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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齐墨《我的民运路》
送交者: 岂曰无衣 2012年06月27日20:08:59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前几天,朋友神神秘秘地给我一本书,一看,香港出版的,书名赫然醒目“我的民运路”(香港:恒裕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2),还有一个副题:“行到水尽出,坐看云起时”,作者署名“齐墨”。“民运”两个字很是敏感,但是说实在的,对于“民运”,我个人并不感兴趣。朋友说,看看吧,学历史的,了解一些历史嘛!恰巧事少,正好看看闲书。于是,晚上,灯下,翻书。原来我以为是“民运”人士的宣传资料,孰料竟是齐墨对海外“民运”历史的细节勾勒,是有所反思的东西,以曹雪芹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描述,差似近之。

我之所以对“民运”不感兴趣,是因为我有对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的比较认知,对所谓“普世价值”的看法,对中国道路的思考,民运在我看来,本是一条歧路。然而,我也清楚,如今在网络上时常会有一些所谓“民运”或所谓“民运斗士”的某些说法、“报道”,搅动着人们的神经。比如前几年的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闹剧,比如每年都会出现的所谓“异见人士”、“政治受迫害者”寻求美国等外国的庇护等等,颇为引人瞩目,也很能迷惑不明就里的人。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凭我多年对历史的熟悉,对理性的爱护,我从不轻信那些东西。于是,也就很少有深入了解的兴味。要不是朋友一再怂恿,我恐怕永远不会有去了解那些背后的故事。

作者是历史学出身,讲述历史的本事是有的。读来,这就是一部海外民运亲历者的回忆录,口述史。在历史学上,这样的资料,就属于一手资料,很是珍贵。从书中,我也知道了很多从未听过的名字,更知道了这些所谓“斗士”真的在为何而斗。匆匆一阅,掩卷沉思,略有所感,陈述如下。

第一,亲历者的自陈,第一手的史料。作者齐墨本名修海涛,1977级山东大学历史系本科,后考取山东大学世界史研究生,曾任中共中央党校讲师,1987年留学德国,攻读历史博士学位,至今旅居德国已二十六年,“六四”时,他正身在德国求学,旋即投身到海外民运之中,“声援”六四学生运动,先后担任《莱茵通信》编辑,“民主中国阵线”德国分部主席等,亲身经历了海外民运的风风雨雨,绝对是“海外民运”的亲历者。也许出于历史科班的职业立场,也许是一种良心未泯的原始动机,作者在书中所持的立场基本上客观、中立的。他对自己、对朋友、对所谓海外民运的“同道”,都有深入的观察,细致的描述。尤其是其中,只有事件亲历者,或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了解的真相,他能毫不隐晦地记录下来,保存下一份史料,难能可贵。我不敢说,这份“史料”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完全“真实”的史料,完全“客观”的记录,每份史料总会有作者自觉不自觉的个人立场、个人视阈、个人情感的掺杂,因此才会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无奈。不过,凭借我的历史学的眼光,我觉得该书基本是可信的。

第二,海外“民运”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很多不明真相的人看来,那些民运人士,针砭时弊,不威强权,敢于献身,是中国的“救星”,是“志士仁人”,是“豪杰之士”。这正是他们自己或者其追随者,以及西方国家刻意描绘出来、包装出来的形象。如果有对其背后黑幕的曝光,人们也大多以为是中国官方的故意抹黑,不足凭信。然而,事实是我们确实被蒙蔽了,被愚弄了。不是被官方,而是被这些“斗士”。在齐墨的书中,我们看到,海外民运的斗士们,其中大部分人,尤其是那些赫赫有名的跻身在“民运”领袖层的上层人士、所谓“民主斗士”,无不是利益熏心,争权夺利,贪污腐化,野心勃勃。为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幌子,为了自身的“扬名立万”、“荣华富贵”才是他们真正的追求。书中对此有非常多的描写,看会令人唏嘘。为了自己的私利,或虚名,或实利,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理想。他们很清楚,自己手里的“旗帜”是在海外生存、发展的最重要的法宝,但是,他们更清楚那不过只是旗帜而已,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地实践过什么平等、自由、民主、博爱。因此,各怀鬼胎,各立山头,各自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甚至不惜互相攻讦、互相内斗,乃至大打出手,上演全武行。因此一部海外民运史,无疑就是一部“民主精英”的内斗史、内耗史。这使我想起了另一位“民主斗士”余杰改北岛的一句诗:“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不管余杰行事如何,但这句话还真是十分富有卓识远见,一针见血。这些所谓“民主斗士”,把自己伪装成为了一种高尚事业而献身的人,颇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乃至敬意,但是试看他们的行径,就明白这“高尚”只不过是他们“卑鄙”行径的通行证而已!试想,这样的一批人,与他们所标榜的那些价值,相差何啻千里!假如靠这批人来“救”中国,岂不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吗?

第三,民运本是歧路,失败就是必然。作为海外民运的亲历者,或者积极参与者,齐墨肯定对“民运”乃至中国的民主化持肯定态度。然而,作者终于在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之后,认清了民运本身的问题,觉察到民运必然衰败的命运,于是毅然决然地急流勇退,选择了下海经商。平情而论,像齐墨这样的一些“民运”人士,在发心或动机上,是爱国的。在书中,我们看到,他与几位同道,并不如很多其他伪民主斗士那样,为了自身利益,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投靠西方政客,摇尾乞怜。他们真的希望祖国变好,在这一点上,值得尊敬。真是本于拳拳爱国之心,他们才会对祖国的种种充满关切,“爱之深责之切”,在爱国心上,我欣赏他,敬佩他。

但是,在基本立场上,我却从来都不认为民运是一种可取的正确的手段和方式。在我看来,民运从一开始就是歧路,其失败是注定的,必然的。其“领袖”人物的人格卑劣是一个原因,但是绝非主要原因。这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其中有两层,首先,民主化是否是必然选择,若是又该如何走。其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否真的“大发善心”,帮助中国。

凭借我对历史的了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绝不会平白无故地帮助中国。他们之所以肯“帮助”那些“民主斗士”,实际上只不过是把他们当作遏制中国的棋子而已。正如西方政治家所言,在他们眼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就是西方文化主导下的国际关系的本质。他们一方面兜售所谓“普世价值”,一方面又不愿放弃与中国的合作。一边是橄榄枝,一边是大棒,这一向是他们的政策。不管是他们与中国政府的所谓合作,还是与所谓民主斗士的合作,无非是出自自身利益的考虑。这在齐墨的书中也有反思。

因此,中国是否民主化,并非西方国家最为看重的东西。他们最为看重的是利益。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可以不择手段。这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

正是出于对西方文化的这种本质性的透视,我一向对“民运”乃至“民主化”存在深深的芥蒂或怀疑。

我与齐墨等人一样,自幼有浓厚的爱国情结。但是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郁兴趣,后来得以从事传统文化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立场。在文化上,我们不能失去传统之根,必须立足自我主体意识,学习世界上优秀的文化。如果一切以美国或西方马首是瞻,最后中国必将沦落为西方的附庸。我一向认为,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西方现代化国家,并非中国应该亦步亦趋地模仿的对象。民主,未必是我们必须选择的道路。中国文化本身有自身更高远的价值,马克思主义也自有其高远的价值。所谓西方的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等,亦应该透过现象,认识本质,不能一股脑全盘接受。当然,在近代以来,一直是西方文化主导世界,如今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全世界很多国家、很多民族,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最后沦为西方敲骨吸髓的对象,越来越贫困。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灿烂文明的大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有自己的发展模式。当然,我从来不主张闭关锁国,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但是,我更厌恶那些,为了所谓“普世”价值,而不惜给西方国家投怀送抱,出卖民族利益的所谓“异见人士”、“民主斗士”。

即使承认民主的价值,可是应该看到,在中国,虽然有百余年来的“民主化”进程,国人对民主有所认知,有所认可,但是国情复杂,任何不顾现实而贸然的激进化民主都是贻害无穷的。谁也不会否认,中国存在很多矛盾、危机,政治体制有待深入改革,社会和谐有待构建,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否则如今中东的混乱现状就是中国的可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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