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行

1946年春，父亲部队被调到东北打内战，不久父亲来信说，北平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希望我到北平读书，并到东北看望他一转。父亲口头也常对我说，好好读书，若能考取出国留学，他卖老牛工都要供我留学，对是否去北平念书，我当时犹豫不决。就在那段时间，我与猛的接触比较频繁，到夏天，我们发展成恋爱关系。我们的婚姻历经三个时期：抗日战争时认识，解放战争期间恋爱，直到解放后一九五零年五月二十五日结婚。在当时的社会，无论从民族或是阶级来说，我们之间都横着一条鸿沟，我是官僚地主家的小姐，他是城市贫民家庭出身，如他母亲说的，他家上无片瓦，下无立脚之地，“半天云里的花蝴蝶，有处飞来无处歇”；从民族来说，由于云南是龙云、卢汉两个彝族当权，昭通彝族上层处于贵族似的地位，社会上称龙、卢、陇、安为云南的四大家族。“龙”以龙云为首，下有龙姓军、师、旅长好几个；“卢”以卢汉为首，下有军长，厅长等；陇姓有建设厅长陇体耀，保安旅长陇应奎及我父亲；“安”有安恩溥、安纯三等军长师长，他们都是昭通地区的彝族，所以当时云南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彝族手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六十军军长张冲，虽不属云南四大家族，但也是彝族。而昭通的回族城市贫民较多，所以昭通的汉族常称回族“干毛回子”，意思是又穷又恶。汉族人在背后也常骂彝族为“蛮子倮倮”，但当面不敢说，否则就要遭揍。我们的结合，之所以能跨越阶级和民族的鸿沟，全凭共同的理想才有如此的勇气。

父亲叫我去北平念书的事，我与猛说了，想听听他的意见，他说去北平念书是次要的，主要是去东北做我父亲的工作，要他认清形势，早日起义，否则没有出路，是很危险的。当时内战才开始不久，国民党还处于优势，我对猛说的“很危险”，觉得有些言过其实。但父亲不能为反动腐败的蒋介石国民党卖命，应反戈一击，早日起义我是完全赞同的。那次猛对我的谈话，除了告诉我如何做父亲的思想工作外，并交代我要学会打枪，要注意父亲身边的特务活动以及如何书信联系反映父亲的情况等等。猛叫我给他写信不要写真名，写云大张文锦收就可以，信的内容尽量隐晦一些。他给我布置这些任务时，我已感到他是有组织的人，他对我说的话不完全是他个人的意思，包含着一个组织的意见，但我不完全清楚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才知道，当时云南地下党领导方先生与猛分析了我父亲在滇军六十军中的作用，认为他虽然只是个师长，但他是卢汉的亲信，为人正直，讲义气，军中有不少亲如手足的拜把兄弟，在六十军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方和猛研究后并且报告了南方局，由猛说服我到东北去做父亲起义的思想工作。

1946年秋，我离开昆明赴东北前夕，猛叫我送他一件纪念品，猛年青时还有点浪漫，我说不知送什么纪念品好？他说叫我送他一件穿过的内衣，我只好送了他一件穿过的粉色绸内衣。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我离开了昆明，路经上海、北平、沈阳，最后见到了父亲。护送我登程的是潘娘的三妹夫梁，他是从江西来云南投奔我父亲的，在父亲部队任一军需官，他也要从昆明返回部队。猛有个同学叫缨，原是西南联大学生，战后联大回迁北方，他分在清华，要到北平清华大学报道，经猛介绍与我们同行，还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是父亲的副师长又是把弟兄任孝宗的二儿子任文泰，我们一共四个人，搭乘美国军用飞机先到上海，那时没有客机，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父亲要我先到北平，那里有人接我们，在北平先开开眼界再到东北。那时上海没有直达北平的交通，只能乘船先到秦皇岛，才能搭上火车去北平，为了找船，我们在上海耽延了一个多礼拜。在上海的那段时间，缨对我百般殷勤讨好，居心叵测，他明知道我与猛的恋人关系，还企图从中横插一杠子，我感到此人品质不好，所以他越是讨好我，我越是厌恶他。那时我是个性格内向的少女，虽然厌恶他，但又放不下脸来公开骂他，怕别人知道了觉得很羞涩。后来我写信告诉猛，他的好同学是如此卑鄙，李回信给我说：“接到你的信，我很气愤，饭都不想吃，只吃了三碗饭…”，我看了信，觉得好笑，他生气时，还可以吃三碗饭，若不生气，那要吃多少呢？可见他年青时食量很大。

我们搭上了一艘轮船离开了上海，这是我第一次坐海轮，第一次见到无边无际的大海，白色的海鸥在兰色的海面上飞翔，好象置身于一副美妙的油画中，对于山国的女儿来说，一切都感到新鲜。在海上大约走了两天两夜到了秦皇岛，天气已冷，我印象里一点都未感到秦皇岛的美丽，只感到冷清贫穷，可能是战争的影响吧！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面馆，吃了点面条，我们就赶火车去北平了。

到北平时，父亲的一个军需官姓李来接我们，他给我们安排在西单一名叫“花园饭店”的旅店住，这个饭店是亭园式建筑，内部设施虽没有现在的讲究，但比现在高楼大厦的饭店空气好。这个李军需官为人精干、机灵滑头，但还忠于父亲，他带着一个日本姑娘未婚同居，与我们同住一个饭店，这个日本姑娘表面看文静端庄像个学生，不知为什么跟着一个男人在北平同居，我也不愿意打听人家的隐私，但这个日本姑娘对我很有礼貌，李叫她称呼我“大小姐”。我们在北平的吃、住、行都由李军需官照管，记得他常带我们去西单一家名“黔阳楼”的餐馆吃饭。在北平“花园饭店”的那段时间，护送我去东北的那个梁启义，可能看着李保珩泡着个日本妞，他也不甘寂寞，常叫妓女陪他，面对梁的丑行，我感到恶心，不愿与他说话，我只能与小弟弟任文泰说说话，间或也与那个日本姑娘聊聊天。

在北平可能呆了一个月左右，该玩的玩了，该看的也看了，父亲来信叫我们快去东北见他，李安排我们先到沈阳，六十军有个留守处在沈阳接待我们，李要继续在北平等候后妈潘娘的到来。我离开昆明时，潘正在修建洋楼，我们家在昆明没有房子，一直住在白家，父亲在越南受降时搞了一笔钱，要潘在昆明造一座洋楼，所以她要等新房建成搬了家，她才带着大弟湘和二弟民去东北，然后把新房交给她四妹和她母亲及五妹等居住和看管。我们登上了东北的火车时，才发现梁把他的那个妓女也叫来与他一同走。梁说那女的是沈阳人，她要回家正好与我们同路。记得当时车厢的旅客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们，因为一看我明显的是个学生，那女的明显的是个妓女，怎么会同在一齐，我当时很恨梁启义，对那个妓女，我又厌恶又同情，觉得可能是贫穷才走上这条路。见到父亲后，我把这事告诉了父亲，父亲臭骂了梁一顿，我算是出了一口气。

我们离开北平到沈阳时，已是隆冬季节，这一段铁路还算通畅，再往北走就很难坐上客车了，能搭上货车就不错了。当时父亲部队驻扎在离吉林市不远的朝阳镇，货车上没有暖气，常冻得人脚手麻木，记得路上还经过一场恶战，刚结束战争的四平市，只见断壁残垣，弹痕累累，有的已成灰烬，同车的人说：“前几天这里堆满了尸体”，我当时好象已闻到了战争的火药味和血腥味，心里一阵悲凉，一阵愤怒，带着沉甸甸的心情，奔驰在预见父亲的旅途上。

从离开昆明两个月的旅途，虽说不上千辛万苦，但战乱时期的北方的严寒的确不好受。终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来到了父亲身边，父亲还等着我与他共进晚餐。虽然是战争环境，但父亲喜欢讲究的生活，没有多少改变，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象牙筷和酒杯等等。从越南到东北，他身边一直是带着云南厨师，桌上有野味马鹿肉及其它很多菜，还请了一些人来陪同吃饭，我见到父亲虽然很高兴，但经过几天旅途的劳顿，已没有什么胃口。在东北的这段时间，可说是我们父女之间仅有的一次单独相处的时期，白天父亲忙于军务，屋外冰天雪地没有可去的地方，我只好一人呆在屋里看书报或与日本女佣玲木爱子聊天，她中国话不很流畅，我们就用笔书口语帮助交谈，记得我送过她一些礼物，她送过我一卷很亮丽的日本缎子，质地很厚，是粉底绿竹的图案，我用它做过被面。玲木爱子自做事很细心，很讲卫生，早上掏灰时，她怕灰尘飞扬，用纸把炉门遮住，又在炉灰上洒上水，炉灰就不会四处飞扬了，她很勤劳，战乱中丈夫死了，又一下回不去日本，生活无着落，父亲的部队收留了她。我原来对日本人很恨，认识了铃木爱子以后，才感到一般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晚上父亲有空时，我们父女俩围坐在火炉边促膝谈心，这时正是我做父亲思想工作的好时机，我从昆明学生运动讲起，分析蒋介石国民党如何不得民心，如何反动，打内战是没有出路的等等。父亲对我讲的事实也不反对，也不表示赞同，但通过几件事也流露出他矛盾的心情。在一次交流中他说：“报上（国民党报）说潘朔端被俘，这些都是骗人的，打日本人的时候，他很勇敢都没有被俘过，怎么打内战他就不勇敢了？实际他是起义了，报纸不敢登”，我也趁势发挥自己的看法，赞同他的观点。有次讲到起义时，他说共军生活很苦，装备很困难，像这样零下拾几度的天气，在外面呆上十分钟都够呛！我当时就赌气跑在屋外冻给他看，不一会儿他把我拉回屋去。想起来也好笑，那时年轻幼稚，激情多于理智，不会给父亲分析短暂的吃苦和长远的前途关系，而是用赌气的办法来反驳他的观点。一天有人打电话约他相见，后来来了三四个人拜见他，不多会这些人走了，父亲对我说：“这些人就是蒋介石的特务，表面是来看望问候，实际是来观察动静，唉！现在要有诸葛亮的才能，才能应付这个复杂的局面”，我即振振有词的对父亲说：“汉末是群雄争夺中央王朝统治权的时候，现在斗争很明确，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建立民主、自由、独立的新中国，还是继续维持蒋介石独裁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斗争”，父亲听了不吭气。我们多次谈话中父亲都提到，滇军在东北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卢汉在云南的省主席的地位，卢汉是他的救命恩人，绝不能对不起他。可以看出，父亲内心是不愿意为蒋家王朝卖命的，但对起义他有很多顾虑。对他的思想状况，我曾用暗语和代名写信给猛，他又向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方汇报。后来方把我反映的情况都向中央吴玉章汇报过，中央根据父亲的情况，要物色一个与父亲有点关系的人来做父亲的工作，以父亲为突破口，争取六十军起义。后来在延安找到了刘浩，刘是云南人，其妻禄士英是彝族，有点彝族亲戚关系，所以刘浩去做六十军的起义工作时，首先是找我父亲，在父亲的掩护下展开工作的。

在吉林朝阳镇的许多夜晚，我们父女常谈到深夜一两点锺才睡觉，国事、家事、乡情、亲情，什么都谈。父亲对在越南河内受降的那段生活十分怀念，投降的日本人给他们开车，帮他们做事，对他们毕恭毕敬，他们真正感到战胜国的风光，这是艰难的抗日岁月时不敢想的。父亲他们部队到河内不久，越南的前殖民统治者法国，把军舰开到越南，企图登陆河内，想分日本投降的一杯羹，重抖他们统治越南时的帝国主义威风，但越南是中、英、美“波茨坦公告”划分给中国军队的受降区，所以父亲他们不准法国军队登陆，用大炮把法国军舰轰走，中国人能在日本帝国主义和法国帝国主义面前抖威风，可能是父亲一生中最得意的事。在生活上，父亲除了带着会做家乡菜的厨师外，常吃法国大餐，喝法国美酒，越南保大皇帝还在他一座岛上的皇宫里，宴请受降的中国军队的将领，把父亲他们捧为贵宾。可以说在越南那段时间，无论是精神上和生活上，都是父亲一生中的黄金时段。

1947年的春节前，父亲部队又调驻离辽宁不远的海龙，这里是县城，比原来的朝阳镇大，我也随父亲到了海龙。我在东北的这段时间，潘娘带着两个弟弟已在北平玩了将近一月，她在北平住的饭店，当然比我们在北平时住的高级，听说别的餐馆她都不喜欢吃，只爱吃高档餐馆“红锦酒家”的广味菜。快要过春节了，她才从北平来东北。父亲很宠爱她，当时铁路不畅通，父亲专门调了一列专车并带上我去长春接她和两个弟弟，我当时很不满意他这样捧她，而对我母亲又如此冷落！我很不高兴，成天不讲一句话，不理他，他也说：“我知道你很不高兴”。说起潘与我母亲的关系也十分微妙，自从她从湖南来云南后，与我母亲时有书信来往，互相称姐道妹，有时她给我母亲寄衣料、补药等，我母亲也给她寄昭通土特产，一个是为了表示贤惠，赢得丈夫的欢心，一个是无可奈何也不失大家闺秀风度，但两人从未见过面，也不愿见面，以免彼此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