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人攻击清国决心甚坚，即使找不到正当借口也誓要兴战
如前两期所述，甲午战前，日本对清国战力之调查评估已相当准确，而清国对日本战力之评估，则形同儿戏。然清廷在庙算层面所失先机尚不止此——最要命的是：当日本高层在甲午年决意不择手段，誓要兴战之际，清国高层却深陷主战、主和派系的严重对立，致无论和、战，其政策皆无法有效贯彻。
日本对发动“征清”战争，早有筹谋，自不必论，参谋本部小川又次之《征讨清国策案》，撰于甲午战争前七年，即是明证。事实上，日本之所以自明治维新以来，将击败清国作为其长期国策，有两个层面的考量，如日本驻俄公使槺疚溲锼裕骸俺使诘乩砦恢煤驼喂叵瞪希谖野疃匝侵藿谥ㄍ苯庸叵瞪醮蟆！送猓鲂亩灾浅阎局缕耸橇钆啡税抵芯次分凇！雹�
换言之，第一层面，乃是强调控制朝鲜对日本的重要性。如日本对朝鲜的农业掠夺，乃是明治维新工业化之关键。故日本外务省曾一再强调：“朝鲜乃列圣垂念之地，……若外国首先着鞭，则唇亡齿寒之不少。”第二层面，乃是强调对清战争，乃是日本因应列强西来压力之必要。对于此节，藤村道生有很精辟的论断：
“日清战争可以说具有这样的特征，即在列强的注视之下，日清这两个帝国主义候补国家，面临着或是向帝国主义转化、或是沦落为附属国这样一种竞争性的战争。”②
清廷当日衰朽已臻极限，自然并不是什么“帝国主义候补国家”。但所谓“同治中兴”，仍不免是日人眼中之钉，“决心对支那逞志之勇气，乃是令欧人暗中敬畏之所在”，即是“候补国家”抢夺“帝国主义船票”的典型心态。民权领袖杉田定一当日所言更为露骨:“西人来兹，试欲争利争霸，吾辈同胞，在此必争之地，是坐而为其肉乎，还是进而共为膳上之客？”
及至1894年朝鲜政府因无力镇压本国农民起义，而向清朝求援，基于上述考量，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即明确建议：“如欲保护在韩臣民，维持帝国权势，我亦有出兵之必要。”③
川上的出兵主张得到了外相陆奥宗光、首相伊藤博文及天皇的一致认同。但在如何挑起战争这一问题上，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等均深感为难。如陆奥宗光后来回忆，当时“既无迫切的原因，又无表面上的适当借口”，故自6月2日秘密决定对清开战，至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之所以需要大约两个月的时间，说穿了就是为了寻找直接开战的理由。”④
虽然陆奥宗光建议“实施一种外交策略使局势改观”，以获得开战借口，但其基本原则仍是：“我政府在外交上常欲居被动者之地位，然一旦有事，在军事上一切皆欲先发制人。”故即便开战借口实在难寻，亦不惜撕破脸皮，电令其驻朝鲜公使：“今有实施断然处置之必要，不妨使用何种口实，开始实际运动”，“贵官应取自己认为相当之手段(以挑起战争)”。日本最高当局之兴战决心，可见一斑。
反观清国，深陷党争，无论主战、主和，均无法有效贯彻
反观清国高层，其情形与日本迥然不同，和、战争执始终未休。驻朝清军将领叶志超曾向李鸿章献上中下三策：“派军增援”、“撤军回国”、“守此不动”。李鸿章欲取中策，但遭光绪反对，理由是：“彼顿兵不动，我先行撤退，既嫌示弱，且将来进剿，徒劳往返，殊属非计”。
上述分歧，严重妨害了清廷的战前布局。譬如，光绪曾命李鸿章传谕叶志超“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以期迅赴戎机，毋致延误。”但两次下旨，均未能得到切实反馈，李鸿章始终持消极执行态度。
李鸿章因主和而消极避战，自有其道理，如：“华船分隶数省，畛域各判，号令不一，似不若日本兵船统归海军卿节制，可以呼应一切。万一中东有事，胜负之数尚难逆料。”李鸿章自知“以北洋一隅之力，抟倭人全国之师”，胜算有限，故将主要希望寄托在俄国、英国的调停之上，也不能算是昏聩之举。⑤
光绪反对李鸿章的“以夷制夷”策略，也并非毫无可取。如其所言：“中国自应自保藩封，不宜借助他邦，致异日别生枝节。若英人将来竟以所耗兵费向我取偿，中国断不能允。李鸿章此议非但示弱于人，且贻后患，殊属非计。”但其对李鸿章的警告，“嗣后该大臣与洋人谈论，务宜格外审慎，设轻率发端，定惟该大臣是问！”⑥在当日帝党、后党争权之局面下，实际上并不能生效。
至于最高决策者慈禧，则选择在和战之间摇摆。据翁同龢日记披露，战前，“上意一力主战，（皇太后）并传懿旨亦主战”，“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⑦；但随着战局恶化，慈禧又成了主和派首脑。
及至战后，主战、主和两派更是相互推卸战败责任。刚毅指责主战派称：当初“日本并无侵占朝鲜与中国寻衅的意思，均是翁同龢及一批清流所激成”。翁同龢的学生张謇，则斥李鸿章“主和误国”，称“二十年来败坏和局者，李鸿章一人而已”。⑧
事实上，就甲午之战而言，战、和二策，其优劣并不明显。日本既一意兴战，英、俄亦各有利益考量，清国整体军事实力又逊于日军，战、和二策均已难以独立奏效，其上策，莫若以战促和，唯战场上能立得住，才有受人调停的资本。至不济，亦当有一种统一的因应方针。
注释：
①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9卷，第79-80页。②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03页。③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页。④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1页。⑤⑦⑧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三联书店2005年，第121、89、130页。⑥李澍田编：《清实录中朝关系史料摘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374、3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