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周恩來和江青癌病的不同處理

文章來自高文謙先生的《晚年周恩來》。

核心提示：在年初大病一場以後，急於安排後事的毛澤東非常擔心自己活不過周恩來，而一向在政治上態度曖昧的周如果在他身後帶頭翻文革案的話， 以周在黨內外的聲望和手段，一呼百應，失去了庇護的黨內文革派根本不是對手。這就是毛隨後在周治病問題上的態度，讓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機的緣故。

周恩來是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規檢查時，偶然發現尿樣中有幾個紅血球和形態異常的細胞。周的保健醫生不敢掉以輕心，馬上又做了第二次檢查，請北京各大醫院最著名的細胞病理學、泌尿腫瘤專家對檢查結果進行會診鑑定，確診周恩來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因為事關重大，醫療專家們爭分奪秒，隨即派人聽取天津、上海兩地專家的意見，得出的結論是一樣的。與此同時，專家們又翻閱了國內外大量的參考資料，開會進行討論，認為周恩來本人目前沒有任何症狀，病變尚在早期，如及早進行治療，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癒率，而一旦錯過時機，發展成晚期膀胱癌，後果是嚴重的。

根據討論的意見，醫療專家們隨即向中央寫了書面報告，詳細敘述周恩來的病況，強調爭取及早治療的好處和疾病發展的不良預言。這是專家們的委婉說法。實際上，膀胱癌一旦錯失早期治療，結果只有等死。醫生並制訂了切實可行的治療方案，等待中央批准。因為按照中共黨內保健制度的規定，凡是政治局委員以上人員的治病方案，必須經由毛澤東批准後才能實施。然而，毛澤東的表態卻令人感到十分蹊蹺，他通過汪東興向負責周恩來保健的醫療專家們傳達了四條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第二、不要檢查；第三、不要開刀；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

醫療專家們深知時機對於治療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對毛澤東和中央作出這樣的決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寫信向毛澤東陳情，卻遭到了顯然是深知內情的汪東興的嚇阻。汪代表中央出面找他們談話，讓他們先"穩住"，強調中央這樣的決定是"保總理的"，說：你們要聽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慮全面的問題，可過一段時候再行。

這樣一來，對周恩來的治療工作便拖延下來，失去了早期發現後及時治療的時機，等到後來一切都已經晚了。這讓醫療組的專家們後悔莫及，覺得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不過，由於這件事涉及到毛為人品質中最惡的一面，明擺着把周推上死路，時至今日專家們仍然三咸其口。大陸中共官方更是諱莫如深，唯恐這種殺人不見血的事情揭露出來，損及毛的"偉大形象"。

周恩來是個非常精細敏感的人，儘管醫生們奉命對他的尿樣檢查的結果避而不談，卻無法瞞過他本人。頻繁的查尿，自然讓周意識到來者不善。既然醫生們不願意談這個問題，他就自己動手去查尿細胞學一類的醫書，了解有關醫學常識。醫生們也知道這一點，只不過雙方都沒有捅破這層窗戶紙罷了。

而1956年江青得子宮癌時，毛親自在頤年堂內同醫生們討論江青的病情，說：“方法的選擇，由你們決定。生了病只能聽醫生的，沒有別的法子啊。” 當時定下來，由俞葛峰大夫陪同江青，去蘇聯進行鈷六十放射治療。毛並請醫生們在頤年堂吃了一次飯。江青的癌症被完全治好。

在罹患癌症以後，周恩來知道自己已經來日無多。周心裡很清楚文革搞到這種地步，毛澤東固然是始作俑者，他本人也難辭其咎，在不少問題上是欠了賬的，如果不趁他有生之年加以補救，就是在中共黨內也將無法交代。

實際上，周恩來在林彪事件過後就已經開始這樣做了。比如，他對自己當年屈服於林彪的壓力而沒有對賀龍的問題說一句公道話，致使賀龍死亡一事一直心裡有愧。又如"楊、余、傅事件"，周恩來非常清楚這是林彪搞出來的，但當年並沒有出來替楊成武講什麼話，反而參與其中，扮演了執行者的角色。更讓周感到不好交待的是，當年被株連關押起來的楊成武的大女兒在林彪事件之後，因向中央寫揭發林彪、吳法憲的材料，竟然在他眼皮底下被整死。

周知道文革運動傷害大量無辜，而黨內各級幹部首當其衝，被拆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從全局上推動解放幹部的工作，是一個重新整合中共高層的機會，從中央到地方為數眾多的老幹部一旦重返工作崗位，就會在政治上成為一股與文革派相抗衡的力量，這樣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當然，周恩來在做這件事時並沒有貿然造次，而是處處注意打着毛澤東的旗號行事。他儘量擴大毛參加陳毅追悼會這件事的影響，為解放幹部營造政治氣氛。這年四月間，陳正人、曾山這兩個靠邊站的部長因無處投醫，救治不力而在不到半個月內相繼死去，其中曾山雖然曾經幫毛澤東在紅軍內部打AB團，殺人無數，但仍然在文革中受打擊多年，在與老友重聚時，因一吐心中的憤懣，過於激動導致心臟病發作而死。

由於陳、曾二人當年曾參加過中共井岡山時期的活動而為毛所熟識，這就使得
周恩來抓這件事情更加師出有名。根據周恩來的布置，衛生部組織北京十大醫院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對近五百名副部長以上的中共老幹部作了體檢，軍隊系統對軍以上人員也照此辦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從"牛棚"或外地的"五七幹校"趕回來參加體檢的，並且在這個名義下獲得了"解放"，重新安排了工作。

不僅如此，周恩來還利用林彪事件後一度分管的新聞宣傳工作，為解放幹部造輿論。四月中旬，他布置人民日報社起草一篇重申黨的幹部政策的社論，推動解放幹部的工作。不過，周在做這件事時十分注意分寸，兼顧政治上的平衡。 比如，在這篇社論中，被大陸官方和學術界廣為引用的強調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這段話，其實原文並非完全如此，而是經過刪節的。這段經過周恩來本人把關審定的整句話是："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湧現出來的新幹部，都是黨的寶貴財富。" 周恩來圓滑的為政之道，由此可以略見一斑。

在如何扭轉文革困局的問題上，周恩來也是煞費苦心，竭力避免觸動文革本身。周把一切問題都歸咎於林彪煽動起來的極左思潮。實際上，他這種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做法，在林彪事件發生後就已經開始在做了。

周恩來深知批左是一個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問題，很容易犯忌，觸到毛澤東的痛處。為此，他十分注意設法保護自己，在政治上站穩腳跟，把諸如" 極左思潮，就是形'左'實右"，"極左思潮不批透，右傾又會起來"一類話裝點其中，儘量讓人抓不住把柄。而且儘量打着毛的旗號行事。

毛澤東起初迫於形勢，對周恩來批極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過他很清楚批極左這把火遲早走會燒到文革頭上來的，即使是像周這樣躲躲閃閃的搞法也不行。當毛自覺已經渡過難關，便親自出馬，在政治上剎車了。

毛澤東雖然深居簡出，卻對外界的各種動向瞭如指掌，政治嗅覺十分敏銳。他很快就覺察出周恩來號召批判極左思潮所包藏的用心，企圖不動聲色地扭轉國內政局的方向，對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改弦易轍，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

為此，毛澤東在看到周恩來在外交部批極左的講話後，曾把他這種內心的隱憂向張春橋、姚文元這兩位文革派大將談過，表示不贊成批林彪的"精神萬能論"、"唯意志論"和"空頭政治"，認為這樣搞，將會批到邪路上去。毛之所以在林彪事件後的一段時間裡，對周恩來批極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主要是因為當時迫於形勢而不得不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作出某種限度的鬆動。現在，毛自覺已經渡過難關而決心在政治上剎車了。

當然，毛澤東是個慣於玩弄權術，喜歡在幕後充當"導演"的老手。在反擊周恩來所主導的批判極左思潮這件事情上，他最初並不想親自出馬，而是把打頭陣的任務交給了他的嫡系一-以江青為首的黨內文革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