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国防部绥靖总队第一大队”曾派专人潜入东北，试图策反林彪、陶铸。时任“保密局北平直属组”组长、“国防部绥靖总队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的陈恭澍生前撰写的《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今年在大陆出版，披露了策反林彪、陶铸的经过。

　　想通过旧情策反

　　陈恭澍1907年出生在北京，毕业于黄埔军校第5期，曾任军统天津站站长、北平站站长。他参加了200多起暗杀行动，目标有汪精卫、张敬尧、石友三、吉鸿昌等，号称“军统第一杀手”，他还有一个外号——“辣手书生”。

　　策反林彪、陶铸的策划时间相当长，从1947年底开始，一直到1948年秋。构想与设计是“以搜集战略情报为主，相机策反中共首要分子来归”，参与者除了陈恭澍外，还有新参加第一大队工作的江田、张作兴。他们选择的对象共有3人，“他们都是中共的要员，按其职位高低，分别是中共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林彪、中共东北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主任陶铸、中共华北人民解放军某纵队副政委李运昌”。

　　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就是物色一位能替他们奔走的人。这个人要有勇有谋，不能是第一大队职员，以免招致不必要的误会;另外，与双方还要有旧，能托付而且要为对方所接纳。据陈恭澍回忆，经三人多次商议，一致认为最理想的是李鸣秋。

　　李鸣秋是河北遵化人，与江田、张作兴、陈恭澍一起进入黄埔军校，当时李鸣秋已经是共产党员。后来，李鸣秋、江田和林彪同时升学，成为第四期的同学，彼此相识。张作兴和陈恭澍考试落第，延长入伍训练，后升入黄埔第五期。陈恭澍回忆：“延长入伍又从惠州回到了沙河，编入第三营第十一连。全连约120人，其中就有一个陶铸。”正是基于以上几人的种种旧日关系，三人认为李鸣秋最合适。

　　信使出发前先泼冷水

　　费了多番口舌后，李鸣秋终于答应陈恭澍等人去东北。

　　李鸣秋语出惊人，他说：“如果你们抱着使我说服林、陶阵前起义的希望，那就难了，不但他们不会这么做，我也不会这么说。不是我泼冷水，你们先要死了这条心。”李鸣秋还说：“你们如果有意为将来的生存铺路，或者是为了建立一个互通声气的默契，那就对了。我就更愿意为你们奔走了。”

　　陈恭澍又何尝不明白，这策反行动更多的是一厢情愿，“可是我也不能答应他作考虑呵，即使是手段，在没有得到上级认可以前，也万万不可。这非常明显，稍有差错，都会产生身败名裂的后果”。

　　“由主动变成被动，可是不管怎么样，总不能就此罢手，白白的失去一次机会。”在北平，陈恭澍和张作兴、江田就李鸣秋所提出来的那番说词交换了意见。此时，他已经有了决定：“只要李鸣秋能去，怀旧也好，铺路也好，通声气也好，随李去说。所寻求的是：找得着林、陶的所在;见得到林、陶本人，或二人中的任何一人;尽量的多接触，少说多听。不论结果如何，但求能将一路所见，以及林、陶二人的一言一语，据实说给我听，就算不虚此行了。”

　　林彪叫来人留下不要走了

　　对于这一安排，陈恭澍记述，曾向郑介民做了汇报，郑同时做出了指示。“(1948年)3月间，郑介民先生视察华北工作，抵北平。我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报告了他，他有指示：一、尽可能的争取李鸣秋，不咎既往。二、通过李的关系，可与对方保持接触，除着眼于战略情报外，冀望于提高工作层次。三、特别注意：与对方接触时，应避开罗荣桓的介入。四、放手去做，一切由我负责。”

　　李鸣秋去了东北两三个月，他在四平街附近的一个村庄里见到了林彪。陈恭澍记述了李鸣秋带回来的林彪和陶铸说的话，都是断断续续的。

　　李鸣秋说：“林彪的态度相当和善，似乎并没有心思细听我的话。”“林彪口口声声叫我留下来不要走了。”“随后，找来陶铸，介绍过，林就离去。就此匆匆一面，并没有具体的表示。林临去时，说是抽时间再详谈，可是后来听说他到别的地方去了。”

　　李鸣秋又说：“陶问起你的状况，他好像很关心。陶对我说：‘你回去告诉他，赶快为人民立功，机会甚多，不可一误再误。’”

　　至此，陈恭澍一厢情愿、几近幼稚地试图通过旧日关系策反林彪、陶铸的阴谋计划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