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从佛朗哥（1892─1975）的独裁和平转型为民主宪政，被世界誉为典范。按照西班牙著名史学家毕欧．莫阿的说法：给西班牙带来民主的，不是信奉共产主义的工人社会主义党或其他左派政党，而是佛朗哥。

七十余年来，左派舆论始终把佛朗哥称为叛军，并指他所背叛的是他为之服务的第二共和国。这是否公正，还是让历史事实来说话。

内战后面临斯大林控制的危险

以工社党为主的西班牙左派有两个基本政治目标：建立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确立无神论。工社党代表巴勃罗-伊格莱西斯在一九一零年七月的议会上说：“我 所代表的党追求的是结束社会对抗...包括取消法院，取消教会，取消军队...”一九三四年十月左派各党无视合法选举产生的第二共和国政府，举行斯大林操 纵的武装暴动，成立“阿斯图里斯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所谓“西班牙联邦共和国”的“加泰罗尼亚州”。一九三一年至三六年左派实践无神论，焚烧教堂，杀戮 神父修女、破坏宗教文物等。佛朗哥反对那些暴力革命行为，就是反对背叛了第二共和国的左派革命。佛朗哥进行的军事干预便是为捍卫第二共和国，避免被斯大林 扶植的左派并入共产主义轨道。所以毕欧．莫阿得出结论：“佛朗哥起义并不是针对合法政府，而是针对革命。”

对一九三四年的左派暴动，政府派军队干预并很快控制了局势，但一九三六年左派再次听命于斯大林发动暴力革命时，以佛朗哥为代表的军事干预却未获成功。后来演变为内战，并导致独裁体制的出现，是始料未及的。

因为第二共和国从一九三四年革命爆发就已经名存实亡，因而内战结束后期待再回归共和无异于梦想。西班牙皇室顾问、作家、哲学家和政治家萨因斯．罗德里格斯 提出过这样的设想：假如内战胜利的西班牙人民信任佛朗哥掌权，而他却要放弃权力并移交给皇室阿方索十三的话，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他推论道：“假如一九四 五年重建君主制，那么人民阵线将会拿走第一届大选，而斯大林就会成为西班牙的主宰。”史学家弗朗西斯科．托雷斯以大量的史料为佐证，肯定了萨因斯这一推论 的可信性。就这样，排除了回归共和或重建君主制的可能性。工社党首次大选获胜是在一九八二年，但“那时西班牙已经实现工业化，拥有佛朗哥时代所创建的中产 阶级，而共产主义下滑之势业已如自由落体。”

内战中引发的仇恨需要时间淡化与消除，为确保和平安定，防止西班牙被左派引上斯大林共产道路，实行独裁统治便成为首选方案。这应该是佛朗哥独揽大权的第一个原因。

佛朗哥继承人卡洛斯主持民主改革

西班牙保守派始终认同传统的君主制，佛朗哥一九三七年明确表示过要延续阿方索十三的“香火”。但他不是皇族，要复辟君主制就要选择继承人，这也需要时间。这应该是佛朗哥坚持实行独裁统治的第二个原因。

一九四七年颁布的《继承法》，宣称西班牙为“王国”，尽管实际上既不是君主制也没有国王。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七年又先后颁布两项基本法对此作了修正，把西 班牙定义为“国民运动君主制”。在佛朗哥执政近四十年期间，关于应该采用君主制、摄政制、还是总统制，其内部也各执一词。

现任国王胡安．卡洛斯是阿方索十三的长孙，父亲是胡安．德波旁，封号巴塞罗那伯爵。按辈分，佛朗哥的继承人、西班牙复辟王朝的第一任国王理当是巴塞罗那伯 爵。但是由于他政治上“随风摇摆，变换不定”，佛朗哥排除了他做国王的可能性，而是看好他的儿子胡安．卡洛斯。佛朗哥萌生此念是在一九六四年或更早，一九 五四年他写信给尚流亡在外的伯爵说，卡洛斯应该返回西班牙受教育，“以便为将来担负国家领导的责任和义务做好准备”。一九六九年，西班牙议会宣布卡洛斯为 佛朗哥的继承人，卡洛斯宣誓忠于佛朗哥政体。在佛朗哥统治的最后几年，关于国家的方向、君主制的前途、各方政治力量的平衡等，处于更加复杂的未知状态。一 些人认为胡安．卡洛斯会继承独裁统治，另一些人把他视为实现民主的希望。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佛朗哥辞世，两天后国王胡安．卡洛斯登基。事情终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新君主胡安．卡洛斯一世没有继续佛朗哥的独裁体制，而是顺 应民意和时代潮流进行民主改革。卡洛斯便成为指定他为接班人的那个体制的“推翻者”和“埋葬者”，托雷斯把它定义为“立法政变”。

转型成功奠基于佛朗哥和平统治

胡安．卡洛斯是一九七五到七八年民主转型的中心人物。七六年末全民公投通过政治改革方案，七七年宣布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还通过了《赦免法》。一九七八年 十二月六日全民公投诞生著名的七八宪章，明确西班牙的国家制度为君主议会制，承认一九七五年佛朗哥指定的卡洛斯一世为西班牙国王，国家元首，并三军统帅。 政府由保守派、中间派和社会主义派共同组成。显示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已经超越不同意识形态的分歧，承认异见存在的权利，具备接受与异议共存的能力。这是佛朗 哥治下四十年的和平秩序产生的结果。

西班牙第一任首相阿道夫．苏亚雷斯是中右保守党民主中间派联盟（ ＣＤ）的发起人和领袖，他在前宪政时期以及民主过度之初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政府做出许多宽松措施，包括被指为时过早的解禁共产党等左派组织。三十年后的今 天，许多人仍然坚持认为苏亚雷斯合法共产党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反共者。

西班牙左派当时非常尴尬：又要接受合法化法令，又不情愿承认右派合法权力。他们口头上不再提马列主义，但在感情上始终对输掉内战耿耿于怀，直到民主宪政时 代，还对右派心怀仇视不能平等看待。尽管左派领袖冈萨雷早在七八年就因选败宣布放弃马列而改信社会民主主义，但他们至今还唱国际歌，做共产党的仪式。民主 宪政三十年来，左派不断挑起党派斗争，尤以目前的萨帕特罗政府为甚。

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以来，西班牙经历了六任首相，分别代表了西班牙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 ──保守派，中间派和社会主义派。西班牙在佛朗哥之后三十余年的民主过渡被认为是顺沿佛朗哥路线发展的结果。史学家毕欧．莫阿写道：“改革之所以成为可 能，恰恰是由于拥有繁荣经济的政策基础，具备了国民和解的宽松环境，而这些条件都是早在改革之前就已经造就了的。并不是过渡转型使西班牙人民达成和解，而 是预先达成的和解容许了没有太多坎坷的转型过渡。”应该说，没有佛朗哥四十年统治时期的和平生活和经济发展，就难以达到后来的和平转型。

有一点十分清楚，即西班牙左派不会给人民带来民主。有巴勃罗．伊格莱西斯的话为证：“我所代表的党，当法律允许它达到它的所需时就在法律之内，当法律不允 许它实现它的目标时就在法律之外。” 如何想像一个动辄“造反有理”的党，一个追随列宁斯大林搞暴力夺权的政党会接受民主的约束？即使在这层意义上，带给西班牙民主的也是佛朗哥而不是社会主义 左派。



－－原载：《开放》，2011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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