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儒梁漱溟对毛泽东的评价：五体投地 |
| 送交者: JDTCT 2011年01月15日06:20:43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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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发表过吴江先生的一篇文章《值得纪念和研究的梁漱溟》（见1999年第9期），文末说：“梁漱溟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有益于中国文化的人，也是有益于探索中国社会的人。这样的人是值得后人纪念、研究的。”
吴先生如此评价梁先生，真乃仗义执言，说出了许多真正了解梁先生的人的心里话。 我的亡夫李渊庭，是梁漱溟先生的学生、秘书，跟随梁先生治学近60年。我是1945年11月在重庆见到梁先生的，不久由梁先生的夫人陈树介绍加入民盟。如说我家与梁家“过从甚密”并不为过。特别是1985年3月至1988年初，我在梁漱溟先生亲自指导下，编写《梁漱溟先生年谱》（199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过程中，与梁先生交谈较多，又阅读了他的主要著作，对梁先生这样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又有了更深的了解。我愿意将我知道的一些事，和别人虽写过而我认为需要补充或修正的事，写出来以供参考。这大概是我这个年逾八十、身体多病的老人，为梁先生最后办的一件事吧！ 把梁漱溟两次访问延安概括为一次是“求同”，二次是“存异”，未必恰当 写梁漱溟，特别是谈到梁漱溟与毛泽东主席的关系，就不能不谈梁漱溟1938年和1946年的两次去延安。但是，有的文章把梁的两次访问延安，概括为第一次是“求同”，第二次是“存异”，我认为是不符合实际的。这只要认真看一看梁先生有关访问延安的文章便可以知道了。 梁自谓第一次访问延安是考察并交换意见。关于第一次访问延安的动机，梁漱溟在1938年出版的《告山东乡村建设同人同学书》中，明确无误地说：“我去延安是有两件事要做，一是对于中共作考察；二是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若论其意绪动机，则蕴蓄已久。我是要求社会改造的人，我始终同情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所谓考察者，不是考察别的，是专考察共产党的转变如何。其一所谓交换意见者，不是交换旁的意见，是专为求得国家进一步的统一，而向中共负责人交换意见。” 梁先生1931年与梁仲华一道在山东苦心经营“乡村建设运动”工作，经过六年多的努力，已有所建树，不料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长驱直入，国民党节节败退。中国能否战胜日寇，梁先生心中无数。 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战的呼吁，梁漱溟先生不知是一时策略，还是真诚实意。想探虚实，明真相。 七七事变后，南京政府于8月17日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吸收一些社会名流参加。梁漱溟先生也在被邀之列。梁在此次会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印象很好。会后，他就找董必武说：“我想去延安。” 说来梁漱溟与毛泽东还有一点旧缘。民国七、八年（1918、1919），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梁正在北大教书，既是毛泽东老师又是毛的岳父的杨怀中（昌济）先生，同时在哲学系任教。杨住地安门豆腐池胡同，毛随杨同住，梁去看望杨先生，便有了与毛泽东碰面的机会。 董老把梁漱溟想访延安的信息电告中共中央，延安表示欢迎。所以他在1937年12月下旬，安顿好他从山东带出的人员后，在1938年元旦就上了去延安的路。 据梁漱溟先生讲，这次访问延安，谈话最多的是和毛泽东主席，前后共八次。除一次毛主席设宴招待，一次告别送行外，六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有两个钟头，其中两次是通宵达旦。 梁漱溟先生在1938年写的《告山东乡村建设同人同学书》和1941年在香港《光明报》发表的《我努力的是什么》两文中，对他与毛泽东的谈话，都有重要记述（上述两文均编入《梁漱溟全集》第六卷）。 毛泽东谈话使梁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毛的《论持久战》的思想，梁说：“这篇文章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内容来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谈话，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 梁漱溟先生坦陈他“是在悲观失望中去延安的”。在编写梁先生《年谱》时，梁先生对我们叙述得更为具体生动。他说：“日寇侵略我们，全国处于崩溃边缘。日寇来了，各自逃难，抵抗不了，我非常失望，对蒋介石政府失望，对全国统一不起来悲观。”“在延安时看到毛君泽东，谈国家大事，毛泽东是完全乐观的。毛泽东讲日本是个小国，它侵略中国，兵力很有限。我们是大国，地方辽阔，大得很，我们退到西南了，日本的兵力就分散了，它的兵力不够用了。日本的野心想独吞中国，欧洲列强不会允许。日本人一定要失败。”梁先生说，毛泽东谈得很多，越谈越使他兴奋，中国有希望，也就使他“由悲观变为乐观了”。 梁漱溟曾向毛主席测探中国统一前途的消息。梁说：“我看中国问题有两面，一面对外要求得民族解放，一面对内要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你看对不对呢？”毛泽东答曰：“完全同意。”梁先生又问：“这两面问题应当分别解决呢，抑或一并解决，不得分开？”毛泽东答曰：“这原是相关的事，不应分开来谈，但究非一事。在进行解决上或时有轻重宾主之异。譬如眼前应当一切服从于抗战，第二问题只能附在第一问题里去作。”梁先生说：“这在我亦没有疑问。不过我却要求在今日民族对外之时，决定我们本身社会改造之事，我认为此一决定，正为对外抗战所必要……” 梁漱溟进而提出他“要确定国是国策”的主张，他说：“就是对民族解放、社会改造两大问题，及其所涵细目，均有确切之订定。尤其要紧的，在建国的理想目标，并其达于实现的路线步骤。如何来确定呢？这当然要全国各方开诚相商，共同决定。” 据梁先生回忆：“毛泽东表示单为抗战而团结，诚不免一时手段之嫌。但他又虑社会改造问题重大，牵涉甚远，各方意见或未易接近。倘各方意见不能归一，岂不又影响眼前抗日？似不如走一步，说一步。我说你这种顾虑亦是应有的，不算过虑。但遇此困难，当以热心（热心于彻底团结）信心（相信彼此说得通）克服之，而努力以求得最后结果。毛泽东先生说‘你的意见是好的，此事最好由国民党来倡导进行，或其他方面来推动提倡。中共方面，因为刚将抗战促动起来，不过六个月又吵动什么社会改造问题，似乎不便。’” 谈话中的主要争论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谈到中共的政治路线时，梁先生问毛泽东：“中共过去最大的错误是什么？”毛泽东笑着说：“你且说一说看。”梁漱溟据其所见，谈了“两个对照”。说北伐时，“革命军并非以兵力或战术战略制胜”，“成功在政治上适合当时大势需要”。对照十年内战时期，在梁看来，“共产党之革命无成，即是其政治上的失败，政治上路线错误”。梁又与抗战爆发前后的形势比，他认为这一时期，“共产党博得国内大多数的同情拥护和期待，声光出于各党之上”，没有别的原故，“只为放弃对内斗争”，“适合人心要求”。而且梁先生断言，“过去十年之劳而无功”，证明了中共“政治路践之不对”。对于梁先生这一番“宏论”，毛泽东的不能苟同是肯定的，但据梁先生的记述，说“毛泽东听完我的话，笑颜相谢，说‘你的意思很可感’。” 有时二人也发生争辩。据梁所述，在谈到建设新中国要认识旧中国时，所见不同就争辩。梁说：“毛泽东的理论主张四个字‘阶级斗争’，我就反对他的‘阶级斗争’。我认为老中国是缺乏‘阶级斗争’。明清近五六百年，阶级分化不明不强，贫、富、贵、贱当然有，可是上下流转相通，不固定，跟欧洲社会不一样。中国的老话‘耕读传家’……还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农家的人读书，学成中举，点翰林，还可做官当宰相，近代社会工商发达……工人与资本家对立，关键是资本主义起来。中国资本主义没有成功，只有萌芽。我与毛泽东争论，毛泽东说‘你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我说‘你对中国社会特殊性认识不足’。这样就没有什么话好讲了。” 尽管如此，梁说：“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谈话）都可以让你很舒服的回去。” 梁先生还曾问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你们都说团结御侮，是否不御侮就不团结呢？对内斗争是一时放弃呢，抑永久放弃？”张闻天先生答复说：“我们原来与国民党合作一起北伐的，但中途被排斥，十年苦斗非所愿，今得重合，将长久合作下去，共同抗战，共同建国。” 首访延安，应该说是梁先生政治上的一大转折 梁漱溟这次访问延安18天，通过实地考察和与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郭洪涛等先生的谈话，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的团结抗日政策，政治思想上有所沟通，从而开始转变反共的态度。笔者认为，一直自诩为“中间路线”和“第三者立场”的梁漱溟先生，开始了“中间偏左”的迹象。 当年春，他写出《告山东乡村建设同人同学书》并即时付印，讲赴延安的所见所闻。1941年他又在香港民盟办的《光明报》上发表长文《我的努力是什么》，详谈延安之行。 梁先生谈到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毛泽东时说：“我非常佩服他，五体投地的佩服。” 他说访问延安总的观感是“延安确是苦”，“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谈到学校教育，梁先生讲“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梁先生还说：“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风气。” 梁先生这些文章的发表，实际上做了有益于中共的宣传，反击了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共的种种诬蔑，让国内国际了解了延安的实情。 1939年2月初到9月中旬，梁先生曾带着他的学生黄艮庸等五、六人到豫东、皖北、苏北、鲁西、鲁南、冀南、豫北、晋东南等敌后游击区考察。历时8个多月，经过50多个县市。其中既有国民党军队驻地，也有中共军队驻地。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5月30日，行抵王庄（国民党军驻地）。翌日下午，沈鸿烈、于学忠同来住处看我，并邀赴欢迎大会（欢迎于学忠和我），七时欢宴，酒菜奢侈，竟有冰镇啤酒汽水（从青岛运来），绝不似身处山村之中，更无艰苦抗敌之意。”“8月11日，往张坊（红军驻地），与罗荣桓政委、陈光师长会晤，并承苏孝顺秘书长招待一切。他们缺乏粮食，生活艰苦之极，所云用膳，其实只有水煮南瓜一味，无所谓饭，无所谓菜。”仅此日记两则，梁先生同情共产党军队和厌恶国民党军队的情感，跃然纸上。这与梁先生首访延安时得到的好印象恐不无关系吧！ 赴香港筹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报》曾得周恩来暗中支持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黄炎培、沈钧儒、张澜和梁漱溟先生等在为奔走调停国共两党关系的多次聚会中，取得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共识。至是年3月27日，调停工作未果，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却于3月19日在重庆成立。黄炎培任主席（数月后改为张澜），梁漱溟任秘书长。会上并决定由梁先生赴香港筹办《光明报》。 据梁先生回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得到中共方面的积极支持，特别是在重庆的周恩来先生，更是具体帮助指导，起了很大作用。对于该同盟成立，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社论，称其为“民主运动的生力军”。 梁先生回忆说：“离重庆前夕，我到曾家岩密访周恩来先生，向周恩来先生商谈办报方针。周恩来先生热情支持我们办报，我们直谈至深夜，当晚住在曾家岩。我表示愿与他们在香港的人取得联系。周恩来先生告诉我，中共驻香港代表是廖承志。” 梁漱溟先生到香港办《光明报》，遇到许多困难，既有人才、资金的不足，又有国民党的诬蔑和破坏。正是梁漱溟先生“烦恼痛苦”之时，周恩来暗中帮助了他，而他自己一直不知道。 笔者知道此事，是在1974年或1975年的一天，我去萨空了先生家中看望萨公，适冯亦代在座。闲谈中，萨公谈到他与梁漱溟先生在香港办《光明报》时讲：“1941年夏，当时我在重庆办《新蜀报》（名称似此），一天上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通知我下午两点钟到曾家岩去，说周副主席找我谈话。我虽是中共党员，但还没有见过周副主席，不知找我谈什么。我按时到了曾家岩，周副主席在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梁漱溟先生在香港办报，决定派你去帮助他。他目前经费困难，给你带上五千元港币，交给他。’我到了香港见了梁先生，他头一句话就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看他神色很严肃，就没有实说，告诉他‘不是’。原来当时国民党正攻击他，并说民盟是抗日中的‘第五纵队’。他为了避嫌，所以问我。这一来，我带的钱也不好说是周恩来同志给的了。后来由范长江出面转了个弯交给了他。”梁先生安排萨空了担任《光明报》经理。1985年编《梁漱溟先生年谱》中，我和梁先生谈在香港办《光明报》的经历时，我将听到的萨公的话告诉梁先生，他说他不知道。但梁先生又说：“当时就感到诧异，范长江说（钱）是一位南洋华侨捐献的，我只写个收条就行。我当时就曾怀疑是不是中共支援的，但未明问。” 据梁先生讲，《光明报》在香港创刊，还得到了廖承志、范长江等人的多方帮助。但是，是年“九一八”刚创刊的《光明报》，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形势危急，12月上旬便被迫停刊了。 梁先生再次访延安，目的是要中共了解他“退出现实政治”的决定 梁漱溟先生第二次访问延安是在1946年3月，旧政协会议之后。访问情况的记述，见1977年梁先生写的《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谈话》长文（编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文中明确说到此次去延安的动机：“那是在重庆的旧政协开过后，我宣称不参加将要组织的联合政府，为求得中共方面的同意而必须去访谈的。”旧政协闭幕前夕，周恩来先生将返延安请示，回来才签字，特到民盟总部交换意见。梁先生即将他预先写好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交托周公带去。梁先生在文中讲：“（信中）表明我要退出现实政治，从事思想言论工作，不参加联合政府之意。不料此意乃非共方所许。毛泽东手答一信，经周公带回面交于我，略谓参加政府与从事言论工作不相妨碍。周公面语尤见严厉。他说：‘国民党一党专政，关着门，不容许各党派参与，经我们大家合力争取，现在门已敞开，你却临门后退，影响不良，绝对不许。’我一面在报纸先后刊出《八年努力宣告结束》及《今后我致力之所在》两文表明衷怀所存，一面即不能不有延安之行。” 梁先生为什么不参加拟议中的联合政府呢？梁先生在“追记”文中讲：“要知道，当时且将实行的宪政是出于张君劢巧妙设计，为国民党所同意，为共产党所同意，为民盟内外各小党派所同意，唯独我一人却认为其不可能行于中国。此宪政是以英国政制为蓝本，而形式格局上袭取孙中山五权宪法的。英国政制原是我少时在清末所梦寐以求者，入民国后即逐渐觉悟其不可能行于中国（见1931年发表的《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一文）。在那时节各方面都同意之下，我一人无法持异议，只有闷在心里。但是要我随众参加实施其事，又岂可能因之我要退出现实政治，站在批评立场，发抒夙怀意见，自属必要。去延安就是向毛泽东他们倾吐此中曲折。” 梁先生到了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并向毛泽东说：“我为增进共方朋友对我的了解，在我倾吐积怀时希望多有些人在座。”毛泽东允为约集十人听他谈。 梁先生与毛泽东和十来位中共领导人见面。谈话时讲：“我认为一月间政协会议所取得的协议行不通。可能用不到二、三年，或一年就失败。”“大局到两党合作的宪政失败而别寻出路之时，我有预先准备的一方案在此，愿提供中共朋友参考。”梁先生讲他预备的方案有一个前提，但吞吐其词，被在座的任弼时说穿：“是蒋介石死后？”梁先生点头一笑（见前不久播出的《中国命运的决战》第13集）。 梁先生追述说：“我预备的政治上各方面合作的方案，既非一党垄断之局，亦非多党互竞，而是多党的合作。蒋是任何方式合作的死敌。蒋不去，皇帝制度在中国仍然名亡实存，群情不安，大局不定。”“多党彼此为有分际的合作，……于理想有合，我筹思要综合各党派成立一个综合体，以负起救国建国任务。”梁先生不但建议实行由一个革命党（意指中共）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订定国是国策，而且还提出各党派在交换意见时应注意“求同存异”循行的四条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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