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20日，蒋介石宣布上海、宁波、广州、天津、青岛等港口为禁止贸易区，凡驶往上述港口的外国船只均将受到拦截和攻击。此举意在对中共进行封锁。可是1月28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不愿承认此项封锁”。这时美国派驻台湾的外交人员，只有一名领事和一个中校武官，双方来往的文书也已经从通常的“照会”变为 “备忘录”了。美国的态度使得台湾更加人心惶惶，各种谣言纷飞。不巧的是，被师枢安指责无能的汤恩伯又闹出一个影响军心民心的大谣言。

2月2日，路透社自东京向全世界报道，蒋介石“透过一位中国高层官员在日本东京近郊买了一栋有22间房间的华宅”。报道一出，与十几日前宋美龄劝说蒋介石离开台湾的传言不谋而合，且是在美国表态不支持蒋介石对前往中共控制地区船只进行军事封锁的敏感时刻，又像一颗更大的炸弹轰动全岛。

这回蒋介石生气了，拍着桌子，下令黄少谷：“总裁办公室向东京彻查谣言从何而来!”

蒋介石为何如此发火?因为他本人压根儿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总裁办公室于是向东京方面追查。“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一问，还真有买房子的事情，并且还是自己代表团的人。他立即复电台北说，确实有个中国外交顾问花了3万美金买了那栋房子，此人为王文成，是汤恩伯向蒋公介绍派到驻日代表团担任编制外顾问的，而王文成已承认是代汤恩伯准备的。

这个汤恩伯是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一直看重的军事将领，但确实名声不好，一是无能，指挥打仗不行，抗战时曾一夜之间丢失中原千里大地;二是为人怕死、贪婪。而他对蒋介石忠心耿耿，1948年底决然举报了对己恩重如父的“有意投共”的第一任台湾省主席、时任浙江省主席陈仪(致使他逮捕)，后奉命防卫上海、金门、厦门。“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汤恩伯以召募日籍志愿军为由，没通过外交部门任何安排，买了机票就企图赴日本避难，结果因未获签证，在机场被工作人员拦住。这次，他又买房出丑，还致使脏水泼到了蒋介石本人身上，动摇军心民心。行为和影响何其恶劣!

蒋介石得知汤恩伯在日购屋的第二日，就下令管制所有官员出国。这成为台湾政府严厉管制出入国境的开端。后国民党中常会于3月23日又做出决议：对党员离台也予以管制。而汤恩伯在“国家危难”之际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这样不端行为，使得蒋介石对他很厌恶，以后便不再重用，仅给了他一个战略顾问的虚职。

尽管汤恩伯在关键时刻帮了蒋介石的倒忙，使得传闻蒋介石在日置产的报道弄得到处沸沸扬扬。孰不知这多少和宋美龄劝他离开台湾避难一样，并不全是空穴来风。事实上，蒋介石确实曾经考虑过赴日本的可能性。

那是1949年蒋介石下野后的事情。当时李宗仁派出和谈代表团去北平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有人认为蒋介石若不出国，和谈就不能成事。4月17日上午，蒋在溪口接见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除指示他接洽聘用日本教官到国民党军当教官外，也谈到了自己出国的事，说打算在适当的时机到日本小住，要朱安排一下。隔了一个多月，朱世明来信函了，一报告日本教官聘用等问题，二特别提到他已在箱根为蒋找了一处宅第，是前闲院宫亲王故邸，价格约为1.5万美金。蒋介石后来在回复李宗仁函中提出过这个想法——如果中华民国覆亡的话，这该是他最后的退路。不过，他一直没有要朱世明买下那栋亲王故邸。这次汤恩伯的事情一出，却把帽子戴到蒋介石头上了。

这些乱相说明台湾已是如何的人心惶惶，一有风吹草动，就足以掀起时局动摇的大浪。

这种状况让蒋介石很忧虑，可就是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大陆丢了，大局已定;台湾这么混乱，朝不保夕。蒋介石心情沉重得连批阅公文都觉得是个大负担，往往提笔批了几个字就不想动手，但又不得不去审批。一日，他突然对机要秘书周宏涛说：“今后你把公文念给我听。我口述批示内容，然后由你批在公文上。”

这也就是说，以后各部门呈给蒋介石的公文，公文上的批示文字，不再是蒋介石的笔迹，而是他身边的小秘书周宏涛的笔迹。这对于一般人来说代笔很平常不过，但对蒋介石身边的周宏涛却不一样，若是有人追究他的罪责，则难逃其咎。周宏涛觉得事关重大，会让自己遭人猜忌。事后，马上打电话给蒋经国及黄少谷，把蒋介石的意思告诉他俩，并且请示：“我该怎么办?”

经过一番研究后，蒋经国决定召开一个业务会议进行讨论，以释众疑，为周宏涛“代笔”合法化。这次会议召开后，由机要秘书在公文上代写批示的作法，就成为定案。以后的机要秘书也循例这么做。这是后话。

蒋介石授命由他口述要旨后由秘书代笔批签，并不寻常。可见，他心灰意冷到了何等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