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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半世纪后官方终于封不住真相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6月15日16:27:17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1959年8月10日,毛泽东极为严厉地批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


  老高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今年2月,在华盛顿举行了“见证与纪念: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大饥荒50周年”国际研讨会。来自北京的《墓碑:中国60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作者、《炎黄春秋》主编杨继绳,来自香港的《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作者、香港大学的荷兰裔英国籍教授馮客(Frank Dikotter),来自英国的《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祕》一书作者賈斯帕·贝克,齐聚一堂,交流各自的研究成果,探讨造成大饥荒悲剧的制度、文化根源和深重教训。
  在这次会议之后,我趁贝克来新泽西看望他的两本书的中译者姜和平的机会,与他们两位通了电话,了解到会上的一些讨论情况。完成了一篇对作者和译者的专访,即将在《新史記》杂志第8期(六月底出版)上刊出。
  人们感到欣慰的是,在大饥荒半个世纪之后,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大饥荒经历者和知情者,敢于讲出惨绝人寰的往事。在许多中国的大众传媒和其它一些正式出版物上,真相一点一滴地被披露出来。
  尤其是当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公然否认大饥荒,却产生了始料未及的结果:许多人士摆事实、讲道理,反倒使大饥荒的史实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林治波4月29日在新浪微博上发文称,“有人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夸张污蔑1960-1962年饿死几千万人,有人为此走访了当年饥荒最重的河南安徽很多村庄,情况根本不是有人污蔑的那样,乡亲们只是听过饿死了人,而自己并没有亲眼看见饿死人,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
  网友马上检索,得知林治波1963年出生,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曾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从事战争史研究。2000年调入人民日报社从事新闻评论工作。
  在后来与网友情绪激烈的对骂中,林治波还说“现在的中国,洋奴遍地”,“认美为爹的孙子乌泱乌泱的”,另一方面坚持自己的观点,称“如果真是那样整家整家地死亡,那得死几个亿啊?”
  面对林治波的言论,许多网友回忆自身经历过的大饥荒。茅于轼、章立凡、曹思源等人纷纷出面澄清视听,杨继绳、曹树基等人的研究著作也一再被人提及。有人说,林治波挑起一场大争辩,引发了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多少人的讨论,让许多真相藉此公布于世,真是功德无量。
  直到5月1日,林治波发出道歉:
  道歉:我对大跃进那段历史缺乏研究,掌握情况不够。这几天接到网友许多信息,告知当年悲惨的情况,得以了解更多事实,内心深受震撼!我的个人不当言论引发很多国人的痛苦回忆,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为此深感歉疚,向大家真诚道歉!感谢各位网友指正我的错误,并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在海外,也有很多人,尤其是年龄小于50岁的人,因为在官方媒体上极少见到这类记述,难以相信中国在50年前果真发生过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浩劫。好在在众多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人们的竭诚努力下,真相毕竟封不住,终于一点一点地漏出来了。我的电脑中就有数以百万字的关于大饥荒的翔实资料;海内外已经出版的关于大饥荒的书,除了上面举出的几例,还有多本——国内最著名的,有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海外著名的,有丁抒教授的《人祸》、李世华的《共同的墓碑》。随着技术手段日益发达,现在由独立制片人和各种非官方制作的电视专题片,也接连问世,保留了、传播了更为直观的影视资料。
  不过,我更愿意举出官方自己披露的有关史料,因为这才更让许多怀疑者信服——毕竟,对于许多想了解历史真相的、又因受骗太多、不敢随便相信人、更不敢相信中国权力者的读者观众来说,官方吹嘘自己“伟光正”的言论,他们嗤之以鼻;官方自揭家丑,他们却倾向于相信——“连官方都不得不承认,看来这确实有根据。”
  让我高兴的是,数年来有官方媒体背景的资料,正在急剧增多。
  例如,就在这位林治波所在的甘肃省,我就可以举出经过官方验证的怵目惊心的史实。在甘肃陇南市政协网上,有一篇《196O年前后西礼县大饥荒》。文中写道:

  公元1960年前后,(甘肃)西礼县发生了现代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仅1960年全县死亡人口就达44,608人(省统计为43,793人)。1961年初,人口死亡的势头仍在发展,1月份死亡525人,2月份上升到729人。在人口大量死亡的同时,各种疾病也开始蔓延,1961年2月份全县各种疾病的发病人数达43,300人,比1月份的30,720人增加了44%。饥荒和疾病使人口大量外流,1958年至1960年全县外流人口达到14,241人,也由于人口的死亡和外流,全县17万亩土地荒芜,仅当时的洛峪一个公社就多达2万多亩……

  这篇官方网站上刊出的文章,注明消息来源为:事例、数据资料均来源于县档案馆馆藏档案。

  文章写道:
  甘肃省1956年粮食大丰收,总产才达到38亿公斤,而1958年上报的估产数却为185亿公斤,比丰收之年还高4.87倍,后来虽修正为120亿公斤,但也高于1956年实际产量三倍多。可是1958年征购入库数字为上报总产量的37.5%,1959年又上升到总产量的47.6%,到1960年,有些地区和县社被征购的粮食已达到总产量的60%。那时的总产量,是人为的过高估计数字,且以1958年的产量的基数,可以想见,到了大减产的1960年,不断加大的征购粮任务与实际产量之比已相当惊人,社员无口粮,已是难免的灾难。西和公社西和大队凤山生产队粮食产量由1956年的单产265斤下降到1960年的101斤,总产量1956年是302,080斤,1960年下降到了119,358斤,可是公购粮任务却越来越重,1957年交公购粮45,500斤,1959年则增加到74,545斤,增长61.5%,而分给社员的口粮1957年平均每人278斤,1960年降到148斤,即使按当时每人每天6两的定量,也只能吃到当年3月13日。除了高征购外,社队提留和干部贪污私分,留给社员的已寥寥无几。
  ……到1960年底和1961年初,连4两也供应不上了,这时候社员只好用“瓜菜代”充饥,满山遍野的野菜被挖光吃尽后,又寻找榆树皮、树叶、树根以及干荞衣、嫩荞芽、包谷杆、包谷核加工后食用。野菜野草使一些人吃得浑身浮肿,中毒而亡;一些人被包谷杆、包谷核吃得大便不通而活活胀死……在当时,有些农户全家死绝,这样的情况各村都有。有的大人们为了孩子能够存活下来,自己舍不得吃、穿,死于饥寒,为此而勉强活下的孩子,都成了孤儿(1961年后县上办起了儿童福利院[孤儿院],专门收养孤儿,直至他们长大成人)。

  在官方严密的新闻管治之下泄露出来的惨绝人寰的统计数据和事例,还有很多,这里难以备述。
  记得中国水稻专家、对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都立有大功的袁隆平教授在一次接受采访中並非刻意地提到“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竟引起一些人的议论甚至抨击。在我看来,袁隆平因为“实话实说”,更赢得我的敬重!
  在中国饿殍遍地、哀鸿盈野之际,也有许多不畏权势的“中国的脊梁”,舍身取义,为民请命。其中有基层官员党员,也有良知未泯的高级官员——最著名的当然是彭德怀,还有其他为数并不少的官员,尽自己的能力,解民于倒悬、于水深火热。对这些人,我们了解得太不够太不够了,实在应在中国的教科书、中国的地方志、中国的影视作品中,对他们大书特书,应在各地的公园、广场,为他们树碑立传!
  当官方也在惊呼道德滑坡、精神沦丧、想出若干“八荣八耻”的举措,力图挽狂澜于既倒、却总是落花流水、贻笑大方之际,这些人却真正谱出了中华民族的正气歌。
  下面,我转载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就是介绍这些人中的一位。这篇文章,或许写得并不出色,但是这位张恺帆,我早听说听说过(也听他的邻省的省委书记许家屯说过),真是一条汉子。有《张恺帆回忆录》传世。


张恺帆,从革命烈士诗人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作者:李昌玉,共识网


一,来自安徽无为的病友小范


  我在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肿瘤中心病房住院。同室病友小范来自安徽省无为县,是一位在济南卖鸭子的个体户,从帮人家干到自己干,已经十好几年了。老婆是同乡,女儿读初中,儿子上了小学,都在济南,本来算是一个小有成就的个体户,日子应当是过得很美的。不幸的是得了白血症,后来转院到北京做了骨髓移植,好在用的是姐姐的配型,减少了一大笔开支,但是也花了37万元,把这么多年挣的钱都打了水漂。
  一听说他来自无为,我免不了有了打听无为大饥荒的兴趣。无为地处长江北岸,是富庶的鱼米之乡,但在三年大饥荒之时,全县90万人饿死了二三十万,问起此事,这位大饥荒之后20年出生的年轻人小范说,听老人说过,那时是饿死了许多人,但是很不清楚了。我再问无为出了张恺帆这么一位大名鼎鼎的老干部知道不知道?当年无为人张恺帆副省长回到老家检查饥荒,开仓放粮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事听说过没有?他摇摇头说不知道。
  历史,而且是本乡本土的历史,如此惊心动魄的历史,在后代人的心中竟然荡荡然渺渺然。

二,“革命烈士诗人”张凯帆

  张恺帆(1908~1991),既是革命家,也是诗人,更是书法家。
  上个世纪60年代萧三编了一本《革命烈士诗抄》。我怀着对革命烈士的敬仰买了一本,其中最琅琅上口而又充满革命激情的一首诗是“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样鲜艳一样红”。这是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里的墙上的无名氏的题诗。
  读到这首诗,自然就想到白莽、殷夫等23位死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共产先烈,想到那阴暗潮湿黑魆魆的牢房。
  中国古诗主张言志,这首诗表现了革命前辈乐观豁达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而且诗的意象鲜明,诗意浓郁,确实是一首凝聚了生命与意志的佳作。解放后,解放军在清理监狱时,发现了这首诗,误以为烈士写的。萧三在他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中收集了这首诗,署为“佚名”。后来,出版社得知是张恺帆写的,便来信说明并道歉,张复信说:“我是幸存者,获烈士称号,当不胜荣幸,何歉之有?”张恺帆在狱中睡双人床上铺,他用铅笔将诗写在墙上,位置比较高,监狱管理人员没有发现。
  我每读此诗,都感到心潮汹涌,对革命烈士产生无限景仰。

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恺帆

 


张恺帆

  现在知道,张愷帆为了“解放”人民没有做成烈士,可是1959年,他面对农民的大饥荒大死亡,行使了自己的职权,采取了一些救灾的应急的措施,如开仓放粮、解散食堂等等,却被毛泽东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张恺帆1927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并领导了无为“六洲暴动”,1933年9月,他在上海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时被叛徒出卖后逮捕,关进了龙华监狱。
  光阴荏苒,二十几年后,革命胜利,大功告成,张恺帆出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但是革命并没有给家乡父老带来丰衣足食,安居乐业。1959年春以来,身为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的张恺帆,不断得悉家乡无为“田园荒芜”、“灾情严重”和“民不聊生”的消息,心情极为不安,便来到无为作实地察看。
  1959年7月4日,他一到无为,就有农民拦住他的车子,有的人向他叩头,要求他解决吃饭的问题。他目睹农村的悲惨情况,十分伤心。7月7日,张出席了县委召开的五级干部会。他在会上的讲话说:
  在去年大跃进中,浪漫主义太浪漫了,本来长得很漂亮,可是粉堆厚了一些。比如,明明亩产400斤,硬说是800斤,1000斤,你多我比你还多,横竖越多越好。我们有些同志为了面子又不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请问,你们到底是要面子还是要农民吃饱肚子呀!?这次,我从石涧那边过来,见到病人很多,特是浮肿病人多,粗腿的多,妇女子宫下垂的多,闭经的多。如果要走贫穷的道路,哪个去干革命?我张恺帆也不干!农民吃什么东西,一家大小平均不过二两。我们有些同志胆大妄为,乱改粮食标准,置群众生死于不顾,还有一点人性吗?
  食堂一般不要搞了,这并不影响人民公社的性质……现在食堂办得并不好,很多人愿意回去吃,只要你们把粮食、柴草、菜园地给他,给他们解决锅,他们会举双手欢迎的,愿意单吃的。他建议把库存几百万斤粮食供应给病人和儿童;农村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他便写信给省委,建议省委考虑农村食堂是否暂时停办。
  他在无为的20天里,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并细心察看当时的干群关系、农民生活和庄稼生长的状况。他看到人们脸如黄蜡,骨瘦如柴,有的拄着拐棍,有的卧床不起,饿死人的现象已有所闻所见。到处禾苗生长得犹如枯香直立,满目凄凉。张凯帆心急如焚。
  最能表现张凯帆胆识的是他在无为提出的“三还原”、“两开放”。他经过调查研究,根据群众的意愿,和另一位书记桂林栖商量以后,果断地提出:占用社员的房屋还原,伙食还原(即解散食堂,回家做饭),公社化中没收的社员自留地还原;市场开放,鱼塘开放(可以让农民搞点鱼虾充饥)。但是,他这些救农民于水火的做法却招来了弥天大祸。
  在全国省级干部中,他是庐山彭德怀之外挺身而出的第一人。
  8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就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食堂一事给中央写了报告。8月10日,毛泽东在省委的报告上作了极为严厉的批语:

  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

  毛泽东的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分裂共产党……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实在吓人,立刻置张恺帆于死地。
  最后张凯帆被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批斗51天,关押200多天,经批判斗争后送淮北某矿劳动。其妻史迈也受到了株连,全家被赶出省府住宅大院。
  据不完全统计,遭受株连被批斗、处分的无为籍各级干部就有28,741人。“七千人大会”以后,张恺帆平反,官复原职。“文革”中又受摧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张先后担任省委书记、省纪委第二书记、省政协主席、省政协党组书记、省委顾问等。

四,开仓赈济有罪论

  “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完全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把农民活命的口粮被强迫征购造成的结果,可是,当各地灾区的农民已经断炊断粮频临绝境的时候,从上到下的指示都是封仓,禁止开仓赈济。凡是自作主张,开仓赈济的干部,一律受到处分,直到判刑入狱。这是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罕有的情况。在历朝历代封建社会,不会发生这种全国性的持续的饥荒。凡是遇到局部的饥荒,官员有权先斩后奏,开仓赈济,成了常例。隐瞒不报者,要受到严厉惩罚。文革中被迫自杀的邓拓早年著的《中国救荒史》引明朝王圻《赈贷群议》的话:“若岁凶谷价腾涌,民嗷嗷待哺,司牧不必拘待报之长期,即宜发粟救济,年终汇报。以朝廷所蓄,活朝廷赤子,谁曰不可?”王圻举了宋代和本朝开仓赈济的例子后说:“待报闻而后发,民不为沟中瘠者鲜矣。”(《邓拓文集》第二卷148页)可是,在毛泽东的眼里,农民哪里是朝廷的“赤子”啊,他们是刁民!饿殍载道,填埋沟壑,在毛泽东和他的各级干部的心中从来不会产生人道主义的悲悯之心,也没有封建社会父母官的赤子之情。


附录:《张恺帆回忆录》中有关记载

  1959年,粮荒十分严重,群众叫苦不迭,省委负责同志还以为这是“假象”, 是群众把粮食藏起来了,命令下面把粮食搜出来。张恺帆因为还兼着巢县县委书记,常在下面走,知道实情,可当时浮夸严重,不敢讲真话,就在省委常委会上提议,都下到基层和农民一起过人民公社化后第一个春节,曾希圣听了很高兴。到农村一看,群众缺粮叫苦不迭。我们的干部却到处搜粮食,甚至把农民草堆拆了找,群众家里十室九空。到公共食堂看,锅里全是青菜萝卜叶子,很少见到粮食……。
  鉴于有人说农民们晚上偷着烧吃的,我和县农工部长陈建章同志一起坐车下乡察看。出了城,四周-片漆黑,许多群众当时连灯也点不起的。好不容易见到一家有亮光,我和陈建章同志商量,以借火抽烟为借口去察看。敲开了门,那家农民果然在烧锅,我揭开锅盖一看,全是青菜丶萝卜叶子,没有一点粮食!那个农民说,白天要干活,晚上不弄点吃吃就饿得睡不着觉。

  (59年) 二三月分,合肥市委书记刘征田丶市长赵凯到巢县找我,要求调粮到合肥。他们说:“合肥几十万人口, 粮食只够吃几天的了, 情况很急。”我说; “巢县只剩千把万斤, 几十万人都指望它, 好多人在饿饭, 粮食没法调。”刘征田同志说:“刚才曾政委(希圣) 在广播上说群众有粮食,藏起来了,白天一片青,晚上-片红(指晚上偷着烧吃的) ”我说:“岂有此理,这完全是听信了造谣!”刘征田说:“那现在怎么办呢?”我说:“我兼巢县书记,不能不管巢县人民疾苦,我可以不当省委书记,粮食不能调。”刘征田说:“有人说你受骗了, 桂书记在桐城搞出了几亿斤, 巢县能例外吗?”我说:“省委可以派人来查。”没几天,李凡夫、高鸿来了……他们传达省委负责同志对我的批评:“工作不深入, 受欺骗。”我无话好说,就领着他们到好多人家去查,除了一点种子外,根本查不出粮食来,他们也无话可说。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

  从江浦回来后,我要求向常委回报情况,一提回报,曾希圣同志说:“你的书面报告我已经看了,你不要回报了。老张,你为什么总看阴暗面,不看好的呢?好的是主流,我看你是有点右,要注意。”其他书记丶常委在旁边,也学会了看风使舵,报喜不报忧,投曾希圣之所好了。结果,下面来的同志都讲好的,致使情况越来越严重。

  我们进入无为,第一镇是石涧,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里看看,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无为许多人认识我, 都向我下跪:张省长, 救命!我们还不如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二两原粮(稻丶麦而非米、面), 能发到我们手里也好。发给食堂,层层克扣,我们就一点见不到了。“张省长,把自留地还给我们,我们也度度命。”我到石涧区沿河梢村,全村十几户人家就有九个孤儿!农民家里,第一个饿死的,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钉个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门板抬出去。第四第五个就更惨了!惨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的不深,没有劲挖,天又热,沿途常闻到腐尸的臭味……

  情况太紧急了,晩上,我们到了无为县城,立即找县委书记来回报,姚奎甲书记来了,仍然是报喜不报忧。我问他:“五八年收了多少粮食?”他说:“十三亿斤,上交七亿斤。”我问:“现在口粮每人每天多少?”他说:“四两原粮。”我又问:“全县有多少浮肿病人?”他说:“不过万把人。”我说“收了这么多粮食,为什么还有浮肿病人?”他说:“浮肿的人都是好吃懒做,不做事当然没有饭吃。”我明知他是扯谎,没有驳斥他,只把我们在石涧区看到的告诉他,我说:“我不多谈,你亲自下去看看,如果你看到的跟我们看到的一样,那你必须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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