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帐下谋士众多，他们运筹帷幄，为魏国开创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因辅臣云集，就无人像诸葛亮在蜀国那般被众星拱月，对垒谁是第一功勋谋臣也见仁见智。在笔者看来，则以荀彧莫属。

　　荀彧字文若，豫州颍川人。永汉元年(189年)举孝廉，任守宫令，即为皇帝掌握笔墨、纸张的那类小官。因董卓专权弃官归家，又以颍川是四面受敌之地，劝乡里人离开故土。荀彧自身到了冀州，被袁绍待为上宾，但预料袁“终不能成大事”(《三国志·魏书十·荀彧传》)，于初平二年(191年)毅然转投曹操。曹操将他比作张良，时年29岁的荀彧自此最早投奔曹操的顶尖谋士。当然，资历并不等于功绩，而且就出谋划策来说，荀彧的名头也不如郭嘉、荀攸响亮。陈寿称其 “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三国志·魏书十·荀彧传》)。既如此，何以将荀彧推上功勋榜的首席?

　　首先，荀彧为曹操确立了纵横乾坤的重大方略。一是奉天子而令诸侯。建安元年(196年)七月，汉献帝刘协在杨奉、董承等护卫下，自长安返回洛阳。在是否奉迎天子建都许县的问题上，曹营发生争执。不少人以韩暹、杨奉与张扬联合，不易制伏为由予以反对。荀彧力排众议，认为如今天子虽回洛阳，那里一片荒芜、草木丛生，义士有保护朝廷的想法，百姓因感念旧日繁华而悲伤。“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三国志·魏书十·荀彧传》)指出韩暹、杨奉难以成大患，如果不及时决定，等其他人万一生出此心，再考虑就迟了。这一建议提壶灌顶、石破天惊，被曹操采纳后，形成其他豪强无可比拟的战略优势。二是拚袁绍以定北方。建安二年(197年)，袁绍写信给曹操，言辞骄慢，令其大怒。荀彧阅信后说：“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如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已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德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能为!”(《三国志·魏书十·荀彧传》)一席话令曹操心结顿消，确立了与袁绍决一雌雄的心理准备。荀彧还提出先取吕布的步骤，从而为官渡之战扫平了障碍。建安四年(199年)，围绕是否抗袁问题，曹营又展开一场辩论，孔融等人认为袁绍地广兵强，恐怕难以击败。荀彧指出：“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纵也，不纵，攸必为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禽也。”(《三国志·魏书十·荀彧传》)而一切皆如荀彧所料。三是缓设九州以安人心。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兼任冀州牧，有人劝说他恢复古时所设置的九州，从而控制更广阔的区域。荀彧认为，这将使全国惊骇，许多人担忧会被逐个剥夺地盘，天下就不易图取。希望先平定河北，再修复旧日京都，然后南征荆州，等天下大定，才商议恢复古制，这才是国家的长久利益。曹操于是搁置了原打算。

　　第二，荀彧为曹操组合了征战南北的智库群体。荀彧虚怀若谷，极善于举荐人才。他先推荐戏志才，使之成为曹操很得力的谋士。戏志才去世后，曹操给荀彧写信称：“自志才之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颖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荀彧于是举荐郭嘉。由于荀彧一般在后方调度，曹操此前还曾问他谁可替代随军谋划，荀彧推荐了荀攸、钟繇。建安十年(205年)，河东叛乱，曹操又让荀彧举荐贤才。荀彧称杜畿“勇足以当难，智足以应变”(《傅子》)。杜畿果然成功平乱，并广施仁政，颇具政声。据《后汉书》所载：“彧又进操计谋之士从子攸，及钟繇、郭嘉、陈群、杜袭、司马懿、戏志才等，皆称其举。”当是时，群雄并起，群雄之争即人才之争。可以说，荀彧所举之人，其价值都非一城一池可比。试想刘备因得诸葛亮辅佐，局面为之大变。荀攸、郭嘉、司马懿与诸葛亮均是同等级的人物。倘若没有荀攸、郭嘉用谋，曹操与袁绍的角力鹿死谁手，真难以预料。可见，荀彧对曹魏功莫大焉。

　　第三，荀彧为曹操稳固了赖以立足的后方阵地。长期以来，荀彧“居中持重”(《三国志·魏书十·荀彧传》)，有随曹操出征，而调度后方军国大事，所起作用有如萧何之于刘邦。兴平元年(194年)，时任兖州牧的曹操东征陶谦，委任荀彧主持留守治所鄄城。恰张邈、陈宫乘机在兖州反叛，并暗中迎接吕布。吕布到达后，张邈遣人告诉荀彧说：“吕将军来助曹使君击陶谦，宜亟供其军食。”(《三国志·魏书十·荀彧传》)大家都很疑惑，荀彧则料定张邈叛变，速布置防备。豫州刺史郭贡率几万兵马来到城下，有人说他与吕布同谋，都非常害怕。郭贡要求面见荀彧，前来援助的夏侯惇认为不宜冒险，但荀彧推测郭贡尚未打定主意，正可前往劝说。郭贡见其毫无惧色，认为鄄城不易攻下，便带兵离去。荀彧又派程昱劝说范、东阿两县，终于为曹操保全了三城。可以说，也在危难之际为曹操保住了立足的根基。兴平二年(195年)，曹操获悉徐州牧陶谦去世，欲乘机夺取徐州。荀彧劝阻道：“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三国志·魏书十·荀彧传》)为此建议曹操也稳固兖州，收获已成熟的麦子，积蓄粮谷，彻底战胜吕布。若现在攻打徐州，吕布将乘虚侵扰，就会失去兖州，以致无安身之地。曹操采纳其意见，储存粮秣，积蓄实力，不久大败吕布。建安元年(196年)，荀彧又建议对关中将帅施恩布德，以腾出手来对付袁绍。建安六年(206年)，曹操在官渡之战胜利后打算南击刘表。荀彧认为应乘袁绍兵败势穷时加以平定，假如现今远征长江汉水，万一袁绍收集残余，趁虚攻击背后，大事就完了。曹操纳其策，遂挥师北进。待彻底扫灭袁绍残余后，荀彧于建安十二年(208年)建议曹操出其不意攻击荆州，刘表之子刘琮速降。

　　可见，荀彧之功实非鞍前马后的战术之谋，而是为曹操奠定开国基础的关键之举。建安八年(203年)，曹操表奏天子曰：“待中守尚书令彧，积德累行，少长无悔，遭世纷扰，怀忠念治。臣自始举义兵，周游征伐，与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发言授策，无施不效。彧之功业，臣由以济，研精极锐，以抚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勋。”(《彧别传》)荀彧以自己“无野战之劳”请辞，曹操给他写信说：“与君共事已来，立朝庭，君之相为匡弼，君之相为举人，君之相为建计，君之相为密谋，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战也”(《彧别传》)。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论功行赏时称：“忠正密谋，抚宁内外，文若是也。公达其次也。”(《三国志·魏书十·荀攸传》)公达即荀攸。又表奏天子，并谈及官渡粮尽时劝谋勿退、战后力阻南讨刘表两事，称“向使臣退于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有倾覆之形，无克捷之势。后若南征，委弃兖、豫，利既难要，将失本据。彧之二策，以亡为存，以祸致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也”(《彧别传》)。于是增加荀彧封邑一千户，并前所封共二千户。其时郭嘉为一千户，荀攸为七百户，荀彧的封赏在谋臣中无与伦比。王导评曰：“昔魏武，达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晋书列传第三十五》)

　　作为第一功勋谋臣，荀彧的官爵也非他人可比。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被封大将军、武平侯，荀彧即升为汉侍中，守尚书令。建安八年(203年)，荀彧被封万岁亭侯，较荀攸陵树亭侯、郭嘉洧阳亭侯的等级明显要高。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打算表奏荀彧为三公，他推辞了十几次才作罢。建安十二年(212年)，荀彧任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

　　值得一提的是，荀彧不仅功勋卓绝，贤德更堪为师表。他虽地位显贵，却折节下士、谦虚节俭，所得俸禄、赏赐全分给宗族好友，竟无多余家产。钟繇认为颜回死后，“能备九德，不贰其过，唯荀彧然。”(《彧别传》)曹植赞其“如冰之清，如玉之洁，法而不威，和而不亵”(《光禄大夫荀侯诔》)。正因如此，建安十七年(212年)，他反对曹操加封九锡，认为当初起义兵的本意是匡扶朝廷、安定国家，应“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三国志·魏书十·荀彧传》)。曹操对荀彧的隔阂形成了，于是历史上出现了如下一幕：曹操一次向荀彧赠送食物，待打开看时，器中竟空无一物。荀彧明白了曹操了心思，便服毒自尽，时年五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