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网友以为我的“蒋介石是内奸”这个看法是标新立异。
其实不然，我的这个看法根本就不是我第一个发明的，是历史上许多人就认为蒋介石是抗战中的内奸。

如果说就是我一个人乱发明，那大可不必理睬，或者大批特批都行。
但是其它的历史人物如果也这样认为，那么可以认为，“蒋介石是内奸”这个结论还是有那么一些道理的。

举一个例子吧。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认为蒋介石是二战是同盟国这边的一个大内奸。否则，为什么要下令秘密暗杀蒋介石呢？
这个事情可不是我造谣，是美国派去伴随蒋介石二十多年的一个美国将领的回忆录这么说的。
是他接到的罗斯福的命令，但是，由于没有找着合适的时机，后来战事吃紧，只好作罢。

当然啦，美国总统的观点，也不一定就正确，我只不过是指出，认为蒋介石是内奸的看法不是我一个人罢了。

那么，怎样判定是一个人是不是内奸呢？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对内奸也是要有一个认识过程的，不是一开始就能够知道的。
因此一些网友反驳说，中国共产党怎么能够和内奸合作呢？在没有认识清楚的情况下，当然是有可能不得不和内奸合作的。
任何人都是人而不是神，不能够做到能掐会算，即使毛泽东也是这样。

那么，内奸的判定标准呢？

当然是看他是不是对抗日武装开火。我想，在那些蒋介石的反共高潮中被打死的八路军新四军官兵，在临死的时候，是清楚蒋介石是内奸的。

但是困难就在于，你知道并不等于人家知道。中国共产党知道了蒋介石是内奸，并不等于全国人民知道，并不等于国民党的广大中下级军官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处理起来比较困难。如果因为了蒋介石是内奸，就向国民党军队彻底宣战，结果打的也不是蒋介石，而是国军的队伍。
而蒋介石可以乘机宣传共产党叛乱，于是全国人民就更不容易认清。
因此，只能是有理，有利，有节，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就经常遇到皇帝是内奸应当怎么处理的困惑。
比如说岳飞，皇帝下令把他给杀了，他只能选择引颈就戳，否则你说怎么办？
你引颈就戳了，日后有被平反的机会。而如果你反抗，那你就真的是谋反，反而民族英雄成了内奸，皇帝倒成了好人。

实际上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就相当于皇帝的身份，最高领导人嘛，但同时就是一个内奸，始终在干着破坏抗战的活动。否则罗斯福为什么要下令暗杀他？

而毛泽东的策略和罗斯福的不同。毛泽东是要在同蒋介石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向全国人民宣传，揭露蒋介石的真面目。毛泽东争取的是民众。
许多国民党军内部的高中低级军官和国民党士兵，也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就看透了蒋介石是内奸之后，实际上在抗日战争中就已经投奔共产党军队了。
正因为如此，在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的时候，才会出现不少国军官兵纷纷战场起义加入到共产党队伍的壮观场面。

那些起义加入到共产党队伍里的国民党将领，难道是为的个人好处？当时加入共产党队伍有什么好处吗？
一些右派耿耿于怀的，不就是当官的有一个小灶，吃的要比当兵的好一些吗？这一点好处和国民党军官的好处相比，那可真是天上地下。
共产党也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内部当然也有等级，但这个等级和国民党军队的那种等级，甚至和现在的美国军队中的等级相比，可以认为是微乎其微的。
难道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就是为的共产党的这个小灶？他们在投奔共产党之前吃的可比这个小灶要好不知多少倍呢。

此外，右派又能够举出多少例子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哪个共产党的军官居然率部投奔蒋介石的？难道投奔蒋介石没有好处吗？
蒋介石的军官待遇，可比共产党的干部待遇强得多。
我就记得在看抗日战争的各部小说中，里面描写国民党兵中流行的一首歌，歌词是：“小妞小妞快快长，长大成人跟连长，穿皮鞋，咯咯响，一进门儿三道岗，没有米面找保长。”这里面就已经形容了国民党军里连长的待遇了，还只是个连长和保长啊。
如果有人不信，可以去问这里的王保长嘛，他肯定知道的。

我从来不反对宣传国民党军的抗战事迹，但是蒋介石是内奸，这也是必须澄清的。

有一些人对此观点的反驳方法是错误的。他们总是在把国军的战绩和蒋介石挂勾，说什么如果蒋介石是内奸，他怎么会打某某某仗之类愚蠢的问题。
如果这样的话，还会以为岳飞抗金的所有战果都成了皇帝老儿的战果呢。

蒋介石在抗战的任何战役中，起到的其实就是破坏捣乱的作用。只不过的一些战役他的破坏捣乱不大成功，就胜利了。
例如，李宗仁就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他领导的第五战区，由于他接受任命的时候坚持要求蒋介石不许掺和进来，打日本人的效果一直就不错。
而其他战区，就经常出现本来打得不错，坚持下去眼看就要成功了，蒋介石一掺和进来，国军形势马上的急转直下了。
即使破坏捣乱得成功的，也还是有许多国军的英雄将士们重创了日寇，但仍然记不到蒋介石的帐上，因为蒋的作用，就是内奸。

你们瞧，我认为蒋介石是内奸，抗日战争中共产党认识到蒋介石是内奸，许多国军的官兵认识到蒋介石是内奸而投奔共产党，罗斯福认识到蒋介石是内奸而命令暗杀蒋介石。有这么多人认识到蒋介石是内奸，是独夫民贼，是人民公敌。
因此，如果有人要反驳，那也并不是仅仅反驳我一个人就可以了，必须得挨个反驳才是啊。

有人大概会说：上面这些资料仍然不足以证明蒋介石是内奸。

本网友记得，曾在网上看到过一篇名为“国民党抗战的五大奇迹”的文章，其中说《岗村宁次回忆录》中提到蒋介石给投降日本人的伪军发饷的事情。
本网友于是就搜索了一下，找到了一个提供这本书的PDF文件的网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5141337.html。
其中，第三编“北京三年”的第十七部分“投降的将领”（全书第327—328页），岗村宁次是这样叙述的：
“十七、投降的将领

我到北京就职后，了解到管辖区内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有不少以上将、中将为军队司令的国民党地方军。
这些地方军大都是各派系的旧军阀，目前虽接受中央政府的军饷，对蒋介石却未必忠诚。
只要避免和他们作战，即可减少牺牲，节省兵力。因此，我要求各军司令官、兵团长等对国民党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
结果非常奏效。从1942 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43 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

其中最大的军，就是前面提到的庞炳勋八万(原文如此——译注)大军。

除上述将领统率的正规军外，投诚的也有地方杂牌军的小部队。即使这样队伍，在维持治安方面也起到一些作用。

1942年10月8日我曾到山东省张店，检阅了该地杂牌军的投诚部队，当晚在日本饭馆招待各部队的五、六位部队长并进行了恳谈。
此时我想起在北满任第二师团长时，曾费了一年的苦心，最后成功地使管区内的土匪全部归顺。
当举行归顺仪式后，也是在饭馆宴请他们的几位头目，并进行了恳谈。

这些将领可以说对蒋介石不够忠诚，对国家民族倒有相当诚意。
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
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

1944年3月22日，我在北京宴请了全部降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胡毓坤、荣子恒等，并进行了恳谈，当他们得知不久将发动进攻时，仍表示碍难参加对中央军作战，而愿协助维持后方治安，并向我介绍了河南西部的民情。

注:后来在我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末期，估计向我军投诚的重庆系地方军的兵力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即达30万人左右。”

在这里，岗村宁次为蒋介石辩解说“这些将领可以说对蒋介石不够忠诚”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是蒋介石在抗战结束之后不久就宣布岗村宁次等人无罪，并把他们送回日本去的。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时候已经是1942年10月，而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已经于1941年12月9日发表了如下的对日宣战文告：
“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
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
不料强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
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并且，伪军将领说得很明确，这是“重庆的军饷”，肯定是蒋介石签署同意才可能发出的。

这就是说，蒋介石居然在正式对日宣战十个月之后还继续给投降日本人的伪军发饷。
如果说这样的人还不算内奸，那恐怕就没有内奸了。

还有人拿出毛泽东写给蒋介石的下面这封信，试图用来证明蒋介石不是内奸：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

先生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

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
　　
　 　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 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 坏阴谋。
　　
　　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
　　
　 　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之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 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注解：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
　　
　　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

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间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

　　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

　　专此布臆。致祝健康！并致

　　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首先，本网友请大家注意：毛泽东这封信写于“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就是1938年9月29日。
因此，按照上述假设，这封信证明了毛泽东到1938年9月29日为止仍然不认为蒋介石是内奸的。
而新四军官兵被杀是在1941年，蒋介石给投降日本人的伪军发饷是在1942年，罗斯福总统密令暗杀蒋介石则是在1943年。
因此，正如数学网友指出的：“在没有认识清楚的情况下，当然是有可能不得不和内奸合作的。任何人都是人而不是神，不能够做到能掐会算，即使毛泽东也是这样。”

那么，本网友在下面就要为大家再介绍其他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同样可以作为“蒋介石是内奸”的铁证，同时也显示毛泽东在写这封信之后不久就认识到蒋介石是内奸。

大家都知道，蒋介石在1937年发表的《对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中曾这样说：“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本网友再请大家看一个资料。
这个资料是1939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发表的演讲《外交趋势与抗战前途》，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也提到了卢沟桥事变：
“我们这次抗战是起于卢沟桥事变。凡是一种战争，要有目的，要有限度的。如果随便瞎撞，就会使国家民族自趋灭亡。
我们这次抗战的目的，当然是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和日本开始谈判。
假使可以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就可以开始谈判，以外交的方法，解决东北问题。
有人以为抗战到底的口号，是共产党害了我们，心里不免恐慌。
我想我们只要照到这种方针来做，有什么可怕呢？
但若在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没有恢复，即与日本谈判，便是我们最大的失败。”

也就是说，在1939年1月16日，也就是毛泽东写信的四个月之后，蒋介石已经把1937年宣言中的“抗战到底”改成了“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
“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就已经占领了东北三省。
所以，所谓“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实质上就是主张将“收复东三省”排除在“抗战到底”的目标之外。

当然，蒋介石说是要“以外交的方法解决东北问题”。
那么，这里有谁相信，通过外交方法能够“解决东北问题”，让日本人主动把东北三省还给中国？
反正本网友是不信的，搬运工人信么？

这就使毛泽东认定蒋介石要投降了。因此，同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反投降》的报告。

根 据毛泽东草拟的报告提纲，他首先指出：“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是 从抗战开始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则是目前政局中的现象。国民党反共也是从统一战线建立时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 但把反共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则是目前的实际。”

然后开始分析原因：“目前的这种形势，是由于三方面因素造成的，即是:一、日本的诱降政策，二、国际的压力，三、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今分述于后：。。。”

经过对日本诱降政策的深入分析，毛泽东指出：“做一句话来说，就是：基本的侵略方针非贯彻不可，否则有德、俄革命的危险。
由此可知，以为日本可以根本上让步，可以不经长期战争而用英、美压力恢复卢沟桥以前状态(蒋介石，国民党许多人)，只是梦想。”

他还指出：“为表示和之诚意给国民党看，给英、美看，日本用大力“扫荡”八路军(华北十五个师团)，现又企图进攻陕北，作为促进国民党降日反共之一步骤。”

他在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压力之后，继续指出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现状：
“国民党已在进行其投降的主要准备工作，即是反共，反共是投降准备工作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半年以来，华北、华中、南方、西北反共活动特别厉害。在华北:八路军从日本手里收复失地，国民党从共产党手里“收复失地”。
在西北:共产党没有超越边区寸土，国民党则用武力侵入边区许多地方(镇宁、宁县、旬邑、靖边、瓦窑堡)。原因在于共产党是投降的最大障碍物，不反共则不能投降。。。”

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情况是与（国民党）六中全会时不同的。那时，抗战还在高潮，十月三十日蒋之宣言、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之驳斥近卫演说就是证明。现在，是在敌人以诱降为主并已生效的时候，是在英、美加紧策动投降的时候，是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依靠英、美并执行反共政策之后。所以，那时，虽以反投降为第一条，但实际没有现在严重。。。”

最后，他很沉重地说：“抗战可能有两个前途:第一前途——大部抗战，小部投降；第二前途——大部投降，小部抗战。”

在分析了“大部抗战，小部投降”这种乐观前途之后，他着重分析了“大部投降，小部抗战”这种悲观前途可能导致的后果：
“那时必是一个混乱局面，不是一个统一局面。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那时，中国人民对苏联希望必增加。那时，国际必是一个战争与革命局面。那时，日本与英、美、法的冲突是可能的。如果这种情况出现，正是中国革命长期性、曲折性的实际。

不能设想，不民主的政府如现政府能够抗战到底。不能设想，这种政府能够争取最后胜利。我们一次也未希望过，也未说过。

只有愿意动员全国人民的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政府，才是能够领导抗日胜利的政府。

旧东西的改造，经过叛变与克服过程。

那时，可能出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内的)。

那时，中国可能有三种性质的政府——日本的傀儡政府，半傀儡政府，抗日政府。这几种政府间的斗争，将组成所谓相持阶段的局面。所谓相持阶段，可能正是这样情况的阶段。

　　不能速胜也因这种情况。

　　不会亡国也因这种情况。

　　将来抗战局面不外二途，如前所说:一、大部抗战，小部投降；二、大部投降，小部抗战。如果是第二种前途，则其可能情况如上所述。但第一种前途，目前并未绝望。”

然后，在对上述情况分析进行小结之后，他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号召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
“　第一，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

　 　第二，全党努力，同一切爱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群众)亲密联合在一块，并和他们一道(如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 必须和他们一道，不是我们单独)去动员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

　　在这里要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与人员。

　　第三，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必须坚持这种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动摇。

　　党的一般任务就是这样。”

他还特别提到了“拥蒋问题”：
“　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过去是对的，现在是对的，只要蒋领导抗战一天我们还是拥护的(当然以抗战为条件)，不应对蒋有不尊重的表示。

　　但蒋对抗战在某种情况下不能坚持的可能是存在的。即在那时，我们如何表示，还要慎重考虑。当然，那时不能不有表示，但须是适当的表示，应以有利团结多数抗战、有利国共继续合作为原则，而不能随便地轻率地恢复“反蒋”口号。

　　蒋对于共产党存在着敌意，这是他自己表示的事实，我们必须严防他及其部下破坏我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对外不说“国民党投降”，应说“地主资产阶级投降派”。”

遗憾的是，尽管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方（包括国民党内）抗日力量共同做了很大的努力，1940年8月国民政府还是发表了《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
“恢复和平之绝对必要条件：
（一）凡因作战而来之日本军队应限期完全撤回，其在北方长城内外之部队应全部撤出河北察哈尔省境以外。
（二）凡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军所占领之中国南北地方，包括察绥两省及沿海大小各岛屿，应完全交还中国。
（三）凡占领地内之伪组织，均应自战斗终止之日由日本负责撤消，不能作为中国内政问题。所有伪组织之法令契约，一概不能承认。
日方并不得要求任何占领地内行政之特殊化，中国行政完整必须完全恢复，不容有任何干涉内政之举。
（四）凡占领地内日方所占领之中国公私产业，须一律交还。凡日方所办具有垄断性质之公司，中国不能承认。
凡经济事业一概依中国现行法令及条约办理。除租界及通商口岸之外，凡占领地内之日本侨民，应随同军队撤退。

希望条件：
日本自动声明愿废止不平等条约，放弃领事裁判断权、租界、内河航行权、辛丑和约驻兵权等，定期实行此项声明，望恢复和平之日同时发表。”
蒋介石对这个纲领的批示是：必须坚持“热河不在东北范围之内”，东北问题则“须待和平完全恢复后另案交涉，现在不能提议。”

很显然，东北仍然被排除在“抗战到底”之外，蒋介石在国内抗日力量的压力下做出的“让步”仅仅是坚持“热河不在东北范围之内”。
自此，不仅毛泽东和共产党，国内其他抗日力量对蒋介石这个“内奸”的真面目基本上是看清了。
到了1941年1月皖南事变，事情就更加清楚了：蒋介石直接对抗日武装力量举起了屠刀。

当然，蒋介石虽然是内奸，但是，他与汉奸汪精卫还是有不同的。

汉奸是直接投靠日本鬼子，直接领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民。

而内奸主要是混在抗日力量内部搞破坏。
内奸的主要表现，正如李宗仁等坚决抗日的国民党将领在回忆录中揭露的那样：国军打得其实不错，眼看就要取得战果，只要蒋介石一掺和，马上国军形势就急转直下。

这样的人若不算内奸，那就真的没有内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