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说蒋介石好话的人似乎也多了点。诚然，老蒋做过好多好事，比如他对文化对知识分子的恭敬与推崇，对民主的信奉与践行，甚至是对抗战，他也是有着巨大贡献的，我们叫他民族英雄也未尝不可。

　　可是，中国人在评价人时，往往是听感情的，感情在评价体系中像个小人物，往往说好就是全好，说坏就是全坏，本质上讲，缺科学家一种大道精神。

　　比如，我们在说蒋介石的好话时，甚到是在叫蒋公时，我们是否可以看一个他与冈村宁次不可告人的交易呢?叫“奸情”也行啊。

　　关于冈村宁次，我们现在只要百度一下，就会看到被公认的常识性介绍——

冈村宁次(1884-1966)，日本帝国陆军大将，缔造昭和军阀的“巴登巴登同盟”三羽乌的第二位，侵华战争主要战犯。1884年出生于东京四名坂町没落武士家庭，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3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27年任日本陆军步第六团团长时，出兵中国山东，是制造“五·三”济南惨案的主凶之一。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与制造“一·二八”事变，率部侵犯上海，屠杀上海人民。1933年春，关东军侵犯热河、长城，威逼天津，他代表日方迫使国民党当局与之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1941-1944年，疯狂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1945年11月，被列为中国共产党战犯名单的第一号战犯。1949年2月被国民党军事法庭戏剧性的审判为“无罪释放”，后被蒋介石聘为台湾高级教官，日本右翼势力任其为“日本战友会”副会长。1966年病死于东京。

　　这一条常识，让我们爱老蒋一下子变得很艰难。这算不算认贼为友?这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对祖国的背叛?

　　昨晚，读一篇名为《蒋介石庇护冈村宁次的幕后》的文章，详细介绍了蒋介石与冈村宁次勾搭成奸的过程——

　　日军投降后，中国派遣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冈村宁次一下跌到了战俘的境地。延安公布了战犯名单，冈村宁次被列为一号战犯。

　　冈村宁次十万火急地致电蒋介石：苏蒙军队已进抵张家口，呈向平津挺进态势;华北解放军已由天津西站附近攻入天津，攻势极其猛烈;日军集中炮兵密集轰击，挫败了共军的攻势，使其遗尸400具;此乃共军在苏蒙军队支持下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前奏。冈村称：如果仅是华北共军进攻，他可以按蒋介石的命令坚决抵抗，但如果苏蒙军队参与联合进攻，他的军队只能撤退。冈村宁次的报告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也刺激了麦克阿瑟。在蒋介石的请求下，为了避免平津及渤海港埠落入共军之手，麦克阿瑟断然下令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在天津附近港口登陆。

　　冈村宁次见此招颇灵，进而向蒋介石建议：“中国最大的内患，是共军部队的实力庞大，不可小视。现华中长江与黄河之间尚有30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我本人率领，在贵军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剿灭共军。贵方只需负责供应给养，其它武器、弹药、医务方面概由我们自己解决。”

　　1948年3月29日深夜，冈村宁次爬上一辆被棚布蒙得严严实实的重型卡车，终于离开了他长居的南京。次日上午到达上海，他头戴大沿礼帽，架着深色墨镜，裹着风衣，一头钻进黄渡路王文成宅邸。在这座深宅大院里，内有日本医生中山高志给他治疗肺结核病，外有穿黑衣的便衣保镖为他提枪警戒。

　　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最后的公审。这是一次秘密的“公审”，只有20余位新闻记者被允许旁听，三名律师有两名迟迟未到。法官们是心虚的，冈村宁次是胸有成竹的。

　　石美瑜：“请被告对检察官论罪理由进行申辩。”

　　冈村宁次：“本人同意各辩护律师的申辩。”

　　石美瑜：“请律师补充申辩。”

　　钱龙生：“申辩理由前已详述，应判冈村宁次无罪!”

　　石美瑜：“冈村宁次有何最后陈述?”

　　冈村宁次：“本人对法庭审判无意见。由于日本官兵的罪行，给多数中国国民造成物质、精神上的灾难，本人深表歉意;对于法庭因本人健康原因而推迟审判，造成工作困难，本人深表感谢!”

　　中午休庭本该去饭店，边吃边合议案件的判决。大家议论纷纷：冈村宁次罪大恶极，即令九死也难赎万一!石美瑜苦叽叽地打断众人的发言：“案件拖了那么久，诸位怎么还没揣度不出实情?”他打开公文包，取出两份命令，一份是代总统李宗仁的，一份是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的，内容无异：“冈村宁次遣俘有功，法庭应宣判其无罪。”一阵冷风扫过，给众人的脸上蒙上了寒霜。

　　“那判决书怎么办?”张体坤脱口问道。

　　石美瑜苦笑。他从包里取出抄写工整的判决书，上面盖着国防部长徐永昌的朱红大印。“据实以告吧，此案上峰已拍了板，我也是身不由己。现在请诸位在判决书上签字吧。”

　　下午4时重新开庭，庭长石美瑜宣布了另外两名战犯的判决之后，开始宣读对冈村宁次的《判决书》。

　　这份判决书的核心内容是：“经本庭检察官起诉，本庭判决如下——

　　主文：冈村宁次无罪。

　　理由：

　　按战争罪犯之成立，系以在作战期间，肆施屠杀、强奸、抢劫等暴行，或违反国际公约，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为要件，并非一经参加作战，即应认为战犯，此观于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第三各条之规定，至为明显。本案被告于民国33年11月26日，受日军统帅之命，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大会战日军之暴行，以及酒隆在港澳，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杀，均系发生于被告任期之前，原与被告无涉。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即行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历时8年，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多因斗志消沉，鲜有进展。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迹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分系敌军总司令官，遽以战罪相绳。至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花、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动发生，然此应由行为及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有案。此项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

　　综上所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1条第1项，刑事诉讼法第293条第1项，判决如主文。

　　本案经本庭检察官施泳莅庭执行职务。

　　中华民国38年1月26日

　　石美瑜等人退进了庭长室，激怒的记者们不顾宪兵的阻拦冲了进去，向黑暗的法庭提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石美瑜自知理屈，只是支吾其词地说：“此次判决当否，有待社会及历史公论。”

　　连冈村宁次也感到吃惊。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对我的判决，军方以外各方面有的主张判无期徒刑，石审判长曾拟判徒刑7年，我自己也希望如此判处。实际上由于种种条件即使服刑也等于零，但做做表面文章也好。”

　　冈村宁次要求向庭长致谢，但混乱的场面使他难以遂愿。正当他手足无措之时，一个法庭副官走过来对他耳语道：“先生还是乘机走脱为妙。”

　　1月30日上午10时，由数百名美军戒备的约翰·W·维克斯号美轮驶出了吴淞港，以冈村宁次为首的300名日本战犯向日本国挺进了。他们将由罪人一变而成为英雄。

　　“不准把日本战犯运走!”上海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标语。

　　“在华全体日本战犯正在返回日本途中。”东京广播电台及时报道。

　　中国共产党提出抗议，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对冈村宁次的判决，要求将其引渡，并以此作为维持国内的和平条件之一。

　　迫于压力，李宗仁代总统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扣压命令不发。与此同时，石美瑜考虑到自己的责任，飞到南京请示对策。李宗仁获知冈村宁次已驶抵公海，下令驻日代表团团长商震等船到日本后即将其扣押。商震前往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交涉，被美方拒绝。

　　次年，冈村宁次与蒋介石公开合流。(本文摘自《日本幽灵》，郭晓晔著，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

　　以上为引文。

　　冈村宁次就这样逃掉了死刑，逃掉了历史的惩罚。我是说最严厉的最直接的历史审判，而不是通常讲的那种诗意般浪漫的更像是自我安慰的“历史审判”

　　我最尊敬的老师张毓茂先生在谈到周作人时，曾说，一个人什么错都可以犯，但如果出卖了祖国，那么，他完蛋了，无论他是谁，也无论他有多么大的贡献。蒋介石与冈村宁次的这个震惊世界的“奸情”让人们想说爱他不容易，并且，情何以堪?!

　　顺便说一句离此题不远的话，多年来，人们一直不明白老蒋为什么会在大陆垮得那么惨，面对根本不像对手的对手，被打得落花流水，硬是让我军创造了许多许多的战争神话。如辽沈战役中的塔山阻击战，那可是老蒋亲自坐阵指挥的。海、陆、空三军的精锐部队打我军两个纵队，打了六个昼夜，结果反被我军歼灭了6549人。后来分析原因，蒋的国防部说是三军不能协同作战。为什么不能协同?因为人心不能心同此心。80年代，美军专家来到塔山观察一番，说，蒋介石在这里等于没打仗。到底为什么?在诸多原因中，政治腐败是最主要的原因，而本文所谈的与冈村宁次的勾搭成奸一案也正是政治腐败的一颗恶果。那样的丧失人心，何止是全国人民之心?在蒋介石自家的王朝里，因为冈村宁次一案的刺激，最后到底能剩下多少死心塌地的人，都是很难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