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曾经有一个叫“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这个机构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很长时间一直不为外人所知。它可以进行重大的军事调动和部署，其成立的背景，是毛泽东感到北京不安全了。

　　缘起毛泽东对“政变”的提防

　　“首都工作组”成立于1966年5月中旬，其时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林彪发表“5·18讲话”，公开提出当前着重要防“政变”。

　　自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尤其是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发生了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不流血政变”以后，毛泽东对中共高层是否可能发生类似事情，始终疑虑重重。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说：“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就明显表露出对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政变”的担忧和焦虑。毛泽东从苏共中央变成“修正主义”谈起，他说：“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

　　毛泽东向周恩来表示了他的忧虑心情：北京很可能出修正主义。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复辟，需要加强首都的警卫工作，你回北京后，要尽快选调部队，确保首都的安全。

　　工作组办公室对外称“编写组”

　　5月14日，周恩来邀叶剑英商讨如何加强首都警卫工作。5月15日，两人联名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提出报告：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工作组”，成员有：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报告提出，这个“首都工作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

　　“首都工作组”成立了。周恩来感觉到，要顺利完成这项紧急而又复杂的任务，没有一个常设办事机构是不行的，因为有大量的日常具体工作需要及时安排处理。于是，他决定尽快建立“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这个任务交给了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和副部长雷英夫。

　　5月20日下午，“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进驻京西宾馆主楼的第12层，一共9人，楼梯口布设了哨兵，无关人员不准进入;尽可能不与外人接触。雷英夫强调：“虽然我们作战部的人保密观念很强，但今天我还要强调，一定要慎之又慎，严格保守机密。‘首都工作组’本身就是绝密，往北京调部队这件事，更是非同小可，绝对不能从我们这里走漏风声。更不能出一点纰漏。”为此，雷英夫给“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起了个代号，他说：“为了保密，我们这个‘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对外称‘编写组’，‘首都工作组’这个名称不能泄露出去。”

　　从部队等七方面保北京安全

　　按周恩来总理指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首先要抓紧作出选调部队和扩建北京卫戍区的初步方案。1966年5月18日，周恩来与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改组扩建的北京卫戍区，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傅崇碧任司令员;调解放军第63军驻防石家庄的189师，以及第65军驻张家口的193师担任首都卫戍任务。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工作范围随后越来越广泛，人员一度扩大到20多人，办公室下设7个组：

　　(1)部队指挥组。主要负责有关警卫部队的调动，首都重要目标的警卫;派遣警卫部队执行各种临时性的任务等。那时规定，警卫部队调动一个营的兵力，需报“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备案，调动一个团以上的兵力，需报周恩来总理批准。

　　(2)治安组。主要负责社会治安工作，清除和整治各种不安全因素。这个组主要由公安部有关部门派人组成。

　　(3)枪支弹药清查组。主要负责对军队、地方和市民非法枪支弹药的清查和收缴工作。这个组主要由总政保卫部和公安部人员组成。

　　其他还包括电台组，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监狱、看守组和外事、侨务组。

　　“首都工作组”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完成了北京卫戍区扩编，勘察重点保卫目标，部署警卫兵力，清理首都，保护老干部，遏制混乱等项任务，于1967年6月撤销。(摘编自《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