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中国从南部的广西、云南两省对越南北部发动了多路进攻。以投入的兵力可见中国对这次行动的重视-据估计出动了20多万解放军部 队，甚至可能达到40万。一位历史学家说，当时出去的部队包括“正规地面部队、民兵和海军及空军部队……规模相当于中国在1950年11月大举赴朝参 战”。中国官方新闻报道称此次行动为“对越自卫反击战”或“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这就是中国式的威慑，事先宣布出兵以阻止越南的下一步行动。

中国军队此次的打击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它在不久前还是中国的盟国，并且长期接受中国经济和军事的支持。行动的目的是维持中国眼中亚洲的战略平衡。而且，中国此次行动得到了美国--5年前北京帮助赶出印度支那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道义支持、外交帮助和情报合作。

中国声称战争的目标是“遏制越南的野心，适当地给他们有限的教训”。“适当”的意思是造成足够的破坏，以影响越南将来的选择和谋划;“有限”则暗指在外来干涉开始或其他因素造成形势失控之前，行动就会结束。这场战争也是对苏联的直接挑战。

邓小平说苏联不会攻击中国，这个预言得到了证实。中国发动进攻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份不痛不痒的声明，谴责中国的“罪恶”攻击，同时又强调“英 雄的越南人民……这一次仍然能够保卫自己”。苏联的军事反应仅限于派一支海军特混舰队到中国南海，对河内进行有限的武器空运，以及加紧中苏边境上的空中巡 逻。空运武器既有地理因素的限制，也受苏联内部犹豫态度的制约。归根结底，1979年苏联给新盟友越南的支持与20年前台海危机时给旧盟友中国的支持并无 二致-两次事件中苏联都不愿意冒扩大战争的风险。

战争结束不久，华国锋用一句对苏联领导人大不敬的简练俗语总结了战争的结果：“他们威胁我们，在边境附近调动军队，派舰艇到中国南海。但他们不敢动手。所以我们还是摸了老虎屁股。”

邓小平嘲讽地拒绝了美国要他小心的劝告。1979年2月底美国财政部部长麦克·布卢门撒尔访问北京时，呼吁中国“尽快”从越南撤军，因为北京“在冒不 必要的风险”。邓小平不同意。在与布卢门撒尔会见前和美国记者谈话时，他表现出对含糊摇摆的轻蔑，嘲笑说“有人害怕得罪东方的古巴”。

如同在中印战争中一样，中国进行了有限的“惩罚性”打击之后立即撤军。战事29天即告结束。解放军攻占了越南边境三省的省会后不久，北京即宣布中国军队将撤出越南，除了几块有争议的领土。北京没有试图推翻河内政府。

中国撤军一个月后，邓小平向基辛格解释了中国的战略：

邓小平：我(从美国)回来后，马上就打仗了。但我们事先征求了你们的意见。我和卡特总统谈了这个问题，他作了非常正式严肃的回答。他给我读了一篇写好 的讲稿。我对他说：中国会自己处理这个问题，有什么风险中国自己担。回想起来，如果我们惩罚越南的时候再往纵深前进一些可能会更好。

基辛格：可能。

邓小平：因为我们的兵力足够一直打到河内。但那不是好办法。

基辛格：对，那可能就超出计划以外了。

邓小平：是，你说得对。不过我们可以再前进30公里。我们占领了所有的防御工事，到河内一路上已经没有防线了。

历史学家一般认为这场战争中国代价巨大。“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解放军政治挂帅的影响在战争中暴露无遗：装备陈旧、后勤薄弱、人员短缺、战术僵硬，在这种种因素的拖累下，中国军队进展缓慢，损失惨重。

然而，这种观点是基于对中国战略的误解。尽管在执行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中国这场战争还是反映了其严肃的长期战略分析。在对美方的解释中，中国领导人 把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巩固其在印度支那的力量描述为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战略部署”中关键的一步。苏联已经在东欧和中国边境集结了重兵。现在，中国领导人警告 说，苏联在印度支那、非洲和中东“也开始建立基地”。一旦它在这些地区的地位得以巩固，它就能控制至关重要的能源，并可封锁关键的海上通道-特别是连接太 平洋和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这将使苏联在未来的冲突中掌握战略主动权。从广义上说，中国之所以要打这场仗是出于对孙子所谓“势”的分析-“势”指的是战略 形势的走向和“潜能”。邓小平的目的是阻止，如有可能还要扭转苏联战略的势头;在他眼中，这个势头是不能接受的。

中国实现了这个目标，部分是靠军事上的大胆，部分是靠把美国拉入与它空前紧密的合作。在指导对越反击战中，中国领导人显示出了对战略选择的精细分析、大胆执行和巧妙的外交。即使这样，假若没有美国的合作，他们也不可能“摸老虎屁股”。

烈士仆倒在起跑线

在纪念中国改革30周年的辉煌时刻，不能忘记曾经有22万中国热血青年，为了国家利益，从广西、云南突进越南境内，付出了不亚于朝鲜战场的惨烈牺牲， 攻克越南重镇谅山、老街。通过这嘲自卫还击战”，这些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以自己殷红的鲜血为墨，改写了国际政治版图。改革初年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开 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纪元。

1979年二三月间的中越战争，完成可以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奠基之战。我们不能忘记，多少美好的身躯，多少纯净的青春，消逝在近30年财富涌流、物质 繁华的前夜。改革30年，也是个人和家庭改变命运的大时代，演绎了多少商场暴发、仕途跃迁、学业精进的传奇;可是，我们的民族英雄风华正茂，却仆倒在人生 的起跑线……

1979年2月17日，新华社发布声明：

“越南当局无视中国方面的一再警告，最近连续出动武装部队，侵犯中国领土，袭击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局势急剧恶化，严重威胁我国边疆的和平和安全。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

顿时，中国人民把揪心的目光投向南疆，多少军属家庭更是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为自己的儿子和兄弟夜半惊魂、虔诚祈祷。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新华社前线讯，关于战事只有短短一句话：“战斗在我国广西的龙州、靖西和云南河口、金平地区展开。”对参战人数、主攻方 向、战役进展、伤亡情况，均只字未提。“文革”后国内新闻观念比解放战争时期更加保守，战争新闻以防止泄密为最高准则。从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无从知晓这些 青涩男儿如何一个个剃了光头，照了相，给亲人留下遗言，在军旗下宣誓，喝了首长敬的壮行酒，然后无限留恋地回望北方祖国的方向，心里喊着“再见吧妈妈”， 便顶着越军疯狂的炮火，踏上了布满地雷、竹尖陷阱和异族仇恨的征程。

据后来披露的史实，实际战况是：广州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的9个军、22.5万人，早在1978年12月底就已屯兵广西、云南的中越边境。2月 17日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以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149师除外)为东线兵团，由许世友上将指挥，从广西方向出 击;以第 11军、第13军、14军和第50军149师为西线兵团，由杨得志上将指挥，从云南方向出击。

广西和云南对面，是越南的6个省11个县。中国军人面对的是历经几十年抗法、抗美战争，真正“武装到牙齿”的越南人，军队骁勇善战，老百姓也是全民皆兵，号称“第三大军事强国”。指挥过奠边府战役、大败法军的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有一句名言：

“全世界每一分钟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一百，一千，一万，成千上万的人的死亡，为了革命与国家的统一，即使他们是我们的同胞，也算不得什么。”

越南军民如此好勇斗狠，而中国刚刚经历了“文革”内乱，军队缺乏作战训练，参谋人员老化，作战装备捉襟见肘，连钢盔都无法做到人手一顶!越军士兵普遍 装备苏制AK冲锋枪，而我军士兵还在使用56式半自动步枪。军工生产质量得不到保证，手榴弹扔过去不爆炸，冲锋枪开两下就卡壳，甚至炮弹在炮膛里爆炸，这 类情节在越战小说和电影《高山下的花环》里曾经引起过观众极大的愤怒和无奈。因为废除了军衔制，一旦本作战单元首长牺牲，立刻群龙无首。后勤保障跟不上， 战场伤员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死亡率高。

中越双方都不想让战争升级，没有动用空军，因此陆军的厮杀更加血腥。“自卫还击战”的战场上，年轻的中国军人无所凭借，只能靠人海战术，拼勇敢，拼牺 牲。1979年西方媒体广泛议论的一个现象，直到人民日报1984年发表昆明军区作家彭荆风的通讯《猛士守南疆》，才第一次承认：在中越战争中，使用了人 肉“排雷手”。当部队闯进雷区、进攻受阻时，彝族班长安忠文从容地吩咐战士说：

“前边是雷场，不要靠近我!”然后纵身滚向那片雷区，压发雷、绊发雷一颗接一颗爆炸了。他右手被炸断了，仍然咬住牙往前滚;两眼炸瞎了，他还在用血肉模糊的身子向前滚……

彭荆风说：像这样明知是死，为了胜利而又不畏死的勇士，在这次反击战中随处可见。

西方记者猜测说，这些以身蹚雷的中国军人，可能是被迫服从上级命令。彭荆风在战场上发现，西方人道主义小白脸们，完全低估了东方的人格境界!在者阴山下的救护所，彭荆风遇见了刚抬下来的战士刘易富，他只身排除了二十多枚地雷，身中36块弹片!

“医护人员为他换下那身满是泥浆和血污的衣裤时，发现他口袋里已身无分文，只有一张寄回家的16元汇款收据。人们明白了，这又是一位准备以身殉国的勇士!”

据互联网上昆明军区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总结材料，从2月17日开战至3月16日撤军完毕，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 14800多人。2月17日至2月27日击毙越军15000人，2月28日至3月16日击毙越军37000人。实际伤亡人数可能还要大得多!

1979年一战后，又延续了十年的边境拉锯战，牺牲了无数中华好儿男。长达13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中方一侧，至少有14个县市建有专门的对越“自卫还 击战”烈士陵园。由西向东，依次是云南的金平、蒙自、屏边、河口、马关、麻栗坡、西畴、富宁，广西的那坡、靖西、龙州、凭祥、宁明、防城。建设最早 (1979年2月)、也最着名的麻栗坡烈士陵园，安葬着十年中越战争中的937名烈士，邓小平亲自题词。

博主那代大学生都记得19岁的傣族小战士岩龙，记得那个吹得一口优美竹笛但汉语说得不好的英俊小伙子。人民日报1979年4月9日发表过新华社记者李 耐因和张立合作采写的长篇通讯《他为祖国献青春》。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只身潜入敌人侧后，歼敌20名，被授予“孤胆英雄”称号，在攻打朗多时中弹牺 牲。在 1979年，岩龙的名字，响亮程度相当于后来的赖宁、今天的周杰伦。博主记得，新华社原稿中提到，岩龙在西双版纳家乡已经交了女朋友，李耐因捧读烈士遗 物，感慨那叠遗留的书信中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美丽姑娘的来信。在社会风气保守的七十年代末，人民日报编辑部可能担心有宣扬“早恋”之嫌，删掉了这个情节。无 论如何，一条19岁的鲜活生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通讯写道：

“刚刚拐过一个山嘴，一丛树林中射出一梭罪恶的子弹，其中两颗穿过岩龙的胸膛。在他后面的班长看见他倒下来，又慢慢地抬起头，向着北方--祖国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不动了。”

19 岁，对于亲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年轻人来说，是什么概念呢?张朝阳19岁时在清华大学念物理，丁磊19岁时在电子科技大学念通讯技术，毕业后经过一番努 力，分别创办搜狐、网易，成为中国新兴的IT界领军人物。马云19岁那年第二次走进高考的考场，数学只得了19分，只好开始打工，蹬三轮车送杂志;但在市 场机会极其丰裕的改革年代，马云最终还是上了大学，创办阿里巴巴网站，并购雅虎中国，大器晚成。岩龙这样的英雄，囿于家庭出身，即使死里逃生，即使数学成 绩高于马云，恐怕也很难像丁磊那样得风气之先而成为北京电信前100个用户之一，难以在IT界弄潮;但岩龙或者别的什么英雄，如果天假以年，像国美电器老 板黄光裕那样初中没毕业，走南闯北做点小买卖，抓住机会发展壮大，最终闯进胡润财富榜也未可知。就算不能成名成家，也可以尽情消受改革开放年代的消费时尚 和社会自由度。要知道，1979年的中国，连穿一件花格子衬衫也像今天的裸奔一样惊世骇俗，越战一代青年基本未婚，绝大多数没有恋爱经历，还没来得及品尝 人生的甘美就匆匆而去。

1979年，正是“我劝天公重抖索，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时代开端。中越开战前，高考恢复了两届，有1160万人走进考场，才俊起蒿莱;默许“知识青 年” 回城的“国务院六条”刚刚颁布，上千万被耽误的男女哭着喊着回到城市，在勉强争取到的一份卑微岗位上卧薪尝胆，一边工作一边上夜校自学，若干年后将成为城 市的栋梁;大批被整肃的干部子女随着父母冤案的平反，重新获得一份丰裕的发展资源，未来的日子可望纵横天下。在整整一代年轻的和不甘年华老去的人们摩拳擦 掌，准备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一显身手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士兵听从政府和国家的召唤，昂首冲向了南疆边陲，明知此行很可能有去无回。

他们大都来自农村，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在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来自沂蒙山区的烈士梁三喜临终前没来得及说完的一句话，不是像传统革命电影所描写的那样申请入党，而是提示战友注意自己左胸口袋里一张血染的纸条，上面写着：

我的欠帐单

借：本连司务长120元

借：团部刘参谋70元

借：团后勤王处长40元

借：营孙副政教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