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澤東曾為楊開慧寫下“我失驕楊君失柳”那樣的深情詞句，這無疑惑會觸動江青那根歇斯底里的神經。江青當着毛澤東的面狂叫：“你懷念楊開慧，我想念唐納！”1958年，江青一氣之下，給鄭君里寫了一封信，打聽唐納在國外的地址……這一封信，也讓鄭君里後來性命不保。

　　


　　

　
　　本文摘自《江青傳》，葉永烈 著，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

　　我去採訪鄭君里夫人黃晨，是那樣的方便，從我家的陽台上，便可以看見她家的窗口。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去採訪她。

　　她剛從香港回來。國恨家仇，十年風霜，在她的前額刻下深深的皺紋，黑白參半的頭髮成了灰色。一提起江青，她咬牙切齒：“這個藍苹，害得我家破人亡……”

　　在公審“四人幫”的日子裡，億萬觀眾都曾從電視屏幕上見到過她。

　　那天，她穿了灰色法蘭絨上衣，攏了攏頭髮，非常鎮靜地步上原告席。

　　被告席上，那灰白色的鐵欄杆圍着一張高背木椅，江青穿着一件低領的黑上衣，套着一件黑色棉背心，上面打着一個顯眼的補釘。她挺直脖子，瞪着眼睛，強裝着一副“旗手”的神態。

　　“藍苹！”黃晨一見到江青，眼中迸出憤怒的火花，大聲地喝道。

　　江青不由得一驚，呆住了。自從公審以來，當着法官，當着眾多的旁聽者，還未曾有過叫她“藍苹”的。不，不，已經很久很久，沒有人敢當面叫她“藍苹”的了。

　　江青轉過腦袋，視線轉向原告席，倒吸一口氣，說了一句：“阿黃？！”

　　她確實感到震驚：因為她以為黃晨早已不在人世了。

　　“你是什麼東西，叫我阿黃？”黃晨怒不可遏，用手一拍桌子，厲聲道：“你逼死我丈夫鄭君里，我要控訴！我要揭發！……”

　　通過電視，黃晨在億萬人民面前，揭發了江青迫害鄭君里致死的罪行，揭發了江青策劃的“十·八”抄家案……

　　黃晨正氣凜然，義正詞嚴，江青不得不低下了那傲視一切的腦袋。

　　莊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上，記下了江青的這一罪惡：“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結葉群，指使江騰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鄭君里、趙丹、顧而已、童芷苓、陳鯉庭五人的家，致使他們受到人身迫害。”在被迫害致死的社會各界人士名單中，提及了“著名藝術家鄭君里”。

　　鄭君里，他的名字與中國電影緊緊聯繫在一起：三十年代，他擔任了《野玫瑰》、《大路》、《迷途的羔羊》、《新女性》等影片的主要演員；四十年代，他和蔡楚生編導了轟動中國影壇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導演了鋒芒直指國民黨反動派的《烏鴉與麻雀》；五十年代，他導演了優秀影片《宋景詩》、《林則徐》、《聶耳》；六十年代，他導演的《枯木逢春》受到了人們的推崇……誠如袁文殊為鄭君里的遺著《畫外音》一書寫的序言所說，他是“一位既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又有廣博的理論修養，才華茂盛的電影導演。”

　　電影演員藍苹，本是鄭君里夫婦的好友。

　　袁牧之（大哥）、鄭君里（二哥）、唐納（三弟）、趙丹（四弟）因志同道合，曾經結為四兄弟。藍苹曾是唐納之妻，跟鄭君里夫婦過從甚密。

　　一九三六年，當三對新人——唐納和藍苹，趙丹和葉露茜，顧而已和杜小鵑，在杭州六和塔舉行婚禮時，沈均儒為證婚人，而鄭君里為司儀。

　　黃晨與藍苹互以“阿黃”、“阿藍”相稱。看到一塊合意的料子，一起買來，做成一色的兩件衣服，黃晨和藍苹同時穿了出來。

　　黃晨還記得，一九五一年，當她出差到北京，住在電影局招待所，江青聞訊，派來了汽車，接她去中南海。那時的江青，穿着一身土藍布列寧裝，還念舊情。江青曾經說，如果她願意，可以幫助她去蘇聯學劇場管理……

　　然而，當江青成了“旗手”，大言不慚地自吹自擂：“三十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員，但這並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黨，領導工人運動……”

　　鮮紅的歷史，閃光的道路！這種連草稿都不打的牛皮，只能騙騙掛着紅袖章的紅衛兵。

　　一想到深知她的底細的鄭君里夫婦，特別是落在鄭君里手中的那封信，江青如坐針氈……

　　欲除心病，江青最初找的並不是葉群、江騰蛟，卻是張春橋。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的大幕已經拉開。一天，鄭君里回到家裡，神情黯然。看得出，他遇上了不愉快的事兒。

　　果真，他告訴黃晨：“今天，張春橋找我談話。”

　　事情頗為突然，廠里通知他，到“康辦”去一下。

　　張春橋板着面孔，在康平路市委辦公室里接待他。

　　在說了一通端正態度、積極投入“文革”，跟三十年代“文藝黑線”劃清界限之類話以後，張春橋把話題一轉：“我知道，你跟江青同志早就認識，有過交往。江青同志現在的地位，跟過去不同了。她過去有一些信件之類的東西，還在你家裡。這很不妥當。你回家清理一下，找出來，密封，交給我。”

　　鄭君里明白，這是張春橋找他談話的真正目的，他從張春橋的話中聽出，顯然是奉江青之命找他——除了江青本人之外，別人不會知道那封信的。

　　當張春橋找鄭君里談話時，上海市副市長梁國斌在側。

　　據梁國斌回憶：

　　“一九六六年六月張春橋找鄭君里談話，曾對我說，江青現在是主席的夫人了，她有照片、信件在鄭君里家，我要找鄭君里談一次，為慎重起見，你也參加一下。我答應了。張春橋找鄭君里談話時我在場……

　　“張春橋對鄭君里說，現在江青的地位不同了，她過去還有一些信件等東西在你家裡，存藏在你家不很妥當，還是交給她處理吧！鄭君里完全答應。”

　　鄭君里和黃晨一起在家中翻找，總算找出一包材料，密封，托廠里轉給張春橋。

　　梁國斌回憶道：

　　“事隔約一個星期左右，張春橋對我說，鄭君里那裡的信件、照片等交出來了，已轉交給江青，她當場燒了。”

　　這麼一來，鄭君里似乎“太平”了。

　　不料，過了些日子，張春橋又一次找鄭君里談話。

　　這一回，張春橋的臉上烏雲密布，仿佛馬上就要發出閃電和雷鳴。

　　他不再繞彎了，單刀直入道：“江青同志有一封信在你手中，你為什麼不交出來？”

　　從話語中可以聽出來，顯然，江青已經看過鄭君里上一次交給張春橋的材料。

　　“那封信，早就不在了。”鄭君里答道。

　　“你再好好回憶一下，把信找出來。”張春橋依然不放過他。

　　鄭君里回到家裡，憂心忡忡，他早就銷毀了那封信，眼下交不出來，而江青又緊追不捨。

　　黃晨和他翻箱倒櫃，鄭君里向來很重視保存創作資料，便於寫作，他保存了許多三十年代電影書報、剪報。凡是其中涉及藍苹的，都一一交出。

　　黃晨還找出了一張四人合影的照片——唐納、藍苹、鄭君里，她。

　　她記得，那是在一九三六年，他們在霞飛路（淮海中路）萬籟鳴兄弟所開的“萬氏照相館”里拍的。

　　

　　
　　鄭君里見到這張照片，立即放入上交材料中。黃晨慮事比丈夫仔細，只見她拿起剪刀，剪去了唐納。鄭君里會意，讚許地點了點頭。因為如果不剪去唐納，更會招惹麻煩。

　　再也找不出別的“防擴散材料”了。鄭君里深知，這一回的材料仍沒有那封信，江青勢必不會放過他，於是，鄭君里給江青寫了一封信，說明信件“沒有保存，只是理出幾張三十年代的老照片(專題)，請你處理吧。”他了解江青的脾氣，她是一個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為了避免她的糾纏，他在信中還寫道：“運動之後，我們搬到農村去落戶，搞搞文化館的工作……”

　　雖然鄭君里已經退避三舍了，然而，他並沒有從江青的記憶中消失，恰恰相反，她已把他視為心腹之患了。

　　她要借刀殺人，這“刀”便是葉群。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二十七歲的生日，成為紅衛兵的盛大節日。一百五十萬紅衛兵雲集天安門廣場，使那裡成為一片紅色的海洋。江青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離毛澤東只咫尺之遙，揮動着小紅書，向紅衛兵招手。她深深地被權力的魅力所吸引，所陶醉。

　　就在天安門城樓上，她見到葉群。葉群邀她到毛家灣走走，她答應了。

　　三天之後，江青出現在毛家灣林彪寓中。

　　江青和葉群在微笑中，談成一筆骯髒的交易：“你替我撥去眼中釘，我幫你幹掉私敵。”

　　於是，江青說起了鄭君里，說起了落在鄭君里手中的一封信。

　　於是，葉群通過吳法憲，電召江騰蛟火速來京。

　　於是，十月八日深夜，一夥不速之客，光臨上海武康大樓鄭君里家中……

　　據黃晨回憶，在抄家的時候：

　　“不准任何人進出，對我們搜身，叫我們把所有的首長的文字東西都拿出來，把我們的書翻了一地……把君里幾十年積累下來的創作手槁、資料搜刮一空，連我的小兒子從幼兒園到高中作業的成績報告單都拿走了。……”

　　“大抄家後，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就把君里秘密地抓走了。在監獄裡，君里同志受到慘無人道的嚴刑逼供，僅兩年就活活被折磨死了……”

　　江青要追抄什麼信

　　在採訪黃晨之前，我曾聽到一種關於那封信的傳說。

　　據說，江青在一九五八年，給鄭君里寫過一封信。

　　這封信，是因毛澤東寫了那首《蝶戀花（答李淑一）》引起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上海《新民晚報》連載了《訪李淑一》一文，記述了記者訪問當時在上海老友鍾淑賢家做客的李淑一。其中一段，詳細談及了毛澤東寫作《蝶戀花》的經過。可以說，李淑一的這段話，是關於毛澤東為什麼寫《蝶戀花》的最權威的解釋：

　　“李淑一同志說，那是一九五七年的春節，我給毛主席寫了一封賀年信去，因為我已經有三年沒有寫信給他，算是向他請安的。還給他寄去了一首一九三三年夏天的舊作求教。當時（指一九三三年）因為道路傳聞，說直苟已不在人間，有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見直苟回去，樣子非常狼狽，我哭泣着醒來，和淚填了一首《菩薩蠻》，原詞是這樣的：‘蘭閨索寞翻身早，夜來觸動離愁了。底事太難堪，驚依曉夢殘。征人何處覓？六載無消息。醒憶別伊時，滿衫清淚滋。’同時，我還要求他把他從前寫贈楊開慧烈士的一首詞寫給我。

　　“主席回信是五月十一日。他的信一開頭就說：‘惠書收到。過于謙讓了。我們是一輩的人，不是前輩後輩關係，你所取的態度不適當，要改。’（引者註：《新民晚報》所登毛澤東致李淑一信，個別字句有誤，引者已據《毛澤東書信選集》更改。）意思是我不應當用‘請安’的字眼。我的《菩薩蠻》他看了，信里說， ‘大作讀畢，感慨系之。’他沒有把以前贈楊開慧烈士的詞再寫出來，他說那一首不好，‘有《遊仙》一首為贈’，還說，‘這種遊仙，作者自己不在內，別於古之遊仙詩。但詞裡有之，如詠七夕之類。’這就是大家已經讀到的‘我失驕楊君失柳’那一首《蝶戀花》。

　　“這首詞寄到學校後，（長沙）第十中學（即前福湘女中，李淑一的工作單位。）的同學爭相傳誦。湖南師範學院的學生也知道了，他們想在校刊上發表，寫信去請示毛主席：可否在校刊上發表？後來主席親自覆信，同意發表，只是把題目改成了《贈李淑一》。後來，《人民日報》、《詩刊》和各地報刊都登了……”

　　柳直荀是李淑一的丈夫，毛澤東的戰友，犧牲於一九三二年湖北洪湖革命戰爭。楊開慧為毛澤東夫人，犧牲於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李淑一的一席話，把毛澤東寫作《蝶戀花》一詞的前後經過。說得清清楚楚。李淑一的信，引起毛澤東對柳直苟烈士、楊開慧烈士的懷念，寫下“我失驕楊君失柳”那樣充滿深情的詞句。

　　
　　

　　1936年轟動一時的三對明星杭州六和塔新婚之旅。前排六人自左至右依次為：葉露茜與趙丹，藍苹與唐納，杜小鵑與顧而已。後排則為證婚人，自左至右依次為：鄭君里、沈君儒、李清（資料圖）

　　這一切，既是人之常情，也是革命之情，戰友之情。然而，卻觸動了江青那根歇斯底里的神經。江青當着毛澤東的面狂叫：“你懷念楊開慧，我想念唐納！”

　　江青一氣之下，給鄭君里寫了一封信，打聽唐納在國外的地址……

　　據傳，江青要追索的，便是這封在一九五八年寫給鄭君里的

　　當然，這僅僅是“據說”、“據傳”而已。因為關於那封信，一直是一個謎：不論是對張春橋或者葉群面授機宜的時候，江青只是說有一封重要的信落到鄭君里手中，並未談及是一封什麼內容的信件。何況葉群已死，張春橋則以緘默對抗，無法從他們那裡查清江青千方百計要追回的是什麼信。

　　此事唯有江青知，鄭君里知。

　　不過，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一日下午特別法庭開庭審問江騰蛟時，江騰蛟的交代，提供了重要的佐證：

　　問：“你到北京以後，葉群怎麼給你具體交代任務的？”

　　答：“葉群跟我講，江青一九五八年有一封信落到鄭君里、顧而已他們手上，現在要把這封信收回來……”

　　這裡提及的顧而已，顯然是江青使用的“障眼法”。她要追尋的，是落在鄭君里手中的信——正因為這樣，她指使張春橋找鄭君里談話，並沒有找顧而已談話。

　　江騰蛟的交代，明確地說出了要追查的是江青一九五八年的信。

　　在審問時，審判員高斌特地追問了一句：

　　問；“到底要搜查江青什麼時間的信？”

　　答：“五八年，我記得很清楚。”

　　一九五八年，早已成為“第一夫人”的江青，怎樣會“有一封信落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導演鄭君里的手中呢？

　　不是“落到”他的手中，是她寫信給鄭君里！

　　江騰蛟的交代，清楚地證實了江青要追查的那封信，是怎麼回事。

　　在筆者訪問黃晨時，她說鄭君里怕惹事，早在張春橋找他談話之前，已經燒掉了江青的那封信。正因為這樣，張春橋一直追逼之下，他也無法交出江青所要的一九五八年寫給他的信。

　　黃晨還回憶，除了一九五八年江青的這封信之外，在三十年代，江青還曾給鄭君里寫過一封信，事關她、唐納和另外一個人。

　　要說清楚這些信件的起因，不能不從頭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