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一战后期，德国利用金钱，在中俄两国布了一个大局，对中俄两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如果孙中山没有德国援助，很可能不会有海军和国会议员南下护法，甚至没有“孙大元帅”。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持续了3年，正当俄国各派政治势力为是否对德停战而风起云涌之时，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却在为是否对德断交、宣战而争执不休。德国政府正是为此抛出大笔金钱，收买贿赂中俄反政府势力，进行一场政治“豪赌”。
俄国方面，德国政府用金钱资助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发动革命，以削弱俄国军队的力量，以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 “十月革命”成功，俄国果然退出大战，德国成功了；而中国方面，德国政府则用金钱资助以孙中山等人，反对总理段祺瑞的对德宣战主张，但德国最终失败了。德 国没有达到阻止中国对德宣战的目标，但孙中山却在德国人那里发了一笔横财。
对于接受德国金钱一事，孙中山曾矢口否认。他在1918年3月18日回答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海因策尔曼的信中写道：
“我趁此机会毫不犹豫地宣布，我从未从德国取得款项。在我目前的运动中，我仅仅是为下述愿望所激励：在中国恢复约法政府，并给我们的同胞以民主政体的福祉。”
然而，孙中山接受德国人的金钱，是白纸黑字记录在案的事。不但德国档案有记载，中国也有文字记载。中方首先记录这段历史的就是孙中山的“小兄弟”——14岁加入兴中会、年龄最小的革命党人冯自由。他在《革命逸史》中写道：
“民六（1917年）六月，总统黎元洪被督军团逼胁解散国 会，国人大愤，孙（中山）总理在上海力图起兵护法，而绌于经费，会有（曹）亚伯相识之美籍某国医士，告亚伯曰：如孙公有起兵护法之决心，某国愿资助百万。 亚伯以告总理，总理大悦，惟嘱亚伯坚守秘密。亚伯曰：吾乃基督教徒，当指天为誓。自是每当夕阳西下，亚伯恒偕女友吴□□乘马车游行各马路兜风，顺道至虹口 某医士寓所携去大皮箧一具，其中累累皆各国钞票，外人虽侦伺甚密，无疑之者。未几遂有程璧光率海军南下及广州召集非常国会之举。”
冯自由叙述虽然形象生动，但只提供了很少的信息，一、孙中山与德国方面联系的中间人是曹亚伯；三、孙中山确实收到了钱；二、孙中山将这笔钱用在了动员程璧光率海军南下以及广州召集非常国会等上面。对德国冯自由以“某国”模糊处理，款项数额也是举“百万”之大数。
历史学家通过查阅德国档案，钩沉各种史料，最终还是详细弄清了这桩政治交易的始末。据中山大学历史系李吉奎教授介绍，从研究的角度说，先后 有《孙逸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等五种论著讲到这桩活动。除此以外，还有《孙中山与德国——兼论“中德苏联盟”的构想》《中 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两种。
据德国档案，德方资助孙中山的关键人物是德国驻华公使辛慈(Paulvon Hintze)。此人是德皇威廉二世的老朋友、国际著名的大间谍。
辛慈曾任德国驻俄海军武官，精通英、俄、法三国语言，又善于化装之术，是个有名的国际间谍。他原任德国驻墨西哥公使，接到德皇的电召后，先 由墨西哥到美国，随即化装为英国人，乘坐英国轮船到伦敦，再由伦敦绕道鹿特丹回到德国。在协约国对德国人采取严密监视的紧张情况下，辛慈能够通过几个国家 安然回到德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辛慈在明资会见了德皇。德皇向他说：“你冒险回国来，我希望你能够再冒一次更大的险。我想派你到中国去。”辛慈原有意于回到海军岗位上，但他不能不服从皇帝的命令，因此又由原道到英国，并在英国再乘原坐的英国轮船到美国。
他自以为是船上的熟面孔，可以避免别人注目，但是协约国间谍已经注意到这个来去匆匆、独坐无侣的“英国人”。当他在美国搭乘克利斯欣号轮船往日本时，美国报纸就指出轮船上有德国间谍混迹在内。日本的特务组织是世界有名的，因此，在中国的德国人都很替辛慈担心。
但他不久公然出现于中国，这使德国人大为惊喜，日本人大为惊异。事情是这样的：当克利斯欣号轮船在日本靠岸时，日本警察多名登轮进行检查， 满船货物都被检查到，甚至用长铁扦插入煤仓中，都没有发现什么。他经过上海时，很多新闻记者问他脱险的经过，他笑而不答。在北京下车时，很多日本人围拢来 争看这个千变万化的德国人。
1917年1月31日，德国对美国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战，美国于2月3日宣布与德国断交，并要求所有中立国一同参战。
中国唯美国马首是瞻，外交总长伍廷芳在美德断交前报告说：“美对德于本日绝交，中国当声明与美一致。美绝交，我亦绝交，美宣战，我亦宣战。”
2月9日，伍廷芳与辛慈会谈，就德国采取无限制潜艇战一事向德国提交了外交抗议书，表示：“如果德国对此抗议置若罔闻，中国政府将不得不遗憾地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
为了避免与中国断交，辛慈开始奔走于中国各方势力之间。根据此后的报告，1917年2月辛慈的外交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继续做抗议实施反德政策军阀的工作，并且取得了成果，大部分军阀已经发表了抗议通电。为了搅乱政府的反德倾向，将继续与康有为（君主主义 者）、孙中山（国民党急进派）、唐绍仪（国民党右派）等进行秘密联络。我的秘密联络人也不断地拜访张勋（四川）、倪嗣冲（安徽）将军。”
国务总理段祺瑞是中国主张对德宣战最坚定的人物之一。他在1889-1890年曾经留德，在德国著名的克虏伯炮厂实习过，对德国有着深厚的 感情，但他认为对德宣战是中国复兴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此不顾一切，甚至煽动督军团造反以达到中国参战的目的。段祺瑞是辛慈必须首先攻克的目标。
辛慈提供400万元，雇佣了一个长袖善舞、精通英文、德文的军火买办雍剑秋，当中间人来疏通段祺瑞，请求段将对德宣战日期失少推迟6个月。
1917年3月1日晚，辛慈终于同国务总理段祺瑞进行了接触，并且提出如果中国愿意延迟断交的话，德国愿意出1000万美金。
对此段祺瑞却笑着说：“应该出更高的价钱。”这似乎是一种幽默、或者讥讽的说法。段祺瑞固然刚愎自用，崇尚武力，但为人正直，生活简朴，一 生廉洁自爱。他认为参战符合国家利益，即使他的心腹、被称为“段祺瑞灵魂”的徐树铮强烈反对也没有改变其态度。1917年初，徐树铮写了七封反对参战的长 信，但段祺瑞只看了两封就原封不动得锁进了抽屉。
1917年3月14日，段祺瑞政府发表了对德断交宣言。辛慈表示抗议,之后离开北京经由上海、夏威夷回到了德国。回国途中滞留上海的辛慈指 示德国驻上海原总领事克里平（HubertKnipping，又译为“柯南平”“桂平”）强化对中国各方面的活动，全力避免中国参加对德作战。根据克里平 所述，当时德国使用了包括行贿在内的各种手段，但以亲德派领袖闻名的康有为、对北京直隶派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孙洪伊、孙中山的朋友唐绍仪等人却认为“这是为 了国家”而应该得到的。
克里平同时也接到了辛慈关于同孙中山进行接触的命令：“德国公使辛慈阁下在离开中国之际，3月末在上海对我下达了指示：直接联络南方激进派国民党的领袖孙逸仙博士。为了推翻段祺瑞政府及其内阁，我们愿意提供孙博士2000万美金的援助。”
为此，克里平邀请孙中山的密友、时为德方工作的曹亚伯尽快到北京，并与其约定与孙中山会面。作为孙中山与德方中间人的曹亚伯也是一个比较传奇的人物。
曹亚伯(1875-1937)，湖北兴国州（今湖北大冶）人，是黄兴在武昌两湖书院时之同学，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的先驱人物。孙 中山曾说“曹亚伯于党国革命，曾尽大力”，可是1927年竟被小字辈白崇禧给缚禁起来，深感“民国以来，新柄国者数典忘祖，侮耆旧，擅兴作，皆由不知前事 所致”，发奋作《武昌革命真史》，凡五十余万言，亦遭国民党部毁禁。李敖曾在自传里谈到他初读《武昌革命真史》，发现这样一个神秘人物时的惊讶之情。
曹亚伯曾经留学英伦，在某伯爵之子资助下进入牛津大学，据他的儿子曹文锡回忆：
“有英人约翰逊者，其父为伯爵，家饶于货，向先君子研习中文，交谊甚深，愿负一切费用之责，并为设法考入牛津大学攻读矿务系。约翰逊每年暑假期中，辄邀请先君子漫游德、法、比，荷等国，因此之故先君子留英多年，财用得以不匮，约翰逊之力也……1910年卒业于牛津大学。”
曹亚伯在英国曾认识一名持美国护照的德国医生克利莱，说想到中国行医，找曹学过华语。当曹亚伯搭乘一艘挪威商船返回上海时，在虹口突然遇见克氏，并被拉到他的华界寓所，告知他其实是一名德国特工（应该就是《革命逸史》中写的那个医生）。
原来，克利莱在1914年就已潜入中国，因日本人攻打青岛德国租界，他作为密使，来转移租界德侨及财物到内地。时下欧战正酣，德国近攻远交，有意与中方修好，他知道革命党在南方势力大，而且孙中山反对对德宣战，想通过曹亚伯的引见与孙中山取得联系。
1917年4月，接受克里平命令的德国总领事馆翻译官汉斯·舍默尔(HansSchirmer，又译为“雪麦”)在上海同孙中山进行了秘密会谈。为了阻止中国发布对德宣战布告,德国要求孙中山推翻段祺瑞政府。舍默尔与孙中山的会谈记录如下：
“曹亚伯到上海之后，很快安排了舍默尔与孙逸仙博士的会谈。会谈就一些政治性目的达成了一致。孙逸仙有意推翻段祺瑞政府，而且也认为这是可行的。他要求德国为军队提供2000万美金的援助。”
孙中山接受了德国方面的提案。孙中山在与舍默尔会谈时为了讨好德国还主动表示，在实行推翻段祺瑞政府的计划时，也要对日本的亲德派进行动员：
“孙中山在会谈中强调，他与一些对日本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根据孙中山所述，在日本对德的意见是不统一的。外务省是反德的，而陆海军的大部分人还是非常赞赏德国的。他在访日期间曾想亲自考察日本 有关中国情势的态度，但由于他的行程非常引人注目，周围的人劝告他不要这么做。但日本方面为了详细听取孙中山的意见，则与之约定派遣高级将领、参谋次长田 中义一以非正式的方式访问中国。”
1917年5月2日，孙中山同以非正式身份访问中国的田中义一在上海进行会谈。孙中山非常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计划——“我打算推翻段祺瑞政府”。对此，田中却说:“日本政府并不想介入中国内政。”
孙中山最后有没有拿到德国的援助金呢？有部分学者持否认态度，比如韦慕庭，他在《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一书中称：（德国档案中的秘 密报告）“这仅仅是来自一个方面的证据，它并不能证明孙博士从驻上海的德国领事馆那里接受了一笔巨款。”并且引用孙中山1918年3月18日回答美国驻广 州总领事海因策尔曼的信为证。
对此，中山大学历史系李吉奎教授说：“韦慕庭不了解曹亚伯的自证，也不清楚孙中山用三十万元运动海军南下之事，只相信孙致海因策尔曼函中之虚言，认为柯南平前总领事秘密报告为孤证不足取信，也就勉强成一家之言了。”
因为孙中山接受的是一笔秘密“贿款”，尽管他本人极力隐瞒，“嘱亚伯坚守秘密”，但还是留下很多痕迹。比如曹亚伯向冯自由所讲的传奇故事，与德国档案可以互相印证，当然在转述和记录过程，有些细节可能变形或者失真。
其实除曹亚伯所言，当时美国和英国方面也获知了孙中山与德国的交易。
美驻广州总领事海因策尔曼（P.S.Heintzlman）1917年8月6日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引用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说：
“据广东督军阵炳焜告渠，孙中山在上海秘收德国现款一百五十万银元。孙以五十万给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使率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另三十万给南下非常国会之议员，余款由荷兰银行与日商台湾银行汇广州备用。”
《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还说，“1917年7月14日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说，一个‘特别可靠’的资料说明，孙中山已于五月初从德国获得200万两的借款。”
当时一些媒体也获得了这一信息，比如北京《晨钟报》1917年7月25日发表评论说：
“今次海军之事，无论借口如何，暂置勿论，惟其独立之动机端在金钱，而金钱之来源又有外国供给。”
1918年，广州一些报纸报道说海军启程赴粤前曾“逼勒五十万元”，广州护法军政府海军司令部发表宣言“辩诬”，说：
“舰队出发以煤饷为先，当时系中山先生筹得三十万元以备用，原系乐输，并非逼勒。此项款目，为陆续供给军用，并购买煤斤料件等，均有账据可稽，何得无端诬捏。”
护法军政府海军司令部的宣言自然为“逼勒”一事“辩诬”了，但从另一个角度，却为提供了孙中山利用德款发动海军南下的确凿证据，北京《晨钟报》所说海军“金钱之来源又有外国供给”确实不为虚言。
时任护法军海军舰队广州办事处秘书的莫汝非在《程璧光殉国记》中则有详细叙述：程璧光抵达上海之后，与孙中山、唐绍仪、岑春煊接洽，“孙 （中山）君并担任筹款，嘱公（程璧光）勿以经费为念”。孙中山、唐绍仪、岑春煊三人在1917年六月二十三日，联合致书程璧光，“并于二十三日下午六时在 静安寺路哈同花园，略备晚餐，敦恳驾临，俾得面商一切。”
《程璧光殉国记》未载六月二十三日四人在上海哈同花园面商的情况，接下来，“（1917年六月）二十七日，孙君中山饬人送交军费三十万元。时公以海军既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军费无所出，而护法进行不容缓，又不可一日缺饷糈，遂受焉。”
孙中山具体收了200万德款，还是150万，或者如100万，据目前的资料尚不能说得太死。但他拿出30万元，总算搞定了海军，靠着这点军事资本，孙中山的所谓护法运动才算真正启动。
1917年9月10日，在北方与南方的强烈反对，在国会议员达不到合法人数的情况下，孙中山悍然宣布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
据克里平报告，日后中国海军的南下，以及孙中山组织护法军政府，均与德国人的活动有关。孙中山当时还邀请德人同往广州，克里平与舍默尔均“认为接受孙中山的邀请很不妥当”，所以没有前往广州。
北方经过府院之争，张勋复辟一番曲折，段祺瑞“马厂誓师，再造共和”，重新掌权，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发布对德宣战文告。极具讽 刺意味的是，利用德国人的钱进行反段的孙中山，在护法军政府成立三天后的9月13日，也对德国进行宣战。德国这下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