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吉：民国藏书刻书第一人刘承幹的一九五八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09月09日16:48:22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中华读书报》2014-09-9 瞿兑之在《一士类稿》序言中说过：“凡一种势力之失败，其文献必为胜利者所摧毁压抑。”对于曾经享有民国藏书刻书第一人美誉，甚至连鲁迅都因此而特地表达过敬意的刘承幹来说，1958年的他无疑属于失败者。这位昔年的江浙巨富此时寓居上海，家境早已衰落，那座耗费了半生心血营建而成并视如拱璧的嘉业藏书楼，也早已不再为他所有。因此，偶然读到的刘氏这册稿本《戊戌年日记》，其数十年来的未曾刊布和湮没无闻，也就不难理解了。 十二月三十日，刘氏照例与家人共进除夕晚宴，日记是以这么一件不开心的小事结尾的：“正在食馂馀，电灯忽损，燃烛继之。盘飧简甚，几无可下箸也。”寥寥数语，却也似乎是他这一年不堪景况的真实写照。 刘承幹是1881年生人，此时年将八旬，身体衰朽，去日无多，健康自然成为他担心的一大问题。还是正月初六，刘承幹便去眼医刘永钧的诊所看病，结果并不乐观：“据云须三个月方有效验，否则恐易失明，现在能维持现状最好。”此后的三月初一、七月十七也曾在刘永钧处问诊求医，却不见好转，“不能阅书看报”的记载仍然不绝于篇。除了眼疾之外，失眠也时常困扰着他。二月十五日载：“连日不寐，药又难买，只能减服。”同月二十七、五月初八的日记中都接连出现了“昨夜失眠”、“昨夜未眠，颓惫甚”之类的字眼。拖到八月初一，刘氏终于去医师“周君常处治失眠”，但效果一如眼疾，並无好转的征兆。更严重的是，经常会毫无征兆地跌倒。正月二十一：“夜半三时口渴，起取水瓶，跌倒于地，杯子打碎”， 八月初一：“夜二时倾跌，四时许又以取水瓶跌地，天明七时又跌”，第二天又是同样“连跌三次，小有伤痛。”种种迹象让他不由感慨：“甚矣衰象，恐不久于人世。” 不过与身体的日渐老迈相比，这一年纷至沓来的书商或许更让他烦恼不已。刘承幹视藏书如性命，他从父祖那继承来的万贯家财大半投入了藏书刻书事业，鼎盛之时，嘉业堂中弆藏的各种古籍竟然多达六十万卷。其中宋元精椠即有一百余部，另如《永乐大典》、翁方纲撰《四库提要稿》、钞本《清实录》等书也十分珍贵。不过随着家业中落，其藏书早在1949年之前就已有所流散，並没有像他曾宣称的那样“非徒藏之，又将谋所以永其传”。1950年代以后，嘉业堂及其中尚存书籍捐入浙江省图书馆，另有不少明清诗文别集出让与复旦大学。到了1958年，他随身携带在身边的书籍已经不多，却不乏珍本善本，这仍然吸引了南北各大书店的目光。 从日记得知，这一年主要有三拨书商在他身边活动。一是上海古籍书店的经理孙实君及店员韩振纲，由于有地利之便，他们来的次数较多，刘承幹对他们的印象总体来说不差。特别是韩振纲，“其人保定束鹿人，年不过十余，作上海话功夫甚好，于余家书籍事甚明悉”（四月十八），尽管有时候刘氏也会在日记里埋怨他“假此献殷勤”、“市侩伎俩，层出不穷”（五月十五），但总体来说关系尚称融洽，刘承幹甚至托韩振纲给他购买过《九命奇冤》一类书籍聊以度日。另一拨人马则以上海书估李大宸为主，他曾先后陪同北京中国书店的李新乾、天津中华书店的王仲珊等人来挑书。由于有熟人叶尧城的介绍，刘承幹对他们并不好拒绝，曾先后得书若干种，满载而去。让刘最感不满的是第三批人，五月十一日载： 下午二时许，突有北京书估葛鸿年、翟顺通二人来，初无人绍介，是北京国营书店派至收购书籍者。入门自通名姓，说明来意，后即直闯室内，乱翻箱架，其卤莽之状令人愤恨。询余价目，答以前年复旦曾出价五千元未成，如要须以此为准。渠始允半数，递加至三千元，搅搅不已。为时已晚，余心颇厌烦，不与之多言，岂知该二人认为已默许，将事包扎取携矣。余力却之，临行约明日再来磋商云。 十二日： 昨日之估客在后间暗室内细抄书目（此室内之书昨日未看者）。余遂入卧室，托病不出见，由秀芳与之谈，历四小时之久，议价未定，云要先将书载去，付钞一万，待成交再补。秀芳坚执不可而去。 接下来的几天，葛、翟二人一直与刘氏家人讨价还价，常常是“争执论价三小时仍无结果”，缠扰不休，让刘承幹不胜厌烦。不过没有想到的是，这两个最令刘氏头痛的书商最终却拔得头筹，斩获最多。单单六月二十九日一天，就售给葛鸿年《永乐大典》三十七册等不少珍本，而且每册只费四十元，可谓奇廉。有趣的是，这一年的三月十二日，刘承幹曾经回忆过十余年前的另一次售书经历： 余家乡藏书楼假山傍池，花木繁盛……每值清明，必往居月余欣赏之，今已全非吾有。当日兵战时，曾为松崎鹤雄函致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渠为妻舅），嘱为保护，由松井派杭嘉湖司令官牧次郎到南浔出示保护，并见今上御匾，行三鞠躬，颇客气。要当地志书，因送湖州府与乌程、归安二县及南浔镇志，价买《永乐大典》四十三册，共计四万三千元。 这段话的史料价值极高，因为它证实了嘉业堂确曾在抗战时期因为松崎鹤雄的关系而受到日军保护。不过另外两点也很值得回味。一是十余年的时间过去了，《永乐大典》的售价反倒从每册一千元直线跌到了四十元。二是刘承幹对藏书楼的“化私为公”，其实是极不情愿的。同样的情绪还见于四月初一的日记，此时刘氏正出游杭州，当他向浙江图书馆馆长询问嘉业堂藏书楼中某些杂物的发还问题时，“答云当土改时，党部至湖属调查，以余为湖属四大地主之一，所有之物应为没收，非为捐献论……余以前次请求发还除书之外其他杂件影像等，询其何以未见覆，只云地主之物，绝无发还云云。噫，余一生辛苦经营之业，从此荡然矣，闻之心痛。” 如果说建国初期的藏书转让背后有不难理解的政治因素，那么上面提到的1958年这几次售书经历，却隐隐透露出日渐捉襟见肘的经济压力。当时的刘承幹“住屋窄小，仅有一门，来客推门即见，几不能避”，居住的逼仄不堪，就是这种压力的体现。正月十八日，儿子春蕃向他转述报载刘靖基、张敬礼等人“自动放弃”公私合营之后一直按时发给企业家们的“定息”，刘承幹就预感说“如果此项停止，生计顿绝，余目前已不敷所用，何况断绝。而亲戚朋友亦不谅时有要求分润，抑何难哉。”果然不久之后去领息，合营公司便“不发现款，只给公债，可谓有名无实，从此难为生矣。”到了二月，房地产公司认购公债之事又让他颇觉烦恼。一开始 “强派为七千元”，争执良久，总算减半，“但比去年公债二千四百元已加上一千一百元矣……而深悲将来不能生活。”二月二十七，他去探望一位生病的亲友，对方“多怨愤之词，云财尽身老，无以为生，但愿速死云”，同样由锦衣玉食而陷于困顿的刘承幹，也只能是相与感喟，无以慰藉了。 除了经济状况的变化之外，宗族社会的坍塌以及由此带来的传统秩序的解体，也让他颇觉不适。面对族中后辈贺年时的种种“不恭之举”时，他恼怒“礼数荡然矣”，“回首前尘，真不胜今昔之感”。而当刘承幹倡修家乡祖坟的时候，族人对于此事的漠不关心，更让他无可奈何：“余已垂暮之年，日后恐无人能顾此也，思之心痛。”（正月十二）不过对于刘承幹这种人来说，那种对逝去时代的惋惜往往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更让人值得回味的是，面对新社会的种种变化，他又会有着怎样的反应。 1958年初，一场以“除四害”为中心任务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掀起。有诗云：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万户快动手，擂鼓吸金“除四害”。日记对此也有所记载，二月二十八，“居民会妇女六人来查清洁，各处都看到。秀芳来，言此处较松，新乐村尚要严格，说要除七害，沙发及棕垫皆用针挑剔，以致破坏东西并打破碗盏云。”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三月初九，又因为集中捕雀，“全市发动，敲锣打鼓，家中无人，只余坐守。”两天后去人民公园游玩所见的场景，则更让他觉得可笑：“一群女多男少者捕蝇，旁有一人年约五十许者计算所捕多少，计为分数，并说明日午后十二时半砌鼌焚蝇。询之据云以明日为止，大约共有蝇九万余头也。似此蕞尔小虫，作此大举，真创见也。”可刘承幹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小范围的评比远不能称作“大举”。“除四害”的要求是：“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甚至要求1958年底在北京召开评比会议，比较各地成绩的大小。刘承幹因年老而免去了此项任务，不过他的亲友却为此深受困扰。三月三十日，当他见到因为“除六害、搞清洁，弄得不成人”的侄女世毓，就不由感叹“形色憔悴、比其母六十三岁还老。” 上一年的“反右”运动也余焰尚存。正月二十一接到通知，“此次整风，合家参加，要写大字报五十张，并且无点心吃”，他担心两个孙女因为通宵工作而腹饿生病，不无牢骚地说“此种制度，置人于死地。”二月初八去冒鹤亭家探病时，熟悉刘承幹性格的老友不忘对其谆谆告诫：“近时右派者甚多，群相反斥之，劝余审慎，勿接近为妙。述及叶誉虎所作诗词文及通信多牢骚语，有人检举，已免职矣。”但刘氏似乎并未完全听进这番提醒，终于也差点遭受揭发。八月初四这天，只因为睡在床上“偶作牢骚语”，仆人陈阿华居然“突然入室，厉声相向，嗔余谩骂涉及时事，要向派出所检举，迫入狱受处分，殊属蛮横”。这大概是刘承幹做梦也不能想到的。 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全民炼钢”也发生在这一年。七月初十，“近为交售铜铁，再三添增，已无法交矣，真所谓竭泽而渔也。”十四日，他得知老家南浔的寺院已经全遭破坏，“僧尼绝迹，寺中铜炉钟器等悉交出。”十九日，“里弄中锣鼓声喧闹不已，为收集铜铁事，余家窗口铁槅同时拆去。”九月初七日，里弄宣传“推行山芋当食粮事，歌唱喧闹终日。”这些声势浩荡的运动都让他“甚为闷闷”，颇感不适。 日常生活中受到的约束更让他难以接受。七月十六，“近日常有人来查清洁，并测量房屋大小，要余将中间让出与公家办各种事业。并且要节约用电，尽量减少灯光，处处受其限制。”有点类似当今“拉闸限电”的举动让他十分不快。更可笑的是对私生活的干涉，七月初十日记： 户籍警屡来查问余与秀芳为何不同居，有何用意，平时来往否，生活费从何而来，并云仆人三名太多，要尽量减少……此等家事亦要他管账，岂不可笑。 习惯了自由的刘承幹，自然很难理解新政权下的这些规定。其实与其他人相比，已经垂垂老矣的刘承幹所受影响并不算大。同样在七八月之间，他常去就诊的刘永钧和周君常两位医生，便不得不关闭了经营多年的诊所，“分配”至公立医院坐诊，收入从最高的每月三千元下降到月薪四百。而业余替他代司笔札的封耐公，也在九月二十二被“遣赴甘肃，恐无再见之日矣”。 这本《戊戌年日记》的最后数页是瞿兑之代为誊录的。和刘承幹一样，前清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幼子此时也蜗居沪上，境况之差，更逾刘氏，确属新时代的一位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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