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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痼疾及其影响
送交者: hebeiman1 2014年09月18日10:30:55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痼疾及其影响

 

郭代习

 

关于促使日本投降的最终动因, 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其中不少学者认为国民党军队(以下称国军) 的长期抗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 中国的抗战倘若从1 9 31 年算起, 则足足有14 年之久卫在这过于漫长的过程中, 国军主守乏攻、败多胜少。尤其在中后期, 日军每况愈下, 国军却日趋沉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原因来自方方面面, 其中国军本身存在的种种弊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据笔者所知, 史界对此研究较少。

 

 

本文主要依据国民党方面的材料来论其弊端之所在, 兼论其对抗战进程的影响, 以求教于史界同仁。通观整个抗战过程, 我们可以发现, 国军存在着许多缺点、弊端, 贯穿于抗战时期的始终,而且越积越大, 最终发展成为不可克服的病疾, 严重影响了我国伉战成果的扩大, 拉大了中日军队作战能力的差距, 从而延长了我国争取杭战胜利的时间。首先, 统帅和高级将领学识能力和精神修养不够, 从而导致了他们对整个抗战的战略、战术决策和指导的重大失误。

 

据台湾学者考察, 抗战前, 在国军中占居高位的将领大多出身地方军校或行伍, 他们作战勇敢, 战场经验丰富, 但对现代战争的性质普遍缺乏认识; 抗战期间陆军将领有黄埔化的趋势,他们大多毕业于前几期, 学制短, 训练粗浅, 所学专业技能自然有限; 出身国外军校, 谙熟现代军事科技和战略的将领甚少。1 显然国军将领所受军事教育的质与量严重不足, 而且这些将领自离开学校后, 很少有人有继续接受正规深造的机会, 加之自东征北伐始, 战火频仍, 许多军官升迁过速, 基层锻炼的时间较少。到抗战后期, 有些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只有三、、四十岁,连蒋介石也抱怨说: 国军之所以不如从前. 是因为“一般高级将领自己的官升得太快, 地位太高, 以致弄得莫明其妙! ‘国军高级将领的学识和经历面对中日这场决死的战争, 自然有显浅薄、力不从心。因而他们时常在指挥作战过程中暴露一些能力缺陷。这主要表现为他们在战略方案上的决策疏漏和战术运用上的方式贫乏。

 

在长期战略上, 国军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方针, 在战役指导上, 出现对敌情判断失误、战略玫击头当等错误; 在战术上, 只知运用单调的阵地战, 徒与日军拼消耗, 不能利用江河湖沼、山地交通笋有利地形作适当的运动、伏击、侧击和游击战。

 

作为统帅的蒋介石对于高级将领作战能力的缺陷是直言不讳的。19 38 1 月在开封会议上, 蒋指出, 国军第一期抗战失败的总周, 第一就是“ 官长学识不够, 指挥能力太差… 从本委员长说起, 我自己即深深感到当统帅的学问技能不够… 我们作总司令只比得上人家一个团长, 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得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 » 且不论蒋介石此番自责是否恰当, 从中道出的统帅和将领们指挥能力不够的现象却是实有其据的。蒋在第一次南岳会议上指出, 抗战初期国军最大的挫失“ 一就是敌人从金山卫登陆, 二、南京的失败, 三、马当失陷, 四、敌人在大明湾登陆” , 这些都是由统帅部和战区各级指挥官的指导失误而导致的, 是“ 统帅部认为最大的遗憾” , 亦是“ 做统帅部的最大耻辱” 。¼抗战中后期, 这种例子屡见不鲜。南昌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常德会战均有对敌情判断的失误。长衡会战中, 统帅部与第九战区司令部对“究在长沙抑在衡阳与敌决战” 一直优柔寡断, 无明确规定, 致使战地指挥官无所适

. 。更有甚者, 19 45 3 月始, 日军迫于形势已大规模撤退。及至4 月底, 军委会对日军如此重大行动仍未能判定其是否全面撤退, 尚犹疑未决, 追至7 月初, 国军才敢乘虚“ 光复”柳州。

 

高级将领缺乏优良的军事能力, 又不加强学习研究, 致使下级官兵同样缺乏新战术的训练。战术的贫乏不变可谓国军一大难题, 尤以“ 一线式阵地”战术为其绝症, 蒋介石曾称其为“ 我军自抗战以来战术上失败最大的一个耻辱’”。¿抗战前期国军采用集团军密集布防, 在根本无险可守的阵地上与日军进行填鸭式“ 阵地作战, 且无防御重点, 备多势分, 以致伤亡过大, 转进时一退即溃。” 淞沪会战中, 国军“ 甚至尚未发现敌人, 即已死伤惨重, 参战三、五日即须后调整

补” 。à 抗战中后期, 国军仍多采以第一线兵团迟滞日军, 并诱其深入, 再以第二线兵团投入, 实施决战, 而不考虑时、空、力的变化。随枣会.浅、第二次长沙会战、枣宜会战等, 均因决战地区及时机选定不当, 而有“逐次使用兵力之失”

 

 

第二, 国军派系林立, 缺乏协同作战和牺牲精神, 各派系互相观望, 保存实力, 坐视友军被敌包围、歼灭, 从而削弱了抗战力量。

 

抗战爆发后, 国民党内一些爱国将领和地方实力派人士激于民族义愤, 捐弃前嫌, 纷纷请缨出战, 出现了全国军队团结协作、共同抗战的大好形势, 在某些战役中也取得较大战绩。但是由于各派系之间多年来相互争斗的隔阂积淀太深, 再加上作为统帅的蒋介石吞并异己的狭隘政治眼光, 各派军队在抗战中仍旧前嫌未消, 不予合作或合作不深、见难不救甚至落井下石的现象时有发生。

 

蒋介石在开封会议上指责一些高级将领“ 缺乏牺牲决心” , 各人专门打算如何保存实力” , 要求各军听从命令, 确实保持必要的联络。但是此种恶习在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中并未消除。

 

在随后的南岳会议上, 蒋把“ 上官部下和友军缺乏确实的联络” 列为过去军队作战的“ 十二耻辱”之一。他指责一些将领为保存实力, 竟至控制电话通讯, 故意不与高级指挥官接通, 籍此躲避命令, 规避责任” 。‘乡这次会议规定今后要整顿部队, “最要紧的一点就是提高战场上的道德, 发扬协同合作的精神, 而其根本要诀在激发官兵的责任心, 使能本着各人的良知, 尽到道德的责任。’咐此些言语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

 

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 中日双方互相调整对策, 国民党抗战的军事目的下降, 政治目的与日俱增。我们可以拿战区的划分变化作一斑之窥。19 4 1 年以前, 国民政府大致均将中央嫡系部队置于日军的正面以备随时作战, 各地方军队也大致划区集中使用, 因此, 作战相对协调。但在194 1 年之后, 嫡系部队逐渐分散到全国各省, 同时中央设法将具有地方色彩的部队调离本省,派驻至较远省份, 分割建制。这样中央与地方部队的防区分配成犬牙交错的态势, 目的是便于中央军更能有效地监视“ 不稳”的地方军, 尤其是对中共军队加强防范。这种出于政治用意的战区划分增加了各派系军队的摩擦面, 尤以第五战区为重。素以“ 大、杂、差”著称的第五战区除桂军与中央军外, 半数以上都是一向被中央歧视的所谓“ 杂牌部队” , 包括旧西北军、奉军、直鲁军、川军等部不下数十万人, 大部零星流散。蒋介石吞并异己的一贯作法, 使得“ 各部队长官皆洞若观火, 所以他们绝对不打硬仗, 处处企图保存实力, 免被消灭” , 这样, 战斗力无法表现, 军纪亦易废驰, 久而久之, 中央视杂牌部队为痛疽, 而杂牌部队亦视最高统帅为仇伪准, 从而“ 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死结” 。别有用心的战区划分和内耗重重的派系纷争, 使各战区之间的策应作战多欠积极主动, 因而各次战役常失时效。

 

例如晋南会战中, 第一、第五、冀察战区对第二战区之策应; 第一次长沙会战中, 第三、第五、第六等战区对第九战区之策应; 豫南会战中, 第一、第六、鲁、苏等战区对第五战区之策应, 均欠积极主动, “甚至未加策应” 。更有甚者, 在鄂西会战中, 国军“ 不仅军与军, 师与师之间, 联络松懈, 就是团与团, 营与营之间, 彼此联系, 都不确实不紧凑” 。国军各派系之间协作不紧、貌合神离的现象大大降低了其整体作战能力和抗敌情绪, 助长了敌寇的进攻

气焰。

 

1 9 4 4 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时, 明察国军弱点, 专寻国军主力作战, 地方军则坐视观望,其中衡阳战役中“ 围绕在附近各县我军”为数颇众, 却没有什么部队肯热心去救” , 。甚至连蒋介石的手令也无人理睬, 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四度向上帝祷告, 祈求神灵保佑衡阳守军。

 

第三, 军纪不严, 赏罚不明是国军在抗战期间一以贯之的缺陷, 流弊所及, 军心涣散, 军民不和, 战斗力日衰。

 

蒋介石在历次军事会议和训话中, 列举了种种军纪败坏、军风废驰的事例. 诸如将官对于上级命令不能贯彻一致, 甚至“ 因循敷衍, 推楼延误” ; 。各级军官谎报军情, 战报与宣传不分, 甚至打了败仗, 不肯负责, 反说是没有打败仗” ; 。败兵一退即溃, 沿途“抢劫掳掠” ; 。各地伤兵闹事, 不守纪律, 骄横不法, 弄到后方秩序不安” ; 。散兵游勇触目即是, 甚至有连排长率领,强占民房调戏妇女, 翻箱倒筐, 杀猪宰羊… 火焚民房。以上只是部分具体表现而已。至于军纪败坏程度, 我们可从下列“ 国军历年惩奖人数统计表”。略知一二:PDF,表格贴不出来。。。)

 

从上表可知, 1 9 3 8 1 9 41 年国军违纪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 1 9 4 2 1 9 4 5 年因战事减少, 违纪人数呈减少趋势, 但仍超过抗战头几年. 需要指出的是, 国军奖惩依据由原来的考绩改为考核, 规定每个单位列报优绩者占编制之5 % , 劣绩者占编制之3 %。。即便如此, 受罚人数仍远远超过受赏人数。

 

军队纪律问题, 蒋介石曾反反复复强调过, 并三令五申早在东征时就颁布了的“ 革命军连坐法” , 1 9 3 8 年又颁布了, 作战惩奖办法” 各十条。条文规定明确具体, 赏罚分明。蒋声称要“ 赏自下始, 罚由上起” , “决不能稍有询情” 。匆连坐法和将惩条例颁布之后, 国民政府确实对一些违抗命令、擅自弃阵逃跑和投敌卖国的将领如韩复集、李服膺、石友三等给予正法, 使军律有所

伸张。但是从整个抗战过程来看, 执法不严, 赏罚不明的情况大量存在, 以致军纪废驰。蒋介石对此供认不讳, 他说: “现在大家说我作统帅的不肯严格执行纪律, 不肯杀人, 以致军队打败仗,要陷国家于灭亡! 这个罪过, 我是承认的… 但决不料我们的军纪, 会败到这步田地! , 责辞中透出万般的无奈。国军军纪败坏已积重难返, 尤其是中央军军纪败坏现象更为突出, 这就使蒋介石的奖惩条

例大打折扣。每当攻势失败之后, 统帅部尽管大为震怒, 但对大批失职将领并未能严绳以法, 因为面对众多的地方军队, 中央若侈谈军纪, 只会激起他们的贰心而已。由是, 军纪歪风任意滥蔓, 扰民之事层出不绝, 严重者则叛国投敌。据统计, 19 41 年到19 43 8 , 先后投降日寇的国军达50 万人, 占当时80 万伪军的62 写。其中有国民党中央委员20 , 高级将领58 名。。军纪废驰所致, “士气激发与人心之振奋, 皆远逊于开战之初, 推其致病之原虽非一端, 而口令不严, 赏罚不明, 纪律不行, 实为其主因” 。。蒋介石、任其国军军纪废驰而不严加惩罚, 却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严加防范,不断制造反共摩擦。19 4 1 年国军发动皖南事变, 围歼新四军军部, 撤销新四军番号, 声称新四

军“ 违抗命令, 袭击友军” , 所以此次“ 处分” , 完全为整伤军纪问题” , 。而丝毫没有政治或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但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分裂抗日力量的反共事件, 它非但没有使国军的“ 纪律从此更森严” 、“ 抗战精神必更奋发” , 。反而助长了其反共气焰, 进一步分散了抗战力量。

 

第四, 国军指挥系统复杂紊乱, 权责不分, 参谋、谍报、后勤及其他特种部队的编制不健全,从整体上影响了部队协调作战的能力。由于抗战以前连年内战、国军派系林立, 军队的统编一直难以顺利进行, 各种机关直到抗战时才仓促设置, 致使许多环节难以适应作战的发展, 其弊端主要表规如下:

 

各级指挥系统紊乱. 大军统帅指挥节度适当与否影响成效甚大。抗战初期, 国军指挥层次太多, 自军委会开始, 中间经过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而始到达师, 使命令与报告, 转达费时, 形成指挥上之迟滞、混乱. 抗战中期虽取消兵团及军团二层, 以三团制之步兵师代替两旅四团制之师, 但仍存在统帅部、侍从室、军委会、行营和各派系军队实权人物的幕后操纵, 多管齐下。

 

其中最为严重的是蒋介石的越级指挥, 他有时竟会通过电话对一个师、团发号施令, 而且朝令夕改, 甚至“一夕数变” , 弄得上下都“ 无所适从” 。。这种越级指挥带来的后果是: 原计划被打乱、各军位置不明、防线出现漏洞、部队调度失灵、下级不能发挥创意、战斗力不能集中。今参谋制度不健全。战前, 国军参谋的培训微乎其微。直到1 9 3 7 年止, 陆军大学训练出的指挥及参谋人才不足20 , 大多数的部队指挥官均未受过陆大参谋作业的训练。

 

据一项军令部的统计显示,1 9 4 0 年时, 全国参谋学资不合格者, 大二分之一以上, 1 9 4 2 年时, 仅占三分之一强。。这种不健全的参谋制度常常带来一些负面作用, 如计划策订、命令下达时对时空因素考虑欠适; 忽视参谋研究、判断与协调; 对部队状况和敌情难以明了等等。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曾向蒋介石指出, 国军“团以上到军师为止, 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 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实习, 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 既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 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 !

 

 

谍报侦探组织不健全。军委会对谍报工作极不重视, 提供给搜集情报和反间谍活动的经费极其有限。到1 9 4 4 , 受通货膨胀的影响, 一个军的情报费竟不够买一担米严国军许多战役之所以失败,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对敌情不了解, 甚至与敌人战斗了几天, “连对面部队的番号都不知道” , 。更谈不上了解敌军的数量、性能和优劣点。国军使用无线通信, 密码过于简单, 且一种密码多次使用, 保密性太差。因而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桂南会战和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均有无线通信泄密现象, 日军对国军动向, 了如指掌, 影响战局至大。同时, 由于敌情不明, 官兵增强了畏敌心理, 许多军队“ 一闻得枪炮的声响, 见了敌人的影子, 就以为前面来了多少敌人, 而要心慌意乱, 胆战心惊” .

补充制度和后勤组织薄弱。国军在各次战役, 尤其在初期战役中, 损失颇大, 但其补充制度一直未予健全, 缓不济急, 各军都存在编制不齐的现象, 有的部队甚至不足编制的三分之一。。各部队用于直接参战人员过多, 而用于后勤的服务性组织大少, 诸如运输队、担架队、卫生队、监护队、掩埋队等组织缺乏, 致使部队无论行军作战都感不便。许多部队出现“ 阵亡官兵多暴尸战场” 、伤兵病兵流徙途中, 状如乞丐” 等“ 伤不能救, 死不能抬” 现象, 的影响军誉和士气甚大。此外, 国军的装备不全, 野战重炮兵、机械化战车、高射炮、工兵营、装甲兵、通信兵、汽车兵、搜索队、突出队等特种部队奇缺。有些部队有编无装, 甚至编装皆无, 影响战力及其运用。

 

第五, 国军日益腐朽蜕化, 精神颓废, 士气一落千丈, 难以抵抗日军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更缺乏积极反攻的勇气和信心。相持阶段到来后, 日军调整了对华政策, 对国军采取有限度的军事攻击, 同时加强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国军正面战场相应地呈现收缩保守态势, 重点放在整训部队。因此较前期而言, 中日双方会战的次数相对减少, 战役的间歇期较长, 甚至长达几年未有大规模战事发生。就在这漫长的休整对峙期间, 国军日益遭受腐化堕落习气的侵蚀, 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蜕化萎糜者越来越多。

 

首先而来的是各级军官养尊处优、腐化堕落。这种情形在抗战初期就暴露无遗, 尤其表现为他们精神颓废, 缺乏进取心。高级将领指挥作战的能力已如前述, 可叹的是, 他们既缺乏能力又缺乏精神修养。国土沦陷了, 部下牺牲了, 皆旁若无事, 麻木不仁, 懈怠的依然懈怠, 腐败的依然腐败, 简直到了“廉耻道丧” 的地步。。遇战时毫不注意研究, 得过且过, 战时生活甚至较平时生活还要闲空舒服。他们这种既无能力又无朝气的状况使蒋介石惊叹道: 这种精神驰懈工作徽惰, 如何能有胜利的把握! ’。

 

精神的颓废伴以物质的享受。国军军官日益骄奢淫逸, 贪图享受, 生活糜烂。1 9 4 2 9 ,蒋介石在西安会议上列举了军风废驰的例子12 , 其中涉及军官腐败堕落的事例主要有: 赌博成风; 利用与日伪经济封锁猖撅走私, 屡禁不止; 官兵运吸鸦片; 藉军队建立合作社、改良官兵生活为名, 经营商业, 营私舞弊; 加入帮会, 与之串通一气; 携带眷属住在部队防地附近, 借用民众财物而不给酬; 吃空额, 扣军响。吟蒋介石列举的这些例子绝非危言耸听或凭空捏造。1 9 4 2

年一1 9 4 3 , 军法执行总监部处理犯罪重要案件65 , 其中涉及贪污和走私勒索者占39起。@ 情况之严重可以想见。

 

随着战役的减少, 生活的安逸, 军官们日益贪生怕死。与之相联系的现象是: 不敢与日军保持接触, 怕打硬仗, 即便日军退却时, 亦不予追击, 或只是象征性的追击; 各级将领所属指挥部距离前方部队太远, 缺乏与敌久战的决心; 对于部下退却的腹案, 早在二三夭以前就以明告, 而对于要部队固守的命令, 反不提前发表, 可谓“ 开从古以来战争所未有之先例” 。军官的腐化堕落难以激起部下的敌汽心和民族激情。在国军中, 士兵受到非人的待遇, 他们动辄受长官打骂、克扣军晌, 还缺衣少药, 营养不良, 体弱多病, 有些士兵行军不足一英里, 便“ 倒地而毙” 。的种种现象使得本已不高的士气更为不振, 士兵厌战、不断逃亡的现象日甚一日。大量伤病士兵痊愈后亦不愿归队, 竞相逃亡, 仅自抗战以来至1 9 40 年底, 治愈伤病士兵逃亡者就高达27 9 , 75 3 人。种何应钦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所作的军事报告中认为, 如何防止逃兵,实为目前一个相当重要之问题。 因逃亡之多, 而征调频繁, 因征调频繁, 而劳力渐少, 于是社会受其影响。因逃亡而随时补充, 甫补充而复逃亡, 于是军事受其影响。’高级军官贪图安逸, 荒废部队操练, 致使许多官兵、部属相互不认识, 士兵的射击、掷弹、劈刺、筑工事、防空、防毒、巷战、夜战、疏散、伪装等军事技术训练严重不足。有学者统计, 在常德战役中, 国军要打50 0 2 , 0 0 发子弹才能杀伤一个日军。士兵对于新式武器的性能亦不了解, 保管不当, 使用技术不精良, 使之威力难以发挥, 甚至国军与日军接近时, 一般士兵往往不敢掷手榴弹。” 非但如此, 士兵的心理教育和训练更为不足, 前线士兵畏敌心理越来越重, 往往“ 随便放枪, 无谓的消耗子弹, 以枪声来壮胆” .

 

以上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国军在整个抗战期间所存在的一些缺点、弊端。其实, 国民党内许多有识之士对这些弱点都已洞察, 尤其是蒋介石本人在无数次军事会议和演说中反反复复告诫和训斥过, 有的还作了决议, 但结果正如他所说, 是“议而不决, 决而不行” 于是乎, 国军弊端愈形扩大, 终至演变成不可救药的病疾、顽症。这些病疾对于整个抗战, 尤其是后期抗战的负面影响是至深且远的。

 

首先, 国家损失过大, 国力日衰, 战局维持不断。八年抗战中, 中国统计的军队伤亡人数为3, 211 , 4 18 , , 日本统计军队伤亡人数为8 59 , 6 2 6 人。@ 其中在19 37 19 38 , 国军战略、战术运用弱点最突出时期, 伤亡为100余万, 几占伤亡总数的1/3 , 是同期日军伤亡的4 倍。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损失更为惨重, 中国在八年抗战中直接与间接的死亡人数达2 , 0 0 万左右, 财产损失亦近千亿美元。国土丧夫得亦过多过快旧军侵陷我国领土有26 l , 50 0 余县市, 计面积达60 余万方里。由于中日实力悬殊过大, 我国遭受损失在所难免, 但由于国军存在上述种种弊端, 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损失, 使我国的人力、资源和经济实力大降, 难以维持战局。

 

第二, 国军战斗力日渐下降, 难以承担大规模的反攻作战。19 40 3 , 蒋介石在参谋长会议中坦言相告, 在抗战初期, 我军三师人可以打敌人一师团, 后来到徐州会战, 我军质量渐差, 须五师或六师才能打敌人一师团, 到了现在情形更可虑了卫你们都知道现在无论那一个战区, 敌人只有三四个师团, 我们要用十几师或二三十师兵力还得不到怎么大战果! , 的次年张治中将军亦向蒋指出, 现在国军战斗力之日趋低落, 事实上已无可讳言, 举凡部队之教育, 纪律

与精神, 殆均呈江河日下之颓势” , 因此军队“ 当前之改革刷新, 实已不容再缓” 。但是国军瘤疾已病入膏育, 直致19 44 年豫湘桂战场大溃败。这场波败给国民党战场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它大大削弱了国军力量, 挫败了国军锐气,·

同时又使蒋介石大为惊恐, 常以“他队脆弱为忧” , 的不敢利用良好的国际环境, 配合盟军发起反攻, 早日结束中日战争。

 

第三, 军民关系更加松懈、疏远, 国军得不到民众的密切拥护和合作。国民政府在抗战初始就奉行一条不发动群众的片面抗战路线, 加以国军的腐败和纪律废驰, 使得民众对其望而生畏, 军行所至, 民众逃避” . 这种情形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真成天壤之别。武汉会战期间,李汉魂将军在九江前线颇有感慨地说: “北伐战争时, 我曾在马迫岭与孙传芳作战, 那时军民合作, 热气腾腾, 真是闹革命的样子。如今还是在这地方—马迫岭打鬼子, 却挨到了民众逃离之苦, 政府和军队脱离人民。’, 的国军的阶级性质决定它不可能接近民众, 到抗战后期, 由于国军违纪扰民, 使得许多民众站到它的对立面。中原会战时, 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 而且缴械” , 甚至军官“ 被民众杀死” .

 

第四, 引起盟军不满, 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许多外国记者和政府官员对国军提出尖锐指责。19 38 年夏, 在中国前线访问的英国女记者阿特丽指出, 抗战以来, 国军最大的弱点就是“ 等待” 观望, “按兵不动” , 见死不救。美苏官员在德黑兰会议中不断指责中国军队作战不力, 更常以中国士气低落为话题。“ 这些文字和话语弥漫在欧美报纸、政坛和民间” , 种并一度影响了盟国对华政策。19 44 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 当面向蒋介石表示“ 美国政府对中国军

队的作战是失望的” 罗斯福总统甚至致电蒋, 提议由史迪威统帅中国战区的全部华军和美军, 以便更好地抵抗日军, 从而使中美之间展开了一场权力交涉。盟国的指摘有些虽失公允, 但大体上反映了国军存在的弱点。

 

分析上述国军痛疾及其影响, 我们似乎不难理解: 中国抗战后期,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较好环境, 盟军在欧洲战场已开始向德意发动反攻, 亚太战场也取得节节胜利, 而中国战场统帅部里却仍未制定一个完整可行的反攻计划。诚然, 纯粹从军事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是远远不够的。抗战后期, 地方军队数量已超过中央军, 中共军队的蓬勃发展更使蒋介石有感尾大不掉。面对这些棘手问题, 蒋介石不得不保存中央军实力, 而将击败日军的希望寄托于盟军。事实上,早在1 9 3 9 ]0 月底, 蒋介石就有这种思想, 他说, 一定要坚持到欧战结束, 世界问题得到解决之日, 始能获得抗战最后的成功” , 若急于速了, 就是“ 自取失败: 自取灭亡”产因此, 整军是当务之急, 否则“不要说我们的力量不能消灭日本, 就是日本应失败而灭亡了, 也决不是我们的胜利”: 有鉴于此, 我们亦不难理解: 当美军在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 迫使日本投降时,蒋介石、欣喜若狂地在日记上写道: 此原子弹不仅为解决此次世界大战之唯一动力, 亦为十年

内解决世界战祸之要素。(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历史系)

 

注释:

1à ( ) 张瑞德, 《杭战时期国军各阶层、成员出身背景及素质的介析》, 载《杭日战争研究》, 9 9 3 年第3

期。

o @ à @ @ ( )《蒋总统集》, ( ; 1 3.17 ( ) 14 7 1 ( ) 第工21 9 ( ) 1 30 5 () 1 0 46

( T ) 14 44 ( ) 121 1 ( ) 137 3 页。

»¼¿ @ @ @ ¾@ @ ¼砂国‘台) ( 中华民国重要史科初编》第二编: 作战经过( ) 第祖

1 7 8 14 5 7 2 14 7 14 8 ! 45 14 4 7 0 5 5 5 1 8 64 、了G 149 158 7 31 6 5 1 4 1 9 乙页。

½à ( ) 张来均,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一一杭日战没述评》, ( ) 2 今、( 一。第128

àà @ ( ) 祷纬国, 《杭日御侮》, 丈九) 3

( ) 第之35 (

畏、第23c z , 第艾托

华一、第4 弓页

.

0 《李宗仁回忆录》( ) , 7 97 ,

( ) 黎水方

.

之蒋公介石序传》, 42 241 ; 4 1. 6

@ 参见何应钦《八年杭战之经过》附表。

@ à@《何上书杭战期问军事报告》( ) .

38 4 523 页、附表十一

、第5 15 一摊6 页。

参见《解放日报》, 1 9 45 8 ~ 9 月份。

诊à@ ( ) 古及全二, 《祥总统秘录沙, ( 台少中央。报译印, ( 22, 1、、、( 13 ) 1 36 ( 3) 15 。页。

《江苏文史资抖选辉》第36 , 31

@ 毋国函( ) 《先总统蒋公总怒言论芯集》, ( o 第‘叭

1 8 , 335 、‘却) 4 4 (1 了、不1

一、钾

( 20 ) 4 45 4 46 ( 20 ) 44 4 页。

@ ( ) D · 包瑞德, 《美里观察纽在延安》第钾页

石粕林, 《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第抓3

参见陈诚, 《八年杭战经过棍述》附表

@ ( ) 达景德, 《中国对日杭战损失调查史述》, 第工页。

à《张治中回忆录》( ) , 38 9 39 2 页。

《折华日报》, 1 9 38 10 4 日第2 版。

( ) 资雷达· 阿特丽, 《扬子前线矛, 2 26 页。

( ) 吴相湘, 《第二次中日战争文》( ) , 10 3。页。

( ) 赫伯特

·

菲斯, 《中国的纠葛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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