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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纵队”之死
送交者: LuZhiShen 2011年02月18日06:42:41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太阳纵队”之死

【提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最为活跃的两个地下文艺沙龙,一个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组建的“X社”,另一个便是张郎郎组建的“太阳纵队 ”,曾被称作是“中国文艺复兴最初的梦想”。只是在特殊年代里,对自由与美的追求亦是一种罪。郭世英很快遭批斗,被反捆双臂后坠亡;张郎郎则曾因思想罪一 度被判处死刑


文/杨敏

“我认为我们热爱诗歌、热爱美术、热爱艺术,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不可能永远变成一个罪行。”张郎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已年逾花甲的张郎郎,黑框眼镜,白衬衫,V领毛衣,儒雅的学者装束,但是当诗句突然从他口中奔涌而出,热情坚定、略带狡黠的目光透过玻璃片射出来,老文青的原形就毕露。

张郎郎,1943年生于延安中共中央医院。父亲张仃是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母亲陈布文是作家,抗战时期两人就奔赴延安。1968年,“红色”出身的张郎 郎因组织“太阳纵队”等多项罪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0年3月5日, 在即将执行死刑时,被周恩来一纸救出,改判有期徒刑15年,1977年方假释出狱,后漂游海外。

2010年2月,张仃病逝。父亲病危之际,张郎郎从美国返回。在其位于北京东四环的公寓里,张郎郎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专访。提起当年的“太阳纵 队”,他称写诗为“玩诗”,或“玩写诗游戏”。但在一个全民都戴上思想紧箍咒的年代里,“玩游戏”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包括自由,乃至生命。

成立组织已经是很大的罪

“像雪崩/像山洪/积极地有力地/快速地/滚动着历史的巨轮/这是谁?/我们!/青春的象征/革命的先锋……”张郎郎脱口而出的这首诗写于1958年。这一年,张郎郎14岁,还是北京育才中学的初中生,是俄国天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崇拜者。

在育才中学图书馆前的小松林里,以张郎郎为首,每天早上总有几个剃着光头、穿着军衣、腰里勒根电线模仿“老马”的孩子,高声朗诵“老马”的诗,不知疲倦,忘乎所以。

“我想像狼一般地吃掉官僚主义,证明文件我瞧不起,任何公文纸片都滚他妈的去”。这首马雅可夫斯基的《苏联护照》,是张郎郎们朗诵最多的诗,他解释:“意思是行政啊官僚啊,这一套系统是资产阶级法权强加在红色政权上的,而真正的红色政权是不需要这个的”。

1962年,张郎郎考入北京一零一中学,后转学到北京外国语大学附中。张郎郎的母亲陈布文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一名文学老师,她很少对人提及她的前一份工作:总理办公室的机要秘书。

母亲对于文艺的爱好,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来家里探讨文学。一次偶然的机会,张郎郎和同伴张久兴、张新华(其父为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副校长)、张振洲(其父为 大提琴家)、董沙贝(画家董希文之子)、杨孝敏等人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一次大型诗歌朗诵会。张郎郎诵读了长诗《燃烧的心》,在诗的结尾,他说:我们——“太 阳纵队”,获得满堂喝彩。当晚的朗诵会虽然很快就结束了,但它带来的集体狂欢的热力仍在持续。董沙贝突然兴奋地大叫:“咱们就真的立刻成立‘太阳纵队 ’!”大家七嘴八舌,开始讨论如何活动,如何自己动手刻钢板,自己印刷等等。那天人很多,有一半人留在张郎郎家继续聊了一夜,另一半人则在大街上遛了一 夜。

在一个冬春之交的日子,有着暖暖的斜阳,北师大莜庄楼的一个空教室里,七八个年轻人因为对诗歌的狂热,成立了地下沙龙——取名“太阳纵队”。阳光照在了每 个人的脸上,但阴影就此埋下。他们无法预知,这个组织将在未来的几年里给每一个人带来灾难。沙龙的核心人物张郎郎,高声宣读了起草的章程:“这个时代根本 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作品,我们要给文坛注入新的生气,要振兴中华民族文化……”

回忆起当年的天真与意气,张郎郎仍心有余悸,“别的组织都是口头说,我们还有正式的章程、宣言、宗旨。后来我们才知道,你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就已经是很大的罪了。”

精神盗火者

1963年秋,张郎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太阳纵队”及沙龙人员又有所扩大,加入了美院同学巫鸿、蒋定粤、袁运生、丁绍光、张士彦、吴尔鹿,以及牟敦白、郭路生(即诗人食指)、甘恢理、王东白、张寥寥、邬枫、陈乔乔、耿军、张大伟等人。

1963年,刚经历过大饥荒的中国人,身体上的饥饿已经有些缓解,精神上的饥渴却无从满足。“太阳纵队”成为最早的精神盗火者之一。“太阳纵队”的成员大多是出身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们有着阅读“内参书”的天然渠道。

张郎郎回忆,“我们看《麦田里的守望者》,很多人能大段大段地背下来,所以一听就把别的小孩震晕了。我们有一本也被人偷走了,当时哪怕被你打死,也要冒天 下之大不韪把那本书给偷走,那是一种对知识的渴望,实际上还是一种文化的饥渴。”由于对《愤怒的回头》推崇备至,张郎郎还将此书带到学校,从头至尾高声念 给朋友听,董沙贝曾给大家大段大段背诵《在路上》。

“太阳纵队”还经常去沙龙成员之一“老七”家聚会,“老七”父亲当时是文化部代部长,家里藏有大量的西方现代音乐的唱片。西方现代音乐就是反动音乐。“老 七”的父母诚恳地找张郎郎谈话,给他亮出了黄牌,怕影响他们的孩子,同时也担心他这样下去非常危险。“当时,我很耐心听他们的劝说,心里却觉得他们多虑。 后来回想,他们是有预感的,他们对政治斗争,也有长远与深刻的记忆。”张郎郎回忆。但是兴致所至,这群疯狂的年轻人竟然把披头士的音乐带到了公共场合。后 来在对张郎郎的起诉书里,有一条罪状就是:在公共场合传播反动音乐。

“当时有一个同学,拿了一个他们家从国外带回来的录音机,很大,搁八节大电池,我们又跟留学生要来了披头士的磁带,有个美术学院的学生,他把那个录音机放在身上,说我的灵魂要跟它一起震动,因为跟他之前听的革命歌曲完全不一样。”

张郎郎记得,他们曾在颐和园聚会,把录音机放在船上,当时有一个工人还问:这是什么歌?那时候中国人认为只有阿尔巴尼亚人是革命的,有个同学就说:就是那个霍查(时任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他父亲村里面的人唱的。

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

1968年初,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张贴了公安局对一个年轻人的通缉传单。传单上的男青年有着浓密的、长长的眉毛和目空一切的神情。他便是张郎郎。

此前,听说郭世英的沙龙“X社”成员全数被捕后,“太阳纵队”立刻停止了有形的组织活动,化整为零。张郎郎将之形容为“凛冽冬风百草散”,他后来表示:“ 必须说明,那时候我们‘太阳纵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张郎郎父亲、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张仃被当做走资派打倒,张郎郎被拉去陪斗。“文革一开始他们斗我爸,弄特别高的台子,从上边打下 来,后来我觉得跟我们以前想象的革命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一种法西斯行为。”从批斗现场回来之后,张郎郎便为“太阳纵队”的杂志设计了一期封面:两个 红色的大字——自由,四面布满黑色的栅栏。

父亲被打倒后,母亲让张郎郎去找剧作家海默帮忙劝慰父亲,在那里张郎郎又遇见了好朋友“老七”。从海默家出来时,“老七”突然问海默:你还相信毛主席吗?海默反问:你们呢?“老七”说:我不信了。张郎郎摇头:我不知道。

多年后,张郎郎描述“太阳纵队”成员的特立独行之处:“我们跟别的青年不一样,第一我们不会狂热地追随中央文革,实际上我们也是最早反对中央文革的;而且我们也是最早对江青大不敬。”

1968年,江青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实际的负责人。传播江青的历史成为张郎郎的又一大罪状:“当时是很多人都在流传对江青各种各样不利的话,江青就想知道是 谁。后来我变成主犯的原因是因为我中间逃跑,我跑了以后,大家都以为我已经跑出国了,然后再问就说是郎郎说的。其实就说了一部分,但后来把我抓过来的时候 就变成都是我一个人说的了。”张郎郎为自己辩护。

张郎郎决定南下杭州。“王东白和郭路生他们送我嘛,他们当时都是小孩,我当时就是写诗的老大了,说走以前再给我们留下几首诗,我说逃跑哪有心思写诗啊,王东白还拿了本子,我说我给你们写几个字吧,然后我就写了‘相信未来’四个字,还留了我的名字。”

1968年6月14日的杭州正是炎炎夏日,“反革命分子”张郎郎在杭州龙井村被抓捕归京,罪名有三条:“恶毒攻击中央首长”“里通外国”“阴谋叛国投敌”。

此时张郎郎24岁,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大学生。

彻底被解构

“橡皮筋,我爱跳,‘一打三反’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投机倒把我反对。”1970年,这只是孩子们口中的一首普通儿歌,但大人们的世界却因此风声鹤唳。

1970初,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一打三反”运动源于1970年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即《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 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结果在文革浩劫中,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后果。《党史纵横》作者阎志峰在《“一打三反”运动是怎样掀起来的》一 文中记述:“从1970年1月到11月底,全国共批准逮捕28.48万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的9000多人。由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加之一些 地方派性严重,因此,在贯彻上级文件时,造成许多冤假错案。遇罗克、张志新等就先后被加以‘现行反革命’ 罪名,惨遭杀害。”

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可以因言论和思想获罪,且不经审判可直接判处死刑。因言获罪的张郎郎恰与遇罗克关在一间屋子里。当居委会主任和两个警察来到张郎郎家,通 知说张郎郎要被处死,母亲陈布文一直没有表态。张郎郎后来知道:“我妈年轻的时候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里说,有人因为写东西而判死刑,她觉得这个人是英 雄,她说我没想到我儿子也是这么个英雄。那警察以为老太太疯了。”

1970年3月5日,一批死刑犯在工人体育场等待最后的宣判。后来成为导演的何群与张郎郎的弟弟相熟,他爬到工人体育馆外的树上听最后的宣判结果,但没有听见张郎郎的名字。

他连忙赶到张郎郎家告诉陈布文。“我妈不信,因为事先通知都知道那天是要被枪毙的……但是公安局一直没下死亡通知书,他们也不知道我死没死。但死缓几个月后,就能让家里寄东西,给一表,让画钩,家里就知道我没死。”张郎郎出来后听说,是周恩来写了“留下活口”四个字。

1971年,死里逃生的张郎郎被送到河北饶阳,他将在那里度过六年的监狱时光:拧麻猴、写小说、讲故事、听人讲故事,几乎成为他的全部生活。

有一天,一个狱友突然开始背诵起一首诗: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他才知道,这首被大江南北广为流传的诗,竟是当年“太阳纵队”的“小孩”郭路生(诗人食指)所写。1970年代,继“x社”和“太阳纵队”之后,北京的地 下文艺沙龙陆陆续续又兴盛起来,参加者包括后来的朦胧派诗人北岛、芒克等,他们构成北京地下文艺的潜流,只为着自由思考与自由创作的那一天到来。而“太阳 纵队”的后备力量——郭路生和张寥寥,其诗歌开一代风气之先。他们以剑作为纵队标志,顶端分出三支剑头,分别代表诗歌、音乐、美术。有学者说,这柄剑象征 着中国文艺的全面复兴。

张郎郎认为,这些思想的火把均是一脉相承。

而“太阳纵队”已烟消云散。张郎郎被捕后,连累了在军中服役的张久兴,他最终自杀;甘露林上了军校,也被整得自杀身亡;于植信被送到新疆,上世纪80年代末回北京,在工艺美术馆当保卫,后提前退休;其他“太阳纵队”的成员也饱受冲击。

在张郎郎的《“太阳纵队”及其他》一文后,附了部分成员的现状:很少有人再写诗,除了仍在精神病院疗养的郭路生。张郎郎自己曾经商,也曾做过访问学者,写小说及回忆文字。

张郎郎总结他们这一批人远离诗歌后的状态:“不光是转向文艺,还有商业,对政治普遍厌倦。从王朔后,它就彻底被解构了。好处是没人再做这种梦,坏处是在这种环境下写作品就没什么热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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