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文化 2014-08-23

【编者按】“我们以前不知道有日本的口头声明，都说北京政府卖国。现在知道‘内幕’后，发现北京政府致电中国代表团同意签约其实不存在卖国的问题，也是依据国家利益做的判断。”近日，台湾历史学家唐启华做客腾讯思享会，围绕其新作《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探讨巴黎和会前后北洋政府的政策转变过程和中国和会外交的价值。唐启华表示，自己“为北洋政府说话”不是为了推翻过去的研究，而是根据新发掘的档案材料，从不同于民族主义叙事的角度丰富对这段历史的理解。

从“亲日”、“亲日联美”到“联美制日”

唐启华（台湾历史学者，《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作者）：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在整个“一战”期间基本上是持“亲日”态度。美国参战后，北京政府找到机会，开始跟美国接近。驻美公使顾维钧专门跟美国总统、国务卿不断地联系。没想到美国的反应比中国预期的还要热情，对于中国的要求几乎有求必应。为什么？因为美国也想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北京政府当时打的如意算盘是亲日联美。由此，和会之前北京政府的政策由“亲日”转到“亲日联美”。没想在陆徵祥等出发前的一个礼拜，中国接到美国警告：不准“脚踏两条船”，美国和日本只能选一个。因此北京政府在出发前夕，政策上又发生了巨大转变，由“亲日联美”转变为“联美制日”。

陆徵祥等是从北京先坐火车到朝鲜，坐船到日本，再从横滨坐船到美国，横贯美国大陆，最后坐船到欧洲去的。这个路线比较安全。走印度洋、大西洋很危险。虽然当时停战了，但海上的水雷还很多，当时不太敢走这条线。陆徵祥原来是要在到日本时晋见天皇、和日本外相碰面，谈巴黎和会上怎么合作。结果北京政府被美国一警告，决定联美制日后。陆徵祥到日本就佯装生病，取消所有应酬活动。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档案不敢百分之百说是装病，但我有八成的把握认为他是装病。我在书里把材料呈现了，没有说死，也许以后的历史学家会有更新的证据。陆徵祥到日本后，只跟日本首相见了一面。陆徵祥在那次会见答应了日本：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不提出山东问题。陆徵祥后来为了这句话非常担心。因为他到巴黎后政策急剧转弯，跟美国合作，极力提出山东问题和废除“二十一条”的问题。日本很愤怒，认为中国背信了。

陆徵祥在美国的一个礼拜发生了什么事，有没有跟美国政府接触，现在还不知道，没有任何档案。但至少是在这一段时间，美国让王正廷作为广州政府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

顾维钧用国际法驳倒日本对山东问题的主张

所有书里都说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失败，主要是指山东问题。中国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直接归还给中国，日本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给日本。谁有道理？日本说法律上我有道理，为什么？第一，我出兵打下山东和胶济铁路，我流了血，那是我的战利品；第二，我对战争有贡献，我的盟友英国、法国、意大利都跟我签了密约，支持我得到山东，中国政府也跟我签了“二十一条”（民四条约），我跟德国的协议你们也必须承认。所以日本的整个法理依据非常坚强。日本认为胜券在握，没想到最后居然被顾维钧在和会里羞辱了一番。

顾维钧依据以前准备的材料和对国际法的研究，在美国支持下于1919年1月28日下午2点陈述中国意见。用国际法依据据理力争。依据国际法上的武力胁迫原则，“二十一条”是日本用最后通牒逼迫中国签的。当初签约时中国没有参战，后来中国也对德国宣战，依据国际法里的情势变迁原则，当时条约失效。他甚至还提出“你日本说，要继承德国在中国的条约权益，我中国对德宣战时，已经宣布中德之间所有旧约废除、失效，包括胶州湾的租界条约，所以你继承的是空的。”

“就算这个条约不因此失效（领土条约在国际法上不能单方面宣布失效），那么中国当年租借胶州湾给德国的条约里说得清清楚楚，所有权益不得转让给第三国。”顾维钧用国际上扎扎实实的依据驳倒日本的法理立场，这才是关键。我们看到档案材料后可以清楚地知道顾维钧的演讲为什么在国际上的评价那么高。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长期研究国际法和国际政治，有深厚的基础，加上他出色的口才跟反应能力，成就了这么精彩的演讲。

美国为保国际联盟对日妥协，但要求日方口头立归还诺言

由此看来，中国似乎在中日之间在山东问题的竞争中占了上风。但国际政治现实是日本展开了实质性的反击，除了用法理跟中国辩驳之外，还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英国、法国不能背弃诺言。对付美国，日本用什么方式？美国总统威尔逊当时最在意的是在巴黎和会建立一个国际联盟。于是日本提出要建立国际联盟，就要在盟约里加进“种族平等”这一条原则。当时美国的黑人还面临着种族歧视的问题，英国殖民地还有那么多黑人、亚洲人，法国也一样。日本硬是提出这一条，表面上谁都不反对，但谁也不会做，那国联就不要成立了。威尔逊为了保全“国联”，在山东问题上做出了让步。

但美国并没有全盘背弃中国，而是跟日本讲，你得到德国在山东权益之后，将来要还给中国。日本做出了保证。最后各方妥协的结果是1919年4月28日达成协议：山东权益转给日本，但日本要口头做出保证，只保留经济利益，租借地的所有政治特权会归还中国。但日本要面子，要求那个保证不公开，也不能白纸黑字地写进和约。

所以当时传到中国的消息只是《凡尔赛和约》里的三条，即日本取得了山东权益，而没有把密件讲出来。国人不知道日本在美国总统、法国总理、英国首相前面做出过口头承诺。当时中国代表曾经抗议口头承诺算什么，日本不执行怎么办？美国国务卿对于顾维钧讲得很清楚：三大国给你做保证怕什么。当时主张签约的人是知道密件的，当时主张不能签或者主张保留这三条否则不签约的人，对内情是不知道的。外交史里有太多国家机密不能讲，外交的事也不是民族主义激情就可以解决的。

五四运动背后的派系斗争

徐世昌派了一个“研究系”为首的代表团到巴黎和会上给中国代表团当顾问，带队的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还有蒋百里、刘崇杰、丁文江、张君劢等几个人。梁启超主张亲美，和美国合作压制日本。最后被曹汝霖“新交通系”的人给压制了。

梁启超游欧国

当时的局面其实是内政外交和派系斗争纠缠在一起：国际上有美日在东亚的争霸，国内有徐世昌和段祺瑞的派系斗争，政治上有“研究系”与“新交通系”的派系斗争，外交问题上也有“研究系”利用山东的失败攻击“新交通系”的曹汝霖这些人。再加上我们可能不知道的原因，所以至少从我所看到的档案里发现，“五四运动”的发生比较丰富，不像过去讲的那么简单。但我不敢说死，我只是在书里把我所看到的证据提出来。学术的东西必须要经得起学界还有大众读者的检验，大家觉得可以，那么将来或许可以成立；如果大家觉得不够，可以再讨论；如果将来别人写论文把我推翻，他的证据比我更有力，那我也不得不接受和承认。

“亲日”“亲美”其实都爱国，北京政府没有“卖国”

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从左至右）

“新交通系”的首脑，三个“卖国贼”之首的曹汝霖，他跟日本的关系很密切。我所看到的档案里，这些人是怎样为他们自己辩白的？当时亲美派说亲日派向日本借款修铁路，借此扩大日本势力范围。而梁启超主张亲美，利用美国资金组织国际银行团在中国修全国统一的铁路，名曰“铁路统一案”，用门户开放打破势力范围。但曹汝霖辩驳说不行，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会超过日本，全中国都要被美国吃掉。“日本虽然很坏，我也不喜欢日本，但我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危害没有那么大，限于满蒙、山东这些地方，而且日本经济上对中国有依赖，没有中国的原料跟市场，日本经济不能发展。”曹汝霖认为依赖日本，中国有本钱跟日本周旋，如果依赖美国，中国完全没有筹码与美国抗衡。

所以，所谓的“亲日派”有他们的想法，我觉得当时“亲日”“亲美”其实都是爱国的。也许很多人反对我这样的想法，但大家想想，百年来“亲美”、“亲苏”的经验是怎样的，确实不见得比“亲日”好到哪里。所以重要的是知道那些人在想什么。读历史要知道国际政治的运作，尤其在成为一个大国前，更要知道国际政治是怎么一回事。“亲美”“亲日”都可以当成一种策略运用，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国家的利益、自己的世界观和对世界体系的想法。

整体来讲，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不见得是失败，看山东问题不能光看《凡尔赛和约》那三条，还要考虑到日本做的口头声明。现在学界很多人说，巴黎和会上中国山东问题失败，两年后华盛顿会议终于把山东收回来了。但我今天看到的资料是，华盛顿会议里的山东解决方案，基本上是落实了巴黎和会上日本口头做的承诺。所以并不存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华盛顿会议成功的问题，而是一连贯下来的。和会外交不是失败，要全盘考量，最好从长远看，来评价是否真的失败。

拒签合约的问题，我在书里也有比较多的讨论，北京政府在整个签约过程中给代表团的电报序列我都找出来了。5月初北京政府知道山东权益给日本，北京政府就下令不准签约，国内爆发五四运动。5月中旬，北京政府改组，段祺瑞派系上台，政府转为亲日。段祺瑞说，联美失败，现在修补中日关系。段祺瑞愿意亲日吗？其实他也是为了国家利益考虑，所以北京政府当时给代表团的建议是“力争保留”，对德国条约三条保留，其余大体签字。结果到5月底，北京政府知道了日本的口头保证将山东租借地的所有政治特权会归还中国，就改为“保留不成则签字”。6月初会议记录拿到了，日本的口头保证变成白纸黑字，看到保证后，北京政府觉得没有必要保留了，所以给的建议是“签字，不必保留。”

我们以前不知道有日本的口头声明，都说北京政府卖国，怎么可以同意签约呢。现在看到档案知道内幕后，发现北京政府致电中国代表团同意签约其实不存在卖国的问题，也是依据国家利益做的判断。

依据一手档案、原始史料，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过去长久不知道的一些事。6月28日，当时代表团的代表都知道日本的声明，明知道签下去对当时中国可能在外交上比较有利，但签下去的话，国内会大乱。正在中国代表团决定要不要签约时，当时国内各界送了几百通电报到巴黎，要求代表团拒签合约，于是代表团决定拒签。

1919年6月28日下午3点，中国代表团拒签。5点，收到北京政府最后一个电报。这个电报全文很有意思：国内民情异常激愤，所以山东问题请力争保留，但应与日本谈判之后再取消。整个拒签和约的过程大致就是这样的。

对奥合约批准书

依我看和会外交的成就其实是不错的，山东问题上应该不算失败，其他方面成就不小。比如中国签了对奥地利的和约，加了国际联盟，后来中国跟德国单独签约，取得了一笔战争赔偿。总体来讲，中国在巴黎和会还是不错的，至少是差强人意的，但谈不上失败。

“帮北洋政府说话”是为丰富对历史的理解

最后，我谈一点自己的研究心得。可能有读者问我：唐启华，你做这个研究，老是帮北洋政府说话，是什么居心？我自己觉得很冤，因为我的研究并没有推翻以前的研究或说法，也并没想用自己研究取代以前的说法。过去的说法比较单调、贫瘠，我希望用我的研究丰富以前的说法，让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更加丰富。

中国现在处于大国崛起的过程，经过一战之后的一百年，真的站起来了。也许说1949年中国站起来早了一点，但2014年，大家可以底气十足地说中国站起来了。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我们的硬实力是够了，但要承担起一个大国的责任，我们软实力还不足。为什么不足？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受到了过强的革命史观和民族史观的影响。

现在反日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我这时候帮亲日派辩护，说他们不是卖国贼，他们是爱国的，简直是讨打、讨骂。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有条件与底气面对历史真相了。

在以前革命史观跟民族主义有正当性。国家弱时必须靠爱国主义凝聚人心，抵御外侮。那时候历史真相不那么重要，让大家团结比较重要。因为民族主义跟革命史观，让中华民族度过了亡国灭种的危机走到了今天，这非常不简单。但国家强大时，我们要考察到别的国家的观点与立场，要去看全球的战略架构，要去学以前英美是如何驾驭全球战略层面的高段数的“玩法”，这些用革命史观跟民族主义大概是不行的，这需要理性一点的东西。这时候的外交史研究也要关照世界全局，以档案史料认认真真面对历史事实做检讨，这是我们现在需要的软实力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成为真正大国的国民。

今天这种革命史观、民族主义仍然很重要，我也不主张一夜之间抛弃。但我们要注意它会有一些负面作用，要反省。我们希望中国能通过一些实事求是的研究，建立起跟崛起中的大国相称的学术软实力，帮现在的国人建立跟大国相称的历史观、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