时,都已使自己的子女掌握了巨额的应属于人民、国家的财产,这岂不是又真正回到了封建时代!

  这就顺势又谈到了“搞政治的人”的品质。一般来说,对他们的职业品质要求则主要集中在二点,一是看他们是否利用执政权力谋取私利,尤其是巨额利益,这是最重要的,决定对其评价的首要前提。二是看他们是否光明磊落,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历代政客(官僚)常常是上台前信誓旦旦,上台后翻脸不认帐,甚至“指鹿为马”。例如明明是在贩卖资本主义丢掉的垃圾,却硬贴上“社会主义”特色的标签,这就必然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社会失去了信任、正义和是非标准,也极大的污染了政治领域。

  捷克现任总统、诗人哈韦尔说:“我就不相信政治一定是肮脏的,只要坦诚的人进去,建立和维持好的游戏规划,政治是有可能干净起来的。”他是说首先要有“坦诚的人”进去,否则再好的制度也没用。这大概是我们批了多年的“人治观”,可我们喊了二十多年“法治”,颁布了无以数计的法规,养了一大批执法人员,而我们的社会环境首先是政治环境却越来越坏,越来越恶劣。记打前年出差在东北一列车上,在一片人都在议论司法的黑暗时,一个老工人站起来说:“现在是有法无法,有钱便是法。过去毛主席那个时代是无法有法,有理便是法。”他的这番话,一下子博得全车厢的人站起来为其鼓掌。因而还是老百姓说的好,是“根子坏了”,是带头人坏了,那么再好的制度经他们这一双罪恶的手去操作也要变形。不过我们现有的制度也需要重新审视,譬如取消“四大”,剥夺了群众直接监督的权利,又没有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也就纵容了各级官员的为所欲为。我看到过东欧有几国领导人廉洁的材料,其中有的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不高于社会中等生活水平,有的总统夫人也走进了第一批失业大军中,这些例子中就包括哈韦尔。我觉得一个保持诗人气质的人其情感是真实的,其执政也是真诚的。同样,我却反感会玩的人搞政治,而您所说的“充满着这些火药味十足、你死我活的斗争(您看的《幕僚》一书,也没有到这种程度)”,倒恰恰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对于政客们来说,上层只适合搞“小动作”——阴谋诡计,为了“稳定”他们的权利格局,对外,尤其是对下一定要捂住,那怕捂得“发馊”!他们当然愿意把大量的血腥的代价文明的“散失”在底下的亿万人中,而决不愿意将再少的代价集中在上层。如果在政治斗争中也要“数量化”并“效率优先”的话,那么,相对而言,上层代价越大,下层——因其基数巨大而体现的“整体”的代价——就越小,整体控制程度和效率越高、进程也越快。这就意味着那一张张包装精致的表演型脸孔将失去市场,而当政治中的肮脏垃圾堆得太厚太重的时候,恐怕只有“火药味”才是最好的“清污剂”。当然,“火药味”必然带来动荡,变革也少不了动荡,并且变革需要的力度和影响动荡的程度基本上呈正比例关系,这是常识。

  这几年,在海峡两岸都很吃香的美籍中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著作《中国大历史观》中认为:“中国的当代史可以简洁的条例,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并将之突出于蒋之高层机构之前。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据此,今后至少不再需要太大的动荡。不过,我不能苟同我这位老乡的观点。就今日中国社会来说,“上下之间”早为水火,他们之间能够“敷设”的什么样的“法制性联系”则可想而知了。问题首先在“上”,在于蒋介石“制造”的那个并不新的“高层机构”,它是在辛亥革命并没有基本摧毁的中国旧官僚机构的结构性基础、框架上“制造”的,又为后来的共产党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所承接,后者在毛泽东去世后用一种复旧的方式基本上又摧毁了这个“新的低层机构”。它也不再“有农民协会和贫农团体支持”(同上书),以及千千万万农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替而代之的是和官僚狼狈为奸的封建宗法制的复苏,以及包括黄先生称之为“癌症般影响”的放债收租等沉渣泛起……。黄先生认为“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同上书‘序’)。”仅据此观,我的朋友,您所感叹的同期的代价、动荡则应该是可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当我们又面临一个“世纪末”的状况,如何选择走向新世纪的道路时则有不同的总结和认识,尤其是在这个“动荡”与“稳定”的问题上。

  以李泽厚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迎合官方“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立场要求,高举“告别革命”的“伟大”旗帜,从头至尾地否定了这“150年”间所发生的所有革命和进步力量。用人们近年抬出的辜鸿铭的话说,如果没有这些革命,满清上层那些气质高尚的贵族一定能领导的生产力效率很高的国家。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从林则徐到毛泽东的“排外”,即使中国沦为一个殖民地也早接受了西方的文明,也早提高了国民的素质。

  和上述倾向相对立的另一种倾向则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旧基础太稳定、甚至超稳定,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过于薄弱,而已有的几次革命或者对旧基础动荡的力度不够,如武昌首义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旧官僚政治基础并没有根本改变,或者如文化大革命,尽管短期内曾有相当大的震荡(甚至波及全球),但由于内外各种条件——尤其是对外部威胁中华民族安全的——限制,而过早、过于仓促地平息了荡波。使旧官僚政治基础得以恢复,导致不可避免地失败。总之,这种被认为是激进的观点认为:除了中西方都不何避免的战争,比较西方现代化(三百多年)的进程,中国近150年“直接从中世纪”走过来的过程其动荡的程度不能算大。这不是人为规定的,是摧毁中国积淀甚厚的旧基础必然遇到的阻力所需要的力度决定的,也是社会的恶性发展所逼出来的。

  ——上述两种观点就是人们常说的右派和左派相互对立的倾向。前者代表社会上中层稳定其既得利益的要求,持保守观,后者则代表社会中下层、底层希望改变现有社会不公正、不合理的利益格局的要求,持革命观。其实,社会的发展不会永远持一种态势不变。一直保守,必然僵化,甚至会被闷死、(腐)烂死。不停息的革命,一些人就会厌倦,甚至反对再“折腾”。在一般人看来,保守是常态,革命是非常态,保守是一些既得利益者的主动要求,又较容易适应人们的习惯性惰性,所以右派(保守派)在所有搞政治的人居大多数,并且风险较小。而左派则恰恰相反。革命本来是被动的,往往是被逼得爆发出来的(也是社会发展中总得有的一种渲泻)——没有这个基础条件,任何人和政治势力都不可能人为地发动一场革命。自法国大革命后,这种左右分明的大致格局已约定俗成至今,例如在西方社会从来不会有将贵族、大财团的利益代表误打成左派的笑话,也从来不会将来自下层的激进的政治势力误认成右派的。但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右派有时也会搞点的极“左”政策,左派也会有一时时偏右策略,但都不会影响总的格局。

  中国的政治可不是“一会儿批左,一会儿批右”的,除个别短暂的调整、变化外,“改革”前的20年,其基调是批右,这20年则是一直批左。前者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阶级,后者则往往以攻为守,以确保官僚阶级的地位、利益不受侵犯。前者承认:“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引用毛泽东话),因而就是在激进文革中,在党的“九大”主席台上又现法国大革命时那种左右分明的位置格局,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都特意保留有当时公认的右派的位置,他们也一直掌握着重要的权力。而后者,即“改革开放”后,则一再要求“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取自邓的话),在政治舞台上对左派格“杀”勿论,形成中国共和制后从没有过的完全一党一派的最高度“一致”格局(就是国民党内,也一直有常唱反调的左派位置)。左,历来是右的克星(我戏言为:左克右,右克中,中克左)因此,在这样的格局中,就“要特别警惕左”、“防左”。比较明显的原左派人物,几乎无一能逃监狱的厄运,为“长治久安”、继续控制政治舞台上不再有真正左派的痕迹、即隐患,就在“政治游戏”中把那些对他们走得太远有些担心的正统元老派硬打成什么“左派”“左王”,以顶替这个角色。那些“元老”,无论在过去的“文革”中,或在今天的“改革”中都是反对激进态度的,哪有什么“左味”?在今天以右为荣、为贵,咒左、骂左、剿左、伐左的时潮中,也是从此来羞辱他们。对于另一些他们无法控制其活动的海外左派学者,只好冠以“乳臭未干”的“新左派”,竭力控制并消除其影响,而对国内一些愿意承担左派角色的人,则被他们十分警惕的排斥在舞台之下,斥之为“极左派”,却不允许后者出声。一句话,在今日之中国,绝没有真正左派可以公开发表的言论、著作自由。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右派的恐左情结如此难以消去,其虚弱状也是不言自喻的。

  我这里所说的“右派”和左派,是指那些“搞政治的人”,当然不会包括您,我在南京当面给您戴的几顶“帽子”,只是戏言,不必较真。不过,我是想请您注意一下来自另一个方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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