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载了《她死得好惨——哭韦毓梅》一文。文章开篇提及，蒋南翔先生辞世前不断追问作者：“给韦毓梅写了悼念文章没有?”文章于结尾处再次告诉人们：在蒋南翔将向人世告别之际，最念念不忘的就是韦毓梅。蒋南翔为何在逝世前不忘提醒韦君宜写悼念韦毓梅的文章?韦君宜又为何要“哭”韦毓梅?众所周知，蒋南翔是北京“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而根据文章介绍，韦毓梅则是当时蒋南翔领导下的、清华第一个女生革命组织的负责人。文章深情地写道：

　　对于韦毓梅，“我们清华大学全体革命同学，特别是女同学和民先队员，都应该永远记得她。……若不是她，怎么开辟我们这一群走向前去的道路?”

　　然而，这位清华大学革命同学的领路人，最后却“死得很惨”：“文革”期间，在屡遭粗暴批斗后的一天夜里，从九楼阳台翻越而下，最后曝尸于“上海繁华市区”——一个她曾经为其解放和繁华奋斗过并做出牺牲的地方……

　　孙兰，一个极为普通的名字，但如果加上“中国首位女县长”的注脚，它所指代的那位女子，无疑已在史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抗战中，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后，孙兰担任涟水县文教科长、县政府秘书、建湖县文教科长、盐阜区行署文教科长、苏北妇联筹委会主任等职位，并终于在1945年7月受党组织委派，来到了淮安，担任淮安县政府县长，那时孙兰年仅32岁。

　　今天，让我们跟随淮安市淮安区档案馆的孙兰卷宗，回到那个中国首位女县长主政淮安的年代。

　　女县长的历程

　　清华才女来到苏北解放区“从政”

　　原名韦毓梅，宋庆龄建议她改名“孙男”，结果成了孙兰

　　厚厚的《淮安名人录》，这样描述学生时代的孙兰——

　　原名韦毓梅的她1913年生于盐城秦南镇刘村人，7岁随父母离开盐城。1928年至1932年在上海务本女子中学读书，思想进步。1931年“九· 一八”事变后，她发动学生写文章，揭露国民党不抵抗、使东北沦陷和杀害胡也频等进步作家的丑行，并带领学生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愿，又当面向宋美龄痛陈国难，呼吁抗战。

　　不久之后孙兰考取清华大学。读书时她参加了“民族武装自卫队”，先任“社联”组长，继为团支部书记，兼任《清华周刊》编辑。1935年，她作为骨干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和清华学生一起冲破西直门，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淮安党史研究者钟志荣告诉记者，孙兰其名的来历与宋庆龄有关：当年韦毓梅被党组织派往上海从事妇女救国运动，结识了宋庆龄、何香凝、许广平等妇女领袖。宋庆龄十分喜爱这个活泼干练、剪一头短发、颇像男孩子的韦毓梅，建议她改叫“孙男”。“后来，这个名字就被沿用下来，只不过被改成了‘孙兰’。”

　　“七·七”事变后，孙兰发动上海妇女参加由何香凝为主席、宋庆龄为名誉主席的“上海妇女界抗敌后援会”，协助许广平创办《上海妇女》等刊物，担任主编。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春，孙兰等6人代表上海各界人民赴皖慰问新四军。她向项英赠送锦旗的照片，至今仍陈列在安徽省云岭新四军总部旧址纪念馆内。

　　1938年国民党逮捕了许广平以后，《上海妇女》办不下去了，孙兰便到了苏北解放区。

　　新四军军部重建于盐城后，孙兰相继担任涟水县文教科长、县政府秘书、建湖县文教科长、盐阜区行署文教科长、苏北妇联筹委会主任等职位，并终于在1945年7月受党组织委派，来到了淮安。

　　上任淮安县长时，她还是个大姑娘

　　上任不久，主持了一次汉奸公审大会，让美国记者刮目相看

　　孙兰入职淮安时，县委书记名叫王一香。老人去世前留下一篇回忆孙兰的文章《她为人民利益而战》。

　　记者在文中看到一段关于孙兰公审汉奸的描述——我军攻克淮城时，汉奸沙贵章、高必发被擒，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纷纷要求人民政府严加惩办。“孙兰同志根据上级指示，亲率政府工作人员，一面广泛发动城乡群众检举揭发，一面组织专门机关进行调查核实……公审大会上，孙兰同志列举二人大量罪状，并安排受害群众上台控诉……法庭当场宣判二人死刑，并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想来，这一定是孙兰任职县长期间颇为精彩的一段经历。因为就在同年在华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了对孙兰的专访文章，重点讲述了此事，个中细节极为生动——

　　新县长上任不久，淮安县政府的天井里挤满了许多老百姓，“老太婆们穿着满身补丁的斜纹布的棉袄，许多残废人手里拿着‘杀死汉奸’的小纸旗。一个年迈的瞎子跪在地上举着手臂，同样要求把那个曾给他带来不幸的人就在今天执行枪决。”

　　“我们要县长答复。”老百姓高呼着，过了一会，不知谁说“县长来了”，老百姓顿时欢跃起来。他们还猜测共产党的县长，一定是个身高力大的红脸汉，腰上可能还挎支驳壳枪。可见了面，县长却是位端庄漂亮的大姑娘。她个子不高，穿着新四军制服，短黑的头发很精致地盖在军帽里。

　　“你就是县长?”“对，我就是县长。”被群众围着的孙兰，站在一把椅子上，霎时间，全场鸦雀无声。孙兰当众宣布，现在就去调查，调查后一定尽快作出裁决。她说：“3天后可到这里来找我，我叫孙兰。”

　　“红衣女县长”常背个挎包到处跑

　　边地方士绅都在背后称赞她“能力强，水平高，年轻有为”

　　在淮安当县长前后不过两年的孙兰，留下许多至今仍为人乐道的往事。

　　1946年3月18日的《盐阜大众》记载，当年的三八妇女节，孙兰在城里召开了有2000多名妇女参加的纪念会。“大会上，孙兰号召妇女，‘我们婆妈要组织起来，团结得紧紧的，搞生产，学本领，跟男子汉一样能做主，将来照样做市长、县长、省长，代人民办事，要大家看得起我们妇女。’”

　　同年的一份《盐阜日报》上另一则新闻：1946年11月2日，国民党军队洗劫了淮安顺河区茭陵、顺河等十余个村镇。第二天孙兰知道这个消息后，随即往灾区慰问群众。她首先“让各乡、村、镇政府立即恢复办公，民兵维持秩序，并着手调查各户损失数字，对全区被蒋军无辜杀害的，分别给以抚恤，最多的为小麦 700斤;房屋被焚者，依照损失轻重救济小麦100至250斤;被蒋军打伤者，除医治外，另给粮食100斤……”

　　王一香的回忆文章中还提及一桩关于孙兰的往事。“解放以后，人民迫切盼望人民政府能够整修文渠……成立了‘淮城文渠疏浚委员会’，孙兰任主席。经过 43天的辛勤劳动，胜利完成文渠疏浚工程。”文渠疏通时正值清明，“那天风和日丽，锣鼓声、鞭炮声、伴随着人们的欢笑声，场面十分动人。”

　　在孙兰的档案里，记者还看到这样的描述，或可视作是对其工作形象的最佳总结——

　　她办事果断迅速，雷厉风行。平时孙兰很少蹲“衙门”，经常穿着一件红衣服，背着个挎包到处跑，因而赢得老百姓的尊重和支持。他们说“共产党，人才多，文武双全，红衣姑娘当县长”。就连地方上一些士绅遇到难事也都愿意找女县长解决，因为女县长讲政策，对他们不强迫，不摆架子。他们背后称赞她“能力强，水平高，年轻有为”……

　　她的内心世界

　　1一篇朴素文章，写满对淮安的爱

　　获得了淮安人信任和赞颂的孙兰，无疑对淮河之滨的这片土地也“日久生情”。

　　采访期间，记者读到一篇孙兰所写的文章，她在文章中写到：

　　“淮安是一个可爱的县份。人们说着颇为悦耳的淮腔，有着悠久的文化遗址，出产着大米、小麦、玉米、鲜鱼、藕，住在淮安的人，都会对她眷念起来，我曾步行许多村庄……春天，我们43万人，共同熬过了灾荒，还开了两条河，渔滨河和衡河，这两条河好似淮安的两条动脉，它将减少水灾对淮安人民的威胁……至于我，在这一年中，和淮安人民熟悉了，今天，他们受着灾难，我是绝对要和他们在一起共甘苦的。”

　　曾经的清华大学女才子，在投笔从戎、弃文从政多年之后，毕竟还是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她细腻清丽的才情。

　　2寄语美国妇女，要求改变对华政策

　　在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孙兰说自己也曾遇到过偏见，认为妇女不应该在政府中做事，因此“妇女一旦有了职务，必须执行得比一般男子还要细心谨慎。”在孙兰看来，“当人们表示反对，或者部下并不严肃地遵守命令，苛责无法改变他们的心境，只有工作上进做出成绩，别人才会越来越尊重你，成见自然会被遗忘。”

　　孙兰甚至还通过史沫特莱之口寄语美国妇女，“当我在清华念书时，我学过很多美国的民主生活和美国妇女的进步。我相信美国妇女要有举动，要求杜鲁门总统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

　　显然，对史沫特莱而言，眼前这位“纤小而富有吸引力，很像美国高等女校教师”的中国女子，其政治敏锐与思想深度无不令其动容。这也难怪，其会为孙兰专门著文，更称之为“共产党的女才子，红色中国的女县长”。

　　后记

　　文革中，55岁的她用跳楼结束了生命

　　1964年，周恩来到上海接见部分领导干部时握住孙兰的手，对众人介绍说：“这是苏北解放区第一位女县长，是我家乡的父母官。”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那时，孙兰早离开淮安。她在辗转华中五分区专署一处处长、江淮区宣传部宣教科长和安徽省教育厅厅长等职后，担任了上海市教育局局长。

　　那时，孙兰还不知道自己在不久之后将迎来怎样悲惨的命运——文革期间，孙兰受到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是难以言表的。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她竟被连续拉去批斗了一百几十次。那些日子，她随时都可以被人关押，乃至严刑拷打。据孙兰的子女回忆，“1967年12月26日晚上，造反派在举行了庆祝仪式之后，把孙兰关进了小房间。房间四周站着打手，你一拳，我一脚，整整打了一夜。”而这仅仅是孙兰文革期间遭遇的缩影。

　　1968年4月8日，曾经意气风发的清华女子、曾经英姿飒爽的红衣县长，选择用跳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55岁的生命。

　　“她的遗体上新伤盖着旧伤，有皮带抽的，有棍子打的，甚至还有大号六角螺帽的印子，那是夹在弹弓里弹的。就这样，造反派还是不肯罢休，还拣了一双鞋放在她的遗体上，以示‘永世不得翻身’。”

　　多年之后，孙兰的清华同学韦君宜含泪写下了《她死得好惨——哭韦毓梅》一文，她说“孙兰会那样死，成为罪犯死在革命成功之后，我是绝对没法梦想到的。你也像那些在前线牺牲的同学一样，流了血。他们的血换来了1949年的新中国，而你的血换来了什么?只换来我们这些老年人将涸的眼泪吗?我很希望再能换来些什么，换不到别的，换来人们的心里动一动、想一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