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11月，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约有105万日本侨俘，在中国政府的遣送下，从东北各地集中到葫芦岛，在这里登船启程迈出了他们归国还乡的第一步。由于葫芦岛见证了百万日侨遣返的全部过程，因而这一个举世瞩目的事件被称为“葫芦岛大遣返”。

 

【一】 【二】 【三】 【四】

     2007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时，特别提及葫芦岛遣返日侨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他说：“在这里，我还想提及一件事。中国东北的港口城市葫芦岛，曾是侵华日军运送石油的地方。就在几座残留的储油罐旁，矗立着一块石碑，记载着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在交通不便、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全力帮助105万日本侨民平安返回家园的历史一幕。去年6月，贵国前首相村山富市先生在参加葫芦岛大遣返纪念活动时说：‘葫芦岛大遣返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宽宏大量和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

光复后的东北政局和日侨问题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统治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也跟着垮了台。当时东北的政治格局基本划分为3个区域，即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国统区，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控制下的解放区，苏联军队占领下的苏管区。国统区包括沈阳、长春、营口、锦州等大中城市和辽宁、吉林两省的铁路沿线地区；解放区包括以哈尔滨为中心的黑龙江省全境，吉林、辽宁两省的大部农村；苏管区除旅顺、大连两地外，其势力还延伸到营口地区。

这时候，东北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是如何安置日侨。尽管国共两党都在忙于争取东北，建立和巩固各自的政党政权地位，可是日侨问题，不可避免地摆在了国共两党，还有已经插足中国事务的美苏两国面前。

日侨问题由来已久，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日本就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移民。1936年8月25日，日本广田内阁正式宣布，把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提出了自1937年起，用20年时间，使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总数达到100万户、500万人的移民计划。到1945年“八一五”光复时，居留东北的日侨约在160万人以上，此外还有70多万日本关东军。日本移民多集中在工商业发达、条件优越的大中城市。在乡下有工矿企业的地方，或土质水利条件好的地方才有日本人。日本政府战后公布的数字表明，日本战败投降时，滞留在海外的侨民和军人（日本统称为海外邦人）总计达629万人。而在中国东北（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河北省承德地区）的日侨和日本军人就达到237．4万人，占海外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伪满洲国时期，日本人在东北是享有一切特权的头等公民。“八一五”光复后，日本人从高高的统治地位上跌落下来，成了等待处理的战败国侨俘。他们一改过去的高傲态度，遇见中国人立刻弯腰敬礼。伪满时期锦西县副县长山岸金三郎，“八一五”光复后的第二天，主动抱着竹扫帚上街扫马路。见到中国人不管男女，一律称呼“太君”。他们时刻都在担心，被他们欺压14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将会怎样报复他们，他们今后的日子将是怎样一种命运。

8月15日以后的奉天（沈阳）站，每日被来自四面八方的日本难民拥挤着。到了奉天又无处可去，只好拥向铁西区的工厂地带，住在四面透风的工棚里。工棚很大，成百上千的日本难民，不分男女老幼就那样席地而卧。他们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每天都在饥饿中煎熬。熬过一天算一天，不敢想象明天怎样去过。

日本著名影视剧作家、曾自编自导自制纪实影片《葫芦岛大遣返——105万日本侨民遣返纪实》的国宏威雄，当时随着家人从新京（长春）逃到朝鲜，又从朝鲜回到新京（长春）。伪满时期，他们是个呼奴唤婢的富有人家。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一家人只好住到难民营里。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年仅15岁的国宏威雄和大人一样，每天早晨都要到桥头上等待有人雇工，条件是雇主管一顿午饭，再给一天工钱。条件谈妥了，就跟去干活。时值隆冬，每家都需要烧炕取暖，雇主就让他去做煤球。冰凉的水，寒冷的风，手背冻出一道一道的血口子，疼得钻心。找活儿干的日本人越来越多，雇主却越来越少。后来竟到了给顿午饭吃、不计工钱的地步。

乡下的日本侨民生活境况更加艰难。黑龙江省方正县伊汉通乡吉兴村，当时聚集着数万名日本开拓民。他们数十人拥挤在不足30平方米的空屋里，没有门窗、没有取暖设备，被褥也没有，只有一堆烂草，日侨只好钻进草堆里睡觉取暖。苏军占领期间，拒绝为这些日侨提供食品接济，致使5000余名日侨死于饥饿和严寒。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军接管方正县以后，立即派人到吉兴村看望日侨。由于民主政权尚在初建，经济条件还很困难，一下子拿不出足够的粮食来接济日侨，就号召当地百姓协助民主政权救助日侨，向群众宣传这些日侨没有罪，他们同样是这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于是很多中国百姓纷纷来到日侨聚居点，将万余名奄奄一息的日本妇女和儿童接到自己的家中，使她们免去了死亡的威胁。

8月20日，苏联红军进驻新京（长春）。根据日本外务省第716号训电，“现在还谈不到遣送驻外侨民，应尽可能采取使驻外侨民停留在现地”的指示方针，东北各地的日本人组成了“日本人居留民会”，要求日本人停留在现居住地，等待下一步的指示和安排。新京最大的百货商场三井百货店（现在的长春百货大楼），被临时辟作“满洲日本人居留民救济总会”。日本侨民每天都聚在这里，焦躁不安地打听什么时候能够回国，或者怎样安排他们生活的消息。然而，居留民会的职员也不知道明天将会怎样，也不知道谁在主宰着他们的命运。为了早日有个正当归宿，“日本人居留民总会”曾就撤退日本侨民的问题，与占领满洲的苏军进行了交涉。苏军负责人只答应向莫斯科请示，没作出任何关心日本侨民的表示。在苏联占领军这边没有得到结果，“日本人居留民总会”就设法与日本政府取得联系。他们派出一支由5人组成的“敢死队”，经由大连转赴朝鲜，跟先期回到日本，又从日本特意返回朝鲜的高崎达之助接头联络。高崎达之助曾任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社长，也是满洲“日本人居留民总会”负责人之一。高崎达之助很有责任感，回到日本专程拜会了日本政府要员，并且从日本带回了秘密信件。但是那封所谓的秘密信件却让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民大失所望，信上除了谈“停留现地，等待下一步指示”的老调之外，对日本侨民的具体去向未作任何肯定答复。其实这也难怪，因为战败已经被美军飞机炸成一片废墟的日本，自身尚且难保，哪还顾得上这些“闲事”。5个“敢死队”队员在路上病死两个，回到长春累死1个，结果白跑一趟。很多日侨眼看回国无望，且又无计维生，便纷纷采用集体

严寒的冬天来临了，饥饿和死亡时刻都在危胁着这些无家可归的日本难民。

中、美、苏三国四方达成协议

日本宣布投降后，在中国华北、华东、华南、香港、台湾等地，以及在东南亚诸国和在朝鲜的日侨，还有被缴械了的日军，很快都被日本政府设法接运回国。唯独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侨，日本政府迟迟没有明确反应。

为什么这样呢？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对这个问题始终讳莫如深，这个问题也就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谜。直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有关人士在前苏联国家档案馆发现一批有关东北日侨的资料，这个困惑中日史学界多年的谜底才揭开。早在1945年8月15日之前，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了让“遗留中国民间的日本人定居在当地”的政策。8月19日，关东军司令官根据该项政策，制定出“为了帝国复兴，让更多的日本人留在中国大陆”的计划。同时，日本陆军大本营对苏作战参谋朝枝繁春大佐，作为大本营的特派军使飞到新京（长春），向关东军司令部详细传达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有关精神，又亲笔起草一份送给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关于关东军方面停战状况的实施报告》（简称《朝枝实施报告》）。报告中关于如何处置在满日侨和日军提出了如下要求：

目前在满日本人总数为135万人，他们基本都是从事文化教育、工商企业等方面事业的骨干。由于形势急转直下，他们负责的机构失去了功能，他们的活动也基本停止了。希望在贵军（指苏军）的帮助下，让他们恢复正常活动；由于治安状况不稳，在满日本人的家产都让满洲人给偷盗或抢掠了，他们缺乏粮食，生活处在极其贫困的状态。希望在贵军的帮助下，能够使社会治安、经济秩序，恢复到战前的良好状态。出于内地（指日本本土）粮食、物资都极度缺乏，经济、思想等方面状况的不良，按既定方针，所有在满人员，包括解除武装的军人，均应在苏军的庇护下，在满洲继续生活。在满生活习惯的日本人，可以放弃日本国籍。

原来日本政府为了日后卷土重来，恢复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地位，让这些日侨充当地下先遣军，而采取了令人齿寒的弃民政策。

美国人似乎察觉出了日本人的如此居心和用意，“他们既担心中共利用日侨打内战，又担心将来中国和日本两大民族，因由日侨联络而团结合作，影响和动摇美国在远东的地位，所以他们竭力反对日本人留居中国。”1945年9月5日，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求见联合国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言称日本既已投降，请求联合国解除对日本的船舶封锁及海洋禁航。麦克阿瑟表示如果为了撤退侨民，可以解除对日本船只的封锁和禁航，日本可以对这些船只经过修理后加以使用。12月12日，美国作出了对中国日侨的决策。“如果不完全消除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就不能达到太平洋的真正和平”。“为了消除日本的影响力残留在中国的可能性，美国将就遣返日本人和非武装化问题，承担明确责任。”在这里美国明确了遣返滞华日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排除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同时明确地指出了要包括遣返民间日本人在内，“可见美国人是多么畏惧和厌恶日本人了”。

至于苏联人，态度更加明朗，“我们决不允许，在我们邻界的国土上，生活着一群与我们有宿仇，而且像狼一样险恶的人。”前苏联红军退役将领柯罗达夫引用他们的统帅华西列夫斯基语录，说明当时苏联人对滞留中国东北日侨的态度。基于这个心理状态，苏军毫不犹豫拒绝了日本人在《朝枝实施报告》中提出的请求，甚至不惜违背《波茨坦公告》中的“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的条款，将他们能够搜捕得到的计达59．4万日本关东军战俘，连同148名高级将领，全部押往苏联西伯利亚进行“劳动改造”。

针对滞华日侨问题，美、苏两国的立场既已明确。中国国民政府很快作出回应，完全赞同美、苏两国关于遣返日侨的决议。当时的中国东北，经过日本侵略者14年的殖民统治和疯狂掠夺，再加上苏军近似搜刮一样的缴获，社会经济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如若容允百余万日侨继续滞留在东北，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衣食住行、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都是一个不堪承受的沉重负担。所以国共两党就遣返日侨问题，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

关于遣返东北日侨的文献记载，最早可见于1945年9月29日中美联合参谋长会议致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备忘录。这份文件中提到“满洲日人遣送计划”等方面问题。10月25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召开专门会议，就遣送日侨俘问题进行具体磋商，并且制定了《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侨民遣送归国计划》，原则规定东北的日本侨民的遣送，当于关内地区日侨俘遣送完成之后再予进行。

1946年1月5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再次举行会谈，遣返东北日侨问题正式提上中美双方的议事日程。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就遣送东北日侨的领导机构、遣送港口及预定时间等具体问题，提出一个基本框架。1月7日，在由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代表马歇尔组成的3人小组会议上，商定了有关遣返东北日侨的大政方针。决定从1946年4月起，开始全面遣返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侨俘。1月15日，中美双方在东京举行第三次会谈，明确了在遣送东北日侨问题上，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应该分担的责任。中国政府负责将日本侨民集中到港湾地区，直到登上回国的船只为止。美国政府负责调集日本船舶和美国海军部分船舶，以及具体航行路线。会谈结束后，美军司令部将遣返中国东北日侨规划书，于1月29日送达日本政府，并且提出一些具体的相关要求。

日本政府尽管不同意东北日侨回国，却因战败国没有发言权，只得顺从战胜国的安排而迅速作出反应，将佐世保、博多、舞鹤三港辟为接待“引扬人”（遣返归国的日侨）的登陆码头，还成立了专门负责接待和管理“引扬人”的组织机构“援护局”。遣返东北日侨工作，由务虚到务实，终于进入了实质步骤。

当时，中国东北计有大连、营口、葫芦岛3个港口。中美双方曾设想3个港口同时利用，这样遣返日侨的工作能够顺利一些，速度也快一些。然而，这个设想遭到苏军的反对。苏军以大连、营口为商港，不能参与带有政治色彩的国际活动为由予以拒绝。但是，为了遣返日侨工作顺利进行，苏联方面承诺，苏军管理区即旅顺、大连地区的27万日侨由苏军负责遣返。这样一来，因为苏军的拒绝，东北唯可利用的港口只有葫芦岛。又因葫芦岛港阔水深长年不冻，能够随时停泊巨型舰船，而且还有铁路直达码头，交通运输甚是便利。这样葫芦岛港责无旁贷地承担起遣返百万日侨这个重大历史责任。

1946年初，中（国民党、共产党）、美、苏三国四方就遣返东北日侨达成相关协议后，国民政府东北行辕立即行动起来。首先成立了由国民党军方领导的遣返日侨领导机构，随即制定了遣返方案。同时调集大量火车皮往沈阳、长春、鞍山等地集中，以备遣侨工作需用。遣返日侨领导机构拟名为“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后又更名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先是由长官部政治部主任余继忠兼任处长，半月后改为委任国民党军二○七师少将师长李修业为处长，刘佩伟、齐云阶、彭克复（3人均为少将）为副处长。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成立了以军调部东北3人小组成员李敏然（李立三）为处长的“东北民主联军遣送日人管理处”。美军则成立了遣返东北日侨联络处代表团，米特雷斯少校为团长。代表团下设观察组，分别驻在沈阳、哈尔滨、长春、锦州、葫芦岛等地，一面协助遣返，一面实地观察国共双方的工作情况。东北各地的“日本居留民会”改组为“日侨善后联络处”，直接配合中国政府的遣侨工作。

日侨俘管理处有各级官佐200余人，又从党政军各界抽调300多人，全处计有工作人员500多人。管理处下设若干待遣站、检查站，分别驻在长春、抚顺、四平、鞍山等地。锦州设总检查站（又称中转站）。锦西设终点检查站（又称终点转运站）。具体负责接待转运日侨，以及安全检查等项事宜。

管理处一经成立，即刻着手开展工作。首先对散居在东北各地的日侨人数和成分进行调查统计，同时对日侨关于遣返的心理状态也进行了解摸底。1945年8月9日（即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之前，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包括今内蒙古东部地区、河北省承德地区）总人数约为237．4万人，其中军人约70万人，侨民约167．4万人。8月15日（即日本投降）前后，趁机回国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军官和伪满洲国日籍官员家属及富有的日本人，以及部分军人约有26万人；被苏军俘获并押往苏联的日本军人约有59．4万人。到葫芦岛大遣返前夕，滞留东北日侨总数约为151．4万人。其中分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日侨俘约有90余万人，分布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里的日侨约有33万多人，分布在大连、旅顺等苏军管理区内的日侨约有27万多人。由于日俘几乎全部被苏军押往苏联，只剩下一小部分没有被苏军搜捕到的日军成了散兵游勇，以及军事后勤人员，还有部分伤病官兵，这部分人因为怕受害人指认出来，多换上便装东躲西藏了。所以中国军队进入东北以后，收拢到的日军战俘仅100—200名。为了说明中国是个战胜国，尽管没有抓到几个俘虏，还是成立了“日侨俘管理处”，实则只是个“日侨管理处”。这些日侨多是些商人、小贩、职员和部分科技人员。其中妇女约占70％，儿童约占20％，老人约占5％，余下者才是青壮年男人。

日本政府尽管不同意东北日侨回国，却因战败国没有发言权，只得顺从战胜国的安排而迅速作出反应，将佐世保、博多、舞鹤三港辟为接待“引扬人”（遣返归国的日侨）的登陆码头，还成立了专门负责接待和管理“引扬人”的组织机构“援护局”。遣返东北日侨工作，由务虚到务实，终于进入了实质步骤。

当时，中国东北计有大连、营口、葫芦岛3个港口。中美双方曾设想3个港口同时利用，这样遣返日侨的工作能够顺利一些，速度也快一些。然而，这个设想遭到苏军的反对。苏军以大连、营口为商港，不能参与带有政治色彩的国际活动为由予以拒绝。但是，为了遣返日侨工作顺利进行，苏联方面承诺，苏军管理区即旅顺、大连地区的27万日侨由苏军负责遣返。这样一来，因为苏军的拒绝，东北唯可利用的港口只有葫芦岛。又因葫芦岛港阔水深长年不冻，能够随时停泊巨型舰船，而且还有铁路直达码头，交通运输甚是便利。这样葫芦岛港责无旁贷地承担起遣返百万日侨这个重大历史责任。

1946年初，中（国民党、共产党）、美、苏三国四方就遣返东北日侨达成相关协议后，国民政府东北行辕立即行动起来。首先成立了由国民党军方领导的遣返日侨领导机构，随即制定了遣返方案。同时调集大量火车皮往沈阳、长春、鞍山等地集中，以备遣侨工作需用。遣返日侨领导机构拟名为“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后又更名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先是由长官部政治部主任余继忠兼任处长，半月后改为委任国民党军二○七师少将师长李修业为处长，刘佩伟、齐云阶、彭克复（3人均为少将）为副处长。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成立了以军调部东北3人小组成员李敏然（李立三）为处长的“东北民主联军遣送日人管理处”。美军则成立了遣返东北日侨联络处代表团，米特雷斯少校为团长。代表团下设观察组，分别驻在沈阳、哈尔滨、长春、锦州、葫芦岛等地，一面协助遣返，一面实地观察国共双方的工作情况。东北各地的“日本居留民会”改组为“日侨善后联络处”，直接配合中国政府的遣侨工作。

日侨俘管理处有各级官佐200余人，又从党政军各界抽调300多人，全处计有工作人员500多人。管理处下设若干待遣站、检查站，分别驻在长春、抚顺、四平、鞍山等地。锦州设总检查站（又称中转站）。锦西设终点检查站（又称终点转运站）。具体负责接待转运日侨，以及安全检查等项事宜。

管理处一经成立，即刻着手开展工作。首先对散居在东北各地的日侨人数和成分进行调查统计，同时对日侨关于遣返的心理状态也进行了解摸底。1945年8月9日（即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之前，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包括今内蒙古东部地区、河北省承德地区）总人数约为237．4万人，其中军人约70万人，侨民约167．4万人。8月15日（即日本投降）前后，趁机回国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军官和伪满洲国日籍官员家属及富有的日本人，以及部分军人约有26万人；被苏军俘获并押往苏联的日本军人约有59．4万人。到葫芦岛大遣返前夕，滞留东北日侨总数约为151．4万人。其中分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日侨俘约有90余万人，分布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里的日侨约有33万多人，分布在大连、旅顺等苏军管理区内的日侨约有27万多人。由于日俘几乎全部被苏军押往苏联，只剩下一小部分没有被苏军搜捕到的日军成了散兵游勇，以及军事后勤人员，还有部分伤病官兵，这部分人因为怕受害人指认出来，多换上便装东躲西藏了。所以中国军队进入东北以后，收拢到的日军战俘仅100—200名。为了说明中国是个战胜国，尽管没有抓到几个俘虏，还是成立了“日侨俘管理处”，实则只是个“日侨管理处”。这些日侨多是些商人、小贩、职员和部分科技人员。其中妇女约占70％，儿童约占20％，老人约占5％，余下者才是青壮年男人。

对于遣返回国这件大事，日侨们怀有各种不同的心态。有些日侨在东北置有产业，诸如工矿、商店、公司、房地产等实业。他们不愿意回到日本去，就利用我国留用日侨中有学问有技术人员的机会，想方设法要求留用。比如在沈阳留用的200多名日本人，经过考查证实，冒充专家留用的就有50多人。很多握有一技之长的日本人，担心回日本找不到工作，竭力要求留在中国。至于日本妇女，尤其是年纪较轻的妇女，日本宣布投降后，基于生活所迫争先恐后嫁给中国人。几乎不管什么条件，只要年龄相差不多就行。据统计光复后两个月内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妇女达11万多人，比光复前十几年的总和多出100多倍。这部分日本妇女大多不愿意回国。只有日本浪人、军人，特别是那些身负血债的日本人，才急于遣返回国，以免受到中国人民的惩办。

为了不让日俘漏网，“日侨俘管理处”在东北各地发动群众到集中遣运站去指认日俘，书面检举有血债的日本军人和其他日本人。工作人员费尽周折和气力，却很少有人前来指认和检举。“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将军到四平、抚顺等地视察遣返工作，每到一地都找来一些老百姓，问他们为什么不检举。百姓们都这样回答：“长官呀，你们走了，日本人再回来，还有我们的好日子？”东北老百姓对国民党政府的不信任，担心日本人卷土重来的心情，于此可见一斑。通过“日侨俘管理处”调查组的调查，同时在各城镇挂上检举箱，几番努力动员，各地加起来的检举信不过一二百封。在锦州、沈阳、长春等地，经受害人指认纠查出来的有血债的日本人计有30余人。据后来各地百姓反映，犯有迫害中国百姓罪行的日本人还有很多，只是由于当时对国民党政府的不信任，而不敢检举揭发，从而使那些犯有罪恶的日本人逃脱了应得的下场。

为了保证遣返工作顺利进行，“日侨俘管理处”在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拟定一个比较周密的遣返计划。据李修业将军回忆，该计划主要内容是：所有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侨俘以全部遣返为原则，但是也有区别对待，诸如“八一五”光复前与中国人结婚或者同居，特别是已经生有子女的日本妇女，按其志愿并经当地政府批准，可以暂不遣返；光复后与中国人结婚或同居的日本人，一律遣返不准暗藏。持有中国政府留用证明的科技人员，以及伤病未愈者暂不遣返。遣返顺序按划定的锦州、沈阳、四平、长春、营口5个中心区依次进行。共产党控制区的日侨俘，交接地点确定在吉林的老少沟和永吉，另以开通和舒兰为预备交接点。锦州北大营为中转站，锦西张蒋屯为终点转运站。沿途各站由地方政府提供生活用品，确保日侨俘不受饥饿之苦。锦西站要保持3万人的遣返预备队，以便轮船入港能够及时登船不误行期。为了保护日侨俘身体健康，在锦西设有临时医院，并且专设妇产科，以便发现病人和临产孕妇能够及时予以救护。为减少日侨俘行程中的困难，以保持全家人同行为准则，单身日侨自行结队。然后由几家人组成一个小队，几个小队组成中队，若干中队组成大队。日侨俘内部事务，皆由日本人自行管理。遣返方案对被遣返人员随身携带的物品、货币的种类数量，都作出了严格的限定。

遣侨工作一经启动，美军联络处立刻行动起来。美国海军驻葫芦岛基地司令部，在极短时间内，把凡能集中的日本海轮都调到葫芦岛港，同时把他们在太平洋海域的一部分运输舰也调集过来，计约120余艘轮船，共同担任遣返输送日侨任务。美军除了负责海上运输之外，还负责上船后的日侨给养；在葫芦岛——锦西——沈阳之间架设一条直通电话线，供遣返日侨工作专用；还派出一支数百人的海军陆战队，在葫芦岛港码头上协助中国军队维持秩序。

为了向等待回国的日侨及时传达有关遣返的信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在锦州出版一份四开四版日文报纸《东北导报》。该报于1946年3月7日创刊发行，一直刊发到1947年9月5日。每3日刊出一期，专门刊登与遣返日侨俘相关的消息。其中刊登的“遣送便览”等内容，详细刊发和介绍有关日侨遣返的法规与动态。许多日侨为及时了解遣返消息，争相传阅，甚至把报纸都给读烂了。为了配合遣返工作，各地“日侨善后联络处”积极行动起来，按照中国政府和“日侨俘管理处”的具体要求，将遣返日侨的有关规定传达到每一个日侨，并且按照遣返者必须具备的手续，做好一切相应的准备。遣返者以2500人编成一个大队，每个大队设置指挥班、通讯班，还配备医生、护士等协勤人员。遣返者除必备的身份证和离境证明外，还要佩戴臂章和胸章，标明遣返者的姓名，所在的遣返单位×大队×中队×小队，以及原来居留中国时的住址、职业等等，而且还要接受霍乱和伤寒等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注射。这样一来，从遣返者所携带的身份证明中，还查出一些为逃避战犯追究而冒充普通侨民的日本兵，还有使用假身份证、报假名的地方恶霸。这样的人一经查出，即送检查组统一处理。

1946年4月23日，所有滞留中国东北的日本侨民，陆续接到中国国民政府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发出的“向葫芦岛港集中，统一遣返回国”的命令。消息像闪电般传播开来，滞留在东北各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日本侨民喜出望外，终于看见了生还的希望。

1946年5月7日上午，两艘装载着2489名日侨的美国轮船驶离了葫芦岛港。他们作为第一批遣返归国的“引扬人”，从这里迈出他们归国还乡的第一步。由此拉开了葫芦岛大遣返的序幕。

从这一天开始，在长春、沈阳、鞍山、四平、营口等地，到锦州、锦西、葫芦岛之间的铁路线上，每天都奔驰着载运日本侨俘的列车。这些列车几乎全是挡板很低、没有顶篷的货车。有的列车全是平板车皮，四边立起几根木棒，再用木板围拢起来，以防有人跌落发生不测。遣返日侨只背着简单的行李，很多人只拿着一个啤酒瓶子或汽水瓶子，既当水壶又当枕头。

从这一天开始，锦州北大营、锦西张蒋屯、葫芦岛港码头，每天都流动着数以万计等待遣返归国的日侨。根据事先安排，原来居留在锦西、锦州、锦县等临近葫芦岛地区的日侨率先遣返，以便腾出房屋辟做临时集中营，接待从别的地方转运来的日侨。由于美军联络处对遣返者有一项特殊规定，遣返者在必须经过霍乱和伤寒等传染性疾病预防注射之后，还必须经过7天的健康隔离检查，确认无事之后，才能允许乘船回国，所以遣返工作比原来预想的速度缓慢了许多。按照美方这项规定，日侨俘管理处分别在葫芦岛、锦西、锦县、锦州等地设置了隔离收容所，其收容能力在10万人以上。后来由于发生霍乱、水灾和内战，以及交通运输局部停滞等原因，这几个收容所已经容纳不下日益增多的遣返人员，遂又把沈阳铁西工业区一些废弃的厂房和仓库略加改造，增设了12个收容所用来应付急需。按照遣返计划，经过健康隔离检查的日侨，可直接转运葫芦岛港登船回国。但是由于气候、风向、海浪不利航行，以及燃料不足、机械故障等诸多原因，载运日侨回国的轮船很少如期如数到港离港，所以滞留在锦州、锦西两地的遣返者远远超出预定的人数。实在拥挤不堪，连葫芦岛港码头上都辟成了露天收容所。登船之前，负责卫生检查的美军士兵背着喷雾器，先将船舱里外喷洒一遍ＤＤＴ（滴滴涕）消毒，然后在舷梯入口处，将ＤＤＴ液往每个登船的遣返者身上喷洒，浓烈的化学药味刺激得遣返者忍不住直打喷嚏。

从这一天开始，葫芦岛至日本佐世保、舞鹤、博多三大港口之间的海面上陡然繁忙起来，每天都有数十艘运送归国日侨的海轮穿梭航行。那些海轮五花八门，除了航空母舰和潜水艇，哪种类型的船只都有。诸如美国的货轮，日本的商船，美国海军的坦克登陆艇、日本海军的扫雷艇……凡是在这一片海域上能够利用的船只，几乎都利用上了。自遣返开始后，葫芦岛每天都有接运日侨的轮船进港，平均每船载运2000人，最多时候一天有7艘轮船离岸。当年，这三大海港是日本军队和移民的出发点，也是日本侵略者从中国、从东南亚各地掠夺战略资源，运回国内的集散地。天皇陛下和他的帝国臣民，怎么也不会想到，称霸一时的大日本皇军战败了，灰溜溜地被赶了回来。栈桥上挤满了面带焦急神色和愁苦面容的归侨亲属，山坡上一座座临时搭起的茅草棚里，住满了从海外归来的侨民。日本政府担心他们从海外带回来传染疾病，让他们在这里接受为期两天的隔离检查。有时潮水退了，轮船进不了港就停泊在远处的锚地里，用小船一趟一趟地往码头上运送。海面上、码头上、山路上，到处都是灰蚂蚁似的人群，到处都有痛苦的哀嗥和失望的哭泣。

遣返之初，纪律不甚严明，约束不甚严厉，一些犯有罪行的日本人，向遣返工作人员和国民党官兵施以小贿，趁机混入遣返队伍，逃避中国人民的正义审判。比如伪满皇帝溥仪的弟媳、日本皇室宗亲嵯峨浩，长期在中国从事文化侵略的大学教授斋藤茂等都以行贿手段买通某些工作人员，大摇大摆地登船撤走。当时的天津《大公报》，曾以《战犯个个放走，金牙个个拔掉，如此检查》为题，披露了这种令国人所不齿的丑恶行为。为了平息舆论所指，维护遣返工作正常进行。国民政府东北行辕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又从辽宁省各界，临时抽调100多名青年干部，全部授予尉官军衔，成立港口统一检查署，开赴锦州、锦西两地，负责遣返中的督察、纠查工作。王黎（大连离休干部）老人曾在检查署里任中尉检查员。他所在的检查组，设在锦西县城边上的张蒋屯（现锦西化工厂北门外家属住宅区）。6月初的一天上午，从长春转运来的一位日侨俘大队长来到检查组，立正行礼之后，报告第××大队登船准备完毕，恭请中国检查官检查。王黎说了几句遵守纪律之类的例行官话，答应明天一早按时开检。日侨大队长临走时送给王黎一个彩纸包，再次立正俯首低声说，请检查官多多关照，让我大队早日登船。日侨大队长出门后，王黎打开纸包，里面是一个纸盒，再打开一看，是几个洋式打火机，下边还有两摞东北流通券。王黎当即将那个日侨大队长叫回来，当着众人的面将那两摞钞票摔给他，斥责道你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污辱，对中国政府的污辱。那个日侨大队长面红耳赤，直说对不起。按照有关规定，检查组通知当地驻军，给了那个日侨大队长关押一天禁闭的处分。那个日侨大队长弄巧成拙，他的那个日侨大队，不但没能提前登船，反而比别的大队晚了一天。消息传出，港口内外一片震动。遣返日侨竖起拇指称赞中国检查官纪律严明。

按照遣返计划，在日本宣布投降以后，与中国人同居或结婚的日本女人均在遣送之列，不准躲避与暗藏。然而执行起来却很有困难，有些国民党官兵甚至是遣返工作人员，也帮助不愿回国的日本妇女千方百计地躲避遣返。例如二О七师连长黄某，在遣返工作中，认识了日本姑娘春野艳子。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堕入情网共步爱河。黄连长不顾军纪约束，在沈阳北市场附近租了间房子，与春野艳子同居成家。后来，春野艳子被送到待运站，黄连长借检查之机进站与她见面，两人定计逃跑。11月上旬，黄连长提前来到马三家站，趁列车增挂车皮的机会，春野艳子离队跳车，两人连夜逃到北平，并分别找到一份工作，准备在北平永久地生活下去。腊月里的一天，黄连长领着春野艳子到什刹海滑冰游玩。因为春野艳子滑得很好，姿态妩媚动人，招来很多游人的注目和一阵阵的喝采。春野艳子玩儿得兴起有些忘乎所以，竟用日语为自己欢呼起来。不料引起几个也在此游玩的中国便衣宪兵的注意，几番盘问露出马脚，春野艳子被当即送回沈阳重新遣返。类似的国民党官兵借遣返工作之便，窝藏日本女人的事件，仅在沈阳就发生20余起。

7月12日，内战爆发。国共两党的主要精力都投注在战场上，遣返日侨工作难免不受影响。遣返之初，运送侨俘的火车能够按时进站，按时出发，每节车厢里的人数不超过80人，沿途各站均有食品和饮水供应。6月中旬以后，遣返工作突然艰难起来。客车货车都忙着运输军火，大站、小站都聚着军人，一切都在忙于战争。运送日侨的列车不能正点进站，也不能正点发车，车厢也不能如数拨给。运行过程中，时常在哪个小站里临时待避，一停就是几天。没有饮水，没有食物，日晒雨淋，日侨们啼饥号寒叫苦连天。进了7月，情况更加糟糕，抽不出专用列车来运送日侨，只能利用运送军火的回程空车，有时连回程的空车也没有。集中待运的日侨堆积在收容所里，度日如年一样守望着。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将军把这种情况及时报告给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杜聿明长官。杜聿明亲自打电话给兵站司令蒋瑞清，指示他必须保证拨足火车，供应遣返工作使用。此后，遣返工作才得继续进行。

进了8月，开始遣返民主联军控制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日侨。当时内战已经爆发，长春、沈阳、四平等地的形势骤然紧张，哪个地方也不愿意让中共地区的日侨在他们那里停留，于是就往锦西终点转运站里挤。现年82岁的董瑞麟老人（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离休干部），当年在锦西转运站里参加遣侨工作。老人回忆说，那一阵子锦西街上，葫芦岛码头上，几乎看不到别的人，到处都是灰不溜秋的拖家带口的日本人，不论大人孩子都背包摞伞的。虽然愁眉苦脸却也流露几分兴奋神色，小孩子在大街上互相追着玩，等待上船的女人们领着孩子到海边上洗澡冲凉捡贝壳，回家毕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然而高丽建成却高兴不起来，病入膏肓的他，时刻都在担心等不到上船的那一天。10月19日那天早上，他妻子听到通知船来了，赶快到码头上集合准备上船。这时高丽建成刚从昏迷中醒来，听了这个消息呵呵一乐，想要说句什么却让一口浓痰给憋了回去，片刻时间就咽了气。妻子和小儿子哭得死去活来，同行的日本人都忙着上船，没人理他们。几个当地中国农民实在看不下去，主动上前帮忙，把高丽建成的遗体抬上当地的茨山阳坡。天下起大雨，挖个坑很快注满雨水。帮忙的农民用铁锹一下一下往外淘水，总算把高丽建成入土为安了。高丽建成的妻子不会说中国话，拉着小儿子跪在雨地里，给那几个好心的中国人磕头。

在大遣返的日子里，令人气愤的事时有发生。大连离休干部陶甄老人，当时在锦州检查站任中尉检查官。他回忆说多数日侨态度很友好，个别日本人则特别凶蛮。有一个叫武部的日本下级军官，在集中营里公开宣讲，日本战败不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而是由于日本内阁的决策不当。什么苏军出兵东北，美国扔原子弹，在大日本皇军面前统统不在话下。当陶甄等检查官对他进行检查时，他竟然伸出拳头，咬牙切齿地说，你们等着，20年后我们还回来。陶甄毫不示弱也伸出拳头，语气威严地说，你这是垂死的哀嗥，只要你还敢来，我们照样把你打回去。

在葫芦岛待运期间，有些日侨由于到满洲来的理想破灭，且又家破人亡前途无望，便采取轻生自杀的方式来了断自己。家住北海道三笠市的佐佐木宗春，就因为在葫芦岛待运期间自杀未成，与葫芦岛人结下一段生死情缘。1943年佐佐木宗春只身搭船来到中国黑龙江省寻找从军多年的丈夫，夫妻俩见了面只住了一个晚上就匆匆分别，以后再也没有重逢。直到遣返回国之前，才得知丈夫被苏军俘获，病死在押往苏联的途中。1946年7月，佐佐木宗春随着大批日侨来到葫芦岛，住在一间简易房里等候上船回国。由于思念丈夫一时心窄，趁人不备跑出去投海自尽，被一位在海边上织补渔网的中国大嫂救了下来。中国大嫂担心她再寻短见，把她领回家里，给她说宽心话，做好吃的，还留她住在家里，想着法子安慰和开导她。中国大嫂一家人的热情关怀，使佐佐木宗春放弃了轻生念头。回到日本以后重新成了家，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1995年，佐佐木宗春把她当年怎样去中国寻夫，怎样想寻死，怎样被中国大嫂救起，以及她回国后怎样成为一代茶道宗师的经历，写成名为《熄不灭的火焰》的自传，受到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的奖赏。2001年和2002年，80多岁的佐佐木宗春先后两次来到葫芦岛，寻找当年救助她的中国恩人。年深日久，物是人非，老人家的愿望没能实现。为了表达无可倾诉的感恩心情，佐佐木宗春买了4株成年银杏树，栽植在葫芦岛市龙湾公园里，还立了一块感恩碑。

1946年11月27日，最后一艘载运日侨俘的轮船“第一大海丸”即将离开葫芦岛港。中华民国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将军，应日侨善后联络处官员们的邀请，来到船上进行礼节性的送行。当李修业一行登上甲板时，候在上面的日本人全体起立，向中国将军行九十度鞠躬礼。应日侨善后联络处负责人野村的再三邀请，李修业将军作即兴演讲：“……中国人民近几十年来，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欺辱，千言万语也说不尽。现在日本战败了，投降了，但是我们没有采取冤冤相报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如果按你们日本人过去对待我们中国人的做法，你们这些人都应该枪毙。中国虽然穷，用来枪毙你们的子弹，还是不成问题。……我们中国人胸怀大度以德报怨，把你们妥善地遣返回国，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崇高美德和人道主义。你们回去以后，要仔细地想一想，比一比，你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中国人又是怎样对待你们的。希望你们以后只带友谊来，不要再带刺刀来，再见吧！”

李修业将军演讲结束，日侨们多数弯腰低头表示认罪，有些人痛哭失声表示忏悔，也有一些人表现冷漠，流露出不服气、不服输的神情。日侨代表川岛丰太郎向李修业将军等致答谢词：“……在这个秋天，我们受到了中国宽大精神的恩惠，我们永远不忘中国的宽仁敦厚和恩爱。归国后必将遵守李将军阁下的训词精神，决心为中日两国人民将来的合作而挺身迈进。”讲话结束后，日侨善后联络处负责人野村向李修业将军赠送锦旗一面，感谢状一份。锦旗上写：感谢中国。

16时16分，风起潮涌，“第一大海丸”鸣笛三声，缓缓离岸。至此，举世瞩目的葫芦岛大遣返画上了完整的句号。

葫芦岛大遣返历时6个月，遣返日侨俘计达1051047人。此期间葫芦岛人作出了巨大奉献。当时入境待运的日侨俘在葫芦岛停留时间短者7天，长者半月，也有一部分人停留一月两月，乃至半年不等。停留葫芦岛期间，日侨俘所需食物全部由当地人民负责供给。仅按每个日侨俘在葫芦岛食用２．５公斤粮食计算，１０５万人计需２６２．５万公斤粮食，而当时葫芦岛周边地区的年产粮量仅为４００万公斤。很多人家口粮不足，为了保证日侨安全遣返，他们常常把仅有的一点粮食贡献出来。高粱、苞米、地瓜、土豆什么品种都有，而他们自己则时常依靠野菜充饥。正是由于葫芦岛人的如此仗义之举，很多归国日侨才把葫芦岛视为他们的再生之地，称葫芦岛是他们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