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毛泽东的湖南痞子农民运动是国共仇杀之源
　　
中共早期的革命有中共宣传的理想化的一面，更有中共刻意掩盖的土匪的一面。
　　
二十年代国民北伐战争时国民党与共产党从合作到分裂，最後兵戎相见血腥仇杀，最根本原因是国民党代表的阶级是中共革命的对象，合作只是中共的权宜之计，直接导因则是中共民粹主义的工农运动过度暴力。而使国共提早分手。如湖南国民军人许克祥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杀共产党人，即与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的暴民恐怖有关。政大教授王健民所着《中国共产党史》记载甚详。
　　
毛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始於一九二五年冬，时蒋介石尚未清党，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进入南京，农民运动出现高潮，全省农会已号称有五百一十八万人，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形成赤色恐怖气氛。毛泽东为湖南农运辩护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运动的暴民形象已有很真实的描述，後来红卫兵以此为榜样，打人抄家，将「牛鬼蛇神」走资派剃阴阳头戴高帽游街示众，以至毒打致死这闻名的文革红色恐怖，就是当年湖南农民运动如何的无法无天的翻版。
　　
当时中共与宁汉分裂後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尚是革命的盟友，汪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们在前线与军阀作战，他们的家属在後方却受到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马日事变後陈独秀於六月致电共产国际的电文承认湖南农运过激酿成马日事变。他在电文中说，「当时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陈独秀说，「这些过火行动迫使出身小地主阶级与豪绅土匪的军人们，结成反共反农民联合阵线。尤其是家人曾遭受压害的军人更感到痛苦」。他在另一篇文章《湖南政变与讨论》中说，「长沙五月二十一日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为不无关系。」
　　
毛泽东的战友柳直荀在回忆马日事变的文章中也承认湖南工农运动使国民革命军人从支持共产党转而反共。他在文章中说，国民党军人「熊震，当他卫戍长沙的时候，表示很左，及开到辰州，听说他岳父被捉了游乡，勃然大怒，而开始极端的反工农运动」。国民党元老，同情共产党的谭延恺也因女婿（长沙大资本家之孙）受到农会勒索而不得不发电报向共产党说情。曾任中共总书记的瞿秋白也指责「农民运动居然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
　　
杀毛泽东妻子的国民党第叁十五军军长何键为国民党左派唐生智部下，马日事变前两日他在河南作战时，长沙总工会，抄了他在长沙的家并逮捕了他的父亲游街。何键闻讯後急电湖南省政府，大骂总工会捣乱後方。
　　
而最叫国民党震惊的是农会杀湖南大知识份子叶德辉。叶当时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惯农会的暴民作风，在农会开会时送了一幅对联意涵讥讽：
「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犬猪，都是畜生。」
　　
中国传统读书人有了名，闹点小脾气社会一般不以为忤，统治者也不敢随便杀他们。但叶德辉一代名士，竟因一幅对联被共产党以「封建馀孽豪绅领袖」的罪名公开处决了。柳直荀说，叶被枪决後，形势急转直下。湖南绅界震动，纷纷投身军队，军界一片反共情绪。
　　
马日事变後武汉政府仍未与中共绝裂，唐生智还处分了许克祥，因为当时武汉政府仍在接受苏联的援助，据蔡和森说，汪精卫和唐生智仍在催苏联顾问鲍罗廷将苏联借款尽快汇给武汉政府，以作北伐军东征军费。但在全军即将哗变的压力下「何键公开宣称『不分共不能衷征，不愿为CP东征』」。不得不与共产党分道扬□，宣布「分共」。
　　
中共早期革命完全可以用「烧杀掳掠」一词来形容。在一九二八年在闽西发动多次暴动的中共党员传柏翠原是日本东京政治大学学生，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叁零年他在闽西苏区肃反挨整，写信给闽西特委领导人邓子恢诉苦，信中提到，「我过去是一个做公开斗争工作的，杀人烧屋的勾当不知干了多少。」
　　
中共不仅烧杀土豪劣绅，国民党军官、官吏，也以烧光杀光政策来迫使农民民上梁山。十几万苏区农民跟着中共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就是迫於无奈，因为他们双手沾过「土豪」的鲜血。大陆出的《苏区肃反大纪实》记述夏曦在湘鄂西苏区第四次肃反将一批红军开除军籍，但这些红军苦苦哀求要不赶他们走，因为他们是「打土豪，分田地参加革命的贫苦农民，有家不能归，不跟共产党走只有死路一条。」一九九叁年出的《中国左祸》一书如此来形容中共当时的「烧杀政策」焦土政策：「一座座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鸣，一片片焦土，啼号不绝，苍生痛哭，群群百姓，无家可归，骨肉流离散」。
　　
笔者最近看到当时毛泽东中央红军一军团红四军政治部编的一份两万字「筹款须知」，是专门向红军讲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农绑架勒索财物的教材，其行径与土匪完全没有区别。
　　
这个勒索指南传授了九个步骤。第一是，精密调查，方法包括「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给那些贫苦工农」，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许赏他们的金钱以引诱他「说实话」。第二步是捉人「实为绑架」，特别强调要提以当家的父母独生子女以「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为最重要，同时未嫁的女，又只有一个，或媳妇怀孕，娘家又厉害的也为重要。收押的人必须常用宣传与恐吓的手段分别轻重对付。」
　　
第叁步是多贴条子，即将勒索对象写上条子贴出公开恐吓，该条指示，「不管地主，大商人，富农，凡在政策下可以筹得，都要贴，以免漏网」。
　　
第四步是软硬兼施加紧催款。文件所指的硬方式是以要烧要杀的形式恐吓。称「在必要时，没收一家财物，烧一家房屋，或杀一个土豪」。
　　
第五步，「做好做歹，雷厉风行」，「到筹款时候，必须动员群众，调查的调查，贴布告的贴布告，以及向群众宣传的，向代表（编按：被勒索者的代表）交涉和催款的，散布凶吉消息（即要杀人烧屋）的，做转弯的，提洋油的，磨马刀的，打土豪的，没收财物的，散发东西的，督促的，各种工作人员都要雷厉风行……才能使财宝滚滚而来」。
　　
大概中共早期美化自己的宣传尚未炉火纯青，因此有这样赤裸裸的绑架勒索教材，暴力□财连独生子儿童，黄花闺女和怀孕妇都不放过，手段如此卑劣残忍，比某些讲义气的土匪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