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游俄观感（蒋中正）蒋中正

十二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奉国父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十六日，我率同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等，由上海启程。二十五日从满洲里入俄境，九月二日到莫斯科。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启程回国，十二月十五日回到上海。我就把这叁个多月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写成「游俄报告书」，寄奉国父。这时候，国父屡次催我回广州亲自详报，十叁年一月十六日，我到广州，即向国父再作口头的说明。

在这叁个月的期间，我们曾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组织，参观其设备，并听取其负责者对于实况的说明。其党务方面，我们考察俄国共产党中央党部，由其政治局秘书罗素达克（Ｒｕｄｚｕｔａｋ）说明俄国革命的经过，及其当时建党的情形。我们又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我在会议时，说明中国国民党以叁民主义为革命的最高目标，自信其在两叁年内必有成功的把握，并指出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及实际工作，还有隔膜，希望其国际共产党干部多到中国来考察。当我回国的前夕，乃接到他共产国际对我中国国民党的决议文，观其论调，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殊不胜其慨嘆。

军事方面，我们在莫斯科考察红军及其各兵种各级学校与军队党部的组织。我们在彼得格勒，考察〔第28页〕海军大学等各级学校，并参观克隆斯达军港（Ｋｒｏｎｓｔａｄｔ）及其舰队。我的印象是他在莫斯科的陆军学校和部队，组织严密，军容整齐，而其在彼得格勒的海军学校和舰队，却是精神颓唐，士气消沉。两年前，克隆斯达军港曾以海军军士为中心，发生革命，反对布尔雪维克的专制独裁，和战时共产主义的残暴措施。这一革命不久即归失败。当我们到彼得格勒考察时，其地方当局和海军官员对此亦讳莫如深，但是我从当地军民的精神上，还是看得出其创痛的痕迹。

政治方面，我们访问其政府的部会，考察其村苏维埃、市苏维埃，并参加莫斯科苏维埃大会。我参观他各级苏维埃讨论与决议等情形，并与其党政要员谈话之间，无形中察觉其各部分，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而且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叁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像所能及的。

俄共的领导者，对于我们代表团的参观和考察，无论其党政军各方面，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但是我和他们商谈中俄之间的问题，而涉及其苏俄利害有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我访问苏俄，正是加拉罕发表其对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之后，他到中国来与北京政府谈判新约的期间。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共同宣言中，越飞亦声明苏俄「决无在外蒙古实施其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之意」。但是我与苏俄党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现他们对于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这一点不只使我感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了解其苏俄所谓援助中国独立自由的〔第29页〕诚意所在。

当我到莫斯科的时候，列宁病重，陷入沉迷状态，不能晤面。我会晤了苏俄党政及军事负责诸人，他们说到苏俄的国家政策和革命战略，都是遵守列宁所指示的路线。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斯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托洛斯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

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最后与托氏告别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与土耳其。他又特别提起其在德国与波兰革命失败的经过情形，加以分析；最后再谈到援助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托洛斯基託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一九二○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復使用其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所以他又郑重的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他并且代表列宁对我国父致敬。他这一段话，使我特别注意。

在苏俄党政各方负责诸人之中，其对我国父表示敬重及对中国国民革命表示诚意合作的，除加密热夫、齐釆林是俄罗斯人之外，大抵是犹太人为多，他们都是在帝俄时代亡命欧洲，至一九一七年革命才回俄国的。这一点引起了我特别注意。我以为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拉迪克与越飞等，比较关切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的合作。可是越飞自中国回俄之后，已经失意了。

我并且注意到当时列宁卧病如此沉重，而其俄共产党内，以托洛斯基为首要的国际派与史达林所领导的国内组织派，暗斗如此激烈，我〔第30页〕就非常忧虑他们这样斗争，必于列宁逝世之后，对于中俄合作的关係，更将发生严重的影响。综括我在俄考察叁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至于共产党在当时对我们中国国民党所使用的分化、隔离、製造斗争等各种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
只就其在我们访俄代表团内组织而言，本团四人之中，叁人都是国民党员。只有张太雷一人是共产份子。访问团一到俄国，他就施展其分化工作，杷沈定一诱到他一边，与我们对立起来。于是代表团各种计画、考察工作、对俄交涉，以及一切意见和主张，都不能一致。由俄回国之后，共产党以访俄代表团内部意见纷歧为藉口，来抵销我们对苏俄的真相，考察所得的报告书。

我在报告书里，陈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并向国父面陈我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十叁年叁月十四日由奉化致廖仲恺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的意见。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叁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中之党员也。而我国党员之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第 31页〕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其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国人程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宁有是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

我们了解　国父当时联俄容共的政策，乃是为求中国革命力量的集中和意志的统一，如果中共愿为国民革命努力，那我们儘可把中共这一分力量纳入本党领导之下。

至于当时革命的形势，我们要为国民革命建立一个根据地，只有广州是最为理想的所在。但是广州，乃为英法旧殖民地主义的势力控制之下的商业都市。我们中国国民党在这里集结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政府，要从这里出师北伐，求得国家的统一与独立，必须争取国际上的援助和同情。然而西方列强若不是与我们革命政府为敌，就是对我们国民革命袖手旁观，更无仗义援手的国家可觅。适于此时，俄国共产党初得政权，以联合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扶助东方民族独立为号召。我们国民革命得到他这一消息，无异认为是中国革命的福音来临，几乎视为人类的救星。故对于他的援助，自是竭诚欢迎而并不有所致疑。国父联俄政策的决定，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地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第32页〕

我回到广州报告之后，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係，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国父深信并言此时只有使中国共产党份子能在本党领导之下，受本党统一指挥，才可防止其制造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进行。如我们北伐军事一旦胜利，叁民主义就可如期实行。到那时候，纵使共产党要想破坏我们国民革命，亦势所不能了。何况苏俄对中国革命，只承认本党为唯一领导革命的政党，并力劝其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服从领导，而又不否认中国并无实行其共产主义的可能呢？故仍坚持其联俄容共的决策。但是我又在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发现共产党份子挟俄自重的一切言行，和本党党员盲从共产主义的迷惘心理，深以本党不能达成国父所赋予的任务为忧。于是代表大会闭会以后，我力辞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并将筹备处交给廖仲恺，而离粤归乡；直至当年四月，復感于国父函电的催促不已，重责我革命党员，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坚不准辞；復派戴季陶同志来奉化，转达其准许我不闻党政，专办军校的要求相约，我乃重返广州，接受黄埔军校校长的任命。

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国父逝世，当时我正率领党军，在东江讨伐陈炯明，已经平定潮梅。十五日，大元帅府改组為国民政府，党军改称為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至此始有完整的广州，与统一的广东，做了革命根据地。
此时本党反共态度的党员，在北京上海另行集会，即「西山会议派」。本党在广州的中央负责干部，尚能一致团结，并没有显著的裂痕。但是共党这时对本党内部的分化作用，更加积极，挑拨构煽，製造左右两派，指胡汉民戴季陶及反共的本党党员為「右派」，指汪兆铭廖仲愷及亲共的本党党员為「左派」，而挑拨胡汪间之互相猜疑与衝突。八月二十日，廖仲愷被刺，本党中央更陷入危疑震撼的境地。
民国十四年十月一日，因陈炯明重起叛乱，我率师再度东征。这一役，攻克惠州城，收復海陆丰，再定潮梅。我还在潮汕的时候，共党已在广州散佈谣言，对我诬衊中伤，反对北伐，并攻击我个人為新军阀，破坏本党的北伐计画。我知道这是莫斯科俄共的整个的策略， 而不仅是中共叛乱的开端，於是本党处境的阽危，已到了极点。
在十九日的夜间，我认為革命形势至此，个人的生死，自不足惜，而党与革命的存亡绝续，是不许我再有犹豫的。我乃於二十日清晨，即在广州卫戍司令部宣佈戒严，逮捕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共党分子，收缴共党分子所操纵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枪械，并派兵收回中山舰。
此时共党夺取广州基地的阴谋既已失败，北伐的阻力亦告消失。
五月二十一日，本党中央全会发佈对时局宣言，决定北伐。这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也就是本党与共党消长的分水岭。

十一月，莫斯科共產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作成「中国问题决议案」，把我们北伐军事的进展和全国民眾的响应，看做他「革命运动的第三阶段」，要在这一阶段中，「从民族解放运动过渡到新的革命局面」。莫斯科為了指挥中共，实行其彻度的农村政策」，中共為了执行莫斯料这一决议，把他的工作分為两方面：一方面是趁著国民革命军的进展，从本党的民眾运动中，纠合城市和乡村的地痞流氓，操纵工会和农民协会，製造武装的暴力。另一方面，分化本党并离间国民革命军，製造各军之间利害衝突的矛盾，乘机渗透我国民革命军，而伸张其影响，扩大其控制三中全会之后，共產派更加猖獗。国民革命军的政治部，為共党分子渗透的主要目标。他们利用政治工作，在各部队之间，极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 当国民革命军指向上海时，共党分子乃乘机组织工人纠察队，发给枪械，企图乘机暴动，成立劳工市政府，挑起列强在上海与国民革命军的衝突。正在这个时候，国民革命军佔领了上海。我即於三月二十六日由九江进驻上海，亲自镇摄这远东第一个国际市场。
四月十二日，為了防制共党的暴动，我军与当地的工会及商会合作，收缴赤色工人纠察队的枪械，监视共党煽乱分子，上海遂得归於平定。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业于四月二日在上海召开全体紧急会议，由蔡元培先生主持。吴敬恒先生提出共党谋叛证据案，出席各委员亦报告共党在湘鄂赣浙皖及上海各地，受共產国际指使，破坏革命，扰乱社会的违法事实。会议乃一致决议，諮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採取非常紧急处置，将各地共党首要危险分子，就近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随即决议清党。
五月五日，中央常务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通过清党原则，并组织清党委员会，执行清党工作。南京、上海和广州各地都积极进行全面肃清共党分子，社会秩序得以保持，而东南各省才算没有替俄国布林雪维克做试验场，更没有為莫斯科俄党内争做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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