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煮百年网 2014-08-23
还在中共“一大”正式召开之前，即1921年7月23日以前，维经斯基就曾经为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上海发起组提供过经济上的援助。关于这方面的情况，2001年第12期《百年潮》杂志所刊载俄国学者石克强整理的一组档案文献，披露了其间的一些内幕。
指派维经斯基来华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1920年8月17日、9月30日、10月23日的电报，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代表舒米亚茨基1921年1月2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科别茨基的信，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1921年7月20日的联席会议记录，以及先前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一书中所发表的维经斯基1920年8月17日给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信，加上该部1920年12月2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等文献，可以了解到以下情况：
（1）维经斯基这一阶段是受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指派前往中国开展工作，其相关的活动经费亦由东方民族部提供。而东方民族部为筹措经费，曾派遣特使带上价值10万美元的钻石到上海去卖，并不止一次地托人带钱或汇款给维经斯基，已知其中一次带去的确切的经费数目即为2万美元。
（2）维经斯基利用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提供的活动经费，在中国上海成功地展开了工作。其报告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并将出版《劳动界》周报。“宣传报道部成立了华俄通讯社，现在该社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并在北京成立了分社。“组织部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同时还将召开有10个当地工会和行会代表参加的会议，以便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
（3）随着共产国际成立远东书记处，中国工作全部归远东书记处领导，维经斯基因此于1920年12月离开上海并返回了俄国，不仅工人学校等被迫停办，“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经费一度支绌，今年（指1921年）1月份后半个月，工作出现停滞。为使之重新启动并得以改善，我（指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引者注）不得不采取大胆的办法，举借贷款和使用其他手段，这才挽回了局面，报纸和出版工作才得以维持下来（如布哈林和晋里奥勃拉任斯基的《共产主义ABC》用中文印行了两万册）”。
（4）维经斯基改归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领导后，“带着文件和今后工作的经费”曾计划重返中国，因“遇到了麻烦”而未能达到目的，这种情况又一度使“我们在中国的工作稍微有些停顿”。（参见《百年潮》2001年第12期，第56－59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1－33、56页。）包惠僧多次在回忆中提到，1922年底因维经斯基回国，中央经济来源断绝，很多事情都做不了。共产国际派马林来上海后，1921年7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二人出席，每位代表发给路费百元。另马林当年为营救陈独秀，还交了5000元保证金和罚款。（见《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368、428页。）
目前有关中共1920年开始建党后得到苏俄援助的资料还是零星的。比如，我们可以从一些研究成果中看到这样的说法，即1920年夏，上海中共组织发起后，“每月接受宣传费一千元，干部等亦每月接受三十元报酬”。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各地代表每人都收到了作为旅费的100元汇款。（转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建立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62、254页。）
所能见到最早的较为具体的中共取得共产国际经费援助数目的资料，仍旧是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到：“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他约二千余元。”他同时函询维经斯基称：“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03、304页。）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共“一大”召开于1921年7月，而陈独秀是1921年9月前后由广州回到上海，担任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书记一职的。故陈独秀报告的党费收入与支出时间，是指他接手中央至中共“二大”召开，即从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的这一段时间。它并不意味着中共“一大”，即从1921年7月到10月之间中共没有党费收入与支出。
而从陈独秀的报告中可以了解到两点：
（1）这个时候中共的党费收入与支出是包括党的一般性活动经费和工运经费在内的。相比之下，一般性党的活动经费的收支，仅为6600余元。而工运经费，即劳动运动方面的花费，则占去了这时党的全部经费的近三分之二。
（2）这时党的全部经费当中，自筹款数仅不足6％，只够开一次“劳动大会”，绝大部分活动经费都来自“国际协款”。（《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第304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