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一辈或许不太知晓马洪其人其事？他是中共建政之后的智囊“一枝笔”，但这枝“笔”却在中共政治风浪的颠簸中，逐渐有了自己的灵魂。之所以没像其他有灵魂的“笔”那样落得悲剧性的下场，是因为他的运气比较好，赶上了改革开放岁月，给中央写文件时，可以写进自己有创意的思想

◆高伐林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出现几位智囊，让观众纷纷猜测原型是谁。马洪是人们在猜测中常常提到的名字。
    明镜出版社出版了《大风起兮：马洪传》一书，笔者抱著很高的兴趣细读。这本颇有价值、但也留下若干遗憾的书，让我有机会结识了作者马雅——马洪的长女。
    马洪其人其事，年轻一辈或许已经不太知晓了？他的官职并不算特别显赫：最高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他也是中共官方第一家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创办人。但1936年参加革命的马洪，超过一个花甲的人生经历，特别富有戏剧性、特别吸引我注意：
    他随高岗进京，30多岁就成了部级高干，不料高岗垮台，他也受到审查；紧接著又是一个“不料”：他却被高岗的政敌薄一波所赏识；“文革”后邓小平虽拒不肯给高岗平反，却对马洪相当信任；马洪被陈云青睐，却毅然豁出去不要“前程”对陈云实话实说，果然仕途再次受阻；马洪系改革派重要智囊，却受到赵紫阳当众训斥，而他与宋平、邓力群等保守派又交情深厚，甚至与宋平一度结为儿女亲家……
    这些看来混沌离奇的遭遇、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就是共和国政坛60年来的现实。秉持“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非友即敌”的政治观念者，恐怕难以索解。但不知悉这些，就很难理解这个泱泱大国改革开放的难度和特点。
    马洪和陈伯林夫妇养育了四位子女，都事业有成，其中只有马雅在美国定居，也只有她，最执著地想写出父亲大起大落、多姿多彩的一生，想向世人、后人介绍他的许多珍贵思想遗产。
    马雅出生在中共夺天下的征程当中。上个世纪50年代，她多少也尝到父亲受高岗问题牵连失势的世态炎凉。“文革”期间她毕业于近来成为舆论焦点的北师大女附中，后到山西插队。马雅很幸运地作为“工农兵学员”到北京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却因父亲的问题“沙里淘金”被发配到四川简阳。1976年，马雅与父亲的老友、后来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宋平的长子宋宜昌结婚。
    “文革”后恢复高考，一直没有放弃学习的马雅应声而动；1979年，她获得从研究生中选拔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前往比利时深造。1983年她回国，感受到中国改革、振兴势头的热气腾腾，更感受到两军对垒的风急云低。家事也不太顺，1988年离婚，次年年初再次走出国门。她先在斯坦福大学工作，后来获美国普度大学生物系硕士，与一位英籍人士成家、生了孩子之后，就在美国定居了。
    马雅告诉我，这一次出国七年之后，1996年，她才回国探望父母，但好在1994年父亲趁到南美开会的机会，带著母亲飞了过来，将母亲留在马雅这里，他从南美开完会回国途中再接走。2000年之后，年过知天命之年的马雅意识到父母时日无多，于是每年回国（除2003年）陪伴父母。
    说起来，马雅写父亲的传记，不利因素挺多。“文革”中亲人离散，自己出国时间又早，80年代起就主要在欧洲和美国生活，与父亲共处和深谈的机会也比较少，难免对父亲复杂的处境、在改革中面临的挑战，在感受和解读上都受到一定局限。但马雅迎难而上，尽力弥补，阅读了大量父亲留下的笔记和文章。
    在《大风起兮》出版之前，因为某种机缘，笔者就读到了书稿，并与作者有了多次沟通。在该书出版之后，对马雅一口气提了十组问题，马雅两次以书面方式非常详尽、坦诚地作了回答，随后记者又对马雅作了长时间电话采访，根据这些资讯综合整理成如下专访。

父亲被打趴下总能站起来

    高伐林：马雅女士，您好！拜读了您所写的《大风起兮：马洪传》。这里我想先问您：听说您的弟妹们对这本书的封面不太认同，请问是为什么？


    马雅：他们并没细说为什么，不过将父亲放在当中，周围一圈中国领袖级的大人物——有的看上去还不太像正面人物——难免让人感觉本书是将父亲拔高到不是他这个层级的人之列。连我都不太满意，不过我明白明镜出版社的苦衷：马洪这个名字，在海外毕竟知名度不是太高嘛——我儿子十多年前回中国，别人告诉他：谁都知道你姥爷是谁，他在改革中做了大贡献！但我觉得，就算关心和熟悉中国改革进程的人可能知道他，也毕竟时过境迁了。出版社确定这个封面，是希望让读者通过一些比较熟悉的面孔，对一个不太熟悉的人发生兴趣。再说了，我父亲历史上确实也与这些人都发生过各种瓜葛。
    高伐林：女儿眼中的父亲马洪，是怎样一个人？如果要您用最简明的语言归纳……
    马雅：在女儿眼中，马洪是一个仁厚、开阔的人，是一个对中国改革有贡献的人。有人曾对我表示不解：你爸是怎么回事？别人一次被打趴下了，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你爸却一次一次地被打趴下，又站起来——要不，就是他人特好，大家都想用；要不，就是他人特能干，不用也得用。
    高伐林：随著您自己的成长和思想的成熟，对父亲的理解，也有一个变化过程、有不同的阶段吧？
    马雅：是的。小时候刚懂事的年岁，就知道爸爸“犯了错误”，但看到和他一起工作的青年都对他很好、很尊重；有的还悄悄地跟我说：“你爸爸很有才能。”所以，我从小就知道爸爸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到“文革”，我很逆反，藐视一切权威，当然也包括父母。爸爸对我很担心，总怕我出事。1969年，妈妈去了干校，家人们都将一个个下乡、去外地。这时爸爸带著我们去了一趟长城，可能想为大家鼓鼓劲吧？我没参加。但他张罗著到照相馆照一张全家福，我去了。当把姥姥和弟妹们送上公共汽车，他建议我俩步行回家。天色渐晚，长安街上行人稀少，只有38路汽车不时地靠站停车。爸爸告诉我，他十七八岁的时候，认识一个女孩子，也很爱读书，也多愁善感。他说，这样不好，无益于自己日后成长。可我很有情绪，说你们当时对社会不满，就参加革命、上延安；而我对社会不满，上哪儿？还要打成反革命！爸爸沉默不语。
    后来回想，才明白爸爸知道家人将天各一方，以后再回北京团聚很难了，也许连见面也不容易，所以在临走前给我一些忠告。
    我下乡以后，亲身体会到农村很穷、农民很苦，比以前踏实了。1970年，我去娘子关看爸爸，他和我在干涸的河滩上散步。一眼望去，乱石斑斑。爸爸对我说，一个国家不发展生产是不行的，国家不会永远这样下去。他的窗前有一株他亲手种植的小树，向阳，挺直。他对我说，如果他将在这里终老此生，他要看这棵树长大成材……
    “文革”后，父亲成为改革派一员。我考上研究生快出国了，他说，只有在中国，像他这样的人才能做些事。爸爸当上改革派，我并不奇怪，但我万没想到，即使当改革派，爸爸也十分地艰难——他的一生真是令人回肠荡气，我在书中没能把它充分表达出来。

“计划经济救不了中国”

    高伐林：马洪仕途大起大落，什么事让您印象最深？
    马雅：“官不做也罢了，但计划经济救不了中国”——80年代初当陈云打算给他“将功折罪”的机会，他竟然这样对陈云说。由此，他自断了仕途，但也以此预言了中国的未来。所以，这是我印象最深、又最为他自豪的一件事，同时也是最为他惋惜的一件事——因为我知道他特别想回计委工作，他对那里的工作熟悉，更有许多新的想法，连宋平的老司机都记得马洪当年在计委“号令三军”时的威风。
    邓小平曾先后派胡耀邦和赵紫阳想拿下计委，攻克这个计划经济的堡垒，却遭到陈云下面的姚依林和宋平的顽强抵制。陈云知道50年代初在计委身居要职的马洪曾请战回计委，可过不了他这一关。除了马洪身属改革派之外，这里还有高岗的阴影，如果放马洪回计委，岂不意味著让他卷土重来？
    然而，计委的计划经济受到邓、赵进逼，于是老谋深算的陈云又设想，如果在马洪同意搞计划经济这个前提下，派他主掌计委，不就一举多得了嘛：既稳住自己计划经济的阵脚，又削弱对手咄咄逼人的势头——这是陈云把马洪放到火上烤的“双赢”计策。
    我事后总不免在想，为何他不先去就任？就像邓小平当年发誓“永不翻案”才可出山一样嘛。我没有机会向父亲提这个问题。他没有这样做，可能是因为他有自己的原则吧：陈云虽是恩师，宋平虽是好友，但赵紫阳是改革同志；更重要的是，马洪坚信改革，回头去搞计划经济，倒打一耙，不符合他的理念。

一句话为中国推开一扇门

    高伐林：回顾父亲一生，什么事最让您为他庆幸？
    马雅：最为他庆幸的是——说来也好像矛盾：是彭真对他的迫害！如果没有彭真，即使高岗出了事，我爹也未必断了当官的念头，当然，他会是一个比较爱民的官。但彭真对他揪住不放，一再迫害，就迫使他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醒悟到不做高官甚至不做官，也能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而且这种贡献也许要比做官更积极和长远。
    在此之前，马洪是“一枝笔”；在此之后，外人眼中他仍然是“一枝笔”，但这枝“笔”却有了自己的灵魂。像田家英、胡乔木等都很有才气，因此被领袖看中，成为御用文人，编写毛泽东的诗词和文章。他们一定内心痛苦，等要想真正成为自己了，就得像田家英一样自杀了……我个人认为我爹的运气比较好，当他有了自己的思想时，赶上了改革。虽然仍不免给中央写文件，但写进了自己的思想，而且是有创意的思想。从这个角度讲，他就像告别仪式上挂出的他那张照片一样，是背对历史，面向将来的。

    高伐林：您为了写作这本书，大量阅读了您父亲留下的资料。您认为他对中国最有意义的贡献什么？
    马雅：“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我觉得他写的这段话，简直是神来之笔！马洪在84年夏秋时分，为赵紫阳起草了这封给政治局常委的信，邓小平、陈云随后都批示同意。这是中国经济终于可以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起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这是多么、多么地不容易啊！
    高伐林：是的，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包含丰富的内涵。

虽先天不足，但责无旁贷

    高伐林：请介绍一下您如何写作《大风起兮：马洪传》这本书吧。您什么时候萌生为父亲作传的念头？
    马雅：父亲2007年去世以后，我就想写了。
    高伐林：您父亲留下不少手稿、资料？
    马雅：他留下了13麻包的工作笔记——不过，要读完、读懂可不容易，不但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需要请教当事人、知情人，才能分析和解读。我尽自己所能采访、询问了他的战友、同志、同事、下级和亲属，尤其一些年纪大的，得到了宝贵的启发。但是，难度很大。
    首先，家里人有各种顾虑，主要是怕伤害别人，也担心我理解不了我父亲的本意，把我自己的认识加在他头上，给人误导。另外，单位里曾与我爹一起工作过的一些年轻人——现在也不年轻了——也持保留态度，主要是认为我常年不在国内，没有亲身经历改革，不了解具体情况，写起来很可能会力不从心。我深知“先天不足”，一度很消沉，几乎打退堂鼓。
    但也有老同志鼓励我说，你爹是历史人物，也是个悲剧人物，你应当女承父志！有的老同志还提出具体建议：要写就写改革，那是他最辉煌的时期。有的朋友鼓励我，说把你爹的生平写好了，能给人以正能量……
    事情的转折点是吴家骏编辑了我爹的12卷文集，这才使我的写作“起死回生”。尽管这12卷文集不如我爹那13麻包的工作笔记原始、真实，但毕竟囊括了他从延安时期到“文革”，到改革中所有公开发表过的文章、报告。当剔除了父亲不得不说的那些官话，我摸到了他要改革中国的思路，我大受鼓舞。通读了文集，才有信心写传记，作为我爹在改革中所作所为的历史记录。
    但是，解读这些政策性很强的文章是一回事，要把它们统合我描述的有关高岗事件和他在“文革”中经历的文字，则是另外一码事。我只能把那些我认为对国情、世情具有闪光思想的调查研究，以及相应制定出来的治国方略，略加文字剪辑，几乎原封不动地搬过来。
    当我整理这些方略时，时而庆幸有些已经被采纳实施，时而又叹息多少宝贵的精神财富被白白地浪费掉了！
    写这本书的动机，还有一层，是高岗事件。世人对高岗事件知之甚少，知道的一些也多是被人误导的。我父亲至死背了53年黑锅，可以说是死不瞑目！说来人们也许不信，高岗事件在我家是一个禁言的话题。“文革”以前是不能说；改革中是无暇说；后来我常年在国外，偶尔回家探亲，父母年事已高，不愿提及这沉重话题；再后来，即使我想问，他们也说不出来了！——很内疚。
    父亲去世以后，打开保险柜，从批判他的文件中，才赫然看到他具体的“罪行”——如何反对刘少奇的政策，1，2，3……这才恍然大悟当年父母为何不提高岗事件细节的苦衷，因为这些都是“文革”中给刘少奇定罪的证据！得亏我在“文革”中少不经事，对刘少奇“罪行”的来龙去脉不关心，否则真会被逼成精神病！这就是所谓的“灯下黑”。
    在我看来他也有过失策，那就是1987年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代替姚依林发言——姚倒是把自己的意见借我父亲的口这么表达出来了，自己躲过了刀枪；而马洪呢，看去倒好像跟赵紫阳“掰了”！姚依林要真是“坚持真理”的硬骨头，就自己跟赵紫阳当面锣、对面鼓地争嘛，凭什么让马洪去充当“黄继光”“董存瑞”？马洪这样做，兴许对国家有利，但肯定对他自己有害。然而，这就是马洪啊。


政见与人格，孰重孰轻

    高伐林：您父亲有过很多让外人吃惊费解的遭遇，先后与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有过各种接触。
    马雅：哦，这里我要强调：书中所说的对各种人的印象和评价，都是我自己的个人观察和理解，父亲并没有对我提过一个字。
    高岗重用马洪，除了与国家新兴、东北重建的“天时、地利”有关以外，还有他同高岗之间的“人和”：他们都来自北方偏远农村，念书都不算多，都在许多人眼中是土包子。但他们都有雄心、有魄力，对建设国家也自有一番眼界。如果光是说搞建设，马洪在高岗领导下，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薄一波用我爹，不是光因为他识才善任或者念同乡之谊，他也是看中我爹在高岗事件中不落井下石、出卖和连累其他人，人格上信得过。
    彭真为什么揪住我父亲不放呢？我曾听一些老人说过，彭真心胸狭隘，报复心重；但我也同时听人说，他对知识分子挺不错。那么，也许因为我爹在某种程度上特别刺激他的神经吧。这要追溯到东北往事：解放战争初期，他在东北受制于林彪、高岗、陈云等人，于是呢，其一，40年后，高、林都倒了，他还老想翻那一段历史的案，要算东北的老帐；其二，他跟陈云是老对头，在延安他跟著刘少奇批王明，也夺了陈云的组织大权，“文革”后两人仍然面和心不和；其三，刘少奇、彭真帮助毛泽东在庐山整垮彭德怀，后来又整掉习仲勋，还要趁机整肃林彪和陈云。虽然马洪与当年辽沈争议无关，但他是高岗的人呀，当林、陈抓不著、打不倒的时候，彭真就揪住马洪泄愤，杀鸡给猴看。
    赵紫阳。马洪被赵紫阳当众训斥，用赵自己后来对马洪解释的话说，“这是说给别人听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赵紫阳想反击陈云、姚依林、宋平，想向邓小平邀功，所以借题发挥，假戏真做。马洪由于背著历史包袱，这回又成了任人踢打的牺牲品——不过这次打击是来自改革阵营里的同志——从这个角度看，赵可能是同志，但不是朋友。
    80年代中期我回国几年，感受到国内“山雨欲来风满楼”。我的直观感觉是：保守派的水平可比改革派高多了，老练，沉着，深谋远虑，团结一致……那是一种素质，政治斗争得齐心合力啊。保守派那边在严密观察事态发展，及时采取相应对策，而改革派这边呢，不但没有对付应变的认真、充分的准备，还不时放出些高论，让人抓住小辫子。不可同日而语。
    陈云。他是一位涵养很深的人。我爹那次没有听命回计委帮他坚守计划经济，伤了老人家的心——当年是陈云在延安从成千上万青年里看中了马洪，创造条件培养他；那次又破例给他机会，使他有可能再度崭露头角。但终于谈不拢。除了理念不合的失望之外，也有情感受伤的成分吧？后来陈云老说，有些人是“风派”，出国转了两天，回来就说“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其所指恐怕也包括马洪吧？
    宋平、邓力群。早年在人生清纯时期结下了友情，经过了包括高岗事件等重大考验，彼此信得过为人的底线——从我个人来讲，除了父母之外，宋平是对我最好的长辈。我甚至有时候摆不平他们之间的分歧：我觉得爸爸对，又觉得宋平也有许多对的地方。恐怕还得拉开一段时间距离，由将来的历史来做公允的评价吧。但他们两人都为了原则，而舍弃了个人之间的友情，这既令我难过，也格外增添了对他们人格的敬重。

国事搅扰了家事

    高伐林：谈到宋平，可能您的感想比较多。
    马雅：是啊，我写书时最大的顾虑就是宋平。他不但跟我们的父辈是几十年的老友，他是我的前公公，而且两代人子女之间，如我的弟弟妹妹同我的前夫宋宜昌，也曾都是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我在书中又不能不写出宋平，目的不是为了倾诉私事，而是为了说明马洪为了改革，个人付出的代价有多大——除了与亲家掰了，连和几十年患难与共的老友梅行也断了私交，真的是“众叛亲离”！


    现在不少当年的保守派坐享改革的成果，更不用提某些叫得很凶的“改革派”腰缠“亿”贯了。我不由得想起，父亲曾经说过：“当初改革，还不知道要不要掉脑袋呢。”——胡耀邦、赵紫阳不是已经“掉了脑袋”了吗？

    高伐林：您回过头来看，认为您离婚归因于父辈政治分野？
    马雅：不能完全归结于父辈政治分野，那样说就太政治化了；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政治是造成我家庭分裂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与宋宜昌1972年确定恋爱关系，1976年结婚，但他在兰州，我先在北京念书，后在四川简阳工作，随后又出国，长期分居两地。但是关系恶化还是在80年代中期。那时高层斗争非常激烈，我爹对陈云表示不能指靠计划经济救中国以后，宋平的夫人陈舜瑶对我这个儿媳妇的态度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我成为宋家的儿媳妇，原因除了马洪与宋平私交深厚、我从小对宋平的儿子宋宜昌印象很好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我总认为公公婆婆文化程度高，一定通情达理；而且宋家是有名的清廉。“文革”中我虽然逆反，但以为老干部分两种，林彪、江青等是“坏”的，多数人都是“好”的。等到了拨乱反正、“好”老干部重新当权，国家就会好起来。然而，事情远比我想像的复杂。我自以为进入一个有文化、有教养、有正气的家庭，却逐渐感到很压抑。
    陈舜瑶跟宋平一样，也是30年代清华大学的，是当时有名的才女——连许多有名的高级知识分子、老教授也这样评价她。由于她长期养尊处优，处于“人上人”受捧的地位，只在“文革”中才挨整受到冲击，所以对一般人缺乏同情心。我听说在“反右”中，她与蒋南翔一起在清华整了很多人，可从来不认错。在改革中，她是有名的“马列主义老太太”。而宋宜昌对他母亲越来越欣赏，称她在改革形势下的孤立有“一种孤独的美”。我离婚恐怕与这位老人的关系相当大。

写传是抛砖引玉

    高伐林：您通过本书也表达了您不认同流俗的见解？
    马雅：那有不少啊，例如：过去高岗事件被丑化为高岗个人野心膨胀，向党夺权；并且通过反对刘少奇，来分裂党中央。这就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政治斗争，庸俗化为高岗的权力野心了，用之来掩盖毛、刘对于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严重分歧，并且嫁祸于高岗。
    我认为毛泽东比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的高明之处在于：打破了中国人对苏俄政治、经济模式的顶礼膜拜，同时也不盲信欧美，这就给中国提供了继续寻求新路的思想前提。
    我反对骤下判词，乱贴标签。可以说司马光是保守派，王安石是改革派，但司马光一定是反动的，王安石一定是进步的吗？凭什么说孟什维克一定就比布尔什维克坏？凭什么说孙中山就一定比康有为好？而个人的操守，更几乎与政治理念无关。在现实中，可以看到许多改革派有贪腐的倾向，而不少保守派则相对清廉。
    高伐林：您说过，本书有不少遗憾与不足。
    马雅：是的。在结构上，由于高岗事件对马洪的一生影响巨大，又考虑到一般读者并不了解此事件，只好花了较多笔墨来介绍缘由，分量有点过重了。
    对于高岗事件和“文革”，因为时间较久远，看得比较清楚；反而是关于改革，除了我了解细节的一些事件，其它更多的是有关政策和战略的描述，只好参照文集上的文章；以至于这些很重要的内容，几乎只能用政论文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缺乏有关父亲在“宝钢论战”和“上海宏观规划”等改革开放大事中有血有肉的实例。所以，本书真正的核心，可能只有专家和研究政策的人才有兴趣参阅了。我的想法是，马洪的生平固然曲折感人，但他这些治国方略才是精髓啊——否则马洪与其他平生坎坷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也是出于这些考虑，我删去了一些有个性的关于生活细节的描述，以免喧宾夺主。尽管不删的话，人情味会重一些，人物将更加丰富和立体。
    高伐林：啊？删去了？那真可惜！希望您再写文章介绍。
    这本书出版之后，您听到了什么反应了吗？
    马雅：书刚出，听到的反馈还不太多，总的看比较积极，有的说使人们看到那段生动真实的历史画面，感谢我这些年付出的努力。哈佛的老前辈傅高义（Ezra Vogel）也向我表示祝贺。也有人提出，对我父亲主持和参与某些论证和规划的具体实例写得不够——我希望这本书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其实，对我父亲，我的弟弟妹妹们比我接触更多，他们在许多方面对父母更了解，希望将来他们能写出自己心目中真实的父亲。
    记得当我和宋宜昌婚姻濒于破裂之际，跟我爹谈起来心里很难过，觉得挺遗憾的。爸爸听后顿了顿，仰头叹道：人生遗憾的事是很多呵。我登时醒悟：比起爸爸的遗憾，比起他面对时的从容、自重，我感觉羞愧。
    高伐林：您认为，父亲有哪些遗憾呢？
    马雅：第一条就是因为高岗事件而终生背上黑锅，本事不能充分发挥——彭真迫害他，陈云压制他，万里敲打他……甚至赵紫阳也当众训斥他；
    第二，赵紫阳下台也是让他真正刻骨铭心的一件憾事。他和赵紫阳一样，有抱负、有雄心，想为改革中国做一番大事。他俩在工作中一拍即合，配合默契，这种机会不是很多的。赵紫阳这一垮，尽管后来历届领导人对他也都不错，但志同道合的人没有了，或拉倒车、或守摊子。对马洪施展才干来说，天时地利人和的良机错过了，令人扼腕！


    第三个遗憾是跟宋平的关系。爸爸话不多，我从小就听妈妈念叨宋平是好人，特重感情。就连我，无论在农村，还是到了国外，有什么问题或请求给宋平写信，总能得到回应。爸爸到了垂暮之年，患了帕金森氏症，有天半夜醒来，说要找宋平，说“有的事还需要同他商议一下”。事后特护问我：“谁是宋平？”我一听就掉下泪来。
    他还有一个隐痛，就是我。听弟妹们说，我是父母的爱女——我出生在高岗事件之前，也许我容易使他联系起一些对生活美好的记忆？爸爸晚年因为患病，说话比较困难，他内心特别丰富，思想特别活跃，自尊心又强，于是更寡言少语，与外界就隔绝了。但听秘书和司机说，他有时会问起我，忧心我孤身一人流落海外。听小妹妹说，爸爸临终时好像还在等待我……
    而这，也正是我的遗憾：没有更早、更深地理解他，有些事还伤了他的心。有一次他想送给我儿子一套他自己写的书，可我想，儿子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懂不了那么多中文，我爸的谈中国经济改革的书，长篇大论，他哪儿读得懂啊——我竟然就谢绝了！父亲半天没再说话。这是他的一种寄托啊，你说我多不懂事！现在一想起来，我总是后悔不及。
    （本文为节选，全文刊于《新史記》第20期，转载明镜新闻网）

马洪（前左三穿军大衣者）陪同赵紫阳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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