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 8-21
我总在驳斥，又总是重复听说同样的谬论，不得不开始好奇，这背后是否还有些什么，使得这么多人相信“其他人都会犯同样的错，所以我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的道理。
许鞍华的《黄金时代》快要上映，于是我重读《呼兰河传》，好凑热闹。这么一读，我竟然好像读懂了《呼兰河传》的意思以及萧红这一生的命运， 甚至今天常常在中国听到的一些说法。更仔细点讲，这个启悟般的“读懂”体验，是从书里一句话中得到的。那句话就出现在第四章，叙事者（一般认为就是萧红本人）正在介绍她家那大院子里各个住户的情况，其中一户新娶了个媳妇，媳妇回娘家时当然得报告婆家对她好不好。这媳妇把婆家说得一切皆善，唯独是丈夫打她。然后这句神启似的话就出现了：
“虽然她的丈夫也打过她，但她说，哪个男人不打女人呢？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并不以为那是缺陷了”。
表面上看，这句话平平无奇，没什么太了不起的地方；为什么它竟然令我顿了下来，合上书及想了老半天呢？也许恰恰是因为它太过寻常，其中逻辑，至今我还能常在各种场合遇上，尤其是在谈论时事的时候。例如我们说警察执法犯错，于是有人就要提醒，美国警察还会随便开枪打死黑人呢。说个人私隐受到侵犯，他们肯定就得举出斯诺登事件，告诉你全世界的政权都会侵犯私隐。我时时遇见类似的说法，于是我时时反驳。驳斥这类讲话十分容易，因为它的逻辑错误太过明显。但我总在驳斥，又总是重复听说同样的谬论，不得不开始好奇，这背后是否还有些什么，使得这么多人相信“其他人都会犯同样的错，所以我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的道理，乃至于它一再出现，并且每回都表述得那么振振有词。
然后我读到了萧红这一句话，“哪个男人不打女人呢？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并不以为那是缺陷了”。简单地讲，这就是认命。并不是儒家士大夫阶层弘扬的那种知晓天命的自觉，而是更庶民、更草根的生存之道。并非真的算过了命，明白自己此生原该如是；而是活在苍天之下、大地之上，本就有些人人都逃避不了、人人都必须承受的运命。身为女子，挨丈夫的打，就像春夏秋冬时节变迁，乃势之必至，甚至理所当然，所以这当然不算缺陷。
其他地方也有XXX，所以我们的XXX也就不是个特殊问题了。由于XXX不是特殊问题，所以XXX就不需急着解决，变得比较可以忍受了。这是不是也系一种认命呢？
我忽然发现萧红这句话背后认命的意思，是因为这次重读《呼兰河传》，我才看到她写了这么多令人必须认命的背景，特别是第一章，那一大片北大荒：“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的，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地都冻裂了，更何况人？于是在这有名的第一句话之后，萧红接着写了好几种人物的颓倒，写她老家呼兰小城西二道街上那个巨大的泥坑。这个泥坑是个死亡陷阱，不下雨的时候稠糊好比一口泥煤洞，昆虫小狗掉了进去会被黏陷溺死。下雨的时候则宛如泥河，人马尽惧，因为马一陷进去就多半再也站不起来，人一踩进那六尺深的坑口也很可能灭顶。然而，小城里的居民却从没想过干脆拿沙土把这泥坑填平，他们宁愿天天提心吊胆沿着街上两侧房屋的墙根踮脚缓行。有人还建议 把两边每户房子的院墙往里头拆出一块，好令街道更宽敞更好走，行人车马避得开这街心的大坑。可是，“一年之中抬车抬马，在这泥坑子上不知抬了多少次，可没有一个人说把泥坑子用土填起来不就好了吗？没有一个”。对待城里小街上的泥坑，他们就像对待那能令大地冻裂的寒冬一样，只能顺受，而且只想到顺受。
在这充满宿命感的第一章末尾，萧红结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的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的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还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
一部值得重读的作品，必注定每读皆有新得。能有新得，则多半是读者自己在年月中长了些见识。所以有时候我再读好些以前看过的书而有不同以前的了悟，全是靠了我在中间那段时间又看了些其他的书。此次重读《呼兰河传》之所以会特别注意到这种认命的生存态度，是因为几年前读过波兰作家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的《帝国》（Imperium）。
苏联崩溃之后，卡普钦斯基绕着它的故土走上一圈，想要了解曾经支配过他的国家和他一生的这个“帝国”。其中谈到搭乘西伯利亚铁道列车的那一章格外叫人难忘，景象大概就像萧红笔下的东北，隆冬盛雪，一眼看去是直抵地平线的白色，白得铺天盖地，叫人不辨方向。所有可以让人掌握方位和空间大小的尺度都消失了，所有的山丘、河流和林木都被掩盖在一大片令人目盲的白色之中，于是赋予事物具体存在的形状和份量消失了，人也消失了。他说：“在这里，白色是接受的颜色，是同意的颜色，是向命运屈服的颜色”。
那种重复的白，在太阳升起和落下之处的白，会使人产生错觉。列车明明行进，你却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移动过半分。明明已经走了好几天，但这至广大的西伯利亚冻原却毁灭了你对时间的感知，叫你弄不清今天究竟是旅程的第几天。“它的残暴、无垠，海洋般的无限。大地没有尽头，世界没有尽头。人之受造，非为此无量”。“关于变化的感受萎缩了，对于变化的需要也同样萎缩了。人生于此，就好像活在一种崩溃的状态之中，麻木，且由内而外地瘫痪”。所以，一路上遇见的人无论说什么，都很平淡，比如：“‘看着办吧’，‘嗯，是的’，‘谁晓得呢？’”但每当人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似乎都表示出他们对一切事物皆已了然，他们似乎早就深入到真理最核心处。他们会说：“嗯，这就是人生”。在卡普钦斯基看来，这就是“帝国”的本质，一种几乎是环境决定论的“帝国”观察。
尽管生在这样的北方，但萧红是不认命的，她不接受“哪个男人不打女人”的道理。故此，她书写，并且一生颠沛，最后死在香港。可多数人是没法像她这样活的。我总在农村见到农夫蹲在田埂或家门外头午饭，他们常常一个人低着头默默扒饭，因为疲累，所以说不出话来。那种蹲坐低头的姿态，是我心目中最典型的传统农人姿态。偶而，他们抬头看天，没什么表情。天或者晴朗，或者暗淡，或有不测风云，可你什么都做不到，做了什么也改变不了多少。所以看天吃饭是必要的，但天又有什么好看的呢？根本没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