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文贯中：父亲与国共的世纪恩怨（下）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1月11日14:28:30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文贯中亲耳听晚年的父亲说过：“毛泽东在政治上是一个流氓。”——宁使天下人负他，不愿他负天下人。只要对自己的专权有利，无论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对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也可以翻脸不认人，而且编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欺骗天下。”“父亲告诉我，周恩来特别对他说，‘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啊！’” ◆高伐林 （续前）父子 　　1965年，文贯中在父子离别十七年之后，与父亲有了唯一一次见面。他回忆说： 　　那是秋天，我念高中，正在上海郊区一个很偏僻的村里参加秋收。校长派了一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来找我，星夜把我叫到公社总部去见他，说你父亲一行由公安部副部长带队，到各地参观建设成就，已经到了上海，要你去见他，现在就放你的假。 　　他还给了我几十块钱——当时人民币还很值钱——他叮嘱我说不能乱花，要我跟我弟弟和照顾我们的阿婆各做一身新衣服。我赶回上海，阿婆（是文贯中的保姆，后文将写到这位可敬的女性）马上去找裁缝，各人剪裁了一件上装，第三天，阿婆便带了我们怀著极其复杂的心情就去华山饭店。 　　很多战犯的亲属都来了。上午是父亲他们一个个自我介绍在秦城、抚顺改造的情况，无非是党的政策如何好，毛泽东思想如何伟大，监狱里待遇如何之好等等。接下来是家属代表发言。我被选为家属代表之一，对政府表示感谢，并希望父亲早日成为新人。中午在大餐厅里吃了一顿非常丰盛的午餐。记忆中，所有家属另开几桌，并未与战犯合坐。下午是单独会见，让我、弟弟和阿婆三个人去我父亲住的房间。 　　文强（右一）于1975年被特赦出狱之后，与前国民党将领参观中共革命圣地延安。右三为杜聿明，右四为黄维。他们都是在淮海战役中（台湾称徐蚌会战）中兵败被俘的。（文贯中提供） 　　我问：与你心目中的父亲，有什么不同吗？ 　　文贯中说： 　　父亲离家时我很小，对他没有记忆，“父亲”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共产党年年搞运动，我母亲在我们懂事之前，已经将我父亲的照片全都剪了——他与我母亲合影的照片中恐怕永远都是穿的军服，母亲害怕若不小心被我们拿出去或者讲出去，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母亲自己一个人的留影，或是和我们孩子们的合影，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形象。我们目睹当时充斥报刊的有关蒋军官兵的种种漫画，心里始终怀著一种莫名的恐惧：父亲也会这样不堪入目吗？ 　　母亲自杀之后，我们常常问阿婆，父亲到底长得怎么样？阿婆是有心人，虽然口里说“我可变不出你们父亲的照片来呀”！但是她暗暗想办法，在我们住的那一带物色，竟然找到一个牙科医生，年龄，外貌和父亲十分相仿。一天，华灯初上时分，阿婆挺神秘地带著我和弟弟去他的诊所，要我们悄悄从窗外向里张望，我们在暗处，诊所内已开灯，从窗户外望进去，可以清楚看到在柔和的灯光下这个牙科医生的容貌和举动，他正微笑著和病人说话。阿婆悄悄说，你们好好记住这个人的相貌，他很像你们的父亲。我当时感到那是一个五官端正、双目有神，身材高大的人。心想，啊，父亲就是这样子的，感到一丝宽慰…… 　　真正见到父亲时，文贯中既觉得陌生，又似曾相识。“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谈话完全是公式化的，他问儿子的学习，问阿婆的身体。文贯中记不太清会面是在怎样一个环境中进行的，但记忆中旁边好象还有别的人。大家都心知肚明：那不是一个自由的环境。 　　——他问到你母亲怎么去世吗？ 　　——没有。他知道，一旦要问，阿婆一定会放声痛哭，就会收不了场。我们不会问让他为难的问题，他也不会问一些明知没有结果的问题。 　　让文贯中定下心来的是，在与父亲会见之后，公安部一位副部长把他叫到自己的套间谈话，对他说，估计你父亲很快会获得自由。 　　文贯中没想到：过了一年“文革”就开始了，副部长说的“很快”，竟是十年！ 　　文强1997年11月29日与四子、现在美国康州三一学院任经济学教授的文贯中摄于家中客厅。（文贯中提供） 洗脑 　　笔者问：为什么文强会被最后一批“特赦”呢？ 　　文贯中说：“实际上，1962年、1963年，象杜聿明这样已被特赦的父亲的朋友们，来上海参观，当局都会通知我和弟弟去他们住的饭店和他们见面。会面时，他们总说，你们父亲下一批就会出来了。我们盼了一年又一年。1965年见到父亲时，公安部副部长也亲口告诉我，‘每次报上去的特赦名单上有你父亲的名字，但是最后的名单要由最高层决定，前几次没能通过最后一关。’那么，是不是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将我父亲卡住了？会不会他们感到将父亲放出来对他们有所不便？他知道的事毕竟太多了！究竟是怎么回事不得而知。据说周恩来自知得了不治之症之后，写报告给毛泽东，说这些人都要关得老死了，都释放了吧，毛表示同意。” 　　1975年3月的一天，邻居来告诉整天忙于照顾瘫痪了三年多的阿婆的文贯中，说电台里有重要新闻。他家当时已经穷得连收音机都没有了，他便跑到邻居家去听，果然在报“特赦战犯”名单。当他听到父亲的名字时，兴奋极了，马上给父亲去信，文强也马上回了信。不过，中共释放战犯后得好好宣传一番，以利对台湾，对国内外的统战，文强有一个月忙得不可开交。5月份他才来到上海，见到了阿婆和儿子们。文强被分配到全国政协当文史专员，月薪二百——在那个年代算是高薪了——后来又当上了政协委员。 　　在监狱里，文强接触到的都是中共的正面宣传，让他们参观的都是诸如南京长江大桥、上海万吨水压机之类的“新中国建设成就”，以证明“国民党做不到的，共产党做到了”。就是“文革”年月，中共对战犯灌输的仍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不过，他们这些战犯被集中到大房间，腾出原来的单间来关押新揪出来的共产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 　　文强后来对儿子们讲述说：因为仅仅一墙之隔，晚上传来的拷打声、喝斥声，受审者的嚎叫声，以及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和“我是革命的”这样的表白声，不绝于耳，非常恐怖。其他战犯诧异共产党怎么打自己的人这么狠！——文强却一点儿也不惊讶，他跟他们不一样，他在几十年前当中共党员时，早就经历过类似的残酷内斗。 　　尽管如此，被共产党洗脑27年的文强释放之初，与受尽千辛万苦的儿子常常谈不到一起去。他目睹毛再次批邓、周恩来去世，天安门悼念，简直摸不着头脑。文贯中对他讲农村的现状、自己的经历，他往往要阻止，“不相信我说的，认为我过激”。但他与过去的同袍杜聿明、宋希濂等相聚，渐渐了解到，他们虽比他早十多年获释，却比他惨得多，“文革”中多被整得家破人亡，幸存者也有一箩筐血泪故事。文强对自己最后一批被“特赦”本来十分不满呢，没有想到，监狱竟相当于“世外桃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文强猛一下接触到真实的现实，困惑万分，但他毕竟是聪明人，对毛有戒心，不难意识到“毛大哥”又对中国造成什么样的浩劫。渐渐地，他在谈话时越来越少阻止文贯中对社会现状的议论了，虽然也不表态支持儿子一些比较激烈的看法。 　　上天赐予文强长寿，使他在出狱之后还享有了26年时光，赶上了改革开放。1985年，文贯中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文强到美国参观、访问，印象特别好，回去之后到处做报告，大讲什么是现代化国家，中国以后应该以谁为榜样——榜样就应该是美国！他越来越认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认为虽然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堆积如山，但邓小平总算为中国找到了一条自强的道路，循序渐进，坚持政治和经济的各项改革，迟早会像美国那样富强。文强对邓小平非常景仰，在美国的公开场合大讲特讲自己有生之年要是能写本《邓小平主义》，“是最愉快的事情了”。 　　没想到——在文强漫长的一生中，“没想到”的事儿实在是不少——来了个“六四”。 　　文贯中说得很中肯：父亲追求一辈子的理想无非是祖国的强盛和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到晚年还是将问题看得简单化了，认为中国就应该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了，别的就水到渠成。“六四”给了他极大冲击，使他明白，中国的事情没有那么容易！文强当时住在北京永定门，到政协去学习，开会，必须穿过天安门和长安街。在美国的文贯中时时打电话给他，担心他的安全，他说自己没有什么不安全，却为国家忧心忡忡。文强平生看过的学潮多了，可这次规模之大是他前所未见的；善于驾驭学潮的共产党，对六四的血腥反应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 　　文强的《邓小平主义》没有写出来。或许，以他这么丰富的阅历，此时也看不懂究竟何为“邓小平主义”了吧？或者对邓小平主义究竟能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也发生疑问了吧？ 　　文强在黄埔军校是林彪的班长，后来两人在国共内战战场上又是对手。图为文强与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合影。右为文贯中。（文贯中提供） 故人 　　笔者问：你父亲跟你谈起过对毛、周的印象吗？ 　　文贯中回忆，父子谈起1949年之后毛泽东对国家、对他的党、对自己战友所做的事时，他亲耳听晚年的父亲说过：“毛泽东在政治上是一个流氓。”文贯中解释，“他下这个结论，意思是说，毛泽东宁使天下人负他，不愿他负天下人。只要对自己的专权有利，无论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对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也可以翻脸不认人，而且可以编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欺骗天下。” 　　文贯中还说，“我父亲不是耿耿于怀的人，平时讲话比较平和。就是讲毛泽东的为人，也是很客观地说，并不满怀仇恨。毛泽东的后人愿与我父亲交往，我父亲对他们也非常友好，比如，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好几次与我父亲一起吃饭，我在国内时也参加过一两次。” 　　关于文强与周恩来的交往，文贯中说：“父亲告诉我，在周恩来去世前派人派车以神秘的方式接父亲到医院去看他。据父亲事后讲，周恩来特别对他说，‘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啊！’” 　　“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周恩来这是什么意思呢？ 　　文贯中说，“我觉得这是对我父亲的规劝，当然也反映周自己的心态。父亲与周恩来的交往，主要是黄埔军校期间，再就是南昌起义及其后一段时期。李立三、王明路线时，我父亲从四川逃到上海去，想找周恩来证明他对共产党的忠诚。后来国共合作时，共产党人袁国平等都说，周恩来在延安给你平反了。在‘文革’这样异常诡谲的政治气候下，当年亲手帮助平反的这位国民党军统高层军官、‘甲级战犯’，这件事会不会成了周恩来的一个心病？” 　　虽然文强亲口对文贯中提过此事，但文强去世后，文贯中翻阅父亲日记，却找不到任何记载。当然，周有可能要文强对会面一事保密。文贯中跟《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谈起此事，根据高文谦的分析，周专门接见文强的可能性是有的。周为人处世思虑极为周密。当时“四人帮”对他发动新一轮攻击，罪名无非就是“自首”，“叛徒”，“跟国民党勾结”。现在，文强获特赦，弄不好本身就可能成为“四人帮”的活靶子，并成为“四人帮”攻击周的活材料，周极有可能先作文强的工作。文贯中说：大约八十年代初，邓颖超跟父亲有一次单独会面，这是许多人知道的。可是他们谈了些什么，却不得而知，父亲的日记里也找不到记载。“非常有可能，我父亲将一些事情永远带走了。” 　　关于文强与周恩来，还有这么一段公案。赵浩生在其回忆录里说周恩来去世后他去北京，采访到杜聿明和文强，他问文强“双十协定”签订后是否参与“密谋刺杀周恩来”，文强立即放声痛哭，承认有这回事，结果误杀了李少石云云。文贯中对此给予强烈否定说：“我大哥还保留我父亲的日记，日记中提到那天会见了赵，但根本没提到谋害周恩来。我又去问1979年后与我父亲一起生活的弟弟。他说，日常谈话中提到过类似话题，但父亲坚决否认，也从来没有见到其他材料。大陆著名党史专家何蜀曾写专文考证，对赵浩生的说法斥为‘无稽之谈’。何蜀提出几点理由：周恩来在长达八年的抗战期间，先在南京，后驻重庆，整天生活于军政人员之中，真要谋害他不是很容易吗？还要等到‘双十协定’之后？文强在军统内分工一直搞情报和策反，与行动无关，不可能参与谋害周的策划和行动；文强与周恩来有师生之谊，按其性格，就是有人提出要他参与他也会拒绝；何况当时他根本不在重庆。李少石事件后来公认的说法是，司机驾车不慎，发生车祸后引起误杀，并非阴谋，与谋害周完全扯不上关系。我不懂赵浩生为什么要这样写？” 　　文强是毛泽东的表弟（毛泽东的母亲文氏是文强家族的姑母）。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左三）与文强（左一）聚会于文强五子文定中经营的“阿文上海菜馆”，右一为文强四子、现在美国康州三一学院任经济学教授的文贯中。（文贯中提供） 自传 　　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高龄去世。文贯中说：“近400人或对他高尚人格的爱戴，或为他传奇而跌宕的一生所吸引，或对他生命力和才华的仰慕，或为他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操所感动，前往八宝山参加了他的告别仪式。我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和全国政协的协助下，也匆匆从美国赶回作最后的告别。” 　　文强的高龄让他幸运地赶上了中国史学界“口述自传”这班车。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她正在发起“口述自传丛书”，将父亲的老对头文强列入项目，可惜文强没有口述完就去世了，《文强口述自传》（采写者刘延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笔者在读这本书时，一方面感到参与者为抢救珍贵史料做了一项重要工作，另一方面也为该书的不少错误而遗憾：人名、地名、职务、年代……要查核一下其实只是举手之劳啊。 　　文贯中解释说：父亲对人口述，由别人记录整理，比他自己写负担要轻得多。但是他少小离家，乡音未改，整理的人多是北京人，听不太懂他的湖南口音，记录有很多错误。学者何蜀写了一篇文章作了很多认真考证。何蜀这篇文章笔者也查过，说该书“程国绪”应为“陈恭澍”，“张云毅”应为“张云逸”；书中说“‘西安事变’后不久，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变”，实际上后者在前；书中写文强1925年从上海乘海轮赴广州投考黄埔途中，在船上意外碰到毛泽东，是根本不可能的…… 　　文贯中介绍说，他读过父亲生前最后整理过的一本回忆录，有一定价值，但在国内尚没有出版。父亲生前与全国政协交涉过几次，政协一定要他将在监狱里面27年的情况补充进去，但父亲不愿意再提这段经历，“无论是什么罪，总有刑期。不明不白被关了那么长时间，他认为是不公正的。要将他认为不公正的东西正面去写，他并不情愿”；当时文强年龄也大了，身体也不行了，就耽搁下来。现在他已去世，就更没法补进去了。 《文强口述自传》。 汗青 　　笔者问：你对你父亲一生有何评价？ 　　文贯中沉吟一下说：“他是个血气方刚、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人，对社会对人民十分真诚的人。这样的人，年轻时很容易成为狂热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记得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一个人如果30岁之前不是个社会主义者，他一定是个冷血动物；但是，如果30岁之后还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就是个白痴了。这话用在我父亲头上也是比较贴切的。” 　　文贯中接著说：“他最初的立场基于民族主义。他成长的年代，中国面对列强种种欺负，无力应对。一代精英考虑的，就是如何找出一条新路，使中国尽快摆脱百年积弱，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我父亲那代人为了拯救中国，当时愿意实验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道路，因为苏联体制种种恶弊尚未公之于世，人们只看到它表面上的蒸蒸日上。我父亲其实30岁之前已经成熟起来，体会到消灭一切私有财产，提倡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这种极端主张的危害和虚无缥缈，回到执行中庸之道的国民党一边。目前中国所走的路线，不也是放弃阶级斗争，提倡社会各阶层和衷共济，与各国友好相处，同意保护私有财产，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路线么？这其实和国民党当年路线分别不大了。可是，这套做法还是有严重局限。我到美国来后，十分关心美国的治国之道，发现当年国共两党‘共产主义救中国’还是‘三民主义救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今天来看已完全落伍。中国还是应提倡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依法治国的理念，在进行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推行宪政，中国才能真正获得长治久安，在世界上获得普遍尊重和爱戴，进入更高境界。我的看法跟晚年的父亲谈过好几次，他表示出越来越大的兴趣，要我好好研究美国治国方略，真正弄懂。不管怎样，父亲一生不惜抛弃舒适生活，出生入死，上下求索，历经种种曲折和苦难。他走的弯路，很多时候也是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所走的弯路。他漫长而曲折的一生，其实反映了中国在刚过去的整个世纪中寻找对付内忧外患，自强自立的艰难求索的过程。” 　　文强很以自己是文天祥的后代而自豪，他说：“我家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须能背诵《正气歌》，以背得滚瓜烂熟为荣，这是我家的传统家风。”文贯中告诉笔者：父亲获释前从来没有人告诉他先祖是文天祥，文天祥那首《正气歌》却很小就会读会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不过，笔者回想文强的经历与中国的变迁，涌上心头的却是文天祥另一首同样脍炙人口的诗《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强铜像。 附录　文强年表 　　1907年9月19日（农历）　出生于湖南长沙县。 　　1925年6月　在长沙艺群美术专科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沙学生运动。 　　1925年8月　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 　　1926年1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国民党。 　　1926年3月　脱离国民党，公开共产党员身份。7月跟随朱德入川，在北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工作。 　　1927年　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 　　1928─1931年　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 　　1931年8月　脱离共产党。 　　1931年底至1935年　回长沙从事新闻工作，任少年通讯社社长。 　　1936年　加入国民党，任浙江中央警官学校情报参谋训练班中校政训员、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政治指导员、参谋本部的上校参谋。 　　1937年　任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 　　1937年11月　任国民党军队前方办事处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教导总团政训处处长。 　　1940年　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统一委员会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代表军统局驻上海，负责对东南五省日汪政权策反。 　　1941─1944年　任驻上海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处长，忠义救国军少将政治部主任。1942年春到重庆，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后被派往华北，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并兼任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 　　1944年春　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主持实际工作，1945年春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5年12月　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等职。1946年，晋升中将。 　　1948年夏　被程潜任命为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9月，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11月，参加淮海战役。 　　1949年1月　被解放军俘获。 　　1975年3月　获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 　　1981年　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委员会顾问、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86年起　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8年　任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1989年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2001年10月22日　在北京去世。 　　相关文章： 　　专访文贯中：父亲与国共的世纪恩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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