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8月，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清政府被迫同英国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 五口通商，准许英国商人带家眷在五通商口岸居住、贸易，准许英国政府在五口岸派驻领事、管事官“专理商贾事宜”。1842年12月，英国驻华公使璞鼎查任 命33岁的前印度炮队连长巴富尔为首任驻沪英国领事。巴富尔于1843年11月8日到沪就职，11月17日正式宣布上海开埠。此后，巴富尔就英国租用上海 土地一事与上海道台宫慕久多次谈判，终于1845年11月29日达成协议，英租界正式确定，其后，美租界、法租界也相继建立。英、美、法等国在其租界内享 有管理权和司法权，俨然成为“国中之国”。

 

上海总会大楼 

有了这样的“国中之国”，上海滩上的洋人越来越多。他们在这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土地上居住、经商。在工作之 余，洋人也需要休闲娱乐，寻求消遣。但当时上海并没有符合他们习俗的娱乐社交场所。这样，他们自然而然地就想到把西方的娱乐休闲方式带到上海的租界中来。 由此，各种西式休闲娱乐设施相继出现，不但数量逐渐增多，规模也越来越大。

由于英国人到上海的时间最早，人也最多，影响也就大。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上海开埠，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百年 时间，逐渐形成了以英租界为核心的市中心区域，由东向西的推进模式。如果说南京路是上海的商业区，那么外滩就是上海的中央商务区(CBD)，而以西藏路沿 线为轴线，连带南京路及其支路，形成了上海的中央娱乐区。这些西方娱乐休闲场所主要包括有：

 

1850年，英国人霍格建造的上海第一个跑马场 

跑马场

英国人素有跑马的嗜好。1850年，英国商人霍格等就在现南京西路河南中路交界处辟筑了上海第一个跑马场，而后， 霍格两次抛售价格飞涨的原跑马场土地获利，又于1862年在今南京西路、西藏中路、武胜路、黄陂路一带建造了一个占地约500亩的新跑马场——“上海跑马 厅”，并在此成立了“上海跑马总会”。规定只有年满21岁的外国人才可申请，并经洋人大班组成的投票委员会表决同意后正式入会参加活动。

 

“跑马厅”及上海跑马总会大楼 

 

春秋跑马赛会的场景 

当时，整个上海滩共有五家大型跑马场，“跑马厅”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它每年举办的“春秋跑马赛会”就被视为“上 海盛大的节日”，停止一切商业活动一个星期，上流社会的男女均盛装出席，连地方道台也前来捧场。男人们赛马，赌注下得很大，女士们虽不赌钱，但她们赌扇 子、女帽、雪茄烟甚至雨伞。跑马场利用“一本万利”的幌子诱人上钩，而发财致富的是那些把持马场的洋人。最典型的如英国人马勒，原是个穷瘪三，1919年 拎着1只旧皮箱来到上海，进马会打工，从最初拥有1匹马，不到3年就发展到50多匹，摇身一变成为跑马总会董事和轮船公司大老板。到了1932年，跑马总 会又拆除旧屋，花巨资新建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4层高的主体建筑和8层高的钟楼，并附有大型露天看台。这些建筑即是现在的上海美术馆和人民公园。

 

“东方第一乐府”百乐门舞厅 

舞厅

最早，舞厅并非以独立形式开设营业，而是附属在旅馆内，供住宿的洋人晚上消遣之用。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随着海运 的愈加发达，停泊上海的外国船只也越来越多，大量的外国水手上岸后多聚集在现南京东路河南南路一带。为迎合他们的需要，这里出现了很多咖啡馆、西餐厅和舞 厅。到了三十年代，上海的经济畸形繁荣，奢靡之风盛行，娱乐业迅速发展，其时，舞厅成了中外显贵巨商夜生活的首选之地。

  

上世纪三十年代百乐门舞厅拥挤的舞池 

当时，上海有舞厅百家之多，而同时期的天津舞厅为5家，武汉3家，香港7家；即使当年的日本东京，也难望其项背。 这其中最著名的，是被称为“上海滩四大舞厅”的百乐门、仙乐斯、大都会和新仙林。而法国人经营的百乐门舞厅更是号称“东方第一乐府”，是上海乃至整个远东 的“舞厅之王”。在这里，唱响了《夜来香》、《玫瑰玫瑰我爱你》等世界名曲；捧红了周璇、白光等多位歌后；黄金荣、杜月笙是这里的常客，蒋介石、张学良等 政要曾经光顾，卓别林访问上海停留的那一晚，是在这里度过的，此地还是陈香梅与美国飞虎将军陈纳德订婚仪式的举办场所，可谓“名声远扬”。

 

中国第一座西式剧场——兰心大戏院 

戏院

在沪洋人中，有一部分爱好戏剧的，聚集在一起，排练西洋戏剧，自娱自乐，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业余剧社。 1867年3月，一些英国侨民集资在现今香港路路圆明园附近建造了中国第一座西式剧场——兰心大戏院（LyceumTheatre），数年后，因这座木结 构建筑毁于火灾又两度移址，最终由美商哈沙德洋行于1930年投资在现茂名南路57号重建。重建后“兰心大戏院”是一幢三层钢筋水泥结构建筑，外貌呈意大 利文艺复兴时期府邸式风格，内部仿欧洲歌剧院式样,剧院内富丽、舒适,冷暖气俱全,其现代化的设施装备,在当时的上海首屈一指。除此之外，上海还有多家西 式剧院相继兴建。如：位于派克路（今黄河路）的卡尔登大戏院，1923年由英国人投资建造，以话剧演出为主，可谓是那个时代的“中国话剧艺术中心”。它见 证了中国话剧的成长经历，中国现代话剧扛鼎之作《雷雨》和《日出》都是在此首演而后轰动。另外还有“越剧十姐妹”联合演出《山河恋》的黄金大戏院，梅兰芳 在上海第一次登台演出的丹桂大戏院等等。

 

享有“远东第一影院”盛名的大光明大戏院 

除了以话剧戏曲演出为主的西式剧场戏院，还有以放映电影为主的影剧院，最初，也统称“大戏院”。1908年，西班 牙人雷蒙斯在虹口搭建了近代中国第一家活动电影院，后又修建了第一家正规电影院——维多利亚大戏院，以及夏令匹克、万国、恩派亚、卡德大戏院，一举成为上 海最著名的电影商。但当时最著名的影剧院，莫过于位于现今南京西路216号，由著名建筑师邬达克设计重建，京剧大师梅兰芳亲自剪彩开张，享有“远东第一影 院”盛名的大光明大戏院（后改名为大光明电影院）。

 CLUB：“总会”

然而，开埠以后的上海滩，还有一种比戏院、跑马厅，甚至舞厅、西菜馆和咖啡馆更受外侨，尤其是上层外侨的青睐的娱 乐休闲场所。它是一种专为外侨提供多种休闲服务的商业性文化机构，英文名为CLUB，即俱乐部，而国人则称之为“总会”。总会之“总”，顾名思义，就是无 所不包，吃喝玩乐、男女交际、文娱体育应有尽有。它往往拥有古典的建筑、幽雅的花园、豪华的舞池、精致的酒吧、讲究的餐厅，还附设有弹子房、图书阅览室、 击剑室，甚至网球场等等。哈同、沙逊等一批外国富商在此设宴狂欢、运动健身，炫耀着殖民者的富庶和霸道，而总会的经营者也凭借会员的高额会费和可观的营业 收入赚得盆满钵满。

旧时的上海滩，各国侨民开设的这样的大型总会有十多家，其中英商上海总会、美商花旗总会、法国总会、共济会总会被称作上海滩“四大总会”。

在“四大总会”当中，英商上海总会资格最老，地位最高，势力最强，影响也最大。

1852年初，寓沪英国人就组织了专门的委员会开始谋划。出于对英国生活的无限留恋，他们设想中要建造一个包括俱乐部、剧院、图书室、交易所、拍卖行、弹子房和地滚球场在内的大楼。但如此庞大的计划因财力限制，以及太平天国、上海小刀会起义等种种原因被搁置了。

1862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在大战期间向清军和太平军分别出售军火赚了大钱的在沪外国洋行及侨民们财大气粗起来，又将10年前的计划旧事重提。

英商上海总会大楼的建成，得益于英商兆丰洋行大班福格和英侨上海体育运动基金会的资助。1862年，英商上海总会 的性质确定为以社交为主，其启动资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福格大班在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做西药生意发了大财。为了报答本国同胞们在生意上给予的支持和 帮助，决定拿出洋行北侧一块足有三亩半的土地无偿提供建造总会，这首先解决了建造总会的土地问题；二是英侨上海体育运动基金会在福州路外滩有一个占地约9 亩的小型运动场。他们以6万两银子的价格卖给了汇丰银行，其中1万两用于股东分红，余下的5万两就给了总会用于兴建大楼。就这样，地皮和资金等关键问题解 决了，总会的建造从此一帆风顺。

1863年，英商上海总会建筑工程破土动工，1864年建成。至此，英商上海总会（英文名为ShanghaiClub,BritishClub）正式开张了。

外滩的标志、“东洋的伦敦”

 

早期的英商上海总会 

新建的总会大楼位于现今的中山东一路2号（俗称外滩2号），是一幢典型的英国3层砖木结构建筑，建筑的外观显得十 分古朴典雅，外墙用红砖镶砌，正立面朝东，面对波浪平展的黄浦江，每层都有近似于阳台的廊，带着点东印度建筑的痕迹；主立面以居中的三角顶为中轴线，两侧 形成严格的对称，具有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特征。在当时的上海，该总会的确算得上是一座规模巨大而又华丽的洋楼。在其后建成后的45年中，一直是外滩的一 座标志性建筑。大楼内除了有会客室外，还设计了两个大餐厅、两个小型的餐厅、小弹子房（桌球）、大弹子房（保龄球）、棋牌室、图书室、阅览室、酒吧间等， 以供寓沪外侨社交和消遣之用。

 

1910年翻建的上海总会至今仍是外滩的标志性建筑 

到了20世纪初，英商上海总会这座砖木结构的大楼已使用了40多年，建筑已经陈旧，各种娱乐设备也已落伍了。而经 过半个世纪在上海的经营，上海滩上腰缠万贯的英国侨民已比比皆是。总会决定拆楼重建，并从1905年开始筹备，由工部局工务处英国皇家建筑师塔兰特和布雷 两人设计，英商怡和洋行、卜内门洋碱公司、汇丰银行、电车公司以及正广和汽水厂等联合投资建造，英商聚兴营造厂施工。新楼于1909年初竖立奠基 石，1910年1月6日正式开放。这个以其势利、马提尼酒和一百英尺长吧台（据说是当时世界最长的）著称的总会的新大楼呈现世人面前。

 

1910年安装的铁笼电梯为中国最早使用的电梯之一 

新翻建的上海总会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打破了当时外滩千篇一律的砖木结构样式，据说这也是上海第一座钢筋水泥建筑，至今仍是上海外滩万国建筑群中的一座标志性建筑。大楼占地870多平方米，建筑地面5层，地下1层，建造共耗银45万两。

 

大楼顶层的塔楼屋顶采用变形的芒萨尔式，开上海建此类屋顶先河 

 

当年有多少大班们在这110英尺的酒吧台前觥筹交错、酩酊大醉 

重建后的总会大楼外观整体具有典型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风格，但其中部分墙面装饰又带有巴洛克特征，显得气派豪华。 室内装潢由日本建筑师下田菊太郎参照著名的日本帝国饭店风格设计，装饰华丽，人们因此称该建筑为“东洋的伦敦”。但其中也有几处仿照英国王宫，如弹子房有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王宫的装饰特点，底层酒吧有英王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格调，内有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酒吧吧台，即长达34米的黑白大理石酒吧柜台，故上 海总会又有“皇家总会”之称。总会内除有弹子房和酒吧外，还有豪华的阅览室、餐厅、棋牌室、大菜间、宴会厅。地下室有地滚球场。三楼、四楼是旅馆，五楼是 宿舍。

以极欢乐之乐 使忘羁旅之愁 

上海总会新楼落成开张的那天，外滩从广东路到洋泾浜一段交通封闭，马路边列着一队队印度锡克族巡捕，总会门前人头 攒动。会员们和被邀请的来客等待着老会员霍必兰在总会委员会主席波莱特和建筑师布莱的陪同下来到总会，亲手将赠与他的钥匙插进新楼大门时，四周掌声雷鸣。 总会大楼以这样的典礼宣告正式开放。被称为清末“东南第一笔”的池志澂在其《沪游梦影》中曾经这样描绘当时上海总会的灯红酒绿：“或打弹子以消闲；或拉风 琴而奏曲；或杯邀红友别寻酒国之春；或几倚青奴共索花间之句；以至围棋蹴踘，跳跃高歌，任意嬉娱，毫不拘检。”

 

清末“东南第一笔”池志澂 

英商上海总会是上海英侨中最有势力的社团，所以英侨在上海的许多重要活动或由总会组织，或在总会中举行，包括欢迎西方要人光临的盛大活动。

1873年11月17日是上海开埠30年庆典日，上海的英侨在总会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第二天的报纸纷纷报道了 总会活动的盛况：“龙肝豹髓之珍，麟脯凤胎之美，无不罗列几案以供先尝；而佳酿葡萄、深杯鹦鹅，觥筹交错，欢乐未央。饮酒之余，复行奏乐，琴瑟笙钟之韶， 金石丝竹之音，纷纷杂作，嘈切可听。西妇复娇音顿足，以妙歌舞之；节前喝后，于联袂拊掌。以极欢乐之乐，使忘羁旅之愁。”

 

美国前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来访时与李鸿章的合影 

1879年5月17日，卸任美国总统不久的格兰特（Grant）出访抵达上海，下榻虹口的礼查饭店。21日，英商 上海总会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他们在上海总会大楼屋檐上安装了弯成“敬贺格兰特”英文字样的铁管，在铁管上开了无数小孔，然后接通煤气，一经点燃，颇为 壮观闪耀的煤气灯火将“欢迎格兰特”的字样打了出来。也许这可算是上海最早的原始“霓虹灯”吧。

 

1890年访问上海的英国王子康诺特公爵 

1890年4月8日英国王子康诺特公爵偕夫人普鲁士公主路易斯·玛格里特环球旅行途经上海，上海总会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上海工部局还特意将一条新筑成的马路命名为“康诺特路”（ConnaughtRoad，即今康定路）。

上海第一个会员制的俱乐部

除了举办重要活动，新建成的上海总会，主要向会员开放。上海总会是上海第一个会员制俱乐部，规定必须在上海居住了 六个月以上，而且有两名会员介绍的男性外籍侨民方能申请会籍，拒绝华人和女性入会。申请入会者的名字公开展示三个月后，由会员投票决定是否接纳。十九世纪 末来华的英国班戈勋爵在经过一系列手续，并接受总会会员拷问，最终于被准许入会后感慨道：“入会真是件很难的事”。一旦有机会成为会员，还需缴纳会费。当 时有会员1300多人，其中英国人占四分之三。每个会员须交纳125元会费，仅此一项，便足以维持上海总会的运营。

会员的资格，不仅是腰缠万贯的体现，而且也是高贵身份的象征。因此成为总会的会员是很多外国商人、侨民追求的目标。而一旦入会后被开除，那就是一种耻辱。历史上，上海总会曾发生过两起开除事件。

一件发生在1918年9月。当时，美国骑兵第九队棒球队应邀来上海比赛。不料这支颇负盛名的球队，却屡战屡败。一 支强队决不可能这样接连输给弱队的，其中必然有鬼。不久，“鬼”被揪出来了。原来是英国商人裘达爱斯拉伙同伊里爱斯拉、根斯堡格二人为美国骑兵第九队棒球 队的输赢掷下了巨额赌金。美国棒球队一到上海，裘达爱斯拉就许以重金将他们收买了，要他们一路输到底。此事被英文《沪报》主笔陈友仁和英国人尼尔逊获悉后 予以批露和攻击，其他西文报随之刊登，闹得沸沸扬扬。上海总会遂将裘达爱斯拉开除出会。裘达爱斯拉却反控陈友仁和尼尔逊以毁谤罪。公共租界当局暗地施加压 力，力图私了。《沪报》给了陈友仁一笔津贴，让他到出国“疗养”；尼尔逊不愿私了，却在庭审未果之前，先被上海总会以“败坏西人名誉”开除会籍。经几次诉 讼，尼尔逊知道胜诉无望，最后只得妥协，而他唯一的要求就是恢复其上海总会会员资格，可见该会籍之重要。

 

曾任国民党外交部长的《沪报》主笔陈友仁 

另一件发生在1915年。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德国人用潜水艇封锁英国的海上运输。1915年5月7 日，德国潜艇V—20号击沉了英国邮船鲁西塔尼亚号，致使1198人遇难。消息传来，英商上海总会认为德国人袭击民用船只，残杀平民，根本不配留在总会 里，于是，就把他们全部开除了出去。

繁华的淮海中路，尽管正值寒冬，车辆依旧川流不息，道路旁掉落的梧桐叶黏在湿漉漉的地面，行人走过会发出“咔嚓咔 嚓”的声响。熟悉上海历史的都知道，1943年以前，淮海中路本叫霞飞路，是当时法租界的一条主干道。离开淮海中路沿着茂名南路往北走，拐角处便是了花园 饭店的裙楼——从前的法国总会。

有人赞叹道，它像是一颗法国人遗留在上海的珍珠，外貌精美、装饰华丽，工艺细巧。

 

1904年建造的第一座法国总会建筑 

最早的“法国总会”

20世纪初，在沪法国侨民逐渐多了起来。他们在法租界成立了一个俱乐部作为聚会之用，但场地狭小。1904年，法 租界公董局出资在现今的华龙路（现为雁荡路）、环龙路（现为南昌路）买了块地，建立了法国总会(Frenceclub)，以供法国侨民娱乐健身，而法国总 会每年象征性的向公董局交一块钱的房租。

 

昔日的法国总会，如今的科学会堂 

总会的房子由法国建筑师万茨·舍伦设计，整幢建筑为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外立面以红色为主色调，配以红色瓦砖屋 顶，屋檐上高嵌的米色时钟特别显眼，具有法国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特征。楼房的层高很高，开间很大，地板和宽大的楼梯均用楠木制成，硬木护墙板一直做到顶， 很气派。楼内设有舞厅、餐厅、酒吧、击剑室等等。南面是一个6000多平方米的花园，大草坪上有网球场，还有玩法国式滚木棒球的场地，所以这地方也被称做 “球场总会”。

德国人新建的“法国总会” 

“法国总会”建立后不久，在沪德国侨民见英国人、法国人在上海都有自己的“总会”，心里不服，就集资在靠近法租界 的旁边买了地，建造了一个德国侨民乡村总会。1914年，法租界公董局通过越界筑路强行扩大租界，将法租界西界划到梅格路（现为华山路），德国总会所在地 从而处于法租界范围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德两国成为敌对国家。1917年3月17日，中国宣布和德国断交。3月26日，法租界当局没收了德国总 会。但当时所有权仍然属于德商三发洋行。公董局控管了德国总会后，将其改名为凡尔登花园，并于6月1l日对所有外籍侨民开放，进内游览。8月8日起，又在 花园内举办游览大会，一时热闹异常。从这天开始，国人能够进去游玩。

 

1910年的德国侨民乡村总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法国对战败国德国进行了财产清理。在对德华银行进行财产清理时，同时对欠该银 行钱的德国人和德商洋行进行追控。法租界会审公堂下令将欠债的德商三发洋行的凡尔登花园拍卖，以抵偿债款。1918年l2月11日午后，拍卖会开始，最 终，由法租界公董局以九万五千两白银的总价，拍得该园土地六十一亩九分九厘一毫、洋房(包括原来所有的家具)一幢。

 

1926年刚建造完工的第二座法国总会建筑 

1925年，在沪法国侨民要求扩建十年前建造的法国总会。法租界公董局决定在迈尔西爱路（现为茂名南路）、蒲石路（现为长乐路）十字路口西南侧，即原先德国总会的地址上，建造一座规模更大的法国总会。

 

至今风采依旧的法国总会建筑 

在法租界内，无论是霞飞路（今淮海路），或是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贝当路（今衡山路），潘兴路（今吴兴路）， 种种的痕迹都是在纪念一战中法国的光荣胜利。可见当时的法国人，是把自己对祖国在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和对祖国文化的自豪与认同完全投射到了远在东方的这块 土地上。

 

造型玲珑精致的金属饰花扶梯 

有着弹簧地板的金色舞池

同样的，他们再次把他们引以为豪的艺术与文化投射在这幢建筑之中。战争是会让人疯狂的，越是艰苦的战争越是能激起人对享受与新生的渴望。经历战争的法国人把这种对生的热情都融入了这幢建筑当中：装饰是当时最时髦的、风格是奢华的，里面生活也应该是最惬意与舒适的。

 

以弹簧地板著名的椭圆形舞池 

新建的法国总会由法商赉安洋行设计，姚新记营造厂承建，于1926年竣工。建成后的总会建筑面积为6000平方 米，楼高3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平面呈“凹”字形，坐北朝南。其南立面中央和两端均有突出的圆形立面，其余都为阳台式的长廊。顶层为平屋面，四周围以 水泥栏杆，中央还建有望亭两座，形成屋顶花园。宴会厅天花所采用的玻璃发光顶棚，它的彩色拼花图案即使在当时的巴黎也是最时髦的。总会内建有游泳池、舞 池、弹子房、餐厅、厨房和酒吧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舞池，铺设地板时采用木框架结构，部分的地板下设计有弹簧，在此轻舞一曲华尔兹顿有轻盈翩翩的感觉。它 是上海第一家设这种地板的舞厅。总会的室外面积约两万平方米，除大草坪之外，还辟有20个网球场以及其他球场。

 

保持原貌的二楼阳台式长廊 

美国记者爱狄·密勒(G．E．Milller)在其著名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一书中以略带夸张的笔调写下这 么一段话：“法国总会的一切都很意识化，从建筑，从装饰，并且门内的空气与门外完全不同，金碧辉煌的大厅包裹着一团氤氲之气。灯光照射在一缕缕的烟气上， 幻为奇彩，真比锦霞还要好看。一切的人，无论是老的还是少的、男的还是女的，都在鲸饮，在狼吞，在畅谈，在哗笑。人间假使有天堂的话，这里大概就是了。”

法国总会以董事会为组织形式，从1926～1942年，一直由法国人掌权。它的服务对象是英、法等国的侨民，不对中国人开放。

上海开埠后不久，美国人就在虹口地区建立了美租界。1863年，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改称英美租界。在沪美侨虽然来得较早，却一直没有建立美国总会。以至于1916年2月19日，由美侨发起的庆祝华盛顿诞辰184周年大会，也不得不假座礼查饭店举行。

最初目的是为打桥牌 

1916年夏天，有一群经常聚集在一起玩桥牌的美国人，为了有个固定的场所，并在打牌的同时能解决吃喝问题，选址 江西路39号，成立了一个叫做“大满贯俱乐部”的桥牌俱乐部，由美华公司驻华总经理萨特利担任会长，会员设定为52人，其中职务最高的是美国驻沪领馆副总 领事欧登司，其余大多是一些洋行的董事、经理。

 

江西路39号早期美国总会的入口处 

俱乐部成立后，很受欢迎，要求加入的人很多，单一的桥牌俱乐部根本无法满足美侨开展各种活动的需求。1917年7 月4日，美国在沪侨民总会暂借位于今南京东路与河南中路交汇处附近的殖民银行（当时门牌号为南京路33A）楼上举办美国国庆活动时，终于宣布成立“美国人 俱乐部”（AmericanClub），并在特拉华州注册登记。因当时上海民众将美国称为“花旗国”，所以，“美国人俱乐部”又被称作“花旗总会”。

 

早期美国总会的阅览室 

花旗总会一开始仍在江西路39号内举办活动，1917年底，美国在沪侨民总会买下了破产了的美商协隆洋行位于福州路23号（今福州路209号）的地产，用于建造花旗总会大楼。

 

新建的花旗总会大楼 

该楼于1923年5月破土动工，由美商克理建筑画测公司（Curry,R.A.）设计，华商鑫经记营造厂中标承 建。于1925年8月落成。这是幢钢筋混凝土建筑，占地面积916平方米，建筑面积6753平方米，连地下室共7层。外观采用美国殖民时代的建筑风格，仿 欧洲新古典主义威尼斯式。正立面竖三段式。底层至六层外墙砌着从美国进口的赭色墙砖，以白水泥嵌缝。正门两旁各置两根塔什干式石柱，构成装饰性的走廊。二 层为落地长窗，外面挑出长阳台、铁花栏杆。每层窗户皆呈长方形，窗楣呈白色弧形。最高层外墙以白瓷砖贴面，拱形长窗，外壁装有双柱。屋顶挑出檐口。地下室 半露出地面。进门但见大理石楼梯盘旋而上平台，通向内厅。地坪亦用大理石铺成。

底层扶梯后面是餐厅，东为酒吧，西是弹子房。二层设有休息室、扑克室、麻将室、阅览室、舞厅等。三楼以上为客房， 供会员们住宿用。大楼内电梯、水汀、锅炉等一应俱全，且质量上乘。花旗总会的规模已胜过位于广东路外滩的英国上海总会。据1920年出版的英文《上海游客 及侨民手册》记载：该总会允许其他国籍（非中国籍）侨民加入。入会费为每人50美元，每月另需缴纳7美元会费。内设餐厅、弹子房、酒吧及宿舍。开始时有会 员400名。

那些人那些事 

誉满上海滩的匈牙利设计师邬达克 

花旗总会大楼虽由美商克利建筑画测公司设计，但实际上，真正的设计师是当年著名的建筑师匈牙利人邬达克（L.E.Hudec）。

拉斯洛·邬达克，1893年生于斯洛伐克的一个建筑世家。1914年毕业于布达佩斯皇家学院建筑系，1916年当 选为匈牙利皇家建筑学会会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加入奥匈帝国军队服役，但不幸成了沙俄军队的俘虏，被送往西伯利亚的战俘集中营监禁。因邬达克既有 军官身份，又懂建筑技术，在狱中非但没服苦役，还享受到特殊待遇，如允准与家中通信等等。

 

著名设计师邬达克 

1918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邬达克趁乱从战俘营逃脱，抵达上海。那年，他25岁，身无分文，流落异乡。这时， 他的建筑教育背景帮助了他。他在美商克利洋行从做助手开始，逐渐展露才华。在克利洋行的7年中，他设计了一批包括医院、俱乐部、学校、银行、教堂、电影 院、剧院在内的建筑。这段时期的代表作有：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名片”的卡尔登大戏院；现今上海市区内最大的基督教教堂沐恩堂；以及花旗总会大楼。

真正让邬达克声名鹊起的，是1925年他在圆明园路209号开设邬达克打样行（即建筑师事务所）开始。1925年 到1938年期间，他先后设计了上海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百乐门舞厅等诸多建筑，逐渐成为上海最有名望最活跃的建筑师，几乎垄断了当时上海的经典建筑 设计。据统计，目前能够证实的，由邬达克设计的建筑项目已超过60项，其中有25项被列入上海市优秀保护建筑。

邬达克的幸运就在于，他在上海的几十年，恰好赶上了上海的建筑黄金时代。当时的上海是一座完完全全的国际大都市，来自各国的建筑师和大批的“海归派”带来了世界上最先进时髦的建筑理论、建筑模式和建筑材料，上海因此成为展示世界近代建筑风格的大舞台。

 

旅沪美国律师阿乐满 

旅沪美国律师阿乐满：为苹果馅饼抗争

说到花旗总会，便不能不提到一位名叫的阿乐满的旅沪美国律师。

诺伍德·阿乐满（NorwoodF.Allman），1916年以美国驻华公使馆见习翻译身份来华。20年代初曾 先后出任美国驻沪领事、公共租界会审公廨陪审官等职。后来，脱离外交界，在上海开起了律师行。他也是位社会活动家，曾任万国商团美国骑兵队队长、上海扶轮 社社长、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等职，自然也是花旗总会的“热心”会员。

阿乐满在其《上海律师》一书中写道：“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总会对居住在上海的男性侨民更具重要性。花旗总会堪 称旅沪美侨的社会活动中心。她拥有5层楼面、约50间设施豪华的房间供会员们享用，素有‘男人避难所’之称。每逢7月4日国庆日，或华盛顿诞辰日，旅沪美 侨都会在此庆贺一番。其他社团也常聚会于此。

阿乐满在花旗总会最出名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花旗总会开张后不久，阿乐满发现总会餐厅内不供应在美国非常受欢迎的传统点心苹果馅饼，他就向总会管理 委员会提意见，但一直得不到满意答复。阿乐满只要一有空就跑到花旗总会去找管理委员会的人交涉，竟然坚持了好几年。按阿乐满自己的说法就是“我闲暇时最艰 苦的工作之一，就是单枪匹马地为争取能在总会全天候地吃到苹果馅饼而奋斗。为此，我同顽固不化的总会管理委员会苦斗了数年。最终他们完全屈服了，总会开始 24小时供应苹果馅饼。”

第二件事。建造花旗总会大楼花费了125万块银元，时折美金约30万元。这笔费用主要靠发行债券筹集。不久，总会 便发现这笔债务很难偿清，债券兑现被一再延期，竟至1953年才能完全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上海成为“孤岛”，形势动荡。总会财务委员决定变卖总 会大楼，将所得钱款先兑现债券，剩余部分用于另外租地造屋。而当时出得起大价钿的，只有对这幢大楼心仪已久的“小日本”。但这个计划遭到了以阿乐满为首的 “极易感情用事的会员们的强烈反对。”反对理由是：“无论何时，总会都起着一所战地急救所的作用。我们宁愿让这座美国人所有的建筑，随同迎风飘扬的星条旗 一起倒下，也不愿用任何方式易帜。我们都有种同样的感觉，即出卖总会就意味着退出中国，而我们中的任何人绝不会心甘情愿地迈出这一步。”

在外滩，除英、德两总会之外，还有一个少为人知的外国总会，即共济会总会。

“共济会”英文名为Freemasonry，字面之意为“自由石工”，它起源于中世纪的石匠和教堂工匠的行会，其 入会仪式最早可溯至公元前十世纪。共济会并非宗教，在成立初期属于一种秘密结社，后随着英帝国的向外扩张，共济会得以向殖民地和非欧洲国家传播，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国际秘密组织。它的主旨在传授与执行其互助纲领。由于共济会行事神秘低调，所以引发人们的神秘感。共济会遍布全球，会员来自社会各行业各阶层。英 国前首相丘吉尔、美国前总统华盛顿、罗斯福和杰斐逊都曾是共济会的成员。电影《达芬奇的密码》中描写的神秘的西欧“圣殿骑士团”，也被看作是共济会的前 身。

 

共济会会徽：圆规、角尺和象征神（God)的字幕G 

共济会来到中国，建立“规矩堂” 

1759年末，共济会成员搭乘东印度公司的卡尔王子号“PrinceCarl”到达中国广东，这是共济会在中国活动的最早记录。上海开埠后，英国共济总会将原先设在香港的皇家苏塞克斯支部转移到了上海，又相继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北方支部和多斯加支部等十多个组织。

 

1865年建造“规矩堂”时举行了宏大的奠基仪式 

组织相继建立后，活动场所也随之建造。1849年英国共济会总会授权在南京路上建造了上海第一座共济会建筑中国北 方会所（theNorthernLodgeofChina），1861年又在广东路建造了第二座建筑。但随着共济会会员逐渐增多，原有的大楼已显得有些拥 挤。共济会北方支部、皇家索塞克斯支部和多斯加支部联合投资在外滩的中山东一路29号原“东方汇理银行”大楼（现属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北侧建造了一幢新 的大楼。该大楼于1865年7月3日奠基，1867年9月27日落成，包括购地费用在内，共花费4万两银子。

大楼外观朴实粗壮，颇具气度。楼高三层，踏过大楼正中三级台阶，由左右二石梯分道而上，即进入二楼前两侧的阳台。 阳台下有两扇临街的大门，为进入铺面而设。由阳台则可进入二楼和三楼。楼内设有共济会各支部的办事处。二楼和三楼中还设置图书室、阅览室、会客室、餐厅、 酒吧间和弹子房。餐厅也常作为西方人士聚会、宴请之所。这幢大楼英文名为“Masnonic Hall”，另外，经时任英驻沪领事麦特赫斯特建议，起了一 个中文名字，叫做“规矩堂”。来源于共济会的标志“圆规和角尺”。

  

共济会总会（MasonicClub）成立后租用“规矩堂”二、三楼为活动场所 

1882年，为了满足共济会会员集会和休闲活动的需求，在上海的多家共济会组织共同决定成立共济会总会，即 MasonicClub。由于在这之前，外滩已有英商上海总会的存在，而共济会总会的性质和英商上海总会大致相似，所以共济会总会又被人称为“新总会”。 共济会总会建立之后，租用了“规矩堂”内除共济会组织办事处办公之外的设施开展活动，而要想申请成为俱乐部正式会员，首先必须是共济会会员。

 

1910年重建后的“规矩堂”，二楼为共济会总会活动场所 

1907年底，随着共济会及俱乐部成员再度增多，规矩堂已无法满足要求，于是共济会总会决定对原建筑实施重建。重 建由建筑师克累斯太和约翰生负责，将原先的“规矩堂”全部拆除后重新建造新楼，并于1910年11月完成，共花费白银13万两。新建后的大楼，底层较稳重 而略显呆泄，往上平实和精致相织，顶部另一番特色，繁华的气息通过精雕细塑时时透出。楼高四层，一楼设有众多会议室，因其拥有当时最优良的设施而备受欢 迎，楼内大厅也常出租为其他社会活动提供场所。二楼整层由共济会总会租用，设有图书室、弹子房等，三楼用作共济会组织办公，四楼设有住宿客房。但到了 1930年，共济会将大楼出售给了日本邮船会社，后者买下这幢建筑楼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快就把它拆除了。

 

1931年共济会组织在北京西路1623号再新建一座共济会堂 

1931年，共济会组织在现今的北京西路1623号又新建了一座共济会堂，共济会总会也随之迁入其中。大楼高四 层，米色的外表，气派的大门，以及大门两旁漂亮的爱奥尼亚立柱直达二楼，顶部的山花下，饰有六芒星图案。最称奇的是在大楼每一层的公共空间里，都会有几对 立柱做为装饰。这幢大楼大门两旁的那对石柱和楼内各楼层装饰的对柱，实际上都是“共济会堂”建筑内的另一个重要标志，至今仍是世界上所有“共济会堂”最重 要的组成部分，它们象征着”共济会”的起源。会堂东墙下的奠基基石上，记载由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共济会领袖共同铺设。石碑上刻的“al5931”为共 济会纪年历。根据《共济会宪章》中所称，共济会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这一年称为a.l.（annolucis，光明之年），所以石碑上刻的 “al5931”即为减去4000后的1931年。

 

至今留存的共济会会堂石碑 

影响中国历史的共济会总会会员 

即使在旧上海，共济会总会也给人以一种神秘感，不少共济会会员的身份更是不为人知，但其中不乏重量级人物，他们的行为，甚至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罗伯特·赫德 

清政府的“太上顾问”：赫德 

罗伯特·赫德（RobertHart），中文名“鹭宾”，英国共济会会员。1854年5月19岁时来华现在广州领 事馆任职，1859年任广州粤海关副税务司。1861年起在上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职务。1889年被清政府授于三代正一品封典，1901年被封为太子少保 衔。他担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整整50年（1861年－1911年）。任内建立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中国海关管理制度，新建了沿海港口的灯塔、 气象站，并创建了中国现代邮政系统。在权利鼎盛时期，他不仅控制着清政府的财政命脉，而且直接左右中国的内政外交乃至文化事业，是中国半殖民地社会前期代 表英国进行半殖民统治的主要人物，就如他所自称的那样，是中国政府的“太上顾问”。他曾向清政府提出许多改制强国的建议，不过这些建议要到30年以后才引 起中国改良派的共鸣。他在这些建议中写道：“如果政策改变了，中国可以成为各国的领袖；如果政策不改变，它将变成各国的奴仆。”1866年，赫德回国完婚 时，劝说清政府第一次派员出国考察。1879年，赫德协助清帝国购买8艘军舰，这成为中国北洋海军的起源。

在这期间，由于赫德长期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效劳，受到欧洲各国政府的表彰。瑞典、法国、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葡萄牙、荷兰、普鲁士等国政府，纷纷授于他各种荣誉，英国政府授于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最高级勋位爵士，并于1893年封为从男爵。

 

清政府在赫德死后为其树立的铜像 

1911年，赫德死后，清政府又将最后一个代表着朝廷最高荣誉的太子太保的头衔授给了这个外国人，而此前被授予这个头衔的，仅有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个人。并且，清政府还在上海外滩为他树立了一个全身铜像。

 

虞洽卿 

上海滩超级大亨虞洽卿 

虞洽卿，浙江镇海人，早年到上海当学徒，后经商发迹。1923年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

1927年1月，蒋介石率北伐军进逼上海。上海共济会组织怕利益受损害，在和上海商界大佬秘密协商后，决定派虞洽卿去见蒋介石。因为，虞洽卿不仅是蒋的同乡，在蒋介石以前落魄上海时曾给他很大帮助，更重要的是，虞洽卿早在洋行做买办时就是共济会总会的座上客了。

1927年2月初，虞洽卿赶到九江见到蒋介石，先问了两个问题，一是你说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你真要帮助穷人 吗？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办？二是北伐军要打倒列强，我们还跟洋人做生意昵，怎么办？蒋介石的回答只有简短的两句话：“穷赤佬怎么靠得住？”“洋人怎么打得 过？”但紧接着，蒋介石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虞洽卿回去后“跟杜先生（指杜月笙）、黄先生（指黄金荣）说一下，帮我维护好上海治安”。二是为北伐军筹集 一笔军饷。对此，虞洽卿当然满口答应。一个月后，虞洽卿带着由共济会一系的外国银行（荷兰银行、英国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和上海总商会筹措的 300万大洋银票来到已进驻南昌的蒋介石行营，并议定了北伐军进入上海后的治安计划。

3月26日，北伐军进入上海，虞洽卿当晚就去见了蒋介石。3月29日，蒋介石公开明确表示，“此次革命成功，上海 商界暗中助力，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4月1日，得到蒋介石保证的外国银行和上海商 界再次送给蒋介石300万元银票。

没过几天，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事后，虞洽卿作为外国银行及上海商界的代表又给付蒋介石300万元银票。

不仅如此，此后，虞洽卿还先后三次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出面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共7000万元，这些公债大多由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和上海商界认购。

虞洽卿可说是共济会与蒋介石政府联系的非常重要的纽带。

西方娱乐休闲行业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进入上海并迅速发展，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其鼎盛时期。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上海滩所有娱乐休闲场所的经营都受到了巨大冲击，“四大总会”也不例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耀武扬威开进租界 

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对美国开战，同时开始在远东其他地区消灭英国、美国的势力。12月8日，日 本军队对英美法在上海的租界进行攻击和接管。当天清晨，日军车辆和步兵列队进入英国、美国控制的上海租界，英美军队根本不敢抵抗就被缴了械，只有一艘英国 军舰想从黄浦江逃出去，结果被日军击沉，另一艘美国军舰投降。紧接着，日军又接管了法租界，整个上海变成了沦陷区。外国侨民，尤其是富商，纷纷逃离上海。

“四大总会”中的英商上海总会被迫关闭，但不久就被日本军队占领，作为日本海军武官府。法国总会起初用悬挂德国纳 粹扶植的“维希政府”的旗帜来躲避日本军队，可没过几个月，日本人就以征用的名义接管了法国总会，并将其作为日本占领军司令部的一部分。花旗总会里的美国 人则全部被日本兵赶了出来，楼顶换上了日本旗。这到也兑现了阿乐满的预言，总会随同楼顶上的星条旗一起倒下了。此时的阿乐只能在其文章中充满愤懑地写道： “我真不知道如此险恶用心日本人已怀多久！”共济会组织则被日本占领军勒令禁止活动，共济会总会也只能关门了之。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四大总会”回到了原先主人的手中，但已今非昔比，盛况不再。英商 上海总会由于大量侨民回国，会员大幅度减少，所得收入只能勉强维持运营。给战争搞穷了的法国侨民总会虽然夺回了总会大楼，但再也无法确保正常运营，无奈之 下，将一楼和室外球场交给国民党上海政府经营，易名为“上海体育总会”，同时开始招收中国会员。将二楼全部租借给美军，作为美军军官俱乐部。即使这样，到 了1949年初，法国总会再也无法维持，只能宣告破产。最终，地皮和建筑被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接管。花旗总会虽恢复正常活动，但经营情况已大不如以前。随着 解放战争的推进，美侨纷纷离开上海，花旗总会也遂告结束，其产业被国民党上海政府收买。只有共济会总会，一直奉行低调的作风，其活动仅限于共济会成员范围 之内，对外影响较小。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共济会组织以及共济会总会的活动也没有受到干扰，直到1952年，中国内地的共济会成员已所剩无几，共济会中国 分会组织才迁往香港，共济会总会同时无疾而终。至此，上海滩“四大总会”这段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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