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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伐林: 关于南昌起义我刚刚知道的故事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7月31日17:22:49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南昌起义的想法是谁最早提出?谁是当年起义“头号”领袖?南昌起义领导人如何排名,最后是谁一槌定音?苏联和共产国际起了什么作用?建军80周年时,由于给林彪部分恢复名誉,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以致直到最近,我才发现了许多过去并不知晓的南昌起义史实


◆高伐林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建军节。中国官方媒体上已经传出许多声调高亢的颂歌:“那是一段值得永远纪念的历史!那是一段充满着光荣与梦想、热血与献身的历史!那是一段映射出千秋万代的不死精神与非凡气概的历史!”
  这些话,或许并非溢美之辞。而对我来说,最近倒是发现了许多过去并不知晓的史实。建军80周年(2007年)时,由于给林彪部分恢复名誉(那一年又是林彪诞辰百年。在此顺便提醒大家:今年是“9·13事件”40周年,也是林彪忌辰40周年),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以致没有对建军的其它问题予以关注,直到近日读有关史书,才草就这篇读史札记。

南昌起义的想法是谁最早提出?

  提及南昌起义,周恩来,叶挺,贺龙……这几个名字最易被人念起。但最早建议南昌起义的人,却不是他们,而是李立三。
  李立三这个名字,往往和“左倾盲动”联系在一起,我对党史算比较感兴趣的,但印象最深的只是他居然敢对共产国际叫板,用党史专家杨奎松的话说:李立三是“第一个敢以中国革命号令莫斯科的中共领导人”——1930年4月7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设想中国的“十月革命”,他口气甚大地提出:“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武装在西伯利亚的几十万中国工人回中国进攻;暴动一胜利,蒙古就应回归祖国,成为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
  翻开《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在“李立三”条目中记述:“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然而,李立三并不仅仅只是南昌起义的参加者,他还是最早提出举行南昌起义的人。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将陈独秀停职,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和周恩来五人组成中央常委,代行政治局职权。临时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党组织转入地下和中央机关从九江撤退到上海,争取对共产党态度比较友好的张发奎,考察打回广东以图再举的可能性。当时并没有南昌起义计划。
  李立三到了九江后,7月20日,与谭平山、邓中夏、李立三、吴玉章、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举行碰头会,他们发现张发奎靠不住,李立三敏锐地分析了临时中央“南下广东”并不可行,提出将一些可以争取的部队尽快集中于南昌,在南昌举行起义——这便是南昌起义的最早提议。
  随后,李立三和邓中夏立即上庐山向鲍罗庭、瞿秋白和张太雷汇报。
  在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人物中,鲍罗庭特别值得重视。孙中山和鲍罗庭相识后,称他是个“无与伦比的人”;蒋介石能飞黄腾达,离不开鲍罗庭的支持。他目光敏锐,思想深刻,善于敏锐地从纷繁事件中判断出局势的走向。但听了李立三关于起义的设想,他一直沉默不表态。瞿秋白、张太雷则十分兴奋,瞿秋白立即动身去汉口,向中共中央汇报。李立三等不及中央的指示,7月24日召开了第二次九江会议上,决定叶挺、贺龙部队于7月28日前集中南昌,7月28日晚举行暴动。
  在武汉,中共中央立即展开讨论,最后同意举行暴动。但认为理想的暴动地点是九江南浔。李立三坚决反对把起义地点设在南浔,因为九江地区的军阀部队已经聚集,对起义不利。同时,准备起义的叶挺、贺龙部队已经陆续开往南昌,在南昌起义势在必行。
  当时无论是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还是前敌委员会,指导思想都还是像大革命时期北伐那样,以占领城市为中心目标,所以计划南昌起义后部队由江西进入广东,夺取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
  7月底,张国焘抵达九江传达共产国际的新指示,提出“应该争得张发奎的同意”,要求重新讨论起义时,又是李立三,坚决要求按原计划起义,争吵中甚至拍了桌子。最终,张国焘只得服从多数。
  李立三后来推行的盲动路线确实造成了中共和人民极其惨重的损失,但是,将他的名字从南昌起义领导人行列中抹去,并不是一种尊重历史的严肃态度。

当年起义“头号”领袖今天鲜为人知

  如果说,在中共关于南昌起义的宣传中,李立三毕竟还是被提到了,而另外一个领导人,就更鲜为人知了——谭平山。
  谭平山原名谭呜谦,别号聘三,1886年生于广东高明。他在雷州中学任教后担任校长,参加同盟会并结识了孙中山。过了而立之年、31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已经不算年轻人的谭平山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大声呐喊,冲锋在前火烧赵家楼,有资料说,他还动手参与痛打章宗祥……于是被警察逮捕,成为轰动全国的“入狱32爱国学生”之一。
  1920年,谭平山从北大毕业回广东,在高等师范学校任哲学教授。他与在上海的陈独秀联络,在广东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可以说,他是中国共青团的创始人。
  1921年,广州中国共产党支部建立,谭平山成为首任书记。七月份在上海召开一大时,他本应是广东代表,因有事不能去上海,才让陈公博作为代表出席。谭平山后来参加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在中共四大上连任中央执行委员,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农民部长。
  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国民党里有了以个人身份加入的共产党人当部长,谭平山就是其中一位,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常委,并被任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毛泽东后来在汪精卫推荐下,曾当上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
  谭平山1927年3月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兼农民部部长。
  现在的人们都知道南昌起义的头号领导人是周恩来,而当时,周恩来是起义的实际领导机构——中共“前委”领导人,但这个机构是秘密的。对于起义官兵来说,南昌起义的领导机构是“革命委员会”。而谭平山是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一说职务为革命委员会委员长)。所以,在那时的大众眼里,南昌起义是谭平山领导的。
  这是因为:南昌起义是中共以“统一战线”的形式,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发动的。
  8月1日凌晨起事控制了南昌全城之后,当天上午,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召集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成员及各省党部左派代表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有7人,江苏、顺直(河北)、福建、湖南、山西、甘肃、四川、新疆、东北、安徽、上海、绥远、浙江、广东、广西、湖北、江西、哈尔滨和海外党部(包括欧洲、日本、暹罗、古巴支部)代表38人,合计45人,其中多数是兼有国民党籍的共产党员。
  在联席会议上,叶挺报告了南昌起义的经过,随后成立了“最高权力机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会议推举宋庆龄、邓演达、张发奎、谭平山、于右任、陈友仁、何香凝、吴玉章、彭泽民、林祖涵、贺龙、郭沫若、苏兆征、江浩、黄琪翔、恽代英、朱晖日、叶挺、周恩来、张国焘、张曙时、李立三、彭湃、经亨颐、徐特立等25人为委员。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7人组成主席团。谭平山在国共两党中都有很高威望,虽然不是中共前委成员,但被中央批准列席前委,于是被推为一号头头。
  革命委员会委员包括三部分人:一是共产党员,加上在南下途中入党的贺龙、郭沫若、彭泽民共计15人,占多数;二是反对蒋、汪叛变,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共7人,其中张曙时、陈友仁参加了南昌起义,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于右任、经亨颐没有赶到南昌,但通过发表声明等方式,表示了对南昌起义的支持;三是中共想争取他们参加或支持革命但并未成功的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3人。
  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组织革命委员会,是根据当时在共产国际指示下中共中央制定的政策。八一起义虽然在“八七会议”之前,但在“八七”会议后,8月21日经中央常委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中,还是规定:“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应当让出这个旗帜,使一般叛徒篡窃国民党的名号”;“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组织暴动,还有一个目的,便是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这些分子,本是左派国民党的主要群众”。但后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突然改变了说法,中共中央也就随之变调,“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组织革命委员会”,反而成为南昌起义领导人备受指责的一条罪状。
  再说谭平山。起义前,1927年7月,谭平山利用与20军军长贺龙的交情,到九江动员贺龙参加暴动,贺龙部队到达南昌后,谭平山就住在贺的军部里,与中央派来的前委书记周恩来、委员李立三等商妥起义方案。7月30日,中央代表张国焘赶来阻止起义,谭平山跳起来大骂张并命令警卫人员:“你们把这个混蛋给我捆起来,拉出去枪毙!”如果不是周恩来的劝阻,也许那次就把张国焘真给毙了——看来因一言不合就致人死地,并非自老毛始。
  南昌起义后部队转移途中,他与周逸群一起介绍贺龙加入中共。10月上旬,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彻底失败,谭平山到海外避了一阵后回到上海,找到党中央时才知道自己已经丢了党票。
  顺便说一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昌起义前委全体成员,尽管在数十年后得享殊荣,但是在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先后于1927年10月24日发出关于南昌起义失败的通告,1927年11月14日作出政治纪律决议案,指责南昌起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除了开除谭平山党籍之外,决定给前敌委员会成员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警告处分;给张国焘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处分。
  谭平山为何被中共开除?一种说法,是张国焘使坏,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国焘向太上皇的钦差大臣——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告了谭一状,说是他导致南昌起义失败,问责问到他头上,缺席开除党籍。但周恩来1944年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那时张国焘早已脱离中共、投靠蒋介石)中说:“他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位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根据周恩来这一说法,看来并非张国焘告状起了作用。
  这样,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谭平山,便参加了国共之外的“第三党”,主要反蒋,也指责过中共路线。抗战开始后,谭平山曾提出回到中共党内,却被告知:留在党外更好。1944年秋,他联系19个省市对蒋不满的国民党人,建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让蒋介石十分恼火。1947年春国共合作再次破裂后,据称国民党特务准备干掉他。谭平山从上海潜往香港,与李济深等人组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是后来延续至今的“民革”。大概这就是谭平山对于中共来讲最后的利用价值了,毕竟他担任过国民党中常委、中组部长啊。
  1948年秋,谭平山以民主人士身份先到东北,次年2月到北平,在“新政协”上被任命为监察委员会主任;中共建政后他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直至1956年去世。

南昌起义领导人的名次学

  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历来十分重视排序。而标榜反封建、讲平等的中共,却最讲究尊卑有序,错乱一点就是“政治错误”。无论大会上的座席安排、报刊上的排名先后、电视上的镜头顺序……都严格按照地位高低。“文革”中,从中央报纸上登出的领导人名单琢磨名次排序,成了时髦,连当时少不经事的我,也时时参悟。看看领导人步入会场、举行公祭的镜头:中央一号人物,肯定在最中间,然后二三把手分列两旁,其他常委再靠后一点,后面是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多跨一步就是僭越,只能各按各位,跟在后面亦步亦趋。
  让我发噱的是,有时组织部门下文任命某某人担任某某职务(多是副职)时,竟会明确指明其排名在另一副职某某某后面。
  对于现实活动中的领导人如何排序,还算好办,按照官职高低就行了;但是对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如何排序?是根据当时的职务高低、作用大小,还是根据后来他们的最高官职高低?
  南昌起义时所集中的中共后来领导人是密度极高的。中新社在建军80周年时曾报导,耗资1.5亿元人民币改、扩建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重新开馆,起义英雄纪念名录墙首次亮相,就列出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徐特立、郭沫若等一大批风云人物。据专家统计,参加起义的两万余人中,建国后担任过国家领导职务的16人,授予元帅军衔的6人,授予大将军衔的3人,授予上将军衔的4人,授予中将军衔的7人,授予少将军衔的6人,担任过省部级党政领导职务的19人。
  1927年8月1日凌晨,在南昌指挥起义作战的有3位:第20军军长贺龙;指挥部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
  8月2日拂晓,从回马岭又赶回了两位:前委军委书记聂荣臻;第四军25师73团3营7连连长林彪。
  8月10日,时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准尉文书的陈毅从九江赶上来。
  陈赓大将,与周恩来共赴南昌组织起义,起义中负责政治保卫工作,后来起义部队南下,他在贺龙的第20军3师6团任1营长。
  粟裕大将,起义时为11军的一名班长,起义中跟随部队警卫设在江西大旅社的革命委员会。
  许光达大将,时任第四军炮兵排长。
  而据《苦难辉煌》一书作者金一南说,1955年授衔的将帅中,周恩来等未授军衔者不算,有8位元帅、4位大将都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这比上文所说的6位元帅多了两位,看来他是将起义时,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内的叶剑英和徐向前也算在内了。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起义,但也做出了贡献。
  叶剑英对于“八一”南昌起义的贡献是秘密的。起义发动前,时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利用与张发奎等人的关系,探知贺龙、叶挺等人将要被扣留,解除兵权。他马上约了叶挺、贺龙、廖乾吾和高语罕四人到甘棠湖划船,告知他们处在危险之中,推动他们最终下定起义决心。
  金一南说有4位大将,也比上文所说的3位多了一位,看来他是加上了张云逸大将,时任第四军25师参谋长,未暴露身份公开参加起义。他说服张发奎,让共产党员卢德铭出任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却在后来参加了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当天,张云逸还掩护了共产党员、25师73团团长周士第,使起义部队又多了一支生力军。

  这么多声名显赫的元帅、将军,当时并非都是领导人。南昌起义领导人如何排序呢?现在大致有三种排法:
  第一种: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
  第二种: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
  第三种:起义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贺龙、叶挺(后来加上了李立三,排名在周恩来之后、贺龙之前),这是第一层次;其他领导人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为第二层次。
  历来其它排法当然还有,例如,下文提到的“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四人;而在“文革”中,贺龙的名字就被抹掉了。
  (不过,“文革”中总算没将林彪的名字放上去——这不仅因为当时他只是连长,实在没法算进领导人,更主要的是,林彪所属部队是8月2日才赶到南昌的。
  毛泽东、林彪不在场的历史事件,他们就采取另一个办法:淡化整个事件。在“文革”中高潮中,宣传最多的是毛泽东和林彪在井冈山会师,当时的五大革命圣地,是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和延安,而南昌悄悄被排除在外了。)

  南昌起义领导人排序有没有标准排法呢?最后是周恩来一槌定音。
  北京军事博物馆首任馆长贾若瑜少将写过一篇回忆,讲述为南昌起义领导人的名次学,还差点被打成“反党”,幸亏他握有周恩来的权威仅当时仅次于毛、刘的“尚方宝剑”。
  贾若瑜说,据当时暂代中共《党史》教材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一书所提的,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和领导人是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四位。我查看史料后,觉得这种提法不够准确。为了慎重起见,我带着问题向周恩来同志请教。周总理认真地想一想后说:领导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应是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五人。周总理对这几位领导人当时的地位和作用都作了详细的说明,还亲笔写了南昌起义领导人的姓名和排列次序。于是,我们根据周恩来同志所提供的材料,不仅在解说词出加以体现,还请画家黎冰鸿同志据此画了巨幅油画,作为辅助展品。
  1959年8、9月间,由中央军委和周恩来同志率领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先后到军博对陈列内容进行审查,经批准后我们进行了预展。
  不久,有一天突然接到中宣部的通知,要我们把南昌起义领导人的巨幅油画带到兄弟博物馆去参加会议。到了目的地,我们见到那里已陈列一幅按周、朱、叶、贺次序排列的南昌起义巨幅油画。
  会议由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同志主持。他说:“在同一个地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展出出现两种说法,这样不好。今天我们来统一认识解决关于南昌起义领导人和排列次序的问题。”这本是讨论解决问题的会议,没想到张副部长的话音刚落,就有同志把“帽子”甩过来了,说我反党反中央。“南昌起义在胡乔木同志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中提的是周、朱、叶、贺,你们却提出周、贺、叶、朱、刘。反对胡乔木同志,就是反对党中央。”接着你一句我—句,措辞激烈,慷慨激昂。
  我感到十分惊讶。张际春同志问我有什么话说。我说:“南昌起义时周恩来同志当时负责什么工作的,胡乔木同志是负责什么工作的?怎么周恩来同志说的就是反对胡乔木同志,反对胡乔木同志就是反对党中央?我不理解。”
  张际春同志又问:“有什么根据吗?”

  我立即掏出周恩来同志亲笔写的关于南昌起义领导人排列次序的字条。张际春同志看了字条后说:“会先开到这里。”

 

画家黎冰鸿的巨幅油画《南昌起义》


蔡廷锴出走和欧震倒戈

  在南昌起义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参加者,或是共产党员,或是国民党人,起义失败后脱离了起义部队,甚至叛变与倒戈,令起义部队蒙受巨大的损失。蔡廷锴就是其中一位。
  蔡廷锴之所以在历史上有名,一是因为他率领国民革命军19路军在上海抗日,二是1933年他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而在南昌起义时,身材魁梧的蔡廷锴被指定为起义军南下部队左翼总指挥,他却让中共恨之入骨。
  蔡廷锴作为军人,作战勇猛,但他参加南昌起义却是被裹胁的。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城耐下第二天,途经贤县时,蔡廷锴趁乱清理了队伍中的共产党员,率部脱离了起义军。他的出走使起义部队南下计划受到严重挫折。
  蔡廷锴指挥的部队有五千人,占整个南昌起义部队总人数的四分之一——仅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他的举足轻重。
  关于蔡廷锴,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严辞批评前委“迟迟不解决他,致被中途逃走”。当时前委对于蔡廷锴可能叛逃估计不足,这是事实,可是若设身处地,在起义后几天内,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前委能不能对包括蔡廷锴在内的各级军官采取所谓“断然手段”?真要动手,是否就能巩固他下面的部队?
  史载:8月5日,蔡廷锴宣布脱离共产党时,对于30团团长范孟声、28团参谋长徐石麟等共产党员,并未杀掉,只是发了薪饷送出部队。后来蔡廷锴与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不过可能南昌起义之后裂痕太深,中共再不敢信任他。我相信,在他发动兵变,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时,中共拒不与之连手,就緣于南昌起义他出走的阴影太深。
  不过,中共建政后,对蔡廷锴还算礼遇,将他当成统战对象,安排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比蔡廷锴的出走更致命的是叶挺部的营长欧震的阵前倒戈。1927年9月,起义军退至广东潮汕,蒋介石麾下干将薛岳率部协同粤军第11师陈济棠部阻击起义军,在汤坑展开了激战。起义部队将薛岳部4个团击溃,包围了薛师指挥部,眼看就要全歼薛岳。千钧一发之时,欧震率部叛变,薛岳抓住机会,与赶来增援的粤军发动猛烈反攻。打得起义军七零八落,就此一蹶不振。不仅南下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重新北伐的设想被彻底击碎,而且部队军心涣散,各级军官纷纷离队,营长、连长更成群结伙地拉着部队开小差,星流云散;留下的人也纷纷提出解散隐蔽。
  当时狼狈到什么程度?仅举一例:
  南昌起义部队的最后一次会议——10月3日的流沙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当时他正发高烧。哨兵发现敌人尖兵,于是会议草草收场,众人分头撤退。混乱中,抬周恩来的担架队员也乘机溜走,周恩来的身边只剩下了叶挺和聂荣臻,三人仅有的武器只是叶挺的一支小手枪!后来三人搭上一条小船,漂到了香港。
  力挽狂澜保留火种的关键人物,是地位并不显赫的朱德。南昌起义爆发时,朱德手下兵不过五百,比起叶挺、贺龙来相差甚远。后来损兵过半,又传来南下部队失败的消息。朱德接过了这个几乎没有人再对它抱任何希望的摊子,主要助手是仅存的两位团职干部: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团参谋长王尔琢。通过他们异乎寻常的执着,硬是拢住了队伍,稳定了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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