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關於南昌起義我剛剛知道的故事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7月31日17:22:49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南昌起義的想法是誰最早提出？誰是當年起義“頭號”領袖？南昌起義領導人如何排名，最後是誰一槌定音？蘇聯和共產國際起了什麼作用？建軍80周年時，由於給林彪部分恢復名譽，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以致直到最近，我才發現了許多過去並不知曉的南昌起義史實 ◆高伐林 　　八一南昌起義是中國建軍節。中國官方媒體上已經傳出許多聲調高亢的頌歌：“那是一段值得永遠紀念的歷史！那是一段充滿着光榮與夢想、熱血與獻身的歷史！那是一段映射出千秋萬代的不死精神與非凡氣概的歷史！” 　　這些話，或許並非溢美之辭。而對我來說，最近倒是發現了許多過去並不知曉的史實。建軍80周年（2007年）時，由於給林彪部分恢復名譽（那一年又是林彪誕辰百年。在此順便提醒大家：今年是“9·13事件”40周年，也是林彪忌辰40周年），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以致沒有對建軍的其它問題予以關注，直到近日讀有關史書，才草就這篇讀史札記。 南昌起義的想法是誰最早提出？ 　　提及南昌起義，周恩來，葉挺，賀龍……這幾個名字最易被人念起。但最早建議南昌起義的人，卻不是他們，而是李立三。 　　李立三這個名字，往往和“左傾盲動”聯繫在一起，我對黨史算比較感興趣的，但印象最深的只是他居然敢對共產國際叫板，用黨史專家楊奎松的話說：李立三是“第一個敢以中國革命號令莫斯科的中共領導人”——1930年4月7日，他在政治局會議上設想中國的“十月革命”，他口氣甚大地提出：“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武裝在西伯利亞的幾十萬中國工人回中國進攻；暴動一勝利，蒙古就應回歸祖國，成為中國蘇維埃聯邦之一…… 　　翻開《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在“李立三”條目中記述：“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並擔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革命委員會委員和政治保衛處處長”。然而，李立三並不僅僅只是南昌起義的參加者，他還是最早提出舉行南昌起義的人。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改組，將陳獨秀停職，指定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和周恩來五人組成中央常委，代行政治局職權。臨時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黨組織轉入地下和中央機關從九江撤退到上海，爭取對共產黨態度比較友好的張發奎，考察打回廣東以圖再舉的可能性。當時並沒有南昌起義計劃。 　　李立三到了九江後，7月20日，與譚平山、鄧中夏、李立三、吳玉章、葉挺、聶榮臻等在九江舉行碰頭會，他們發現張發奎靠不住，李立三敏銳地分析了臨時中央“南下廣東”並不可行，提出將一些可以爭取的部隊儘快集中於南昌，在南昌舉行起義——這便是南昌起義的最早提議。 　　隨後，李立三和鄧中夏立即上廬山向鮑羅庭、瞿秋白和張太雷匯報。 　　在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人物中，鮑羅庭特別值得重視。孫中山和鮑羅庭相識後，稱他是個“無與倫比的人”；蔣介石能飛黃騰達，離不開鮑羅庭的支持。他目光敏銳，思想深刻，善于敏銳地從紛繁事件中判斷出局勢的走向。但聽了李立三關於起義的設想，他一直沉默不表態。瞿秋白、張太雷則十分興奮，瞿秋白立即動身去漢口，向中共中央匯報。李立三等不及中央的指示，7月24日召開了第二次九江會議上，決定葉挺、賀龍部隊於7月28日前集中南昌，7月28日晚舉行暴動。 　　在武漢，中共中央立即展開討論，最後同意舉行暴動。但認為理想的暴動地點是九江南潯。李立三堅決反對把起義地點設在南潯，因為九江地區的軍閥部隊已經聚集，對起義不利。同時，準備起義的葉挺、賀龍部隊已經陸續開往南昌，在南昌起義勢在必行。 　　當時無論是共產國際、中共中央還是前敵委員會，指導思想都還是像大革命時期北伐那樣，以占領城市為中心目標，所以計劃南昌起義後部隊由江西進入廣東，奪取廣州，恢復廣東革命根據地，占領出海口，取得共產國際的援助，然後重新舉行北伐。 　　7月底，張國燾抵達九江傳達共產國際的新指示，提出“應該爭得張發奎的同意”，要求重新討論起義時，又是李立三，堅決要求按原計划起義，爭吵中甚至拍了桌子。最終，張國燾只得服從多數。 　　李立三後來推行的盲動路線確實造成了中共和人民極其慘重的損失，但是，將他的名字從南昌起義領導人行列中抹去，並不是一種尊重歷史的嚴肅態度。 當年起義“頭號”領袖今天鮮為人知 　　如果說，在中共關於南昌起義的宣傳中，李立三畢竟還是被提到了，而另外一個領導人，就更鮮為人知了——譚平山。 　　譚平山原名譚嗚謙，別號聘三，1886年生於廣東高明。他在雷州中學任教後擔任校長，參加同盟會並結識了孫中山。過了而立之年、31歲時，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結識了陳獨秀、李大釗等一批人，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已經不算年輕人的譚平山在遊行隊伍的前列大聲吶喊，衝鋒在前火燒趙家樓，有資料說，他還動手參與痛打章宗祥……於是被警察逮捕，成為轟動全國的“入獄32愛國學生”之一。 　　1920年，譚平山從北大畢業回廣東，在高等師範學校任哲學教授。他與在上海的陳獨秀聯絡，在廣東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可以說，他是中國共青團的創始人。 　　1921年，廣州中國共產黨支部建立，譚平山成為首任書記。七月份在上海召開一大時，他本應是廣東代表，因有事不能去上海，才讓陳公博作為代表出席。譚平山後來參加中共三大，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局委員。在中共四大上連任中央執行委員，在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任農民部長。 　　國共第一次合作時，國民黨里有了以個人身份加入的共產黨人當部長，譚平山就是其中一位，1924年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常委，並被任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毛澤東後來在汪精衛推薦下，曾當上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 　　譚平山1927年3月就任武漢國民政府委員兼農民部部長。 　　現在的人們都知道南昌起義的頭號領導人是周恩來，而當時，周恩來是起義的實際領導機構——中共“前委”領導人，但這個機構是秘密的。對於起義官兵來說，南昌起義的領導機構是“革命委員會”。而譚平山是革命委員會主席團主席（一說職務為革命委員會委員長）。所以，在那時的大眾眼裡，南昌起義是譚平山領導的。 　　這是因為：南昌起義是中共以“統一戰線”的形式，打着國民黨左派的旗幟發動的。 　　8月1日凌晨起事控制了南昌全城之後，當天上午，譚平山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身份，召集了國民黨中央領導成員及各省黨部左派代表聯席會議。出席會議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委員、候補委員及中央監察委員會候補委員有7人，江蘇、順直（河北）、福建、湖南、山西、甘肅、四川、新疆、東北、安徽、上海、綏遠、浙江、廣東、廣西、湖北、江西、哈爾濱和海外黨部（包括歐洲、日本、暹羅、古巴支部）代表38人，合計45人，其中多數是兼有國民黨籍的共產黨員。 　　在聯席會議上，葉挺報告了南昌起義的經過，隨後成立了“最高權力機關”——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會議推舉宋慶齡、鄧演達、張發奎、譚平山、于右任、陳友仁、何香凝、吳玉章、彭澤民、林祖涵、賀龍、郭沫若、蘇兆征、江浩、黃琪翔、惲代英、朱暉日、葉挺、周恩來、張國燾、張曙時、李立三、彭湃、經亨頤、徐特立等25人為委員。宋慶齡、鄧演達、譚平山、張發奎、賀龍、郭沫若、惲代英7人組成主席團。譚平山在國共兩黨中都有很高威望，雖然不是中共前委成員，但被中央批准列席前委，於是被推為一號頭頭。 　　革命委員會委員包括三部分人：一是共產黨員，加上在南下途中入黨的賀龍、郭沫若、彭澤民共計15人，占多數；二是反對蔣、汪叛變，與共產黨合作的國民黨左派人士共7人，其中張曙時、陳友仁參加了南昌起義，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于右任、經亨頤沒有趕到南昌，但通過發表聲明等方式，表示了對南昌起義的支持；三是中共想爭取他們參加或支持革命但並未成功的張發奎、黃琪翔、朱暉日3人。 　　以中國國民黨的名義組織革命委員會，是根據當時在共產國際指示下中共中央制定的政策。八一起義雖然在“八七會議”之前，但在“八七”會議後，8月21日經中央常委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議決案》中，還是規定：“中國共產黨應當組織工農暴動於革命左派國民黨旗幟之下”，“中國共產黨現在不應當讓出這個旗幟，使一般叛徒篡竊國民黨的名號”；“中國共產黨在革命的國民黨旗幟之下組織暴動，還有一個目的，便是吸引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分子。這些分子，本是左派國民黨的主要群眾”。但後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突然改變了說法，中共中央也就隨之變調，“以中國國民黨的名義組織革命委員會”，反而成為南昌起義領導人備受指責的一條罪狀。 　　再說譚平山。起義前，1927年7月，譚平山利用與20軍軍長賀龍的交情，到九江動員賀龍參加暴動，賀龍部隊到達南昌後，譚平山就住在賀的軍部里，與中央派來的前委書記周恩來、委員李立三等商妥起義方案。7月30日，中央代表張國燾趕來阻止起義，譚平山跳起來大罵張並命令警衛人員：“你們把這個混蛋給我捆起來，拉出去槍斃！”如果不是周恩來的勸阻，也許那次就把張國燾真給斃了——看來因一言不合就致人死地，並非自老毛始。 　　南昌起義後部隊轉移途中，他與周逸群一起介紹賀龍加入中共。10月上旬，起義軍在廣東潮汕徹底失敗，譚平山到海外避了一陣後回到上海，找到黨中央時才知道自己已經丟了黨票。 　　順便說一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南昌起義前委全體成員，儘管在數十年後得享殊榮，但是在南昌起義後，中共中央先後於1927年10月24日發出關於南昌起義失敗的通告，1927年11月14日作出政治紀律決議案，指責南昌起義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除了開除譚平山黨籍之外，決定給前敵委員會成員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警告處分；給張國燾開除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的處分。 　　譚平山為何被中共開除？一種說法，是張國燾使壞，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張國燾向太上皇的欽差大臣——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告了譚一狀，說是他導致南昌起義失敗，問責問到他頭上，缺席開除黨籍。但周恩來1944年在《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那時張國燾早已脫離中共、投靠蔣介石）中說：“他被開除黨籍的原因，是張國燾反對南昌起義，譚平山對一位師長說，張國燾若反對起義就把他殺掉。當時我任前委書記，這位師長來徵求我的意見，我說黨內鬥爭不能這樣做。後來有人把這事告訴了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代表就決定把譚平山開除了。今天看來，這個處分是不完全妥當的。”根據周恩來這一說法，看來並非張國燾告狀起了作用。 　　這樣，南昌起義主要領導人譚平山，便參加了國共之外的“第三黨”，主要反蔣，也指責過中共路線。抗戰開始後，譚平山曾提出回到中共黨內，卻被告知：留在黨外更好。1944年秋，他聯繫19個省市對蔣不滿的國民黨人，建立“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讓蔣介石十分惱火。1947年春國共合作再次破裂後，據稱國民黨特務準備幹掉他。譚平山從上海潛往香港，與李濟深等人組成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就是後來延續至今的“民革”。大概這就是譚平山對於中共來講最後的利用價值了，畢竟他擔任過國民黨中常委、中組部長啊。 　　1948年秋，譚平山以民主人士身份先到東北，次年2月到北平，在“新政協”上被任命為監察委員會主任；中共建政後他擔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直至1956年去世。 南昌起義領導人的名次學 　　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歷來十分重視排序。而標榜反封建、講平等的中共，卻最講究尊卑有序，錯亂一點就是“政治錯誤”。無論大會上的座席安排、報刊上的排名先後、電視上的鏡頭順序……都嚴格按照地位高低。“文革”中，從中央報紙上登出的領導人名單琢磨名次排序，成了時髦，連當時少不經事的我，也時時參悟。看看領導人步入會場、舉行公祭的鏡頭：中央一號人物，肯定在最中間，然後二三把手分列兩旁，其他常委再靠後一點，後面是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多跨一步就是僭越，只能各按各位，跟在後面亦步亦趨。 　　讓我發噱的是，有時組織部門下文任命某某人擔任某某職務（多是副職）時，竟會明確指明其排名在另一副職某某某後面。 　　對於現實活動中的領導人如何排序，還算好辦，按照官職高低就行了；但是對南昌起義的領導人如何排序？是根據當時的職務高低、作用大小，還是根據後來他們的最高官職高低？ 　　南昌起義時所集中的中共後來領導人是密度極高的。中新社在建軍80周年時曾報導，耗資1.5億元人民幣改、擴建的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重新開館，起義英雄紀念名錄牆首次亮相，就列出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聶榮臻、李立三、徐特立、郭沫若等一大批風雲人物。據專家統計，參加起義的兩萬餘人中，建國後擔任過國家領導職務的16人，授予元帥軍銜的6人，授予大將軍銜的3人，授予上將軍銜的4人，授予中將軍銜的7人，授予少將軍銜的6人，擔任過省部級黨政領導職務的19人。 　　1927年8月1日凌晨，在南昌指揮起義作戰的有3位：第20軍軍長賀龍；指揮部參謀團參謀長劉伯承；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團長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長朱德。 　　8月2日拂曉，從回馬嶺又趕回了兩位：前委軍委書記聶榮臻；第四軍25師73團3營7連連長林彪。 　　8月10日，時任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准尉文書的陳毅從九江趕上來。 　　陳賡大將，與周恩來共赴南昌組織起義，起義中負責政治保衛工作，後來起義部隊南下，他在賀龍的第20軍3師6團任1營長。 　　粟裕大將，起義時為11軍的一名班長，起義中跟隨部隊警衛設在江西大旅社的革命委員會。 　　許光達大將，時任第四軍炮兵排長。 　　而據《苦難輝煌》一書作者金一南說，1955年授銜的將帥中，周恩來等未授軍銜者不算，有8位元帥、4位大將都與南昌起義緊緊相連——這比上文所說的6位元帥多了兩位，看來他是將起義時，在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內的葉劍英和徐向前也算在內了。他們雖然沒有直接參與起義，但也做出了貢獻。 　　葉劍英對於“八一”南昌起義的貢獻是秘密的。起義發動前，時任張發奎第二方面軍第四軍參謀長的葉劍英，利用與張發奎等人的關係，探知賀龍、葉挺等人將要被扣留，解除兵權。他馬上約了葉挺、賀龍、廖乾吾和高語罕四人到甘棠湖划船，告知他們處在危險之中，推動他們最終下定起義決心。 　　金一南說有4位大將，也比上文所說的3位多了一位，看來他是加上了張雲逸大將，時任第四軍25師參謀長，未暴露身份公開參加起義。他說服張發奎，讓共產黨員盧德銘出任第二方面軍警衛團團長，這個團沒有趕上南昌起義，卻在後來參加了秋收起義。南昌起義當天，張雲逸還掩護了共產黨員、25師73團團長周士第，使起義部隊又多了一支生力軍。 　　這麼多聲名顯赫的元帥、將軍，當時並非都是領導人。南昌起義領導人如何排序呢？現在大致有三種排法： 　　第一種：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 　　第二種：周恩來、朱德、賀龍、葉挺、劉伯承。 　　第三種：起義主要領導人周恩來、賀龍、葉挺（後來加上了李立三，排名在周恩來之後、賀龍之前），這是第一層次；其他領導人朱德、劉伯承、惲代英、彭湃……為第二層次。 　　歷來其它排法當然還有，例如，下文提到的“周恩來、朱德、葉挺、賀龍”四人；而在“文革”中，賀龍的名字就被抹掉了。 　　（不過，“文革”中總算沒將林彪的名字放上去——這不僅因為當時他只是連長，實在沒法算進領導人，更主要的是，林彪所屬部隊是8月2日才趕到南昌的。 　　毛澤東、林彪不在場的歷史事件，他們就採取另一個辦法：淡化整個事件。在“文革”中高潮中，宣傳最多的是毛澤東和林彪在井岡山會師，當時的五大革命聖地，是韶山、井岡山、瑞金、遵義和延安，而南昌悄悄被排除在外了。） 　　南昌起義領導人排序有沒有標準排法呢？最後是周恩來一槌定音。 　　北京軍事博物館首任館長賈若瑜少將寫過一篇回憶，講述為南昌起義領導人的名次學，還差點被打成“反黨”，幸虧他握有周恩來的權威僅當時僅次於毛、劉的“尚方寶劍”。 　　賈若瑜說，據當時暫代中共《黨史》教材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周年》一書所提的，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和領導人是周恩來、朱德、葉挺、賀龍四位。我查看史料後，覺得這種提法不夠準確。為了慎重起見，我帶着問題向周恩來同志請教。周總理認真地想一想後說：領導南昌起義的領導人應是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五人。周總理對這幾位領導人當時的地位和作用都作了詳細的說明，還親筆寫了南昌起義領導人的姓名和排列次序。於是，我們根據周恩來同志所提供的材料，不僅在解說詞出加以體現，還請畫家黎冰鴻同志據此畫了巨幅油畫，作為輔助展品。 　　1959年8、9月間，由中央軍委和周恩來同志率領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們，先後到軍博對陳列內容進行審查，經批准後我們進行了預展。 　　不久，有一天突然接到中宣部的通知，要我們把南昌起義領導人的巨幅油畫帶到兄弟博物館去參加會議。到了目的地，我們見到那裡已陳列一幅按周、朱、葉、賀次序排列的南昌起義巨幅油畫。 　　會議由中宣部副部長張際春同志主持。他說：“在同一個地區、對同一歷史事件的展出出現兩種說法，這樣不好。今天我們來統一認識解決關於南昌起義領導人和排列次序的問題。”這本是討論解決問題的會議，沒想到張副部長的話音剛落，就有同志把“帽子”甩過來了，說我反黨反中央。“南昌起義在胡喬木同志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周年》中提的是周、朱、葉、賀，你們卻提出周、賀、葉、朱、劉。反對胡喬木同志，就是反對黨中央。”接着你一句我—句，措辭激烈，慷慨激昂。 　　我感到十分驚訝。張際春同志問我有什麼話說。我說：“南昌起義時周恩來同志當時負責什麼工作的，胡喬木同志是負責什麼工作的？怎麼周恩來同志說的就是反對胡喬木同志，反對胡喬木同志就是反對黨中央？我不理解。” 　　張際春同志又問：“有什麼根據嗎？” 　　我立即掏出周恩來同志親筆寫的關於南昌起義領導人排列次序的字條。張際春同志看了字條後說：“會先開到這裡。”   畫家黎冰鴻的巨幅油畫《南昌起義》 蔡廷鍇出走和歐震倒戈 　　在南昌起義中，還有一些特殊的參加者，或是共產黨員，或是國民黨人，起義失敗後脫離了起義部隊，甚至叛變與倒戈，令起義部隊蒙受巨大的損失。蔡廷鍇就是其中一位。 　　蔡廷鍇之所以在歷史上有名，一是因為他率領國民革命軍19路軍在上海抗日，二是1933年他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而在南昌起義時，身材魁梧的蔡廷鍇被指定為起義軍南下部隊左翼總指揮，他卻讓中共恨之入骨。 　　蔡廷鍇作為軍人，作戰勇猛，但他參加南昌起義卻是被裹脅的。起義部隊離開南昌城耐下第二天，途經賢縣時，蔡廷鍇趁亂清理了隊伍中的共產黨員，率部脫離了起義軍。他的出走使起義部隊南下計劃受到嚴重挫折。 　　蔡廷鍇指揮的部隊有五千人，占整個南昌起義部隊總人數的四分之一——僅這個數字，就可以看出他的舉足輕重。 　　關於蔡廷鍇，事後中共中央領導人嚴辭批評前委“遲遲不解決他，致被中途逃走”。當時前委對於蔡廷鍇可能叛逃估計不足，這是事實，可是若設身處地，在起義後幾天內，在沒有掌握確鑿證據之前，前委能不能對包括蔡廷鍇在內的各級軍官採取所謂“斷然手段”？真要動手，是否就能鞏固他下面的部隊？ 　　史載：8月5日，蔡廷鍇宣布脫離共產黨時，對於30團團長范孟聲、28團參謀長徐石麟等共產黨員，並未殺掉，只是發了薪餉送出部隊。後來蔡廷鍇與共產黨保持着密切的合作關係。 　　不過可能南昌起義之後裂痕太深，中共再不敢信任他。我相信，在他發動兵變，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時，中共拒不與之連手，就緣於南昌起義他出走的陰影太深。 　　不過，中共建政後，對蔡廷鍇還算禮遇，將他當成統戰對象，安排擔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 　　比蔡廷鍇的出走更致命的是葉挺部的營長歐震的陣前倒戈。1927年9月，起義軍退至廣東潮汕，蔣介石麾下干將薛岳率部協同粵軍第11師陳濟棠部阻擊起義軍，在湯坑展開了激戰。起義部隊將薛岳部4個團擊潰，包圍了薛師指揮部，眼看就要全殲薛岳。千鈞一髮之時，歐震率部叛變，薛岳抓住機會，與趕來增援的粵軍發動猛烈反攻。打得起義軍七零八落，就此一蹶不振。不僅南下廣東建立革命根據地、重新北伐的設想被徹底擊碎，而且部隊軍心渙散，各級軍官紛紛離隊，營長、連長更成群結夥地拉着部隊開小差，星流雲散；留下的人也紛紛提出解散隱蔽。 　　當時狼狽到什麼程度？僅舉一例： 　　南昌起義部隊的最後一次會議——10月3日的流沙會議，由周恩來主持，當時他正發高燒。哨兵發現敵人尖兵，於是會議草草收場，眾人分頭撤退。混亂中，抬周恩來的擔架隊員也乘機溜走，周恩來的身邊只剩下了葉挺和聶榮臻，三人僅有的武器只是葉挺的一支小手槍！後來三人搭上一條小船，漂到了香港。 　　力挽狂瀾保留火種的關鍵人物，是地位並不顯赫的朱德。南昌起義爆發時，朱德手下兵不過五百，比起葉挺、賀龍來相差甚遠。後來損兵過半，又傳來南下部隊失敗的消息。朱德接過了這個幾乎沒有人再對它抱任何希望的攤子，主要助手是僅存的兩位團職幹部：團級政治指導員陳毅，團參謀長王爾琢。通過他們異乎尋常的執着，硬是攏住了隊伍，穩定了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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