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  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一百二十期   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编者的话：江青是罪人还是病人？她应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问题不光是对外行，对于专业领域中的内行而言恐怕也是一个难题。若从单一的领域，比如单从政治、社会、道德、心理、病理去判断，恐怕不能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在实际生活中，这些因素是纠结在一起的。

周淑英与赵柳恩女士的回忆，为我们在“旗手”和“罪人”之外，提供了江青的另一个形象——一个处于更年期的有病的女人：骄横跋扈，残忍冷酷，疑神疑鬼，怕这怕那，歇斯底里，刁钻难缠……怎么看都是病人，但彼时的她却在参与治理中华，从事“高级的脑力劳动”。

在这里，通常掌握着患者命运的医护人员的命运却捏在患者的手里，她的手中拿着“白衣党”和“反革命”的帽子，随时准备乱扣。于是治疗和护理工作成了政治上的冒险，搞不好轻则训斥辱骂，重则关押流放，甚至有生命之虞。就连医学权威吴阶平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更何况那些普通的医护人员。患者兼主人，这一双重身份令医护人员进退失据。她的那些明显病态的要求被当作圣旨对待，却无人敢提醒和约束她。这无形中助长了她的病态，使医护人员的处境更加艰难。江的悲剧在于，她的威势并非来自其自身，而是得自于身后的巨影。

从另一方面讲，江的病根深埋于历史。彼时，娜拉出走，从压迫奴役的旧社会走进自由解放的新社会，她寻求的不止是阶级的解放，也是性别的解放。作为被解放的女性，她不但是革命者，也是革命伴侣。但新的却好像是旧的反影：《野百合花》揭示了新的阶级的不平等，《三八节有感》则揭示了新的性别的不平等。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整风压制了娜拉们的抗争，同时在权斗中压倒了“新阶级”。对毛而言，“新阶级”不但掣肘他的权力，还要干涉他的婚姻。对江而言，他们不但代表着新的阶级，也代表着新的男权。他们先是干涉她的婚姻，然后不让她干政。从家庭中出走的娜拉，重新被束缚于家庭之中——一个最终以男权为核心的政治家庭。这种家庭内外的政治、感情与性的压抑，可以解释江的病态。而对政治的参与给她提供了一条发泄渠道，也使她的病态变本加厉。

现在回想起来，毛的文革延续了《野百合花》的主题，只不过鲁迅式的“匕首和投枪”变成了大批判的急风骤雨；江的文革则在此之外，仍回荡着《三八节有感》的旋律。只不过她要做的，不再是沙菲女士怨妇式的牢骚，而是要在男人主宰的权力斗争中成为主宰。

想想样板戏里的那些无家无爱的女英雄，再想想在那些样板戏里，几乎所有坏人都是男人，而唯一的女坏蛋，地主黄世仁的母亲，脾气是那样刁钻，难以伺候，对待喜儿是那样残忍——这引起人喜剧式的联想，在现实中，女英雄和地主婆集中地体现在“江青同志”身上。对于这种人格上的分裂，她浑然不察。造反派和当权派，解放者和压迫者的合二而一，虽说是现实中的矛盾，却也是历史的真实，也是某种人性的真实。

保健护士谈江青（上）

口述者：周淑英，女，1945年生，1967年10月—1971年11月任江青保健护士

赵柳恩，女，1948年生，1971年1月—1974年12月任江青保健护士。

采访者：郑仲兵、李宇锋

参加者：阎长贵、杨银禄、张云生

时  间：2005年3月23日

周淑英、赵柳恩（以下简称周、赵）：文革期间我们都曾任江青的保健护士，除了负责她的医疗保健外，她的衣、食、住、行等等都离不开护士。那段时间我们与她朝夕相处。

我们和她怎么个接触法？可谓是“紧密接触”。就是她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这套全部管。包括她服的每一粒药、打的每一支针、吃的每一顿饭、喝的每一杯水、穿的从内到外每件衣服，全部都要经过我们的手。特别是她吃完安眠药进卧室，每次都得扶着她走。我们搂着她的腰，她胳膊搭在我们的肩上以防跌撞。就这种接触，就这么近，紧密。医疗护理和日常生活的事，我们全部负责。

时间过去几十年了，那段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日子仍记忆犹新。这么多年来，我们都不愿意接受采访和写回忆文章。一是往事不堪回首，这些回忆会使我们身心不快。在粉碎“四人帮”江青受到正义审判后，我们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过去接受的保密教育使我们不想和外界多接触，也不想谈这些往事，担心掌握不好分寸，所以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此外，个别媒体和作者不尊重事实的演绎和炒作，也是我们将一切采访拒之门外的原因。江青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人物，涉及她的文章和专著已发表不少，但其中有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以致以讹传讹。如今，我们这些曾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人都已进入老年。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回忆往事，将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之事客观地记述下来，为今后研究这段历史提供素材，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现在我们感到有必要也愿意敞开心扉来谈那几十年前所经历的事情了。

郑仲兵（以下简称郑）：完全理解你们的顾虑，也感谢你们的信任！我们保证最终发表的文章一定经过你们二位受访人确认无误。

杨银禄（以下简称杨）：宇锋、郑老师这里算是咱们的一个平台。咱们每个人限于经历的事情和工作时间的不同，各自所知道的事情都是枝枝节节，不那么完全，如果大家都谈谈，不就完整了吗？就可以反映出一个比较真实的江青。

李宇锋（以下简称李）：多年以来，社会上对江青这个特殊历史人物的叙述大多流于简单化、脸谱化、漫画化、妖魔化。真实的生活中的江青究竟什么样，你们作为医护人员应该有很大的发言权。刚才您说到“朝夕相处”，这四个字可是非同小可！在那个特殊年代，全中国都算上，谁能跟江青朝夕相处？另外我想，作为医护人员，你们还有一个优势，可以用专业的眼光观察江青，从生理、病理这些角度去考虑，是不是对她还有不同的判断和认识？比如一个简单的问题：江青是不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是不是有某种程度的精神障碍，或者变态？她那些“怕”，那些疑心，那些经常的没来由的歇斯底里，究竟是所谓“思想问题”、“品质问题”还是生理问题？恐怕也比较复杂，外人说不清楚，外行也说不清楚。

杨：江青在特殊时期这段真实的历史，我们这些亲历者最清楚。外边传的很多事情都不准确，如果我们不说，关于江青的那一时期真实历史就不完整了。什么叫历史？历史就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经历过的事件的记载，或者说经历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实事求是的记载。只要我们不添油加醋，不捏造，不乱编，实事求是地把这段历史说清楚就很好，很重要。

阎长贵（以下简称阎）：说一说我的情况。十几年前，我曾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林青山打过一场官司，他写的《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1988年出版，是对历史毫无价值的一本书。真是怪事，有一年在天津市委党校召开的学术会上，我随便跟他聊过几句，他就写了一本三四十万字的大书，发行十万册。官司从1989年立案一直打到1992年，最后调解书有三条：在一家有影响的报纸上登致歉声明（后来《致歉声明》登在《法制日报》上）；书不准再出；赔1500元钱。据北京中级法院民庭管这个案子的法官讲，这是第一桩文革名誉侵权案。之后有人劝我：“你应该写一点儿关于江青的回忆录。你不写，别人到处在写你呀。”我也觉得应该写一点儿，1998年退休后我主要就是做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的，虽然有些事情看似很小，但是都是发生在大人物身上，所以这就有意义。有人说：“大人物身边无小事”，是这样的。所以我同意写，到现在我大概也写了几十篇文章，受到一些读者的欢迎，也引起了一些研究文革的学者的兴趣。我感到我们做这个工作有意义。我写的有关于江青的，有关于毛主席的。我觉得我写的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不仅写文章，记者访问我，也从不说假话。虽然江青曾经下令在秦城监狱关了我八年，又流放了五年，我还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没有给她添油加醋，我觉得那样没必要，也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