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
作者：王怡
（按：这篇长文，是我为民主中国网站“反右运动50周年征文”而写，尚在连载中。谨以此文，献给马礼逊来华200周年，及“反右运动”50周年。基督教来华的二百年，正是中国史上苦难深重的二百年。教会受逼迫及复兴的这50年，也是中国人在极权主义之下挣扎求生的50年。基督徒的知识分子，不但应看到教会的历史，也当看到整个族群的历史，既看到上帝在中国教会的手，也当看到上帝在中国的手。由此看见教会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关系，是祝福还是诅咒？我躺在病床上差不多一个月，写下这篇文章，默想上述的视野。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希望此文能帮助你了解那一段历史。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读完这篇文章，和我有相同的看见：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国人的面前罪孽深重。请你与我一道，为50年来殉道的圣徒感谢主，也为教会的罪，为1950年后中国基督徒的大规模背主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咒诅，在上帝和我们同胞的面前忏悔。）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一）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新约·罗马书》3：10

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
——林昭狱中血书

基督徒右派李景沆，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天水市一中的数学教师。我们知道他，是因为在2002年春天，作家邢同义用掉12盘采访磁带，写出了《一个基督徒的右派生涯》。

基督徒右派俞以勒。我们知道她，因为她是林昭的狱友。1961年林昭入狱后，一度与俞以勒拘禁一室。她们不但成为难友，也成为在基督里的姊妹。林昭从起初一个毛泽东的信奉者，到一个不妥协的专制的批判者，最终回归基督信仰，成为一个对刽子手怀着怜悯的殉道士。近年来，她被自由知识分子们誉为中国的圣女贞德。

基督徒右派吴维尊，在个人思想改造报告中这样写道，“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他在1957年被下放改造，一直到文革前夕被捕，被判无期徒刑。入狱前他为自己定下一个原则，“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从此直到2002年12月离世，他用自己的大半生践履了这几个原则。

尽管吴维尊在狱中经受了一切肉体折磨，但他依然可算当时中国人中“唯一一个公开拒绝读毛主席语录的人”。直到70年代初，筋疲力尽的狱方给他提出两个简单要求，停止饭前祷告，诵读毛泽东语录，便可视为服从改造。但吴维尊一如既往的以死相抗。在他瘦弱的身体内，蕴含着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想象的惊人力量。

1957年8月7日，正式成立三年的基督教（新教）“三自爱国会”，决议号召全国基督徒，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但在共产党政权下，宗教不过是愚昧和迷信的遗留，即使牧师和其他神职人员，也很难被当局和一般公众视为“知识分子”。更何况那些普通的信徒。因此教会内的反右斗争，比主流社会和主流知识界更加惨烈。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的基督徒，或因他们的双重身份而能被主流社会了解，但大批被迫害的基督徒，却难以被计入“右派知识分子”的群体。甚至迄今为止，基督徒右派分子们的遭遇，也难以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

1972年6月1日，因反革命罪在1952年入狱的教会领袖倪柝声，在狱中离世。他离世后两周，《香港时报》发表文章，根据大陆156种报纸、57种杂志作出了一个确切的、但是不完全的统计。1950年—1953年的“三自更新运动”期间，被监禁的新教徒约6万人。其中被处决的共10，690人。而在1957年—1958年“三自爱国会”领导的反右斗争期间，被划为右派的新教徒不计其数，其中被处决的有2，230余人。

三自运动：信仰的沦陷

早在反右运动之前，中共借助“三自筹备会”及吴耀宗、丁光训等人，在反帝、爱国、拥护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下，一统分散的基督教会。1949年9月，中共高层钦点了当时在教会内并无重要地位的吴耀宗、刘良模等5人，作为基督教代表，参加产生新政府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共精心培育他们的地位，让吴耀宗在会后率宗教界代表团进行全国巡访，在各地均受到党政首脑迎接。尝到甜果子后，周恩来在1950年5月短短一个月内，接连三次接见以吴耀宗为首的19位基督教领袖，开始摊牌。

第一次接见，周恩来以一句话为中国的基督教定下调子，即传教是与帝国主义侵略相联系的。由此他提出三项建议，第一，教会应当发起一场反帝爱国的运动，彻底清算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清算教徒中的“帝国主义走狗”。第二，基督教在新中国要受约束，不要到街上去传教。第三，教会应该独立自主，切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这个讲话迄今为止，仍然是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的基调，也是官方宗教学界迄今为止理解近代教会史的一个基调。

第二次接见，周恩来开始语带威胁，说教会必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拥护《共同纲领》，使宗教活动有益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他再提出一个具体限制，教会不能再邀请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也不能再向境外募捐。

第三次接见，主要关于政教关系。周恩来转而向教会示好，说政府的“统一战线”要扩大，能不能加入统一战线，关键不看唯心论还是唯物论，而是看“是否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切断了联系”。他进一步提出两个更加凶狠的威胁，一是重申要把宗教界的害群之马、极少数的走狗清除出去，这样广大的基督徒就不会因为少数坏人而受到歧视。二是要求教会内部开展自我批评，对自己进行检讨和整理。

周恩来这三次紧锣密鼓的讲话，仿佛魔鬼在旷野里的三次试探，瞬间便把教会领袖们逼上了一条绝路。紧接着，毛泽东在6月6日的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上发言，宣布“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的反动势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一个号称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信仰自由，就这样被葬送了。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领袖们随后作出了他们的选择。要么妥协，走卖主的路。要么像旷野中的耶稣拒绝撒旦那样，拒绝共产党，走一条殉道和护教的路。在这两条路上，就分别产生出今天的“三自会”和“家庭教会”。

当时吴耀宗等人，在信仰上受自由派（现代派）神学影响。连他在内，三自阵营中几位主要角色，均曾在自由派的大本营——美国纽约的协和神学院进修。不可否认，他们的确也有一种真诚的爱国和反帝心理，和当时几乎所有自由知识分子一样，也对新政权和社会主义革命充满盼望。如在1948年，深受“社会福音”影响的新派神学家赵紫宸，以一种悲凉的语气写道，“大批不顾个人安危的年轻人站在了共产党人一边，他们根本不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于教会。”

这些越来越倾向于左翼社会思想的基督教新派人物，开始围绕在吴耀宗的周围。1948年，吴耀宗曾写下《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宣称基督教在华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他说，“如果我们的思想与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一样，我们实际上就变成了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无意识的工具。在求解放的广大民众眼里，我们不过是鸦片”。

这些新派的“基督徒”看到了社会参与的重要性，但因身受自由派神学的捆绑，无法回到基督教正统信仰的救恩论，去认识个人救恩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因此对他们来说，“基督的救赎与社会变革是一回事”。他们所谓的基督信仰，已和一个世俗的社会主义者相去不远。吴耀宗的儿子吴宗素，在2006年11月其父的遗体迁徙仪式上，在宗教局官员面前为其父辩护。仍苦口婆心的提及吴耀宗坚持认为“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并无矛盾”。中国教会史专家、法国的沙百里神父在其著作中评论说，这正是“三自运动”从新教开端的原因，共产党显然注意到吴耀宗等人的思想，“他们对此相当重视并充分加以利用”。

尤其在韩战爆发之后，西方传教士加快了被逐出中国的速度，少数人被政府逮捕。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也高涨，对这些自由派的教会领袖触动更大。吴耀宗写下《共产党教育了我》，重庆神学院的院长陈崇桂写出《我政治思想转变的过程》，在随后的三自革新运动中，成为对广大基督徒进行思想改造的两篇范文。他们最后的结论都是，原来共产党的理论是正确的，“唯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救全世界”。他们承认，自己已从一个改良主义者变成了革命者。

而另一些教会领袖，则在政府首脑的三次接见后，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对自己所信的也丧失了信心。转而认为若不妥协，教会就会被彻底摧毁，于是怀着一种忍辱负重的想法接受对政治的依附。如上海灵修神学院的院长贾玉铭，曾公开宣称，“参加三自会是违背神旨意的”，但到1954年春天，几个宗教干部去他办公室密谈数小时之后，他参加了三自会，并当选为全国副主席。聚会处的领袖倪柝声，早期也公开反对三自，不久就改变态度，甚至为三自辩护，说教会是一个杯子，政府是一个盘子。杯子要放在盘子上，是理所应该的。可惜政府决意要拿他杀一儆百，1952年，他仍然因反革命罪在沈阳被捕。其他的人，则有出于恐惧而随波逐流的。也有极个别的鼓动者，是共产党建政之前就打入教会的秘密党员。如上海组建三自会的主要人物李储文“牧师”，1961年后任“三自爱国会”秘书长，后来在文革中经受不住红卫兵的殴打，亮出党员证求饶。身份暴露后，改任上海外事办主任，后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副社长。

随后吴耀宗“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很快拿出了一个表明基督教政治立场的宣言，《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以团结全国基督徒爱国、爱党，反帝、反美为宗旨。并根据政府授意，邀请到40名教会领袖联名发起。这个宣言的最后定稿经周恩来过目，政务院批准。宣言连同第一批1500余人的签名名单，全文刊登于9月23日的《人民日报》。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开响应“基督教宣言”运动的指示》。随后在当局扶持下，开展了一场持续数年的签名运动。

当时全国约10，000间教会，8千传道人，84万基督徒，人人都必须过关，签名以自保。签，就是爱国，不签，就是反革命。到1951年4月，签名者达18万人，年底达到36万。到1954年“三自爱国会”正式成立时，亲手签下名字的基督徒达到41万6千余人。

至于中共在1949年后，为什么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控制教会，而没有直接用暴力消灭宗教。表面冠冕堂皇的说法是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说”。不过可以参考 1956年11月，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接见澳洲圣公会代表团时的讲话。他说到三个原因，第一，基督徒们大多有一技之长，可以改造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第二，可以利用基督徒，和外国建立友好的关系。第三，政府不想制造殉道者，引起反抗。另外，中共负责宗教工作的李维汉，曾在1961年一次内部会议上，对党内极左派做过一次非常直率的解释。为什么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我们都消灭了，却要留下宗教呢？李维汉说，容许宗教的继续存在，“更有利于‘促退’宗教信仰，而不是更有利于‘促进’宗教信仰”。他反对一些激进做法，如在信徒中开展无神论的教育和辩论。他说，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出于国内外的统战考虑，请大家一定要理解。但这种温和的倾向仅仅一年就消失了，李维汉被不点名批评，被视为修正主义和投降路线的典型。中共开始强制取消宗教。李维汉也开始搞 “无宗教区”的实验，他派工作组到温州，彻底砸烂基督教会。但温州的地下教会反而越打越多，文革后成为基督教最兴盛的地方，甚至有“中国的耶路撒冷”之称。李维汉曾在80年代承认，直接消灭是一种彻底失败的政策。

可惜当时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尚沉浸在对新民主主义的浪漫设想，及20年代“非基运动”以来对基督教的偏见中。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想去讨论共产主义与宗教自由的问题。也几乎没有人关注基督徒的政治命运。但基督徒在1950年至 1956的遭遇，人人过关，思想改造，控诉大会，这一切都在1957年重演，成为一般知识分子的恶梦。当一个社会失去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就连一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也失去了。由周恩来一手导演的对基督徒的信仰禁锢与迫害，到1957年就变成了由毛泽东引蛇出洞的全面的思想禁锢与迫害。这令人不禁回想起纳粹时代尼莫拉牧师那一段椎心刺骨的忏悔：

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

殉道与护教：中国自由史的篇章

最讽刺的是，一个号称独立自主，“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运动，却建立了一个二千年教会史上罕见的彻底依附于政府、放弃圣经真理而接受政府和现实政治目标控制的教会组织。用吴维尊的话说，“这个‘自’，实质上是中国党和政府对神在中国教会的绝对领导权，或绝对主权”。但对基督徒来说，这已不是基督的教会，也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一些公开反对三自，捍卫基督信仰和良心自由的，恰恰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独立教会和本色化的教会。而三自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当局消灭他们。

在极权主义的洪水猛兽前，人的尊严和良心的自由，如何可能站立得住。以此观察1949年后的中国，41万基督徒集体签名加入三自，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基督教在中国150年的宣教和扎根，当极权者来到的时候，却都如草木禾秸的工程，一瞬间就软弱跌倒了。但另一方面，到1957年以后，在中国扎根2000余年的儒家传统和士大夫精神又如何呢？难得发现一个顾准，发现一个遇罗克，王元化先生说，“我们知识分子终于没有全军覆没”。一位朋友曾当面毫不留情的说，就算顾准没有沦陷，和你老又有什么关系。

这话太尖锐，也太刻薄。但共产党的确让知识分子知道了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知识和信念，不足以支撑他们在独裁者面前的人格。他们的脊梁轻易就断了。而当时全国三分之二的新教徒，他们心中的上帝也没能扶持他们，他们轻易也跌倒了。就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无数次全国性背道，无数次偏离他们的上帝。但就如圣经中所说，即使在全国性的背道中，上帝也总会“为自己留下七千人”，使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会断绝。总有“七千人”不会向偶像屈服，不管这偶像是木头泥巴，还是政治国家。

中国自由史上最令人震惊的篇章，就是在“三自运动”中，上帝也在他黄皮肤的子民中为他“留下了七千人”。大约还有10万左右的独立教派的基督徒，从“三自运动”一开始，就以不合作、不服从的态度，走向家庭聚会，拒绝思想改造。开创了1949年后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也在中国史上第一次拓展出以非暴力方式，为着信仰抗拒专制的、一个活着的传统。他们中的多数人只是消极的不服从，保持秘密聚会。但也有的教会领袖，在政治高压下公开表态，公开聚会，公开辩护。这种在宗教迫害中公开为信仰辩护的人，在第一世纪的教会史上被称为“护教士”。在1957年，1966年，和1989年，知识分子们在政治逼迫中从来没有诞生过他们的“护教士”。但在50年代，中国基督教中出现了这样的护教士。

堪称中国基督教“护教士”的，是北京独立教会的领袖王明道。他从一开始就公开反对三自，成为三自会的眼中钉。1954年北京教会召开对王明道的批判会。他在这一年底发表《真理呢，毒素呢》一文，针对吴耀宗的立场，宣称“在圣经中，没有‘帝国主义的毒素’，只有上帝纯全的真理”。他告诫吴耀宗们说，

“你们不如爽爽快快说这种教训是‘耶稣和使徒播散的毒素’，还比较诚实一些。我只问你们，我上面所引的这些经文是不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如果你们不敢说‘是’，就请你们快些收起这一套恐吓人的面具来。如果你们说‘是’，就请你们赶快脱去你们所披的羊皮，宣布与教会脱离关系，宣布你们不是基督徒，更不是教会的领袖。你们就爽快再组织一个‘反基督教大同盟’，再来一次‘反基督教运动’，至少你们所作的还比现在诚实一些。”

1955年，王明道再次发表长文《我们是为了信仰》，公开批评吴耀宗等三自领袖是“不信派”。反对与“不信派”结盟，反对与他们同工。宣称道不同不相为谋，“信与不信不能共负一轭”。王明道的立场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教关系上反对教会依附于政府，反对政府对教会的政治控制。二是反对三自领袖们的自由派神学，坚持圣经的权威性和基督信仰的基本要义。而他的后一个立场，正是前者的根基。

这两篇文章，不但是中国基督徒在20世纪持守信仰自由的经典文本，同样也应被视为中国人在20世纪持守良心自由的经典文本。尤其是《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在教会内产生极大冲击，一些加入三自的基督徒，也受这篇文章所感，退了出来。事实上，在1949年后的政治迫害中，那些坚持信仰自由、走向家庭聚会的基督徒，大多是被称为“基要派”的基督徒。不持守圣经权威性的基督徒，在平日也可以做基督徒，但当国家的权威变得严厉和残暴时，他们心中就再也没有比国家更高的权威和信念。本着圣经相信基督的人，遇上谁，他相信的都是基督。相信自己的人，一遇上共产党，就连自己也不信了。

对上帝的信仰，成为这一批基督徒在极权主义面前勇气的来源。也在他们软弱跌倒之后，成为他们悔改和重新站立的源头。王明道发表《我们》一文后，当局决定逮捕他。1955年8月7日，他作了最后一次讲道，题为《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当晚王明道夫妇二人及18名信徒一起被捕。10月29日，当局宣称一切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动，均属非法。从此，不加入三自，即已构成被捕的理由。随后三自会在各地发动大会声讨王明道，支持和同情他的信徒，在各地纷纷以“王明道分子”的罪名被捕，其中包括广州大马站教会的著名传道人林献羔。甚至一位上海的女信徒，因“为王明道祷告”，以反革命罪被处管制20余年。另一位信徒替厦门的信徒买王明道的书，也被归入“王明道反革命集团”，被判18年劳改。而王明道自己，在狱中经受14个月的折磨之后，最终支撑不住，于1956年9月签署了警方拟定的一份悔改书，获得释放。

只要写个检讨，承认错误，就可以过关。在反右、文革及历次运动中，无数知识分子都曾这么做，人们也都体谅他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也一样软弱。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为此忏悔，也不认为这是一种万劫不复的罪。如巴金一生，从未悔恨过自己的谎言和罪过，未说过关于文革灾难的一句真话。却以倡导说真话之名，至今赢得社会的尊敬。至于朱学勤先生忍不住说，巴老，你讲了那么久“说真话”，你就好歹说一两句真话吧。老作家邵燕祥先生前年出版《找灵魂》一书，将他历次运动的检讨书一一公开，表示悔意。这是一种真正值得尊敬的对失丧灵魂的寻找。而当年王明道出狱后，认为自己如彼得一样背主，自觉已在人前否认基督。经过一年多的休息和精神的恢复，他在一个早晨，和老伴手牵着手，走进北京市公安局。对每一个睁大眼睛的警察说，那份悔改书不代表我的信仰立场，我否认我的签名。王明道再次入狱，被判无期徒刑，他的妻子被判18年。

那一个清晨，那一对牵着手的老夫妻，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对苦难的回答。也是当我想起1949年后这个国家的一切苦难时，心中微小但是坚定的温暖。这样的人物，从1950年到1958年，直到1979年，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从传道人到平信徒，从城市到乡村，就如星星一样闪耀，于数十年政治苦难中开创出家庭教会的传统。护教士的声音，和殉道者的血，从十字架一直流到中国家庭教会数千万信徒的身上。

与此同时，“三自运动”的政治狂飙也刮到了天主教会。天主教神父们受到新派神学的影响很小，他们的护教和殉道甚至比大部分新教徒来得更加坚决，毫不动摇。并得到罗马教庭的大力支持。教廷公使黎培理在致中国各主教的信中，反对三自运动。1951年9月5日，他被驱逐出境。1952年和1954年，教宗发出两份通谕，《劝勉中国被难教胞》和《致中国人民书》，批评三自运动是要“建立一个不再是天主教的民族主义教会，它否认了基督信仰的普世性”。教宗激励中国的天主教徒保持信仰的坚忍和忠诚。无数与王明道类似的中国神父，如张伯达、周济世、龚品梅、邓以明等，成为可称颂的真理的仆人和信仰的捍卫者。张伯达神父在压力下公开发表讲话，声称 “天主教会在中国所作的一切，没有一件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益处，因此我绝不能在这个宣言上签字”。他随后被捕，三个月后在看守所被折磨致死。在重庆，一位年轻的神父董世祉，在一群高呼爱国口号的天主教徒面前，发表了一段尽管流传不广，但却堪与尼莫拉牧师前后辉映的动人演讲，

“今天，他们要我们攻击教宗在中国的代表——黎培理公使。明天，他们就会要我们攻击教宗——基督在世上的代表。后天，他们难道就不会要我们攻击我们的上主，至高的神——耶稣基督本身吗？”

许多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都对今天基督教在中国的广传难以理解，或心存怀疑，担心基督信仰与共产主义有相似的排他性。1949年以后，中国的基督徒和其他人群一样，都活在专制主义的苦难当中。但基督的教会在一样的苦难中，和普遍性的跌倒中，仍然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殉道与护教的传统，活出了一个尽管微弱但是坚决的良心自由的传统。到1979年，知识分子们纷纷平反，才发现这个以社会精英自居的群体，在他们中间找不到一个干净的人。找不到一个活着或死去的楷模，找不到一个可称颂的士大夫的脊梁，遑论保守一个传统。而中国的基督徒们，却在此时收获了他们的盼望。在此时看见了他们中间的圣徒。王明道、袁相忱、林献羔、谢模善，和被称为“中国的以巴弗”的吴维尊等一大批为义受苦的本土传道人，成为中国基督教持守信仰和良心自由的见证人，也成为中国基督徒在五星旗下与中国人民一道受难的见证人。在1979年，知识分子们巴不得平反，补发工资。一些老右派，用当初歌颂毛泽东的热情，转而歌颂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拨乱反正。而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传道人却出人意料的拒绝出狱。政府只好用各种欺骗手段，将他们连哄带骗，连拖到拉地扔出监狱，像当初把他们扔进监狱一样。

从50年代开始，吴维尊写出一封封“主内书信”，在家庭教会内流传。1987年5月28日，他被监狱哄骗出狱，写下一篇致法院的《出监日呈文》，声称1981年的减刑裁定是谎言，将他的“毫不悔改”说成“确已悔改”。这也许是1949年后中国自由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文本，超过那个时代10万知识分子所写文字的总和：

在此，不得不冒着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示威的嫌疑，（我想，法院或许能谅解），对我自从1964年7月入监以来这二十几年中，的确始终毫不悔改的行动表现，具体地、简要地述说如下：1964年7月30日，我被天津市公安局传讯。在第一次预审开始起，除了姓名等以外，停止了一切甚至离题尚远的对预审员所询问的回答，实际上始终拒绝交代任何一点点罪行。……在服刑的二十多年至今期间，凡是与“认罪”或“犯罪本质改造”有关的，或有牵连可能性的事，我一概拒绝发言、拒绝书写、拒绝参与有份。服刑二十多年中，无数次的大会、小会、学习、讨论、座谈等，只要与改造有关的，没有发一次言、表一次态、谈一次认识、回答一次干部或其它犯人的有关询问；甚至谨慎小心到没有朗读一次文件、报纸、或语录，没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免得与“犯罪本质改造”相牵连。多少回每个犯人都必须写的保证书、改造规划、思想汇报、改造总结或小结，甚至是必须记的“改造日记”，都没有写过一次、一字；历次政治、时事、道德、法律等等学习的考试，我除写姓名外，总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数不清的事实和行动表现（若法院作一点调查了解的话，就不难知道这些都是一贯的，无法否定的事实），都说明我丝毫也没有接受在服刑长期间所对我强迫进行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本质改造”。全部都拒绝净尽了。

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因为我虽然无奈地（为了不抗拒监狱的执法职能）已经出到了监狱大墙外边，但认定我仍然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对这个被判无期徒刑，我即使在毫不认罪，绝不悔改的情况下，也一贯是以“心悦诚服”的态度对待的，今后仍将以此态度对待，甘心情愿）。另一个方面，从今日出监起，进行有限量的禁食。（只要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干扰强迫，则将维持在这个限量以内，即维持生命的继续；若受干扰强迫，则另当别论）。我用这个禁食行动，专门表示着下列两个意义：（一）对于我的一切“罪行”，我没有丝毫悔改过。（二）因此，81年给我的那个裁定是错误的，名不符实。我拒绝这个错误裁定。……

从此吴维尊在监狱外面租房，禁足禁食，做一个监狱外的服刑人员。他将一种绝对的信仰和良心自由，及一种绝对的对于掌权者的顺服，以一种极其尖锐、决绝但却非暴力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直到他死。至少在他面前，没有一个右派可以说，你之所以没有屈服，是因为你受的苦还不够。我想也没有一个民主斗士或自由主义者可以说，基督徒右派吴维尊为中国人留下的，不构成自由概念的一部分。

控诉运动：反右和文革的操练

50年代初期，“三自运动”将镇反中的控诉会、批斗会引入教会，成为以后在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对付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改造的操练。

尽管周恩来的三次胁迫，要求基督教要展开自我批评，清除教会中的帝国主义走狗。但吴耀宗等现代派（自由派）领袖，在教会中的影响力还不够掀起一场大批判运动。“三自革新运动”亟需政府的直接推动。于是周恩来授意由郭沫若（时任副总理）出场，在1950年12月29日，在政务院作《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政务院随即制定了相关条例。郭沫若在报告中称，“接受美国津贴之宗教团体，应使之改变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并对周恩来一手策划和授意的三自运动，欲盖弥彰的声称，“政府对于他们的自立自养自传运动应予以鼓励”。十几天后，吴耀宗率26位基督教领袖发表宣言，拥护政务院的方针，欢迎政府进驻教会。于是当局开始直接插手教会，短短两个月内，全国19所基督教大专院校、200多所教会中学、1700多所教会小学及基督教的医院、孤儿院等机构，全被政府接收。150年的基督教会，从此被赶出主流社会。《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宣布“教会学校”这个名词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

1951年4月16日，由政务院宗教事务处（宗教事务局前身）在北京召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基督教各宗派、团体代表，包括与美国差会并无任何关系的独立教派领袖，如聚会处的倪柝声，山东“耶稣家庭”的敬奠瀛等，共154人，均在政治压力下出席政务院的会议。受邀请的教会领袖中，只有王明道一人，给政务院回信，声称“敝会堂从创立迄今, 向未接受外国津贴”，因此恕不参加。

吴耀宗在这次会上，对8个月以来的三自革新运动向政务院作了汇报，表示三自宣言的签名者已达全国基督徒的百分之十八。教会的讲台已开始宣讲爱国爱教的道理，在上海、南京、天津等各大城市，教会已悬挂了国旗和领袖画像，并组织信徒上街，参加反帝爱国的游行。然后他说，当然运动开展得还不够深入，很多人的签名“仅是为了敷衍”。

而陆定一代表政务院作主要讲话，传达出中共更为严厉的宗教政策，他宣布，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彻底肃清一百多年来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影响。他提出三个强硬的要求，第一，基督徒必须向他们中间的“披着宗教外衣的美帝分子”展开一场斗争，第二，基督徒必须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三，三自宣言的签名还要继续扩大。

在当局胁迫和“不信派”领袖的组织下，这154人在会上通过了《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表示要“最后的、彻底的、永远地、全部地切断与美国差会及其他差会的一切关系，实现中国基督教的三自”。沙百里神父评论说，这意味着对基督信仰的普世性和超越性的彻底否认，从此教会的信仰“在民族主义理想的周围汇集起来”，而不再与“足够的基督教的基本要义”相关。《宣言》进一步提出，教会要“协助政府检举潜伏在基督教中的反革命分子和败类”，并在各地基督教教会及团体中“积极展开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控诉运动”。

从此，一场二千年基督教会史上罕见的卖主卖友的检举和控诉运动，在中国基督教内轰轰烈烈的展开。

为了让基督徒学习如何控诉自己的弟兄，会议特别举行了两天的“控诉大会”。18位与会代表粉墨登场，从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起，从西方传教士一直控诉到自己本土的弟兄。在此，将这些在中共面前控诉弟兄的部分基督徒列举如下：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干事崔宪详
中华基督教会总干事邵镜三
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主任施如璋
（以上三人控诉美南长老会宣教士毕范宇）
广东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胡翼云（控诉前任总干事骆爱华）
中华卫理公会的江长川（控诉其同工陈文渊）
青年会全国协进会副总干事江文汉（控诉前任总干事梁小切）
中华圣公会主教团主席陈见真（控诉该会云南主教朱友渔）

此外，陈崇桂带头作《我控诉美帝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发言，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骂起。但身为神学院院长，竟漏洞百出，胡编乱造。譬如说马礼逊起草了南京条约，但马礼逊在此之前8年就已去世，事实是马礼逊的儿子马儒汉在中英谈判中担任过翻译。最触目惊心的，则是青岛基督教联合会的书记，可惜只知他姓王。他控诉当时已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捕的青岛传道人顾仁恩。并声嘶力竭的问下面154位基督教领袖：“这样的人, 该杀不该杀？”

台下有人便喊:“该杀”。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台下响起一片‘该杀、该杀’的怒吼”。

一个全国控诉运动的样板就这样诞生了。在大汗淋漓的控诉大会后，产生了一个假基督教会的领导机构，“三自革新运动筹备委员会”。吴耀宗当选为主席。他在后来成为三自机关刊物的《天风》上发表感想，说“基督教的团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现在, 在政府领导之下, 基督教的各个宗派、各个团体却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了”。代表们回去各地，传达大会的精神。三自筹备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普遍展开对潜伏在教会内部之帝国主义分子及败类之控诉运动”的决议。其中号召基督徒们“可以先在每个教堂内举行控诉会，然后举行全城教会的控诉大会”。并告诫各地教会要开会控诉会，就要“得到当地人民政府的指导与协助”。筹委会说，要“注意按照先紧张、后缓和、再紧张的程序”，才能开好控诉会，并要把控诉词记录下来，“交给当地报纸发表”。

王明道坚决反对控诉会，认为与圣经“不可论断人”的教训有违。他说，对有罪的弟兄，只能按着《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原则进行，而不是通过控诉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但吴耀宗反驳说，“控诉完全符合耶稣的教训”。他解释《马太福音》第廿三章，说“这就是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篇最有力、最深刻的控诉”。筹备会成立短短两个月，全国已有63处举行了控诉大会，到了年底，123个城市的教会举行规模较大的控诉会228次。因为王明道的影响力，北京的控诉大会效果不好。于是“三自”选在上海举行了一次空前的控诉大会，竟有基督徒一万余人参加。吴耀宗在会上带头控诉，说，

“美帝国主义派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 其目的就是把基督教当作它侵略中国的政治工具, 使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他们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来, 走遍全中国, 伪装传扬福音, 实际上他们是在进行情报间谍活动”。

吴耀宗接着控诉“美帝国主义在基督教教会与团体中豢养的一批所谓教会领袖”。点了十余名本土传道人的名字。控诉大会结束前，全场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为了消除部分信徒的心理障碍，一些牧师甚至站出来分享控诉中的“属灵快乐”，如崔宪详在大会上详细描述自己在控诉的前一夜如何因内心挣扎不能入睡，但经过 “思想斗争的痛苦”，他最后得到了“事后的快乐”。崔宪详表示，他下了最大的决心，要号召他领导的中华基督教会2，000余所教堂的负责人，推行这样的爱国控诉大会。当选为三自筹委会秘书长的刘良模，甚至无耻的宣称，控诉之后“心里面的愉快是说不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

筹委会还将控诉运动的成绩，列为一个教会或团体建立三自分会的条件。甚至一个教会必须控诉最少4名会友，才能向政府申请免征房地产税。然而，就和后来的历次运动一样，一旦人心中的撒旦被释放出来，就连三自筹委会这个魔鬼代言人也无法控制控诉的浪潮。既连主都卖了，卖弟兄还有什么障碍。一些基督徒在一种绝望、恐惧和阴暗的复杂心理下，以撒旦的方式对付撒旦，开始把控诉的烈火烧向一部分支持三自的教会领袖。1951年9月，信徒翟美德在《天风》上发表《我控诉帝国主义走狗杨绍唐》，杨绍唐是筹委会的常委，后任三自会副秘书长。同月南京聚会处举行控诉会，控诉领袖倪柝声的美帝阴谋活动。接着，神学家赵紫宸被控诉有亲美思想，被撤销院长职务。如果说这些被动依附的三自运动的边缘人物被打倒，筹委会仍然乐见其成。但同年7月，三自的副主席陈崇桂在重庆神学院的控诉大会上，意外地受到控诉，控诉者几乎全是他的学生。这一幕使三自的教会领袖人人自危，于是一些人为避风险，站出来自我检讨。如贾玉铭主动揭露自己无意中与美帝国主义的联系。就连真耶稣教会的领袖魏以撒，和美国差会没有任何关联，也在《天风》上发表《我的检讨》一文，自污其面。

与此同时，“三自筹委会”也成为对文化界进行思想改造的试验田。从1951年11月开始，他们在教会中推行思想改造的政治学习，举行第一届基督教政治学习班。他们的经验被全国政协采纳，后者在第二年初通过了《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但教会的思想改造运动在早期推广不力，仅在北京，就有11个独立教派的代表公开拒绝参加学习班，我在此写下他们的名字：

王明道、袁相忱、毕永琴、王镇、彭宏亮、吴慕迦、王伟明、张周新、陈善理、吴文静、刘秀颖。

一年后，华东局宗教事务处的处长在一次全国性基督教会议上批评“很多人学习不认真，参加秘密聚会的人越来越多”。1953年5月，筹委会要求任何教会都不得请王明道、王镇、袁相忱等人去讲道，意图迫使这11位教会领袖就范。从1953年8月起，除这11个基要派团体外，其他教会的所有牧师、传道人都必须参加教牧人员学习班。

到1952年底，控诉运动已进入尾声。至此中国基督教几乎尽数投入三自的势力范围，剩下一小批持守真道的基督徒，转入地下的秘密聚会。这一场三自运动，偏偏从现代派的新教徒开始，随后推行到中国的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中，甚至连佛教和道教也受到牵连。共产党以新教为突破口，在短短三五年间，成功地在每一种宗教中都建立起大一统的傀儡机构。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能不承认，1949年后的中国新教徒是罪孽深重的。中国基督徒所信仰的那一位上帝，从此将他的咒诅临到了这个黄皮肤的族群。叫大厦倾覆，天地为之昏暗。中国人这50年的政治灾难，不但是因为共产党史无前例的倒行逆施而受到诅咒，也因为他们中间的基督徒普遍性地背主，而使他们的同胞受到诅咒。一方面，一部分持守信仰的基要派基督徒，选择了与这个国家一同受难，并以自己在一个残忍时代的信仰与良心自由，为中国带来了祝福。但另一方面，广大的基督徒或受新思潮的冲击，或为躲避苦难而选择了背弃信仰，这一选择使整个中国从此陷入更大的诅咒和苦难。他们不但将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而且将他们的基督徒弟兄、他们的天主教弟兄，甚至也将他们的全体同胞一起出卖了。

倒头来看，像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基督徒，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甘心委身于自己的族群，委身于那个时代。他们知道在一个黑暗的世代“爱自己的邻人”，在那个世代为信仰作美好的见证，只有一条路。就是在苦难来临时并不躲避，像十字架上的基督一样默然不语。今天的中国教会要争取自己的信仰自由，并希望得到主流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基督徒第一要做的，就是为教会在1950年后整体性地背主并依附共产党而忏悔，在上帝和中国人的面前认教会的罪。

但今天家庭教会的福音派基督徒，仍有一种狭隘的眼光，就是仅仅在基督教的内部强调与“三自”的对立，这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相信“这是天父的世界”，相信历史的超越性，那么教会就不单是一个受害者。基督徒就必须把眼光放到教会的背主与国家命运之关系上看，把自己在1950年后所受的逼迫，和整个民族这50年来在镇反、反右、文革、民主墙、64屠杀中所受的苦难连在一起来看。在1950年，共产党选择了首先拿基督教（新教）来开刀，使教会幸运地站在了一个为他的同胞受苦挡灾的位置上，但教会却从这个位置上跌倒，在共产党对文化群体的第一波迫害前彻底丧失了“光和盐” 的位分。接着，一场又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就临到了整个国家。今天一个基督徒如看见这一点，就应为此而忏悔，替自己的弟兄认罪。如果没有“三自运动”中数十万基督徒的集体背主，如果在1950年，教会中有一万个王明道、一万个吴维尊，那么后来的反右运动和文革还可不可能发生？

尽管家庭教会活出了一个殉道和护教的传统，但“三自”从新教而起，及教会的普遍性背主，依然是每一个中国基督徒的耻辱。同样也是曾为这个民族带来诅咒的一部分。而以这个眼光来看教会与“三自”的关系，一个家庭教会的基督徒第一要做的，就是来到上帝和中国人的面前，替三自会的信徒认罪。

内反右：一个义人也没有

“三自运动”的本质是一场镇压基督教和信仰自由的运动。学者任不寐称为1949年后的“第一场文革”。共产党比1957年的知识分子们更清楚一件事，那就是摧毁言论自由的前提，是先要摧毁信仰自由。因此共产党在1950年后的国有化，显然按着这个顺序：第一先征收信徒们的宗教信仰，第二再征收资本家的手中财产，最后征收知识分子的言论。一无信仰、二无财产的知识分子被摆在最后，因为共产党知道，在前两轮的征收中，需要他们在一旁鼓掌，并摇笔为旗，出口成章。到今天，后两轮的征收已被彻底否定，但“第一场文革”的胜利果实，仍然构成当代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遗憾的是，大部分知识分子和一般公众，迄今为止，也并不在意这场针对宗教信仰的“文革”。

尽管在吴耀宗等伪基督徒眼里，基督信仰也等于地上的共产主义。但在1949年，面对共产党的国家主义偶像、民族主义偶像和历史主义偶像，在中国社会里面，与共产党的一切特性相距最远的、最具有异质化的文化力量，就是正统信仰中的基督教。在1948年，连储安平这样最彻底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不禁眺望一个由共产党带来的新中国，和一个古老民族的创世记。但基督教全国协进会面对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发表了《致全国信徒书》，宣称“教会不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和永不错误的”。

到1954年，知识分子们仍对几年后的狂风骤雨毫无察觉，仍对一个新民主主义乌托邦的雏形满怀激情，仍对那些愚昧的宗教信仰者的遭遇漠不关心。此时，中共以数十起间谍案，将几乎所有反三自的天主教神父们下狱。天主教的上海主教龚品梅神父，在此种处境下不但继续反对“三自”运动，进而坚决表达他对整个“新中国”的反对。他在《反对总路线》的发言中，宣称“政府号召总路线，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是要建设一个人间天堂。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暂时的，社会主义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不能拥护总路线”。几个月后，他以反革命罪被捕。和王明道的被捕一样，随即在全国展开了一场揭发和控诉龚品梅的运动。

1954年8月，“三自爱国会”（基督教）最终成立。但在北京，以王明道为首的11个独立派教会仍然屹立不倒，拒不入会。一个月后，北京市政府直接出面，邀请这 11个团体的100余人，到政府议事厅开会。了解到这些人强硬的反三自立场后，当局绕开软骨头的三自会，提出一个妥协之道。说你们不和他们在一起就算了，你们11个教派组织起来学习，由政府直接派人管理。这11个团体讨论后回覆说，如果政府要求，我们个人就以北京市民的身份参加学习，但不能以教会或信徒的名义。到1955年5月，中共对这些死硬派的转变彻底失去信心，由拉拢转为强制，开始对拒不参加“三自”的基督徒进行全国性大逮捕。

因此，在1957年反右风暴来到之前，基督教内排除异己的工作已差不多完成。一大批持守基督信仰、抗拒三自运动的基要派信徒，都以反革命、特务、坏分子等罪名被捕、判刑、流放或处决。被关押4年的倪柝声，在反右运动来到之前，被判15年徒刑。他和王明道的入狱，标志着“第一场文革”的大致结束。因此，基督教的反右运动，主要不是针对“三自”以外的基督徒。而是针对刚刚成立不久的“三自爱国会”。倪柝声的被捕，使已加入三自的聚会处信徒纷纷退出，王明道的被捕也激励了一大批爱主的基督徒，继续走十字架的道路。因此很多反三自的基督徒，在反右时期继续被捕或判刑，如广州的林献羔，在1958年11月24日被判20年徒刑。著名布道家宋尚节的女儿宋天婴，也于1958年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18年。但这些依然是“第一场文革”的延续，而基本上与反右无关。

但也有一些尚未以“反革命”之名清除干净的独立教派领袖，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的袁相忱牧师。1957年的圣诞节刚过，北京宗教事务处组织教会领袖学习班，袁相忱参加了会议，但接连几天一言不发。最后处长李某点名要他发言。袁先生沉默良久，站起来说了两点：

第一点，“现行的宗教政策不合理，对各宗教有不平等的待遇。譬如对回教的政策很宽松，对基督教却很紧，基督教的信仰没有自由”。

第二点，“在三自队伍中有一些人可以说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人来了就投靠日本人，美国人来了就领美国的津贴，现在共产党的天下，又摇身一变成为三自的人，其实他们是最不‘三自’ 的。他们只是基督徒队伍中混饭吃的人，也就是吃教者”。

据袁相忱的传记作家称，他发言结束，会场鸦雀无声，宗教事务处长也不敢贸然总结。他回家对妻子梁惠珍说：“从今天起，我是右派了。”

袁相忱做了半年多右派，到1958年4月20日以“反革命罪”被捕，半年后被判无期徒刑。

反右之前，三自会中或许没人会料想，等中共将最后一批死硬分子送入监狱后，斗争的矛头就将指向三自本身。大致来说，1957年前，共产党利用“三自运动”镇压了持正统信仰的基督徒。到1957年，则利用“反右运动”摧毁三自教会。那一场普遍性背主带来的诅咒是如此真实。在1952年背主卖友、把自己的弟兄控诉到监狱去的基督徒们，到1957年就纷纷被打成右派。在1957年助纣为虐、逃过劫难的基督徒们，到了文革又纷纷被批倒。无论三自会如何唾面自干、紧跟形势，还是逃不脱鸟尽弓藏的命运。1961年，主日学和团契被禁止，三自会宣布“儿童主日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1964年，全国展开社教运动和四清运动，重点之一是无神论教育和反宗教斗争。《天风》开始受到批判，各地开展“退教运动”，一批牧师宣布放弃信仰，与基督教决裂。1966年，始作俑者吴耀宗终被批斗，接受劳改，三自会也被解散。中国教会史翻到最悲惨的一页，在那一场更残酷的逼迫中，为信仰殉道的基督徒，和背主卖友的基督徒，都同样令人怵目惊心。不久之后，中国除了地下教会，地上已没有了基督教。

“三自”被造反派称为“刘少奇和吴耀宗的一个阴谋”。一份大批判文件如此评价这位否定基督神性和圣经权威性的“三自爱国会主席”：

“基督教头子吴耀宗思想反动，一贯来企图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宗教失去的阵地，到处叫嚣，到处放毒，胡说宗教仍有其真理，上帝与马列主义没有矛盾”。

如前述，三自领导层中有一批人，因其神学立场偏离真道，在大时代的冲击下，失去了一个清晰的历史观。因此他们一开始的软弱和依附中，也有一部分“真诚”的对信仰的失望，和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漫憧憬。另外也有一些自义是为教会忍辱负重的领袖，以为作出如此惨痛的妥协后，共产党至少会给三自内部予信仰的自由。这两种人在1954年以后，就难免对政府步步进逼的宗教政策和社会局势深感失望。或者这种失望也会带来一些他们对教会的负罪感。因此在1957年鸣放期间，“三自”的各级教会领袖（其中许多人也是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也冒出了大量批评共产党宗教政策的言论。列举如下：

郑州“三自会”副主席于沛苍。他说，“宗教爱国组织是我们自己的组织，现在却被领导代替，形同虚设。凡事都要向请示宗教事务处，信仰自由变成了领导的自由，以不信者的自由来衡量信者的自由。无神的人不应该管有神的人，信仰自由只是说说，要信教可真是没自由”。

三自副主席陈崇桂，在全国政协作《保护宗教自由，尊重宗教信仰》的发言。他引用一位高级干部的话，这位干部说，“你们信上帝的人，要把你们的上帝丢在粪坑里”。陈崇桂激烈的批评说，这不是批判宗教，而是毁谤、亵渎宗教。

上海“三自”以刘良模为首的7位基督徒人大代表，在人大会上作联合发言。批评政府对宗教信仰有成见，说一些部门的表格中把基督教并入“会道门和迷信团体”一栏。他们呼吁让基督徒在国家建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青岛基督徒人大代表张天人、杨光恩，在人大会议上发言，要求政府的宗教政策应当向基督徒透明和大力宣传，对政府占用教会用地、不尊重教会表示不满。

广州市基督徒人大代表王以敦，在人大会上发言，批评政府歧视基督徒团体，把“基督教青年团契”当作“三青团”审查。批评有些干部禁止信徒奉献，没收信徒的圣经、赞美诗，不准儿童进礼拜堂等。他也和刘量模等人一样，对政府利用三自把基督教“圈养”起来，隔离在主流社会以外很不满。因此大力呼吁要让基督徒发挥社会作用。

基督徒姜蒙光，在《天风》上批评政府出版大量从苏联翻译的批判宗教的书籍和小册子，其中对宗教采取粗暴轻蔑的态度。

哈尔滨的基督徒人大代表孙耀宗，在人大会上发言，也批评信徒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基督徒虽然工作努力，但评先进和提升时就轮不到他们。在学校里受到讥笑，被称为落后分子。致使很多基督徒认为只有入党入团才算是进步。

如果和那些至今“不予改正”的右派知识分子言论比较，除了于沛苍的发言，包含了对共产党政教关系和三自运动的彻底否定。算是一个真右派。其余大多数意见对中共的本质及社会的制度性危机，并没有丝毫的反思和批判的勇气。而不过是三自中人对中共的一种怨妇式的情结和脾气罢了。其实这些人抱怨的事实，大多在今天也依然存在。对一个渴望在政权那里得到大红花的基督徒，永远都得不到他想要的大红花。对那些把信心扎根在圣经和教会所承传的真道上的基督徒来说，上述问题从来不是他们向政府抱怨的主要问题。那些在人格和良心上堪为1957年中国右派知识分子之楷模和先烈的基督徒，那些为着更重要的问题而殉道的基督徒们，此时基本上不是死了，就是在监狱里。而卖主依附的“三自会”，从革新到反右，始为淫妇，终为怨妇。

经过又一轮基督徒之间的相互揭发、批斗或自我检讨之后，一大批三自会的头面人物被打成右派，包括下列人士：

三自会副主席陈崇桂
三自会副主席贾玉铭
三自会副秘书长杨绍唐
华中师范学院院长韦卓民（曾任三自筹委会委员）
三自会全国常委、上海灵粮堂长老周福庆
上海三自会常委、牧师董鸿恩
上海三自会常委、聚会处牧师钱团运
上海三自会常委、聚会处长老李汉文
郑州三自会副主席于沛苍
沈阳三自会副主席孙鹏翕
甘肃三自会主席霍超然（判刑15年）

与此同时，三自会在反右斗争中，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提出教会要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强调“务必在政府直接领导之下进行”。1957年10 月底，三自会扩大会议决定，“向全国基督教工作人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从1958年1月起，学习班在各省分批举办。除“向党交心”和自我检讨外，进一步鼓励对“反社会主义”言行的相互揭发。

学习班的另一目标，是改造基督教中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教制。各地的改制大致有以下方面：

1、撤销各教会的委员会、执事会等机构，统一由三自会领导；
2、对教会解经的书刊进行审阅，“有毒草”的一律剔除；
3、全国采用统一的诗歌，并一律剔除反革命传道人（如倪柝声的大量诗歌）的作品；
4、停止宣讲末世论等“消极悲观”的道理；
5、不强调信与不信的分别（如婚姻问题）；
6、禁止赶鬼医病和为病人祷告；
7、各堂奉献上交三自会，统筹统支；
8、在教堂之外，不举行任何宗教活动。在收获农忙等季节停止礼拜，以支持“社会主义建设”。

学习班结束后，一定比例的人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劳改。到了年底，吴耀宗在上海人大作“加强反帝爱国工作，清除残余反动分子”的汇报。他说，经过社会主义教育，我们明确了教牧人员属于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必须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从此，大批传道人离开教会，被送往劳改营。教会缺乏牧者，三自会又替共产 党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会合并和联合崇拜运动，直到将全国2万间教会压缩到不足100间。

不是尾声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无论是三自的头面人物，还是独立教派的殉道士，他们都处在一个比他们个人遭遇更重要的悲剧当中。那就是基督教会在中国的荒凉。尽管基要派信徒们以他们的血，为信仰作了美好的见证，也将上帝对这个族群的诅咒，最终转而祝福。但另一方面，基督教会在共产党手下的真正悲剧，是在一个把人举得比巴别塔更高的时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其实是以不同的方式同时辖制了现代派和基要派。对现代派来说，就是转向对国家和民族的膜拜。吴耀宗的接班人丁光训在1984年有一段著名的话，解释三自的信仰。他说，“我的信仰不是一个圆，只有一个圆点。我的信仰是一个椭圆，有两个圆点，就是基督和国家”。这段话相信也是吴耀宗及多数三自领袖的“信仰告白”。

王明道称其为“不信派”，确实没有冤枉他们。真正的基督徒都会反对这种心怀二意，将福音与世界折衷的“一个椭圆”。但对吴耀宗来说，王明道的敬虔主义和倪柝声的属灵主义的信仰也无法说服他。国家、时代和民族的诉求，对基要派有一种反面的辖制，就是迫使他们成为“分离主义者”，从这个撒旦的世界离开，把信仰与世界的界限划得干干净净，一心传福音，等候基督再来。所以在1950年，王明道的教会反而是最“三自”、最本色化的教会，不管西方教会是不是帝国主义，都已把界限划得干干净净的。在民族主义的压力下，早在1949年前，中国教会就开始了一个与两千年普世教会的传承相割裂的倾向。几乎所有宗派都不同程度陷在这种倾向当中。基要派信仰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时代越黑暗的时候，信仰越是站立得稳。但缺陷是时代越不黑暗的时候，就越无法完整地去回应一个时代，不能处理福音与社会、福音与文化、以及福音与政治的关系。当共产党进了村，一个基督徒要怎么去理解他眼前的这个世界？不信派的回答固然是背弃信仰，但基要派却无力回答这个问题。正是这一缺陷，使大多数基督徒在“三自运动”中，面对革命的金光大道和新思潮的诱惑，难免陷入普遍的信仰困惑之中。甚至连王明道的儿子，也对信仰产生怀疑，成为王先生晚年最心痛的一根刺。

“三自”的意思其实就是自闭。从现代派到基要派，其实都不同程度的以民族性割裂大公性，自闭在普世教会和教会史之外。由此可见在文化上，“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确构成了那个时代最显赫的世界观。面对这个世界观，无论是抗拒还是妥协，教会的信仰都无法提供一个完整的回应。

而1950年代的北美，正是“福音派”从传统的基要派中脱离出来的年代。福音派一样坚决持守基要信仰，反对现代派。但他们也不满基要派将这个世界拱手相让。尤其是保守的福音派，回到新教改革的归正传统，强调基督徒的社会参加，在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的关系中，看见一个完整的信仰。福音派的信仰既不是一个椭圆，也不是一个圆，而是一系列围绕一个圆点的同心圆。福音派基督徒以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去回应时代，促使教会发挥出整体性的见证，成为一个社会在道德、文化和政治方面重要的保守主义力量。

但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基督教中，还看不见这样的信仰传统。现代派和基要派都将基督信仰理解为一种个人主义的，与文化无关的信仰。不过面对共产主义的凶恶时，基要派信仰仍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信仰。现代派主动卖主，基要派退而防守，挥泪转入地下。苦难，使中国成为一座巨大的修道院；殉道者的血，亦成为家庭教会复兴的种子。

到了1958年底，中国基督徒的总量已迅速流失，大部分基督徒都不再去教堂，参加聚会的多为年老的信徒。“三自会”在文革之前的政治使命也已接近一个可悲的尾声。中国教会史专家赵天恩博士评论说，到1954，“中共透过三自会控制了全国绝大多数教会”。再到 1958年，“中共透过三自会彻底摧毁了有组织的中国教会”。许多西方的教会史学者都在这里停下，写出相似的句子，“从此，全世界失去了中国基督徒的消息，基督的门徒们在那里苦苦等候教会复兴的一天”。

在基督徒看来，极权主义的实质，是对国家的偶像崇拜。从1950年到1958年，中国的基督徒在共产党的独裁之下，以和平的信仰抗拒国家的暴力。在他们中间既有可耻的失败，也有灵魂的得胜。他们中间无数的圣徒和殉道士，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精英一样，以“反革命”或“右派”的名义，构成了中国当代自由史的一部分。他们的苦难，也是中国的苦难的一部分。乃至他们的信仰，也因此成为中国本土精神的一部分。

中国基督教在极权主义下的这段历史，叫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也从中看见两件事。第一件，是人的全然败坏。“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第二件，是真信徒的坚忍。从这个坚忍中看见上帝的恩典。无论有多少人跌倒，总有人靠着这恩典，胜过了这个世界。或者说，我在1957年的片断中，看见人的两种无限性。一是人的堕落的无限性，一只狗不会堕落得比猪还不如，但人堕落到比狗还不如的地步，却还有堕落的余地。二是人被拯救的无限性。就算人堕落到比狗还不如，但保罗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那里显多”。

谨以此文献给反右运动50周年和马礼逊来华200周年。

2007-5-8写于成都，为殉难的信徒感谢神，为教会的罪而哀哭。

主要参考书籍：

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台湾中福出版公司。
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香港天道公司1999年。
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全译本），台湾光启文化2005年。
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王明道，《又四十年》。
李迪亚，《活祭——袁相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